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化经历与本土文化对领导特质形成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质论文,本土论文,领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取得的成绩与本土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企业领导人作为最高决策者，在中国企业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的历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的成长与领导模式体现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环境对本土领导的深刻影响。中国本土企业家的特质、行为、决策机制等方面体现着特定文化要素和经济、社会变迁的烙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模式。文化如何影响了中国企业的领导者？社会化过程又如何塑造了中国企业领导的心智和行为方式？研究这些特定的因素对本土企业领导者的塑造以及对中国企业成长和发展的影响成为当前管理学界重要而迫切的课题之一。
现代领导理论的研究始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几十年的演化过程中发展迅速，为管理理论积累起了庞大的知识库[1]，而在蓬勃发展的同时，却也遭遇了一些尴尬境况。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背景下，由于实证主义在管理学研究上的固有局限性[2]和取向性上的“片段性”特征[3]，再加上对于动态的、历时性的组织管理过程视而不见以及情景因素变量化处理过程中的信息丢失，致使在对已有主流理论的实证检验中普遍存在正、反两面的证据[4]，管理学研究成果的普适性受到了挑战，而对于中国本土化领导的借鉴意义就更显乏力。
领导特质理论是最早形成的西方领导理论，作为西方领导理论的典型代表，特质理论最先给出了领导者的一些共性特征，并指出这些领导者固有的特质决定了领导效能的高低，在整个领导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但是，领导特质理论并没有摆脱西方主流实证主义在研究范式上的不足，也无法说明领导特质的来源和形成过程，而要弥补此方面的不足，就需要以多元视角、多重范式、包含纵向历史数据的方法重新系统解读领导实践[5～7]，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已经开始意识到通过探寻领导者早期的社会化经历和影响领导者的文化因素来寻找领导者个人发展和特性形成的过程，是一个可行而值得关注的研究路径[7]。
1 文献综述与分析框架
1.1 文献综述
1.1.1 领导特质
领导特质理论是领导研究中最早形成的理论，该理论认为领导区别于非领导者的关键因素在于有一些核心特质，并且这些特质与领导效能高度相关[8]。鉴于此，基于该理论的研究或重在发现领导者与非领导者的差异性特质，或对领导特质与领导效能之间的关联做验证，见图1。由于特质理论过多强调领导先天禀赋的重要性，甚至带有一点宿命论的色彩，缺少对情景和领导经验(后天学习)的关注，因而不能回答具有相同特质的领导在领导效能上的差异来源，也难以对现实中的领导过程进行全面的解构。由此，在后续领导研究理论发展的过程中逐渐衰弱，尤其是在领导行为理论和领导权变理论出现之后，领导特质理论曾一度停滞。但是，伴随着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变革，管理者面对的环境更加快速多变，简单地通过领导行为与任务结构匹配以及情景变量化的处理已经很难对领导的复杂过程进行解析，而领导个人的特质在这种复杂快变的管理情景下再次成为解读领导效能的核心因素，与此同时基于该理论的学者们除了继续关注领导者与生俱来的特质外，也开始对领导者所具有的价值观、文化观念和知识结构等后天因素加以研究，领导特质理论迎来第二次发展。
领导特质是指“相对稳定和连贯的个体特征综合体，能够使个体在不同的群体和组织情境中形成一贯的领导绩效模式”[9]，也就是说特质可以反映出一定范围内稳定的个体差异。总结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关于领导者特质的研究成果，领导者特质主要包括人格、动机、能力、气质、个性、智力、价值观等[10]。
领导特质理论为人类早期认知领导和领导行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特质理论却并不能够解释领导过程以及领导有效性的全部来源，其最明显的不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大多数领导特质依赖于现有量表的直接测量，这种实证主义取向下的量化处理在便于统计分析的同时舍弃了行为主体所嵌入的环境因素；②现有量表对于实际中个体特质的描述是有限的，简单地将被研究对象特质类型化，而忽视了个体存在其他特质的可能性；③过多关注领导的先天禀赋，而忽视了领导在成长过程中对于领导职能的经验感悟与学习；④在强调领导特质重要性的同时，没能给出领导特质的来源(形成过程)；⑤片段性的测量，忽视了领导特质随时间的演变[11]。综合以上分析，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过于依赖实证主义取向下变量化的统计分析验证，在研究内容上忽视个人社会化经历和文化因素对领导的影响是造成现有研究不足的主要原因，因此，在认同领导特质对领导行为有深刻影响的同时，也需要关注领导特质的形成过程以及情景因素的影响，采用多元视角、多重范式来探究中国本土领导的特质及其形成过程。
