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的货币银行观及其深远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深远论文,货币论文,汉密尔顿论文,银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汉密尔顿的政治、经济思想引起国内史学界较多的关注。然而，迄今为止，尚未见深入探讨汉密尔顿货币银行思想的论述。研究汉密尔顿的货币银行观，不仅有助于人们理解美国历史上货币银行体系的重大变革，也有助于从另一视角对某些重要政治事件进行重新审视和认识。本文着力于探讨汉密尔顿货币银行思想的内涵及其对美国货币银行体系变革和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
联邦政府建立之初，在财政金融方面面临两大问题。一是美国革命以来的巨额未清偿债务。巨额债务破坏了公共信用，导致政府财政严重拮据。联邦政府面临的另一问题是货币严重短缺。当时全国的流通货币主要是黄金和白银，而美国本身又很少出产金银。金银匮乏和纸币短缺不仅影响税收，而且限制了流动货币和资本的总量，从而制约了工商农业的发展。因此，美国需要大量增加流动货币。那么，应当由谁发行货币，发行何种货币？关于这一问题，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尽管汉密尔顿认为，根据宪法，联邦政府有权发行纸币，但是，他对政府直接发行的纸币即信用货币极不信任，认为这种不可兑赎金银的法币的价值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稳定的。因为，通常政府在遭遇财政困难时，往往会实行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由具有民主色彩的政府发行货币则更不明智、更不适当。这种政府往往一味迎合公众要求而滥印纸币，宁可为了眼前需要而牺牲后代的利益也不愿增税。因此他希望控制政府发行纸币的权力。汉密尔顿说，宪法禁止各州发行法币，“美国政府也不应该忽视宪法的这一精神。货币发行之事如此诱人而又充满危险，明智的政府决不会兜揽此事。”汉密尔顿虽然反对发行法币，但并不主张消灭一切纸币。汉密尔顿研读过约翰·劳的著作，懂得货币的迅速流通是经济繁荣和扩张的奥秘，刺激疲软经济的方法是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有控制的通胀对刚刚经历灾难性萧条的国家无比有益。既然仅仅靠政府的信用不足以维持纸币的稳定，那么，只有在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结合的基础上发行的倾向才是币值稳定的保证。
因此，要解决财政、信用危机和货币短缺两大问题，就需要建立一个代理政府发行公债、收付税款、充当金库、提供信贷，并能扩张货币供给的联邦银行。于是，1790年12月14日，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建立联邦银行的报告》。根据汉密尔顿的报告，国会通过了《通过银行法》。“美国银行”随之建立，通常称“美国第一银行”。
美国第一银行的构建基本上体现了汉密尔顿的思想。鉴于英格兰银行的经验，汉密尔顿认为，美国第一银行不应由联邦政府直接经营管理，应以私人经营为主。这也是与他对政府职能的深刻解分不开的。汉密尔顿是坚定的联邦主义者，主张强化联邦政府的经济职能。他之所以竭力主张建立联邦银行，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让联邦政府通过联邦银行刺激、推动和指导工商企业活动。但汉密尔顿坚决反对包揽一切的全能政府。他认为政府只要通过奖惩制度使企业保持在正确道路上就足够了，政府太多的干预会泯灭的企业的进取心、活力和创造力。国家直接经营银行，难免滥用权力，也会影响银行经营管理的效率。因此，根据汉密尔顿思想建立的第一银行具有公私结合的性质，即主要由私人所有、私人经营而又主要履行公共目标的公共银行。《美国银行法》规定，第一银行的总股本为1000万美元。其中1/5由联邦政府承购。其余4/5由个人、合伙企业和公司认购。由25人组成的董事会负责联邦银行的经营管理。25名董事，除5名由政府任命外，其余20名由股东选举产生。很显然，无论从第一银行的资本所有构成，还是从董事会成员构成都可看出，第一银行不是政府直接控制的银行，它具有私人经营管理为主的性质。尽管汉密尔顿强调私人经营的好处，但他并不主张放任私人银行家管理国家经济。汉密尔顿解释说，政府之所以要持有20%的股份，成为最大的股东，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使政府能名正言顺地对银行一切经营管理事务保有随时过问的权利。为了防止少数人操纵银行，为狭隘的私利服务，从而损害国家利益，《美国银行法》规定，每个股东所持股份不得超过1000股，即总股本的1/25。每个股东，至少拥有一票投票权，至多不超过30票，以此限制大股东的影响。为防止美国银行滥发纸币，牟取暴利，汉密尔顿坚持必须维持银行纸币的硬币兑赎机制。此外，为确保第一银行为公共利益服务，该法规定它必须接受政府监督，定期向政府报告，除个人帐户外，一般分户帐必须接受财政部审查。如果这些权力还不足以确保银行接受政府的监督，还可用包括取消重新特许在内的一切手段施加压力。
