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博览会：从帝国角逐到和平友爱之竞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帝国论文,友爱论文,和平论文,竞争论文,世界博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05-0030-07
博览会始于18世纪中期后英、法两国国内的商品及艺术品陈列活动，其目的旨在刺激本国工商业的繁荣。具有普世性质的万国博览会则源于1851年的英国。自此后，世界各地投入博览会的设立与举办，并以规模、参与国数目等相竞争，尤以英、法、美三国为甚，盛况衍行近百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方见消萎，其间较具规模者约八十，若全数算入，不下三百。因此，19世纪中叶至二战前被认为是“博览会的世纪”。
一 帝国的角逐
近代赛会分为劝业会和博览会两种，均起源于1761年的英国。当时英国艺术学会颁发奖品，奖励农具及各种器械，此赛会开了劝业会之先河。同年，英国举办“博物会”，“其会皆赛文雅各物，如古画、金石雕刻、针绣各件，彼此比较，价值不赀”。1798年，法国国王拿破仑为了与讲究“艺学日新”的英国竞争，在巴黎设立博览会，“专赛新出之物，曰新物会。会中四千四百九十四人，先诏令国中有能制造新奇之物，胜于英国及他国者，受上赏”，①此时博览会已具有技艺竞争的意义，“溯博览会之原动力实出于国际之经济竞争也”。当时法国内务大臣致各部大臣书说：“此会观者虽少，然为对英工艺之第一战争，于英国工业之最大打击也。”②
19世纪前半叶，欧洲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的英国在世界工业中一马当先，资本的高速聚集和运作使英国成为当时欧洲的金融中心。这些因素触发了英国在世界舞台上演绎主角的欲望。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产业革命，英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侵占了比本土大150倍的殖民地，因此号称“日不落帝国”。当时英国把博览会定名为“伟大的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这反映了英国在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英国人为自己发展成就的骄傲与自豪。
如果从制度、社会与经济的角度探讨博览会演进的历史，笔者发现，1851年英国万国博览会所宣示的目标——增进商贸以促进无关税壁垒的自由贸易、追求和平、展示其国力与工业技术——可以作为考察往后百年间各国博览会性质的框架。从组织和营运特性的角度出发，可以看出博览会所具有的实质经济效益在经济活动的层面上并非一成不变，有些国家因举办博览会而大大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有些国家则几乎陷入财政破产的危机。国力展示和文化建构与国家(帝国)认同密切相关，而其所凭借者，乃殖民地与人种展示的手段。人种展示既包含了殖民地不平等的展示，也包含展示各国自身人身、衣饰与生活样貌。一种类似今日“文化亲善大使(ambassadorial type)”的人种展示对国家形象建构与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除了人种差异的问题，博览会也凸显了欧洲各国性别、阶级权力的变迁。③
毋庸置疑，随着社会的进步，博览会日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促进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博览会的价值观却发生了严重变异。对于帝国主义而言，博览会是殖民体制获得合法化的最好障眼法，故此，欧美各国在19世纪下半叶纷纷建立万国博览会体系，并在其中争夺“文明先进国”的霸主地位。
一战前的博览会是各发达国家经济和技术交流的重要场所，表面上的友好交流也暗含着竞争和较量。英国首届博览会历时140天，全欧洲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伦敦，当时的英国风光至极，但英国人同时也隐约感到了欧洲大陆国家的进步。继维多利亚女王举办博览会之后四年，拿破仑三世举办了1855年巴黎大展览会。在过去的四年中，英国制造玻璃杯和陶盆、陶罐的工艺得到了改进，可法国和德国却在重工业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862年，英国再次举办了不列颠展览会，法国、德国等列强的产品优势再度显露。可以说，在以机械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获得了绝对的霸主地位，而在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英国开始落人之后。但此时的英国正处于维多利亚统治的鼎盛时期，其相对于列强的衰落之势并未引起国人的注意。如果说前三次博览会并未让英国人从自我陶醉的睡梦中苏醒，那么1867年的巴黎展览会则给了英国人深刻的教训。在此次世界博览会上，法国等欧洲大陆产品使英国人感到了巨大的威胁。在90个展览门类中，英国只获得了10个优胜奖，其陈列品被描绘成一堆滥竽充数的废铁和原材料的混合物，而法国、德国的工业产品已显示出明显的优势，英国人在1851年的预感被证实。