图1 领导特质理论研究框架
1.1.2 个体社会化
个体社会化是指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群体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12]。在这一过程中，个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并表现出比较一致性的行为特征。对于个体社会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普遍认为个体早期的基因、智力水平、教育经历、家庭背景、个人重大事件是其心智形成、身心健康、性格秉性构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领导作为社会的一员，其成长过程不可避免地与社会互动，也正是这种互动所赋予领导者的某些特性将领导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区分，使之走上领导岗位，而领导者在其领导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行为和特质也或多或少源于其独特的社会化经历。AMIT等[13]就曾提出形成于童年时期的特定变量是后来领导力发展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孩提时的个性、家庭环境对成年后领导才能的潜质和领导风格有显著的影响，领导的发展与其个性特征的形成密切相关[11,14,15]。
中国的社会形态根植于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和特有的社会制度，明显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本土领导的特质是怎样在这种特定的社会经历过程中形成的，其个人早期的社会化事件是否以及如何对其日后领导行为产生影响是本文的研究重点之一。
1.1.3 本土文化
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概念，具体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社会历史的积淀物，具有延展性、历史性、动态性等特点，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所属文化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管理实践遭遇到了来自不同文化下的管理问题，因此，学术界开始关注文化因素对于领导等管理核心议题的影响。研究中发现领导行为与结果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差异与文化有关[16]，文化能够影响人们的认知方式和行为[17]，进而影响领导者的战略感知[18]，而特定文化中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则是领导力原型的决定因素之一[19]。
在有关文化的研究中，霍夫斯泰德[20]的研究影响最大，他从权力距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男性化和女性化、未来导向5个维度对文化进行量化测量，进而展开了一系列有关跨文化的研究。但是，其在研究范式上并没有摆脱实证主义下依赖量表化测量的弊端，对于文化这一复杂的概念，也很难仅仅依托这5个概念化变量来诠释，而采用质性的分析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此类方法的不足。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这些文化对人们的熏陶是不可避免的，并对人们的个性和行为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领导作为一种具体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也必然折射出那个社会文化的影响。由此，从一个具体社会入手寻求与之相匹配的“领导思想和行动”，就成为文化视角下领导特质研究的主要方向[21]。同样的，中国本土领导身上势必也具备某些由文化因素所塑造的“共性”，而哪些文化因素影响或决定了中国领导者的哪些特性是本文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1.2 研究分析框架
