论有效的货币政策的前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前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来，作为宏观金融调控的货币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一直是理论界和社会方方面面关注的焦点之一。人们十分关注货币政策的操作取向，并利用货币政策时滞的长短和货币政策的最终效力云衡量货币政策的实施效应，得出我国货币政策有效与否的结论。最近一个阶段的倾向是，我们的理论认识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面对近两年始终启而不动的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人们一味地强调如何扩大货币的供给，操作上也接连地采取不断降低存款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和再贴现利率、对存款利息所得恢复征收税率较高的税金、积极发展消费信贷等措施。人们始终相信，力度较大的货币政策实施必能启动投资、消费，将经济运行带出谷底；另一个极端是，由于已经实施了力度较大的货币政策，甚至是“对经济病体下了猛药”，然而经济的实际走势却始终不尽人意，不仅货币政策的时滞期加长，而且货币政策的效应有陷入“流动性陷阱”的迹象，使人们开始对经济低迷时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
这两种倾向都是不足取的。如果不考虑实际需求盲目地实施力度很大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就眼前看可能会达到某种目标取向，但同时也会留下较大的后患，甚至可能会再度出现新的通货膨胀，而经济却未出现有效增长的局面；如果对货币政策的实施完全失云信心，则更是没有根据的。我国近两年货币政策效果不尽理想是事实，但这种局面的造成是与客观经济环境的变迁直接相关的。就货币政策本身而言，其固有的功能是不能否认的。我认为，这两种倾向的产生都基于一个根源，即忽视了有效的货币政策所依赖的前提条件，而恰恰是这些前提条件决定了我们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对有效实施货币政策的前提条件进行深入研究，并据此操作，对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避免盲目性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有效的货币政策前提之一：提供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宜的货币供给
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都一直强调，货币在量上的供给应与经济发展对其需求相一致，以避免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然而由于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在量上的测度难以把握，货币供给的内生、货币乘数的作用、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不定等因素的影响，使各国的货币供给与经济发展对其需求量都出现或大或小的偏差。弗里德曼在论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时就曾指出，在1929～1933年的大危机期间，“美国金融当局执行的是高度收缩通货的政策。在危机期间，美国的货币流通数量减少了三分之一。……联邦储备制度强迫或允许急剧减少货币准备金，是因为它未能履行联邦储备法指派给它的为银行体系提供周转的流动性的职责。大危机是证明货币政策的力量的一场悲剧。”（注：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政策的任务》，载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第58卷，第1期。）我国1988、1994等年度出现的高度通货膨胀，也都是有货币供给支持的。1988年和1994年我国的GDP增长率分别为11.3%和12.7%，而这两年里与短期经济指标密切相关的M[,1]的增长率则分别达到了22.5%和26.8%。与经济增长要求不相宜的货币量供给以及来自消费、投资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推动了这两年的通货膨胀率分别达到了其所在十年内的最高水平。近两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为7～8%，狭义货币M[,1]增长率在11～16%之间，我认为这种状况可以说货币的供给基本上满足了经济发展对其的需求。尽管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率，但是考虑到多次降息后各经济主体尤其是居民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的增强，使货币周转中“飞翔的货币”的漏出增多，“栖息的货币”量增加，货币流通速度放慢，货币供给的增长客观上要求快于GDP的增长。但是，货币供给量的增长高于GDP的增长率多少为适宜是我国金融理论应深入研究的问题。货币学派曾针对西方发达国家平均GDP增长率在2-4%的实际，提出货币增长率控制在5%左右为宜的模型。但无论是理论推断还是实证演绎我们都很难套用其模型，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只能借鉴西方的研究方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找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供求均衡关系。从短期看，在没有通货膨胀的背景下，我国仍可沿用经济推断数据，如GDP增长要保持在8%左右，M[,1]的增长率要达到15%左右，或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不超过GDP增长速度与物价上涨率之和的水平等；但从长期发展战略出发，我国应该综合考虑经济增长、货币内生强度、货币乘数、货币流通速度演变趋势及规律等因素，建立我国货币* 供给量测度模型，并在实践中不断检验，缩小误差，用科学的方法指导货币政策的操作。从2000年来看，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目标将略高于上年水平，为了达到将物价上涨率控制在1%的水平内的目标，并调动内需的扩大，M[,1]的增长率应以略高于上年的水平为宜。
货币供给除了在量上要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外，它结构上也要积极促进经济的增长。新增的信贷资金对生产领域的投入应该集中在有市场、有效益、有创新能力、有发展前景的企业贷款项目上，积极倡导“为未来投资”；对消费领域的信贷集中于开拓家庭汽车、住房、教育及其它大宗消费品和旅游项目上；对出口换汇项目也应是扶持的重点，以支持我国实现外汇收支平衡目标。
二、有效的货币政策前提之二：实施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宜的货币政策手段