世界博览会是各国工业实力的一个缩影。英国在1862年博览会受挫后，于1871年至1874年连续开办了四届伦敦万国博览会。这个系列博览会的初衷是连续举办十年，定期在每年四五月至十月之间举办。其立意是要回复水晶宫博览会严肃的知识探求与教育民众的传统，但这种具有精英教化特点和理想色彩的展示却没有得到民众的欢迎。1871年首次会期尚吸引了百万民众参会，但到1874年，观众只有46万人次，博览会的财务也由赢转亏，所以原本雄心勃勃的十年博览会计划，最后在1874年被迫宣告结束。
博览会是帝国主义的装饰品。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屡借博览会展示帝国气象。博览会反映了19世纪以来欧美社会在工业化与资本主义化日益成熟的历史时期对于自身社会与世界秩序重建与消解的想象过程。
博览会也是帝国主义殖民成果的舞台。博览会源起时，适值19世纪中叶西方帝国主义发展与扩张的年代，两者互为作用，博览会常作为装饰与宣传帝国主义的最佳舞台，后来甚至演变成以“殖民地”为主题的专属博览会。最早是1886年英国举办的印度殖民地博览会，后有1906年法国的马赛殖民地博览会、1914年荷兰殖民政府举办的爪哇殖民地博览会、1922年法国马赛殖民地博览会等。以规模最大的1931年法国巴黎国际殖民地博览会为标志，殖民博览会的历史宣告结束。
19世纪中后期，通过举办世界博览会以提高国家地位的方式已被许多国家认同。1870年，奥地利政府为将首都维也纳推进到世界先进城市行列，同时也为清除1866年普奥战争失败的阴霾，展现奥匈帝国在普奥战争后恢复的经济实力，奥地利政府决定在约瑟夫国王加冕25周年之际，即于1873年在维也纳举办万国博览会。但这次维也纳博览会在风雨飘摇中结束。博览会开张9天后，维也纳股市崩盘，许多投资此次博览会的股东因此自杀，同时霍乱流行也阻却了观众。博览会最后留下了1 500万基尔德(Gulden)的庞大债务。
在日本现代化运动从“迟到”到“超越”的道路上，日本政府认为，日本必须介入国际性的活动，同时也必须不停地把国际的世界观引进国内。最能够反映这个事实的莫过于日本主动参加国际性的博览会，并把博览会的活动积极介绍到日本国内及其所统治的殖民地。在日本看来，博览会的举办一方面可刺激帝国的现代产业，另一方面也可取得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同等地位。因此，日本在海内外对博览会事业保持着高度的热情。
当1877年日本于东京举办第一次国内博览会时，无论是内容还是规模都无法比及西方。日本通过1894年的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一跃而成为新殖民帝国，开始了与西方的分庭抗礼，这些均借由博览会得以充分地再现，因为此后日本博览会的展示内容已不再只是局限于日本国内的产品，而开始增添了殖民地的风物与人种橱窗。在日本博览会的发展进程中，曾多次举办与殖民地相关的“拓殖博览会”。在日本国内举办的有1912年东京拓殖博览会、1913年大阪明治纪念拓殖博览会、1930年名古屋拓殖博览会、1936年桦太拓殖共进会等。这类拓殖博览会主要介绍殖民地的发展与建设，让日本国内人民深入了解殖民“成果”以彰其“伟业”。日本在朝鲜、中国的台湾岛等地都举办过“始政纪念博览会”，借以弘扬日本在该地区的“始政成果”。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展与扩张的时代氛围下，博览会常用来宣扬、夸示帝国主义的成就。这种帝国气象显然是要争取殖民霸权，既是向外表现势力扩张的手段，也是对内施展权力支配的手腕。
毋庸讳言，在1890年至1930年期间，世界各地多次举办博览会，确实寓有帝国之间角逐的意味。日本再三积极介入国际性的博览会活动，无非是要向西方世界传达这样的信息，一个新的帝国势力已在东亚崛起。因此，博览会的意义已不仅停留于经济与文化的层面，而且还更富于扩张性的政治意义。
如果从国际关系演绎的角度来考察世界博览会的变迁，不难看出，世界博览会不仅是世界强国经济实力的展示，同时也是国际关系演变的体现。早期较有影响的世界博览会多在以英法为核心的欧洲举办。20世纪初，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为摆脱英法的影响，力求成为世界的一极，争相举办了若干大规模的世界博览会。从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到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所展示的美国新技术、新产品，俨然超过了欧洲国家，成功确立了其霸权地位。1937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埃菲尔铁塔下，由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馆与由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馆在形象设计和布局上均构成明显的对峙状态，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列强通过世界博览会展示其在世界舞台上的强者姿态，由最初的英国独大到英国与欧洲大陆的竞争，再到欧洲大陆与美国的竞争，最后到“脱亚入欧”的日本的参与，基本上显露了近代国际关系中强国竞争演变的历史轨迹。