基于以上的分析，为弥补现有领导特质理论存在的不足，探寻中国本土领导具有的特质及其形成过程，需要关注领导者个人的社会化经历和影响领导者的文化因素，而对于领导特质本身的呈现也不应仅仅基于量表测量的实证方式，将研究限制在已有的特质类型下，而应尊重管理实践的客观事实，以领导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行为为基础来发现领导具有的实际特质。鉴于此，本文摒弃了特质理论传统的实证量化方法，采用案例研究，从社会化、文化两个视角来发掘中国领导在行为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特质以及个人社会化经历和本土文化对于领导发展过程中特质形成的影响。具体的研究分为两步：首先，通过对组织的关键事件来分析领导与客体的互动行为，进而透视领导者所展现的特质；其次，发掘领导特质的来源，即通过个人社会化历程中的关键事件分析来探寻领导的发展和特质的形成，通过对影响个体的本土文化因素辨析来探究其对于领导特质形成的影响，具体的研究框架见图2。
图2 基于社会化经历与本土文化的领导特质研究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在研究设计上，选取案例研究作为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第一，本文研究目的是探索中国情景下社会化经历和本土文化对于中国领导特质形成的影响，研究需要对中国的情景因素和管理实践现象进行深入的描述、诠释，对于可能的理论进行探索，根据这一研究目标，选取案例研究方法是适宜的[22]；第二，由于中西方在经济环境、政治制度、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西方现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不能完全照搬来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而在中国情境下包含历史、情境、社会化的系统领导研究尚属空白，与之相关的研究也均选择了单案例的研究方法[23]。在进行编码和数据分析上，为保证研究的效度和学术严谨性，遵守了西方学者关于案例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的基本步骤和原则，并借鉴了有些学者在研究国内问题时所采用的案例研究方法[23,24]。在研究期间，成立了研究小组，共有2名管理学博士研究生和1名教授对研究资料进行了独立编码，并针对编码产生的不同理解进行了沟通，在二次校对中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结果。
在研究案例选取上，阿里巴巴公司作为中国第一大互联网公司见证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历程，而马云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领导者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领导者，马云经历了中国社会制度和经济环境的变迁以及中国文化的熏陶，并经历了同时代大多数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被称为“创业教父”的他对中国企业家和领导者的影响较大，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一批市场自由竞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家代表，他两次荣登《福布斯》封面，并入选2010年《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鉴于其鲜明的特点，阿里巴巴和马云曾两次入选哈佛大学商学院MBA案例。据此，本文选取阿里巴巴和马云作为研究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符合研究的要求。
2.2 案例背景
2.2.1 组织背景
阿里巴巴集团，1999年由中国互联网先锋马云一手创立，提供多元化的互联网业务，涵盖B2B贸易、个人零售、支付、企业管理软件和生活分类信息等服务范畴。公司曾先后5次融资，经过8年发展于2007年11月6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整个集团由私人持股，现服务来自超过240个国家和地区的互联网用户，在大中华地区、日本、韩国、英国及美国超过50个城市有员工17 000人。“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是阿里巴巴集团永恒的使命，培育开放、协同、繁荣的电子商务生态圈是阿里巴巴集团的战略目标。目前，阿里巴巴是全球最大的网上贸易市场，全球电子商务的领导者[25]。
2.2.2 阿里巴巴CEO马云
