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李约瑟博士逝世专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博士论文,专辑论文,李约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科学史界泰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博士(1900.12.9-1995.3.24)今春不幸仙逝。李博士生前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文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的纪念碑式的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享誉全球。本刊近年曾就李约瑟评传、李约瑟难题、李约瑟的科学史观发表了几篇论文（参见《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6期，第60-72页，35-44页；1995年第4期，第38-43页）。为悼念李约瑟博士仙逝，本刊特发表一组悼文、唁电、挽词，以资纪念。“身没声名在，多应万古传。”李约瑟博士永垂不朽！
东亚科学史研究的前景*
1.导论
今天，我们举行仪式追思李约瑟的一生及其工作。李约瑟开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领域，并且创立了我们现在所在的研究所（即李约瑟研究所）。在这一时刻，很自然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事业的开创者已离我们而去，那么他所开创的事业将会怎样呢？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想就拟议中的这一研究领域的计划和研究所的前景，发表一些看法，并且请求你们提供支持，以协助我们使这一计划成为现实。这样，不仅剑桥的学术界将从中获益，而且会有利于更广泛地从事中国及亚洲研究的学术界，特别是科学史研究领域。
2.《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计划
《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计划，正在古克礼博士(Dr Christopher Cullen)的主持下进行。正是由于他的责任心，以及东亚科学史基金会(The East A-sian History of Science Trust)的支持，保证了这一研究计划继续进行，直至获得圆满成功。这一研究计划现在的形势十分乐观。计划中的自然科学内容，已经出版了一大部分。最新成果（李约瑟，Yates和其他人合作完成的军事科学部分）在去年12月（1994年12月）李约瑟生日之际已经问世，并且从那时起销售了一千余册。Daniels和Menzies的林学和农产品加工部分已经付梓，现正在校对之中。几个星期前，我们将Cristoph Harbsmeier关于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手稿交付了印刷厂。前天，我们收到了Peter Golas关于采矿部分的定稿。我们相信，今年夏天的晚些时候，我们将收到医学卷的稿件，这是由李约瑟与鲁桂珍执笔，席文编辑完成的。几部很重要的稿子已接近尾声。该研究计划绝不会因为其开创者的逝世而夭折。
不仅如此，由于对这项事业继续给予支持的人们对我们的信任，我们正更加乐观地推动这一研究计划向前发展。例如，Leverhulm基金会慷慨地资助Do-nald Wagner前来李约瑟研究所工作，以完成他做了长时期准备的有关冶铁部分的工作。除此之外，几天前，我们很高兴地得知，蒋经国基金会已经赠予我们基金，以开展对陶器部分的研究，这一研究课题将由Rose Kerr领导的几位作者着手进行。我们相信，无论我们提出任何一项深思熟虑的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有贡献的工作计划，都能期望获得基金支持。李约瑟的伟大研究计划，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有保障。
这一研究计划的不断成功，是对其奠基者富有开创性的远见卓识的一份祭礼，李约瑟在大约50年前提出了研究的基本计划。当然，随着研究工作进入新的境界，李约瑟本人不断对研究计划进行修改。因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将自己局限于过去特定时期确定的课题的精确数目，或是局限于自然科学部分。的确，在李约瑟的思想中，从未有过任何应该包含多少部分的具体的数目。然而，我们能够期待在这一研究计划中，没有任何能够实施的部分将会被省略。这一研究计划一定能完成，而且我们希望，它终将以其开创者满意的方式完成。
也许，当这一计划完成时，将有时间考虑李约瑟计划的更进一步的内容，李约瑟的计划为即将出现的修订本提供了指导。大约36年前，从数学与天文部分的第三卷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史》一直在东亚科学史的这一特定研究领域起主导作用。在未来各卷中，继续保持这种主导地位是我们的目标。当然，企望各卷在任何时期都将保持这种地位，是不现实的。数学和天文卷的研究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实际上，我们早就考虑过进行修订的计划，只是由于研究所一直有急待处理的更紧要的事务（至少到现在仍是如此）而延误了。通过新的研究专著丛书(Research Monograph Series)，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逐步更新《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卷的学术内容。今年晚些时候将出版古克礼对《周髀算经》的翻译与研究，由此而拉开这一丛书计划的序幕。专著丛书的以后各卷现正在计划之中。
专著丛书也许提供了一种研究某些在《中国科学技术史》最初的计划中找不到合适位置的问题的一种途径。最初的计划，是在一种非常浓厚的撰写科学史的实证方法的思想氛围中构想出来的。以我自己的研究兴趣为例，我注意到，就是一个一直被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忽视的领域，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这一领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也未论及。当我们谈论科学和技术时，我们想到的是那些能使我们理解或解释自然界，然后去加以利用的东西。当我们谈论中国科学时，我们问自己：是否我们谈论的是那些传统中国人所想到的使他们理解和解释自然界，也许以利用它为目的的东西呢？