二 和平友爱之竞争
博览会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每个时代的容颜。博览会具有高度政治纪念和仪式化的目的，也具有宣传实质政策的功能。人类首次举办世界博览会时，维多利亚女王就宣示了世界博览会的四种价值诉求：一是祈求各国间和平与友爱的竞争；二是追求工业文明带给人们的“进步主义”；三是促进贸易发展；四是借由博览会展品免税进口的政策，打破各国关税壁垒，实现自由贸易。尽管接踵而至的博览会各有其揭示的不同理念与目标，但是这四种价值或口号仍然重复出现在以后历次的世界博览会之中。
必须承认，在文化建构方面，博览会对于19世纪以来艺术学的形构和艺术商品化的趋势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博览会与城市的和谐、社会的现代化关系密切，博览会被视为是展示现代性的橱窗。世界博览会从一战结束后就具有了追求“世界和平”的目标，虽然在殖民初期，各主办国与会场内各国专属馆都借此展示其国力，其目的在于塑造国家形象，彰显主权与争取认同，但博览会会场中的馆舍配置与物件分类则体现了现代性知识分类架构的探索，博览会场中更是工业文明展示其强大生产力的橱窗。④
1867年，巴黎举办了第二次万国博览会，旨在凸显法国是全人类新秩序的焦点，巴黎是新秩序的首都。为了这个目标，所有法国最著名的学者文人都投入了这届博览会，来自各国的艺术家共襄盛举，《蓝色多瑙河》从此成为传世之作。法国文豪雨果为博览会撰写了导览手册，他大声宣示：“抛弃战争吧！让我们联手、和谐与团结！”⑤
工业先进国广设博览会，其初衷为促进国内商业及国际贸易，经济原因为主，但一如许多经济活动及机制，并非单纯地买进卖出、互通有无，全以金钱多寡为依归。万国博览会自始即涉及国家的定义、国势的展现及文化的宣扬，尤其自19世纪中期以来，欧、美、日等强国一则对内建构统一而同质性的民族国家，强调基于共同的民族特性而来的国家特色；二则对外以民族国家形式为基础，展现个别的特色，尽力彰显自身与他国的差别，并在此差别中寻求国势的展现。在国家之间竞争激烈的国际局势中，万国博览会遂成为各民族国家总体实力表现之竞技场。例如，法国在大革命后，即着力于定义“法国性(Frenchness)”，对国家特色的意识远先于海峡对岸的竞争对手——英国。在王朝政治形式的君主无法继续象征法国时，艺术取而代之，成为标示“法国性”的焦点。此一新的国家象征贯穿于法国所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之中，这些博览会皆强调艺术的重要性，考量如何以建筑形式、内部装潢与展出的艺术品彰显“法国性”，尤以1900年的巴黎博览会为最。法国因工业弱势，难以与英国抗衡，故取艺术为立国重镇。⑥
反之，博览会的展出形式也给参展国一个反思自己国家属性的机会，要求其展现在民族国家定义下所应有的国家文化特色。日本虽非博览会之起始国，但堪称为“博览会世纪”中的胜出者。自1867年日本积极参与法国巴黎博览会以来，借助对外的展示，逐渐建构“日本国”及“日本文化”，刻意标示出若干文化特质，如精致的工艺传统，颇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万国博览会既然为国家总体国势的展示地，竞争在所难免，也与国际局势息息相关。1904年，当日俄战争荼毒中国东北时，在美国举办的圣路易世博会上，日本的文化宣传品流传，占据宣传上的优势，日本甚至欲夺取俄国在这次博览会上所应有的参展空间。简言之，1904年美国圣路易博览会成为日俄战争的另一个战场，它们争夺的是国际社会的舆论与象征国力大小的展示空间。⑦
若跨越国界藩篱，考虑到未来工业的发展、知识的提升、文明的进化，西方世界对人类的美好信念也具体呈现在博览会的举办宗旨、整体设计及展出内容上。例如各博览会除了推展商业外，莫不将世界和平、文明进化及大众教育列为筹设目标。上述信念与帝国主义之意识形态实为表里：为了全人类文明之进化，以欧美白种人为主的强国剥削弱势民族及国家的作为，成为自然之理，毋庸置疑，而博览会则是帝国欲望的最佳表征，博览会给帝国的意识形态与种族优越感提供了视觉化呈现的具体场所。1889年巴黎博览会所展示的是整个模拟村庄的实景，以一种类似橱窗化的形式展现在白人观众的眼前。博览会中出现一种“全景电影(panorama)”的虚拟实境，利用布景、道具等布置出不同的场景，其中爪哇舞蹈和埃及开罗街景均被移植到博览会场中。
更有甚者，殖民地人种的展示几乎贯穿博览会的历史，殖民帝国权力的展现与博览会大众教育、文明进化等宗旨紧密叠合，难以厘清彼此的分别。对于巴黎博览会中有关考古和人类学的展示研究指出，对于西方白人国家而言，次等或更低的文化具有可驯服、可传输的特性，让这些下等文化被展览在西方人面前，正如帝国巨大疆域之缩影。⑧19世纪的巴黎博览会所有的考古展示，充满着进步、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三种意识形态，展示就是尝试协助法国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卢(Gaul)传统(神秘但进步的传统)。对于美国万国博览会的研究也指出，博览会的展示其实是将进化论的理念转化为生动的展示，将非白人社会——不管野蛮还是近乎文明的——转化成类似幻灯片似的人类学展示。美国万国博览会也隐含着种族优越的企图，如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就借由博览以表彰美国的成就、达尔文思想及理想城市风貌。⑨对于1893年芝加哥博览会的评论则指出，此博览会的主办者尽可能将博览会的每一个元素表现出欧洲文明已经开进美国，来到芝加哥，文化的隐喻表征出卓越的欧洲艺术正与美国维多利亚式的道德观相结合，而美国国内的评论者也纷纷以此博览会能够与伦敦、巴黎的博览会相提并论而沾沾自喜。⑩