马云，男，浙江杭州人，1964年出生在杭州市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小时候喜欢看武侠小说，并经常替朋友打架；因数学成绩不好高考两次落榜，第3次才考入杭州师范学院外语专业学习，当过学生会主席；毕业后留校任教，期间第1次创业，成立海博翻译社。1995年在获得“杭州十大杰出青年教师”的同时辞职创立中国黄页，失败后，于1997年加盟外经贸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负责开发外经贸部官方站点及网上中国商品交易市场。1999年辞去公职，创办阿里巴巴公司。现任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中国雅虎董事局主席、杭州师范大学阿里巴巴商学院院长、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等职务。他是《福布斯》杂志创办50多年来成为封面人物的首位大陆企业家，曾获选未来全球领袖，2009年，马云获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和中国经济十年商业领袖，2010年入选《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人物。
2.2.3 中国本土文化背景
中国特有的社会制度、悠久的历史和地理特征铸就了其独具特色的本土文化。这种文化既包括数千年来的儒家文化，也涵盖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和道教文化；既有由于地理饮食、语言、形成的区域亚文化，也有由民族特性决定的民族文化，还有基于血缘和乡土乡情的区域经商文化。这些文化有的伴随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逐渐减弱，有的则深深扎入人们的内心，至今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与行为。
2.3 数据的收集
针对本文的研究目标和思路，相应的研究内容包含以下3个方面：①有关研究对象所在组织的关键事件；②关于领导者个人社会化经历中的重大事件；③影响本案例研究对象的本土文化因素。为避免数据收集的主观性，遵循案例研究的规范，提高理论的效度，使用了MILES等[24]所描述的三角测量法，从多个信息来源分析案例。具体的信息来源包括关于研究对象不同版本的传记、网络媒体的报道、研究对象的自述、演讲、撰写的文章以及他人的访谈等。收集到的数据具体见表1。经过初步的分析后，剔除重复数据，发现以描写研究对象自传类的书籍最大限度地包含并较为系统地展示了本研究所关注的信息，继而选择以4本自传作为数据分析的主体，并结合视频、网页、文章(马云为第1作者)中的相应信息作补充和校对。在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过程中，发现研究所需数据已经饱和，可以较好地回答研究问题，并且数据之间相互验证。
3 数据分析与发现
本文采用了MILES等[24]的数据分析方法。在对数据分析时，力求数据信息的自然浮现。首先，对阿里巴巴公司的关键大事进行了梳理，对事件中领导与其他客体的互动行为进行了分析，进而发掘在此过程中呈现出的领导特质；然后，对领导者个人的社会经历大事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由此来探究领导特质的形成过程；最后，挖掘文本信息中影响领导者特质的本土文化因素，并对这些本土文化中凸显的价值观与领导者行为中体现出的特质进行比较，进而探求本土文化对于领导者特质的塑造。
3.1 组织事件的分析与领导特质的呈现
在组织事件的梳理过程中发现阿里巴巴先后共进行过5次融资，一系列的融资事件构成了阿里巴巴公司发展的缩影，是公司大事的主干。同时，几次融资事件具有部分相同的情景因素，以此来分析领导行为进而透视领导特质，可以规避部分不可知情景因素的干扰。基于以上分析，选取阿里巴巴融资事件作为研究关注的重点。组织大事件年表见图3，其中标注部分为与融资相关的事件。
在对融资事件进行梳理后，对事件中领导与客体的互动行为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来透视领导的行为特质。具体内容见表2。
3.2 个人社会化事件分析与领导特质的形成
在对领导个人社会化事件的选取上，遵循了文本资料的客观呈现，并通过多方数据来源(他人访谈、多版本传记、研究对象自述等)验证了关键事件对于研究对象确有重大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事件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由此来透视事件过程中个人特质的形成。具体内容见表3。
将个人社会化经历事件中形成的特质(表3)与研究对象在领导过程中展现出的特质(表2)相对比，发现两者的多个题项在语义内涵上一致或者高度相关，见图4。说明研究对象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特质对日后的领导行为和领导特质有较为明显的影响，领导的社会化经历构成了一条领导特质形成的路径。
图4 社会化过程中个人特质与领导特质的对比示意图
3.3 本土文化因素分析与领导特质的塑造