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的转变，客观上使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转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些年来，我国已开始善于利用市场化调控手段来影响经济运行，诸如三年内六次降息、1998年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信贷规模管理代之以资产负债管理、风险控制，并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吞吐货币、影响流动中的货币量等。但是，从总体上看，货币政策手段的“市场化”水平还不高，一些方面还依赖行政性直接控制。以1998年为例，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扩大内需，在商业银行自我约束强化、“惜贷”的条件下，中央银行采取了明显的行政性手段调控经济。表现之一是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指定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认购，并要求商业银行提供相应的配套贷款以支持国内基础建设；表现之二是为了促进商业银行增加贷款、企业增加投资，本应由中央银行在货币市场进行操作，利用购回货币市场信用工具来完成的调控，由于现存的货币市场缺少可供操作的对象，中央银行在无奈之中或明或暗地恢复使用了已宣布取消的分配信贷规模的手段。显然，行政性的直接调控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宏观间接调控是不相宜的，其结果可能是暂时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成效，但却有着“急功近利”的特征，并会留下很多问题，使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实施步履艰难。
与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宜的货币政策手段包括利率、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等，这些手段是与行政手段大不相同的参数系统，货币政策的实施通过影响这些参数系统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它对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效率提高都优于行政的直接调控手段。要扩大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的覆盖范围，逐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货币政策操作手段上要完善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在适当的时机再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使存款准备金率在上限保持在5%的国际一般水平上。调整存款准备金由于其震荡效应较大，因此每次调减的幅度不宜过大，3%的调整空间可以二至三次调整完成为宜。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中是客观必然的，与国际一般水平接近是一个方面，重要的是通过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可以影响货币乘数，进而影响流通中货币量的适度增加，刺激投资和消费的增加；其二，利率水平应以稳定为主，适度微调。考虑到其目前水平已同国际一般水平接近，且实际收益率已达到较低的水平（我国目前一年期储蓄存款利率为2.25%，扣除20%的利息所得税后的实际收益率仅为1.8%，如果再考虑今年1%的物价上涨率，实际收益率将只有0.8%），已低于部分国外发达国家水平。因此，利率特别是调低利率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不应成为频繁操作的工具，应以稳定为主，需要调整时，调整的幅度空间不应太大，每次以0.5个百分点为宜。其三，贴现率应成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中央银行应逐步提高再贴现贷款在基础货币贷款中的比重，通过影响贴现率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能力和贷款利率。其四，大力发展货币市场，这是货币政策手段产生理想效果的客观要求，也是实施适当货币政策的当务之急。没有足够规模、一定深度和广度的货币市场，货币政策调控手段是难以操作的。我国现有的货币市场上，可供进行公开市场业务操作的债券存量仅有9000亿元左右，与美国的67000亿美元、日本的34000亿美元、欧盟的48000亿美元（注：摘自1999年3月1日《中国证券报》。外国为1995年末数据。）的国债规模相比，还有较大距离。为了使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有足够的空间，并实现货币市场有效传导货币政策效果的作用，必须将我国货币市场发展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否则利用公开市场业务吞吐货币量是难以达到预期目的的，货币政策的效果也难以体现。
三、有效的货币政策前提之三：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与之相匹配
自从三十年代国家干预经济的宏观政策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推行以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一直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两大支柱。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后，经济运行中的宏观调控方式及方法也逐渐借鉴国际经验，向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然而，综观历年来我国财政与金融的实力对比，就会发现，在国家财政集中的财力趋于畸弱的情况下，在国内经济运行一直伴随着严重的通货膨胀的压力的条件下，国家一直倾向于利用货币政策手段调控经济，几乎出现了宏观经济调控就意味着货币政策调控的局面。进入1998年以后，经济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通货膨胀在经济政策强有力的调控下得到了有效压制，多年的经济飞速发展也使国内供给大大增加，尽管是低层次的需求过剩，但相对购买力而言的需求过剩已切切实实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有着“启动不灵刹车灵”特性的货币政策与直接效应明显的财政政策相比，显然不如后者。这种背景将宏观调控的重担推到了财政政策面前。