万国博览会绾结了19世纪中期以来现代文化所有的意象与课题，学者称之为多重象征体系(symbolic universes)。在圣路易博览会中，万物万事及万般景象具陈眼前，无一不新奇，无一不是现代性的象征，例如工业革命后使用新能源的陆空运输工具以及来自远方因帝国势力扩展方能目睹的“原始部族”。即使展后随即拆毁的会场也是如此，博览会十多栋主要建筑看似庄严堂皇，外饰繁丽，入夜因电力输送而彻夜彩灯辉映、令人眩目，却以石膏材质建成，入冬即碎，难以长久。再者，博览会所牵涉的历史课题丰饶复杂，举凡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贸易与新型外交场域、商品经济与消费、文化的萌发、各国自我定位与呈现、帝国主义的权力展示、现代化城市的蓝图等，均为探究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面向的重要切入点，自此可体现“现代”此一巨大聚合体难以名状的若干枢纽。(11)
博览会所展现者，为“进步”与“竞争”两种精神。烘托进步形象的物质基础，有赖于技术的创新与发明，1855年巴黎博览会加上了以艺术表现进步的质素，1904年美国圣路易博览会则添增体魄体能以表现进步文明之姿，而技术、智力、体能之进步来自于完善教育与周全公共卫生系统，若能达致此点，乃能成就整体社会之进步。
19世纪中期以后举办的博览会一直与进步主义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而1893年美国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则是表现进步主义的极致。进步的动力来自竞争。参展者将物品共置一室，比邻而立，透过比较乃生竞争之心并求改良改进之方，此为维多利亚女王所谓“高尚竞争”之义。竞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1855年开始将展品标价，竞争表现于市场的销路或庶民的好恶；二是法国自1798年所办之工业展览会起即已存在的审查制度，则为另一种竞争的模式；三是借审查评比等第，判其优劣。劣者责其改过，优者求其精进，劣者向优者学习，优劣之别则促生竞争之心，“进步”乃由此而生。
在竞争进步、优胜劣败价值观下所制造出的世界，其实并非维多利亚女王或历次博览会所宣称企求的“世界和平”，而是一个更为差异化的世界。“动”为进步的表现，而最能在感官上立即表现出“动”者，其实并不在于机械的巨大动力，而在于博览会会场中安置的另一个表现全然“静态”不动的世界，被机械动力征服的殖民地，尤其是来自殖民地的原住民族，最能满足西方世界对比此“动静”差异的元素，原住民族“野蛮”、“原始”、“未开化”的现象成了西方之所以进步繁荣的原因，彰显西方帝国世界在物质文化中的成就，并塑造西方各国对自身“帝国”实力的认同，而在历次博览会中各国的参展品则逐渐转化为各国寻求自身国家民族认同的象征符号。1851年水晶宫博览会即名为“万国”博览会，透露了“世界主义”想法。1871年至1874年间伦敦系列博览会承续此观念，而这个观念投射出工业文明意欲表达的“普世”的信念，亦即相信科学与工业文明可以穿透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差异，因此英国两度企图消泯国界差异，将世界各国展品放在一个单一的分类架构下，这场系列博览会最后以观众寥落、财务亏损收场。曾经创造水晶宫奇迹的寇尔在事后检讨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无国家分野的展品分类是最大的败笔之一，因为“观众缺少了竞争比较的乐趣”，他的批评点出了在19世纪高涨的国家民族建构运动环境下，各国观众在会场中所欲观看和希冀寻求的不是普世的价值，而是各国自己的光彩身影。英国的“普世”价值其实也只是凸显了意欲以帝国的单一价值消泯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而这点在对待非西方世界尤其是殖民地世界中尤其明显。经历了19世纪70年代系列博览会失败的教训，英国在1886年于伦敦举办的“殖民地与印度博览会”就干脆放弃了展品分类架构，表现出英国的知识架构无法统合非西方物质世界的认知，但也仍然意欲表现西方的知识分类优于殖民地的差异想法。(12)
殖民地展示是凸显帝国的重要元素，殖民地的原住民族更是博览会中不可或缺的展示品。博览会的人种展示类型之一就是为展示帝国权威而将其辖下殖民地的人民(尤其是原住民族)送至会场展出，既要表现殖民地落后，也要呈现帝国统治对于殖民地的恩惠。
综上所述，博览会是19世纪中产阶级所建立的一套价值观与文化霸权展现，借由博览会欲传递并动员群众接受、进而参与建构现代国家的工程。观众角度的研究则强调尽管博览会的主办策展者有其价值灌输的文化霸权意图，但观众却未必千依百顺地驯服于此种价值观，任何一个观览者都会带着自身的意义的脉络，重新观看博览会所传达的内容，从而产生不同的理解。(13)
