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人文教育思想与中国伦理教育现代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中国论文,伦理论文,人文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人类创造了令人惊叹的物质文明，但与此同时，人类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精神文化危机。对此，国际有识之士予以高度关注。1988年1月，全世界当代诺贝尔奖获得者云集巴黎举行会议，会上发表宣言的第一句话便是：“如果人类社会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首2500年前，到孔子哪里去寻找智慧。”以孔子为先驱的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不仅具有高度世俗化性质的伦理道德内涵，而且拥有丰厚的古典人文教育资源。儒家人文教育思想在社会发展的今天对中国的伦理教育现代化仍具有积极意义。
一、倡导“仁者爱人”，有助于高尚道德品质的培养
“仁”，是孔子学说的核心范畴，也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丰富多样的内容。通观孔子的思想，“仁”既是他政治伦理学说的核心，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它为孔子所首创，为孟子所发展。《论语》通篇讲的是做人的道理，在对“仁”的诸多解释中，“仁者，爱人”是最简括的解释，表明古代中国思想家孔子不仅重视人，而且提倡人与人之间的“爱”。《论语·学而》有所谓“泛爱众而亲仁”的说法。在儒家那里，仁义道德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则，是人类生活的最高原则；失掉了仁义道德，人类社会必将陷于混乱，人类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儒家劝诫人们奉行“忠恕之道”，强调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礼）展现仁爱精神，以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立达精神，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以开放同情的胸怀求得和谐发展与共同进步。郭沫若等学者从人道主义的高度评价和研究孔子的仁学，他说：“仁的含义是克己而为人的一种利他行为。简单一句话，就是‘仁者爱人’。……这是相当高度的人道主义”。仁者爱人就是指博爱，任何社会都需要博爱，虽然资产阶级的博爱是虚伪的，但我们不可因为资产阶级博爱的虚伪性就片面地否定博爱精神。我们仍然必须承认，普遍的人类之爱不仅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必须提倡的。在当前，博爱就是爱人民，爱一切善良的人。但现在有些人缺少这种爱，他们精神空虚，感情冷漠，漠视人伦道德，缺乏互助友爱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很难设想，不懂得爱的人，可以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再者，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们缺乏最起码的生活卫生保障，没在受教育的机会，渴望社会的关怀和帮助，这就需要我们本着“仁者爱人”、“博施济众”的精神，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摆脱困境，而尊重别人关爱他人正是孔子“仁”之精神所在，提醒我们学校教育在传授给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该教会学生“学会关心”、“学会做人”，以“仁爱”的情怀关爱他人，关怀社会和人类。
二、倡导“义以生利”，有助于正确价值导向的确立
儒家义利论不是一般的伦理学说，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论，也是中华民族的价值导向。“义以生利”，是孔子提出来的命题，也是孔子乃至整个经典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义利论以其深刻的内涵与积极的贡献，哺育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浇灌了灿烂的华夏文明，至今仍有深刻而多方面的影响。
“义利之辨”在整个传统思想中贯穿了几千年，争论了几千年，儒家主张“见得思义”、“观得思义”，反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朱熹说它是“儒者第一义”。（《朱子文集》卷二十四）“见得思义”、“义以为上”、“舍生取义”的精神，一直是人们崇尚和追求的，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形成了深沉博大的民族精神，涌现出一代代为国为民英勇奋斗直至流血牺牲的民族精神，甚至在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都崇尚道德、弘扬仁义，形成了淳朴厚道的民风。这些都从社会实践中折射出传统义利的光辉，表现着义利问题的地位和作用。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一方面承认对于物质利益的追求为人之常情，另一方面强调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准则，做到“取之有道”，既合情又合理。孔子主张，物质利益的得失取舍，应该以“义”为准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所谓“义”也就是“仁”，准确地说，是“仁义之道”，它是物质利益取舍的唯一依据；荀子更充分肯定“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劳，是人之所生而有之”。（《荀子·荣辱》）儒家认为问题不在于人是否应该具有“求富”、“恶劳”欲望，而在于以何种态度和方式来取得，即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在处理公与私关系上，儒家主张个人利益服从于社会的整体利益。这是儒家义利观的另一个方面内容，即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张载说：“义、公天下之利”，（《正蒙·大易》）把义利归为公利，在儒家看来，“义”是“公利”，“利”是“私利”，义和利的区别，不在于要不要利，而在于公与私的区别，这也是“小我”与“大我”关系的延伸。
今天，在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中，义利问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当然，“义”和“利”的内涵却不同于传统社会，但是，义利关系依旧存在，义利问题仍然突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整体观念和大局意识，个人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整体利益的原则，仍然应当是我们国家的价值导向。个人的正当利益应该得到保护，但是我们必须抵制资产阶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年的腐蚀。因此，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正确的价值导向就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我们应在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弘扬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同时，有必要对传统义利论进行分析整理，借鉴吸收，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建设的进展，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价值导向，建立当代中华民族的现代义利论。
三、倡导“孝弟”，有助于中国传统美德的发扬