由于《美国银行法》赋予第一银行代理政府财政的特殊地位，如代收税款，接受政府存款等，且允许它在全国各主要商业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又由于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大都是各州银行的纸币，这些纸币又被政府存于第一银行，这就使第一银行掌握了大量地方商业银行的银行券，成了其他银行的总债权人，从而使第一银行有能力控制各商业银行的货币发行和信贷总量，即通过强迫地方银行用硬币赎回自己发行的银行券和通过清算地方银行的支票，美国银行就自动地对整个银行体系进行控制。因此，第一银行实际上是一个初具雏形的中央银行。事实表明，第一银行的实践是成功的。它适应工商业需要，发行统一价值、全国流通、具有弹性的纸币；它已经尝试着对货币供给实行总量调控；它对改善财政状况，增强公共信用，稳定全国货币银行体系，促进工商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总之，汉密尔顿力图建立一个健全稳定的货币银行体系，从而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他敏锐地认识到健全的货币银行体系对解决财政危机、恢复公共信用、增加倾向供给、稳定和发展工商农业的重要作用，并将建立联邦银行作为其一系列发展计划即所谓汉密尔顿体系的轴心。但是，汉密尔顿只强调了发展和效率而忽视了货币银行体系的财富分配效应。如汉密尔顿建立第一银行时，虽然也注意到分散股权，防止大银行大股东对公共政策的不适当影响，但事实上，股权还是相对集中在少数人手上；《美国银行法》关于第一银行投票权分配的规定上，虽然排斥了大银行绝对控制的可能，但并未完全排斥大银行影响。其根源在于汉密尔顿能容忍财富的相对集中，因为他根深蒂固地认为，拥有较多财产的人往往比财产少的人对社会更负责任。
二
尽管汉密尔顿于1804年早逝，但他的货币银行思想犹存，并规约着美国货币银行体系的变革和发展。
由于杰弗逊主义者的反对，第一银行于1811年被关闭。但以卡尔霍恩和克莱为代表的年轻的民主共和党人意识到，汉密尔顿的政策“是这个国家唯一真正的政策”。于是提出重建联邦银行、举办国内改进工程和保护关锐等一系列发展计划，即克莱的所谓“美国体系”。他们要恢复联邦政府对全国货币银行体系的控制。1816年第二银行建立。第二银行从组织结构到运作模式都是第一银行的翻版，因而同样是汉密尔顿货币银行观的充分体现。尤其是比德尔任第二银行行长时，还进一步发挥了汉密尔顿关于政府与联邦银行关系的思想，明确提出排除政党政治因素干扰，维持第二银行相对独立，从而确保其经营管理效率。比德尔认为，总统一旦任命了董事，政府的行政职能就到此为止。此后，银行经营的权力就由董事会行使。政府方面的任何人，包括总统都无权干预银行的经营管理事务。比德尔还特别重视联邦银行对全国银行体系的统一管理。因而，在比德尔领导下第二银行的中央银行功能充分凸现。
内战时期浮现出来的国民银行体系，也在一定限度内体现了汉密尔顿的货币银行思想。杰克逊民主党摧毁第二银行以后，美国进入了自由银行时期。从此，联邦政府完全放弃了对全国货币银行体系的管理。众多州立银行滥发纸币，盲目扩张信贷，导致货币信贷体系的极度混乱。然而，南北战争又激起了新的联邦主义精神，一度沉寂的汉密顿主义又复活了。继承汉密尔顿货币银行观的部分共和党人，认识到自由放任主义在货币银行领域是行不通的。1864年，《国民银行法》确立。根据该法建立的国民银行体系，是由众多称做“国民银行”的私有商业银行组成。在旧的州行体系下，各州行向州政府申请注册，接受州政府的监督和管理。而在国民银行体系下，各国民银行则向联邦政府申请注册，接受联邦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因此，《国民银行法》的确立，表明联邦政府开始背离美国第二银行关闭以来的放任不管的政策，转而对货币银行体系实行监督和控制。联邦政府对货币银行体系的监督和控制，还表现在它力图使各国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成为统一的全国性货币，从而结束自由银行时期各州立银行自行其是，滥发银行券的混乱局面，同时用国民银行券取代政府发行的绿背纸币。所谓绿背纸币，指南北战争时期，财政部为筹措经费，被迫发行的不可兑续金银等硬币的政府信用货币。财政部长蔡斯和谢尔曼等共和党人与汉密尔顿货币思想一脉相承，都把发行政府信用货币看作不得已的权宜。他们认为，政府发行通货，等于无利息的永久贷款。政府往往偏好超量发行纸币而无足够金银支撑，尤其在受到压力和在紧急状态下更是如此。以政府债券担保发行纸币，其目的是确保国民银行券的安全可靠性，一旦发行银行破产，联邦政府可出售作为担保的债券，清偿银行负债。因此，名义上，国民银行券是发行银行的负债，但实际上也是联邦政府的间接负债。可见，实行联邦政府对货币银行体系的监督控制，通过把国民银行券的发行建立在政府债务的基础上，实现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的融合，确保货币统一和币值稳定，符合汉密尔顿的一贯思想。但是，由于杰克逊主义者的影响尚存，因而《国民银行体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联邦控制，并未能建立一个与前两个中央银行相类的、实行集中管理的联邦银行。