将展示活动视为近代规训权力的施展，受规训约制者处在可见的位置，而拥有权力者则隐身幕后，窥伺着那些展示的人与物。福柯(Foucault Michel)挖掘出博览展示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从而进一步刺激了博览会所具有的殖民知识建构与帝国-殖民控制与文化霸权等多方面的讨论。墨顿指出，1931年巴黎殖民地博览会会场建筑，乃是帝国-殖民地秩序在视觉上的展演，此一秩序乃文明-野蛮、进步-落后之文化论述实体化的表征。(14)博览会所勾勒的帝国秩序蓝图不仅只在会场中表露，它具有更为复杂的帝国与殖民地互动关系。米契尔(Mitchell Timothy)指出，福柯所提出的全景敞视主义，其实来自于欧洲统治殖民地的经验。米契尔透过英国在埃及所建立的军队、警察体系、学校制度乃至打造新村落住宅空间等案例，呈现福柯的规训力量如何将殖民地实体世界扭转为“宛如博览会”社会的过程。而“宛如博览会”的世界，不仅勾连了帝国与殖民地的权力关系，也进一步与资本主义的消费逻辑相衔接。米契尔的研究提示，展示所具有的权力关系，不仅只局限于何种物件得以被展示以及物件以何种秩序排列的权力关系,展示所创造的虚拟世界竟得以改变实体世界的样貌，这才是展示所具有的惊人权力。(15)
博览会展示物品的方式、设计观看物品的角度与近代统治技术的发展相互依存。近代博览会展示的技术不仅具有政治操作的痕迹，更有经济商业与知识建构的功用，而其操作的场景不仅限于博览会会场之内，更延展到实体社会。博览会创造了真实与虚幻的世界，混淆了真实与虚拟世界之间的界线，使得“世界博览会的时代(age of world exhibition)”转变为“世界宛如博览会的时代(age of world as exhibition)”。19世纪末以来的欧美博览会展示了欧洲人对于人为建构理性世界秩序的想象蓝图，他们带着这份蓝图观看实体的世界，并欲进一步将实体世界中的混沌无秩序转变为蓝图中井然有序的世界，这种转变在欧洲人面对殖民地社会时尤其尖锐而鲜明。
三 世界博览会的主旨演绎
如果从思想交汇和文化交融的角度梳理世界博览会，那么首次具有明确主题的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二战后的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和21世纪的上海世界博览会无疑是世界博览会史上的三个重要发展阶段。基于时代背景、经济性质、民族文化的不同，这三届世界博览会的主旨诚然有异，但却渐趋一致，即以人为本、和谐社会渐成世博会主旨的主流模式。以文化元素为基调，合理吸纳东西方优秀文化资源，世界博览会的结局殊途而同归，这也昭示了博览会未来的发展道路。
近代世博会主旨现象是伴随当时社会的内忧外患产生的。从1851年首届世界博览会到1933年之间举办的所有博览会并无主题，当时全球正处于殖民统治时期，加之工业革命的发展，出于人类对资源和财富产生极度的渴求和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各个国家把举办世界博览会作为炫耀本国实力的途径，甚至表现出人定胜天的张狂。伴随美国从经济萧条中开始复苏，为庆祝芝加哥建市100周年，美国于1933年举办了芝加哥世界博览会。本届博览会提出了“一个世纪的进步”的主题，此后各届世界博览会都有确定的主题。从1939年以“民主之城”为主题的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始，世界博览会由科学、技术与工业范畴发展到文化范畴。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博览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二战以后的博览会，其思考的重心和讨论的焦点发生了巨大变化，由炫耀辉煌业绩转向对“人道”、“天道”的思索和探究。二战使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发展有了不同以往的认识，一方面，技术发展导致战争的破坏力，使得人们的认识从对人类成就的骄傲演变到对发展前景的焦虑；另一方面，战后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使人们开始从技术主义层面的思考转变到人文主义的忧患。因此，二战后的博览会更加关注人类自身及其与自然的关系，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就共同关注的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的论坛。经过150多年的发展，世界博览会已日益成为全世界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的盛会。进入21世纪后，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更凸显了人类的发展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思考，主题已经成为世界博览会的灵魂。