中国传统伦理中确实把“善待父母”作为衡量一个人道德水平的最根本前提。在孔子那里，“仁”的根本在于“孝弟”。他强调“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弟”就是对父母尽孝，对兄长敬爱，不孝不悌，虽爱他人，亦不得仁，这就是“仁”的根本。他还认为仁自孝始，在《礼记·祭义》说：“立爱自亲始”。这种为仁方法和原则，把心理与伦理结合起来，是孔子及其后学的一个得意之作。在我国传统道德的“五伦关系中，尤其重视父母与子女的人伦关系，“孝”被看作为一切美德的根本。孝为仁义之本，是“人伦之公理”，梁启超甚至将“孝”看成“人格最要之件”。新加坡政府在1991年通过的《共同价值观念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儒家学说中的重视家庭结构、人际关系、群体利益等等思想观念，都可以“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加以发扬”。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对父母尽孝，认为敬爱父母、瞻养父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在现实社会中，由于社会普遍竞争的功利性观念和工业化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粉碎了传统小农社会中家庭成员间的融融亲情，淡化了人际情义；大家庭的解体（为核心家庭所取代），削弱了东方传统中最根本的孝道精神，人们或多或少都陷入了“心为形役，神为物累”之境而不可自拔，亲子之间的关系远没有传统社会那样牵系紧密。再者，当今中国，老龄社会的提早来临和社会保障事业的滞后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更促使人们对传统的“孝”观念有强烈的呼唤。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赡养老人在一些人那里已经成为一个有待于解决的家庭问题。由此可见，中国传统伦理中确有合理因素，中国重视人伦关系和人伦价值的传统道德观念，强调每个人在特定的人伦关系中的责任意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良性运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还会起到协调人际关系的积极作用。当然，我们提倡现代的“孝悌”，有别于传统的“孝悌”，那种“君为臣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抹杀了臣、子、妻的独立人格，是一种封建糟粕，对今天已不适应。
四、倡导“内圣外王”，有助于当代理想人格的塑造
塑造理想人格作为现实人生的道德理想追求和道德行为内在规范是十分必要的。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在其长期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思想内涵，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首先，儒家“内圣外王”的人格体现了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它有助于克服现代人消极悲观情绪。由于现代工业和经济的发展给人类生存的环境不断带来严重破坏，使人类对自己的未来深表忧虑，而儒家自强不息、乐观自信的精神正要以激发人们的工作热情，提高人们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其次，儒家“内圣外王”人格体现了成己成物的价值取向，可以克服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在“工具理性”的张狂支配下，现代人价值失落，人际关系冷漠，利己心膨胀，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从而导致人们精神生活日益贫困。针对这些弊端更需要通过儒家的“内修”来进行调整与制约。再次，儒家“内圣外王”人格体现了自我满足与满足社会的统一，儒家主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立己、达己是起点，立人、达人是终点。只有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也能满足别人的需要，才是仁者胸怀；突出了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且把人的社会价值看得尤为重要，这一价值取向可以矫正现代人过于自私自利的心理，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儒家“内圣外王”也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这种统一首先表现为“圣人最宜于作王”。先秦儒家普遍认为，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做统治者，大德者必得其位，天下至大，非圣人莫能王。儒家认为，要管理好国家，必须是“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儒家主张“修己治人”，特别强调统治者的“修己”对于“治人”的重要性，也就是由“内圣”直接升“外王”，“内圣”先于“外圣”，“内圣”之后，还要“外圣”，这是儒家道德修养的传统。要求为政者，不仅要具备仁、义、礼、诚等道德品质，同时还要具备管理才能，道德和才能缺一不可，尤其以前者为重，也就是把“德”摆在第一位。如果一个人有内圣，也就是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但能力和知识比较欠缺，也就是达不到“外王”；但若一个人能力很强、知识很广博，但是品德很差，甚至站在人民的对立面，不仅于事业无补，甚至有碍事业的发展。因此，必须做到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当然，现实生活中，德才兼备的完人很难找，可见，必须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重视学习、善于学习，使他们提高能力，具备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决不能以权谋私。因此，儒家人文教育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以及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当今我国的廉政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儒家的“修己治人”思想对于抑制腐败、端正政府官员的品行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的人格理想，虽然带有封建色彩，但通过现代诠释和转化去掉其封建成分以后，仍可显示出它的现代意义和普遍价值。
五、倡导“过犹不及”，有助于现代化的管理实践
在孔子的儒学思想中，中庸思想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他处事和行为的重要准则，他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他又说：“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就是说，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度”，超过了“度”，事物就要走向反面。要正确解决问题，就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度”；强调立身处事要时时合乎中道，但并不意味着在搞调和、和稀泥。
孔子从思想到行为处处体现着“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在对弟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在这里的“罔”和“殆”，都是不符中庸之理，正确的做法是学和思结合，两者并重。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孔子说：“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在这里，孔子认识到人的感情是容易冲动的，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时，需要抑制感情，掌握分寸，不可意气用事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思想虽有一定的保守性，但另一方面也的确包含着一定的真理，因为在社会实践中，一般来说，更多的情况是难以适度掌握，不是过就是不及，因此往往事与愿违，走向反面。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过“左”过右其结果都不好。毛泽东也说过：“孔子的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大范畴，值得很好解释一番”。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民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在现代化的管理实践中，依管理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历来是一个十分重要而又十分困难的课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两个对立的倾向：一是强调物质刺激，利益激励；二是强调思想教育，道德教化，精神激励。这两者倾向各自都有明显的局限性。用中庸思想来分析“物质刺激”也好，“精神激励”也好，都是“过”和“不及”，是极端而不是“中”，这对矛盾的“中”，应该是精神激励和物质激励的有机结合。又如，在计划管理中，同样存在着中庸的问题，这就是计划要适中，否则，如果计划指标脱离了“适中”这个度，就会“过犹不及”，在企业规模上，要追求“适度”规模，这就是“中”，如果规模过大，成本回升，内聚力下降，最终会导致企业失去竞争力，相反，如果达不到适度规模，成本必然就偏高，在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又是“过犹不及”。由此可见，“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在今天的管理实践中仍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