近两年，我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多重手段刺激需求和出口的增长，在税收方面，大力进行税收管理体制改革，一系列的费改税改革方法的出台，大大降低了企业负提；高比率的出口退税大幅度降低了出口产品成本，在人民币不贬值的前提下，推动了出口的增加；在财政支出方面，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对生产性支出，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投资。1998年，中央财政基本建设支出比上年增长了90.9%，这巨额的支出目的就在于拉动对生产资料需求的扩大，并通过投资中约40%向消费的转化，同时拉动消费需求的扩大；在国债的运用方面，国债的发行突破了主要是弥补赤字的传统做法，首次大量增发国债用于增加商业银行的资本和基础设施投资；在国家预算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加了资本预算的开支总额，并相应地增加了财政赤字额度，等等。这一切都表明，与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有着惊人相似的我国财政政策走到了宏观调控的前台，扮演起需求管理的主要角色。以此为基础，1999和2000年我国又提出了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这种主基调下，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配合才能既实现货币政策的既定目标，又能实现最优的宏观调控目的的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
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的“双松”、“双紧”、“一松一紧”、“一紧一松”搭配方式选择中，各国的实践反复证明，“双松’或“双紧”的方式只能适用于经济极度低迷和经济极度过热时期，而且从效果上考察，尽管其力度所产生的合力作用可以迅速启动经济或使经济降温，但其可能引发的新一轮的经济过热、通货膨胀或“急刹车，急滑坡”等负效应也是不可低估的。因此，在正常经济运行过程中，“一松一紧”或“一紧一松”应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匹配的最佳选择。从近两年的情况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举措力度都是引人注目的，财政的扩大支出与货币政策中的降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及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并举。这种搭配应该是一种短期性措施。今后一段时期内，鉴于中国经济运行中物价低迷、失业增加、出口增长压力加大、经济调整势在必行等特征，在货币政策以微调性调控的条件下，必须有积极的财政政策予以配合，即以“一紧一松”的搭配方式调控经济，货币政策不宜采取大幅放松银根的举措，特别是从中长期战略角度出发，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将是一种必然选择，而这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配合对于启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将是必不可少的。
四、有效的货币政策前提之四：把握与长远经济发展相宜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向
中国经济经过多年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转轨，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尽完善的条件下，经济运行内部已经累积了很多的风险因素，这些风险既有不可避免的市场风险，也有大量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克鲁格曼评价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所指出的道德风险。在经济的开放度不断提高、经济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全球化倾向不断提高的环境下，这一系列风险转化为危机的可能性时刻都危及着我国经济。仅以银行信用为例，1997年末，我国各银行贷款余额59317.5亿元中，不良贷款约占25%。其中，逾期两年以上的呆帐贷款约占5%-6%，预计无法收回的呆帐贷款约占2%，仅此两项，其绝对额已超过了银行的自有资本。（注：吴敬琏、魏加宁：《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启示和对策》，载《改革》，1998年第2期。）如果银行出现支付危机，并且从局部演化到系统，中国发生金融危机就在所难免。我国金融机构中出现的海南发展银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的倒闭案已给我们敲响防范风险的警钟。为了中国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从现在开始，货币政策的调控方向更多地转向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对经济运行的监控是必须的，是有效的货币政策的核心内涵。货币政策的操作应该更多地关注并采取措施在控制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增加的前提下，消化不良资产，如逐步用提取的呆帐准备金冲销一部分呆滞、呆帐项目。否则，过高的银行不良资产必然挤占银行正常信贷，堵塞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成为制约货币政策效果的因素。对一些风险因素比较显现的金融机构，应借鉴国外的做法，通过兼并、收购、重组、接管、关闭等方式，化解金融机构的局部风险，防止风险发生。货币政策实施中还要集中精力建立起我国金融风险管理预警系统和金融监管责任制。在一段时期内坚持实行银行、保险、证券业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对金融创新行为要严格审查，防止逃避金融监管而在创新过程中出现的混业经营的现象，这一点应该是金融监管中的重要环节；在监管责任制的落实中，对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资产负债状况、金融机构资产实值等指标应建立起监管档案和监测指标系统，根据需要，按月、季、年提供监管报告，以便预警系统对金融风险的测定和警示。
总之，我国现阶段的货币政策既要体现长期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又要针对经济现实灵活调控经济；它既是一种经济调控手段，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目的只有一个，即在规则的不断完善下，实现经济发展目标。通过货币政策本身的调整，同时利用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协同配合，我们有理由相信，货币政策的效用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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