答案也许是，“啊，对！那么，新儒家（宋代理学家）怎么样呢？他们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中已有一定的位置。”不！至少只是部分正确。我们至多将新儒家（宋代理学家），如朱熹、张载和邵雍看作是科学哲学家，而不是科学家，即使我们觉得在中国宋朝时能够使用这两个术语中的任何一个。新儒家（宋代理学家）从来都不是因为他们利用自然的知识而为人所知。然而，中国人却熟知（与宋代理学家相关的）三种神秘技艺的名称，据称，这些技艺能使人与自然界产生联系，并使人能预测自然界的行为，比如，预测雨、雪和冰雹，等等，甚至也许能利用它们。有三种广大无边的法术，中国宋代的三式，也就是太乙、遁甲、六壬，在十一世纪沈括的《梦溪笔谈》中都作为例子提到了。还有，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据说曾利用其中的法术改变了风的方向。当然，在现代知识背景下，这些法术即使不被认为是为科学，也被归于魔术的范畴，因此，它们一直被现代学者当作诸如此类的东西而被忽视了。但是，过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这些法术是关于自然的知识，而且是利用自然的方法。肯定的，它们理应受到对东亚科学史感兴趣的人们的注意。
3.人文和社会科学背景中的科学史
从《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计划首次实施以来，已经开展了许多工作。对社会科学背景中东亚科学的新的研究进展，中山茂、席文和席译宗曾论及过。两年前，在日本的一次大会主题报告中，我也提到了这方面的进展。这方面的进展，也帮助在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空白处架起了桥梁，因此，这一领域应是未来东亚科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个典型例子是社会科学背景中的中国医学史研究，由此还导致了一批热心的追随者，他们是访问过本研究所的欧美学者，其中大部分人最近参加了今年早些时期由Elisabet Hsu（徐）组织的极其成功的纪念鲁桂珍学术会议。对中国医学社会方面的兴趣，无疑地主要来自西方学者，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想提请你们注意，对中国医学从社会方面进行研究的一个新单位，最近已经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内形成了。而且，该单位的新所长告知我，他有几个途径申请研究基金，以资助我们与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剑桥开展合作研究项目。我们研究所总是致力于抓住诸如此类的国际合作机会，而且与更广泛的剑桥学术界的同事分享收益。
4.科学背景中的科学史
不断着重强调从社会、政治、宗教和经济角度研究东亚科学史，并不意味着忽视东亚科学史本身。中山茂以前曾在Akihabara开过电子和计算机商店，后来又在Ginza地区开办了Kabuki剧院，两者都在东京。尽管有许多人蜂拥至Aki-habara购买廉价的电子产品和电脑，但是在Ginza的Kabuki剧院依然有观众。
与自然科学本身密切相关，实际上与天体物理学联系非常紧密的一个领域，是关于东亚天文记录的收集，特别是对望远镜发明之前天文记录的收集。比起世界上其他地区来，这些记录显得丰富得多，而且有超过一千年以上时期的更长的连续性。这些天文记录，一直被天文学家应用于超新星、脉冲星的研究，彗星特别是哈雷慧星轨道的计算，应用于太阳黑子的周期和太阳活动的研究，并被用于地球自转的变化研究，等等。近年来，又收集了许多新的中国和朝鲜的天文记录。人们希望，所有这些天文记录，包括日本的天文记录，将来翻译成英文，可以为世界上大部分天文学家利用。这样，过去数世纪东亚天文学家的工作，将成为对现代科学的一个有价值的贡献。我更进一步地希望，将来有一天，天文学家们将能够通过计算机数据库很容易地获得东亚天文记录。去年夏天，一批学者聚集本研究所，召开“汉代哈雷慧星记录”主题讨论会；它的成功显示，在所要参与的这类工作所必须的交叉学科研究的尝试中，我们处于多么好的位置。
5.科学史与国际交流
我们都意识到，新的考古学上的发现，可能在有关东亚科学史的研究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所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因此，我们非常感谢香港东亚科学史基金会正在资助大学中考古学方面的博士研究生，以帮助训练考古学领域的青年中国技术史家。我们非常重视达成有关长期访问的国际协议。同样，我们感谢纽约李氏基金会的慷慨资助，以使我们能每年为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学者提供一个研究职位(Fellowship)。今年，我们很高兴将这一职位授予了来自西安的曲安京博士，一位数学和天文学史家，我们也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受美国科学基金资助的富有才华的研究生。不久，我们将送走Lowell Skar，他一直研究道家学说，迎来他的继任者，其专业特长是中国医学。所有这些访问学者，帮助保持了我们研究所作为十分活跃的国际学术交流的中心地位。为了看看实际情况，你们只需参加我们每周的讨论班，我们欢迎所有人光临。
6.结论性的评述
我上面的这些讲话，是为了勾画我们利用现有资金正在设法达到的预期目标。我想，它会取得很大的成功。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比我们现在所实施的做得更多。关于我们的未来，在剑桥大学东方学院和东亚科学史基金会之间，已经进行了极富建设性的讨论。为了响应麦克米伦(Dauid McMullen)教授代表东方学院的提议，蒋经国基金会决定资助我们增加研究人员，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我们的计划雄心勃勃，相应地，我们对资助的需求也是十分可观的。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同意，这一努力将是最值得的，而且将是对今天所纪念的人物一生工作的一种最好的祭礼，同时也是对我们大家共同的学术追求的积极贡献。
（张祖贵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