其实，早在1904年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就专门设立了为期两天的“人文活动日”，1935年的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提出了“通过竞争获取和平”的主题。1958年的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成为推崇人道主义的起点。1958年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是“科学文明和人道主义”，即人类如何和平地利用原子能，如何解决科学技术与人道主义的问题。其标志物是一个巨大的原子结构模型，象征着人类安全、和平地应用原子能。1970年大阪世界博览会的策划者们充分看到了时代特点和大众媒体迅速发展给博览会展示重点带来的变化，由此接受了日本建筑师丹下建三的设计理念：世界博览会的重心应放在人类的精神生活上，世界博览会必须成为一个“世界文化的盛大节日”。而圣路易博览会在筹建之初就希望展示人类文明的总和，在法兰西斯的开幕演讲中甚至指出，如果地球上的文明遭到毁灭，只要留下展览会，便可重建文明。
20世纪以前的世界博览会的作用一直是双重的：一方面以政治邦交为主要目的，另一方面促进贸易发展和经济进步。进入20世纪世界博览会才有了“社会责任感”。二战时期的博览会和21世纪的博览会的观念虽然不同，但它们所蕴含的方法论取向却是一致的，意在追求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世界博览会理念，使世界博览会在主题演绎上日趋成熟。建立“和谐城市”，是从根本上立足于人和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和谐，在形式上体现为多文化的和谐共存、城市经济的和谐发展、科技时代的和谐生活、社区细胞的和谐运作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和谐互动。“和谐城市”的理念将为城市管理和城市规划提出更新的挑战，并将之引入更高的境界。
通过对20世纪以来世博会主旨的系统研究，笔者发现世界博览会的最大共性就是其理念中的人文主义精神。21世纪的世博会主旨如果是由各民族对于其文化特点进行自我反省，把人类前途之问题当做共同的问题来处理，那么世博主旨就容易达成共识。从40多届世界博览会主题的演绎中可以看到，2010年的上海世界博览会将是卓有成就的，因为它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体系，批判地吸收其他世界博览会中精华的部分，对世界博览会的主题思想做了一次总结，把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上海世界博览会将是精致化系统化最独创之集大成者。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主要贡献并非在规模效应，而是体现在对世博理念的绝妙发挥即创新与发展上。上海世界博览会将是人类有了世界博览会历史以来发展的最高阶段，但绝非最后阶段。有了前此世界博览会知识的众多积累，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创新理所当然。虽然我们无法预言未来中国博览会事业发展的最后局面，但是我们却可以从既往博览会事业的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正确处理当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的系列问题。
不论何种类型的博览会，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民众与官员之间都承受着、体现着同一精神和理念。不同国别的世界博览会在社会定位以及思想倾向上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归宿。由于100多年社会的涤荡，博览会在社会定位与价值观念上的整合日趋完善。世界博览会是思想交融的场所，每一届世界博览会都要合理吸纳国内外文化资源为我所用，同时以人为本，创造性开发，积极主动而自觉地发展世博会的精神。世界博览会150多年走过的道路，应当也是世界博览会未来发展的道路。就此而言，世界博览会的主旨和精神是同归的。
如前所述，在旧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之下，世界博览会是列强竞争的舞台，处于附属与被支配地位的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与地区难以饰演与殖民者同等的角色，而上海世界博览会宣示的则是完全相反的理念，即和平、和谐的理念。从被列强像工艺产品一样在世界博览会上被示众到成为世界博览会的主办者，这就是从近代到当代国际关系的变迁；从霸权竞争到和谐世界，这就是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在上海世界博览会上的体现。
注释：
①甘韩：《皇朝经世文三编附洋务》,上海扫印山房石印，清光绪二十三年。
②向瑞琨：《南京与南洋劝业会》，载《南洋劝业会通告》，第2期，清宣统元年5月，第101页。
③Paul Greenhalgh,Ephemeral Vistas: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Great Exhibitions and World's Fairs,1851-1939,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