19世纪后期的健全货币运动同样体现了汉密尔顿的货币观。1875年1月4日，共和党任期将满的国会，通过了《恢复硬币支付法》(Resumption Act)。该法的主要目的是要撤回内战以来财政部发行的绿背纸币。因为大量流通这种无硬币支持的信用货币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潜在威胁。共和党人希望财政部作为直接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一角色尽快隐退，而由体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融合”的国民银行纸币充当全国的统一通货。因此该法规定：取消国民银行券流通3亿元的最高限额。通货总监每发行100美元国民银行纸币，财政部即撤回80元绿背纸币；为确保其余未撤回的绿背纸币和其它政府流通负债的安全性和可接受性，该法授权财政部于1897年1月1日起，以1盎司20美元的战前平价，用硬币兑赎未撤回的绿背纸币等政府流通负债，这就是所谓恢复硬币支付。1893年经济危机过后，为防止白银运动引发通货膨涨，恢复企业投资信心，工商企业金融界联合行动，决心捍卫金本制，其口号是“诚实的和健全的货币”。1897年1月12日，来自2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贸易委员会和商会代表云集中西部城市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工商企业界货币会议。会议代表主张通过制定金本位法从而维持金本位，进一步撤回绿背纸币，扩大发行国民银行纸币。与会代表约翰·卡莱尔认为，政府提供流通媒介，实际上是涉入一种对它完全不相宜的事务。只要不撤回绿背纸币和废除财政部的货币权力，就不可能根治金融弊端。工商金融家、政治家和学者们要求恢复硬币支付，撤销绿背纸币，废除财政部的货币权力的思想是与汉密尔顿的货币银行观一脉相承的。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几乎每10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或金融恐慌，最严重的是1907年的金融危机。这使一些工商金融家、学者、政治家们进一步认识到现存的分散、无集中管理的货币银行体系的低效率和破坏性。他们发起了银行改革运动，并制定了奥尔德里奇计划。它主张建立对全国货币银行体系的实行集中管理的中央银行，即国家储备协会。该协会由私人资本支撑，主要由自下而上选举产生的银行家和工商农业专家负责经营管理，以公共利益为主要目标。这充分体现了汉密尔顿利用私益为公益服务的思想。为了确保中央银行实施相对独立、稳定、连续的货币政策，该计划在组织结构上，致力于排除政党政治因素的影响。在45名董事中，政府代表只有6名，占少数，而通过严格选举程序产生的银行家和其它行业专家占多数。改革者认为货币银行的具体经营管理应该非政治化、专家管理化，这样才能确保科学管理和高效率。从汉密尔顿时代起，有远见的工商金融家就一直主张联邦政府应负起对货币银行体系的责任。奥尔德里奇计划的目的是既保证政府的有效监督，但又排除政府直接控制“经营”。他们担心政府直接主导经营会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受到党派和选举周期等因素的影响。政治影响过大意味着“每次选举都将是一次美元价值的公民投票”。另外，在货币发行的有关规定上，该计划也体现了汉密尔顿精神。奥尔德里奇计划否定了政府直接发行货币，规定由国家储备协会的分支机构地区储备协会负责管理储备协会纸币的发行。但协会必须保护一定量的黄金、政府法币、政府债券等作为储备。很显然，这种货币发行机制体现了公共信用与私人信用的结合。
随后在奥尔德里奇计划基础上于1913年确立的《联邦储备法》，尽管是在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主导下形成的，在组织结构上大大增加了政府控制，但它在某种限度内仍然体现了汉密尔顿的思想传统。汉密尔顿关于充分利用私益为公益服务，充分利用私人经营管理的经验和谨慎、负责的精神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思想，在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资本构成、组织结构上均有所体现。虽然名义上联邦储备券是联邦政府的负债，但实质上是联邦政府、地区联储行和成员银行的共同负债。为维护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该法规定，联储委员会成员，虽由总统任命，但总统不得随意罢免，类同于最高法院大法官；其任期为10年，超过总统的两届任期；联储委员会的经费来源也不同于其它行政部门，非由国会拨款，而是由所属地区联储行提供，等等。这些制度安排都是为确保联储的货币政策不致屈从于总统和国会的政治压力。
纵观整个美国货币银行发展史，我们可以在万变之中，看到有一个清晰可见的主线贯穿整个历史的画面，主导和制约美国货币银行体系的发展，这个主线就是汉密尔顿式的货币银行观。它不仅对美国早期中央银行的建立和发展、国民银行体系的建立、19世纪后期的健全货币运动和联邦储备体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联邦储备体系的发展和独立，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以及20世纪的货币银行变革都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