在对本土文化因素的分析过程中，首先关注文本中是否出现与中国本土文化高度相关的词义和描述以及其与被研究者的关联性，进而确定出哪些对研究对象有显著影响的文化因素；其次，对这些本土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并对这些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念与组织事件中呈现出的领导特质进行比对，进而探究本土文化对于领导特质的塑造。具体地，在文本分析中关注了：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道家的“天人合一，阴阳平衡，道法自然”；佛教的“寻善，节欲”等明显带有本土文化的词义。在实际文本的分析过程中，未见到儒、道、佛三家文化思想以及红色文化等对于被研究者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却意外发现被研究对象多次提及的武侠文化。遵从文本资料的客观呈现，同时鉴于研究对象长期生活所在区域具有的文化特性，本文对“侠文化”和区域亚文化中的“浙商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
研究对象从小生活在浙江这样一个临海而自然资源并不算充裕的地域，交通便利，商业繁荣。这样的地理特征和历史积淀促使该区域形成了一些具有普遍共性的地域文化和从商规范。基于以往的研究[34～38]，对文献、书籍等资料进行了梳理，将浙商文化中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进行了归纳，见表4。
与儒、道、佛文化相比，侠文化是一种缺乏精确话语外延和严格语义规范的文化构成类型[37]。侠文化中的“文化”观念，不是一个在正统化经书典籍中可用简明术语确认的精神现象，而是一种历史存在与民间想象、社会体验与心理认证不断融合的动态过程[38,39].其具有的文化因素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基于以往的研究[33～41]，对文献和资料进行了梳理，将侠文化中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进行了归纳，见表5。
研究对象长期处于这两种文化的浸染之下，认同并不断强化两种文化所倡导的价值理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并在日后的领导特质中予以展现。通过对本土文化因素的发掘，发现基于数据编码得出的本土文化因素中所倡导的价值理念(表4和表5)与研究对象在随后的领导过程中展现出的多项领导特质(表2)在语义内涵上较为一致，有较大的趋同部分，具体对比见图5，由此说明本土文化对研究对象的特质产生了影响，构成了一条领导特质形成的路径。
3.4 讨论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对象在组织事件中表现出的领导特质得以呈现(见表2)，将其与个人社会化经历中形成的特质和对其有影响的本土文化因素进行比对(见图3和图4)，发现个人社会化经历和本土文化价值观念对领导者特质的影响和塑造较为明显，研究对象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体现出的领导特质很大程度上与个人社会化经历和其认同的文化价值理念相关。以案例中研究对象注意控制权胜于所有权的特质为例，可以从个人社会化经历过程和本土文化因素中发现其形成的根源。图4中研究对象在组织融资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控制权的坚守特质，可以从其早期社会化创业过程中找到原因，而这种特质也与影响研究对象的文化因素中所倡导的理念不谋而合。综合以上分析，在中国情景下，个人社会化经历与本土文化对领导特质的形成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些特质在随后领导的行为过程中得以呈现，领导行为由此受到影响(见图6)。
4 结论与展望
在研究范式和方法上过于依赖实证主义取向下变量化的统计分析验证，在研究内容上忽视个人社会化经历和文化因素对于领导的影响是造成现有领导特质理论“片段化”特征明显、特质形成过程不明的主要原因，因此，采用多元视角、多种范式，尤其是质性研究来探究中国本土领导的特质及其形成过程是必要的。本案例中，个人社会化经历和影响领导者的本土文化因素构成了领导特质形成的两种来源，它们深深地影响了领导的特质形成，进而影响了领导在日常管理过程中的行为。领导者在社会演变和本土文化的浸染中逐渐成长，领导才能和知识得到积累，进而形成了其独有的领导特质。与此同时，领导者的特质也伴随着个体社会化进程和本土文化的变迁而演进，具有动态性特征。领导者行为是领导者特质在组织情景与外部环境因素限制下的综合呈现，是领导者自我坚守与对外妥协的博弈结果。
本文采用单案例研究的同时，使用多个同类组织事件作为关注对象，一方面可以使数据和结果得到多方验证；另一方面在呈现情景因素的同时也规避了不可知情景因素的干扰，因而，在研究方法上是一种有益的新尝试，呼应了当前领导学在研究上倡导多范式、情景化、采用历史纵向数据的号召。在研究内容上，以组织事件中领导行为的分析来透视领导特质，从个人社会化经历与本土文化两个视角出发阐释了领导特质的形成和演进，进而弥补了领导特质理论在特质形成来源上的欠缺，也为中国本土化领导研究的知识积累做出了贡献。
作为单案例研究，本文的结论为下一步进行多案例研究以及案例之间的比对提供了借鉴，但是并不能作为具有普世价值的结论。同时现有研究主要基于二手资料的文本分析，未来在适宜的时候可进行访谈等一手资料的收集，进而与已有结论进行校验。接下来将扩大研究对象的样本数量，以进一步验证本案例的结论，并进行多案例的比对来探究中国本土领导是否具有某些相同的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