④哈维和墨顿认为万国博览会所呈现者，实为“混融的现代性(hybrid modernity)”，参见Penelope Harvey，Hybrids of Modernity：Anthropology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Universal Exhibition,London:Routledge,1996; Patricia A.Morton,Hybrid Modernities:Architecture and Representation at the 1931Colonial Exposition,Paris/Cambridge,Mass.:MIT Press,2000。
⑤John E.Findling,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World's Fairs and Expositions,1851 -1988,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90,pp.17-21.
⑥Paul Greenhalgh,Ephemeral Vistas:The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Great Exhibitions and World's Fairs,1851 - 1939,pp.15 -24,pp.112-139.
⑦Carol Ann Christ,"Japan's Seven Acrres:Politics and Aesthetics at the 1904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Gateway Heritage,Vol.17,No.2,1996,pp.3 -15; Carol Ann Christ,"'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ntance of Asia':Japan at the 1904 St.Louis World' s Fair," Positions:East Asia Cultures Critique,Vol.8,No.3,2000,pp.657-711; Robert C.Williams,"'The Russians Are Coming! ' :Art and Politics at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 Bulletin 31,No.3,1975,pp.70-93.
⑧N.Muller-Scheessel,"Fair Prehistory:Archaeological Exhibits at French Expositions Universelles",Antiquity,Vol.75,No.288,2001,p.400.
⑨M.R.Nathan,"Visiting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at Chicago in July 1893:A Personal View,"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Vol.19,Issue 2,1996,p.81.
⑩陈其澍：《十九世纪西方万国博览会中的殖民意涵》，载《设计学研究》,2005年第2期，第81～97页。
(11)王正华：《呈现“中国”：晚清参与1904年美国圣路易万国博览会之研究》，载黄克武主编：《画中有话：近代中国的视觉表述与文化构图》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433页。
(12)吕绍理：《展示台湾：权力、空间与殖民统治的形象表述》，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年版，第68～73页。
(13)John E.Findling,Fair America:World's Fairs in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2000,p.5; Keith Walden,Becoming Modern in Toronto:The Industrial Exhibition and the Shaping of a Late Victorian Culture,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97.
(14)Patricia A.Morton,Hybrid Modernities:Architecture and Representation at the 1931 Colonial Exposition,Mass.: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2000.
(15)Mitchell Timothy,Colonising Egyp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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