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城市群区域内的网络化组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域内论文,试论论文,城市群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0690(2002)05-0568-06
中图分类号：K928.5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动态与全球化背景
人类进入21世纪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下，工业化推动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数码城市的运作与城市化进程又推进到信息时代与世纪网络时代，对城市与城市群网络化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网络机制主要表现在两个重要的方面。第一，工业化、城市化存在着全球化进程，它可被广义地定义为相似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延伸。第二，存在着全球化机制的论述，全球化这一名词已经在媒体、商界、金融界和学术界广为应用。“全球化”在学术研究 和对当代世界的流动记录中已变成了一个共同的形容词和一个普遍存在的速记符号。目前出现的全球化正是我们这个时代出现的新概念之一。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城市群的形成日趋完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信息网络化的建设，城市群区域内的空间网络组织走向更高的发展形式。当前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较为鲜见，未能出现较多的学派与领域。过去传统学派或经典的城市网络研究，即德国的中心地研究及其扩展研究中，以市场供求概念为基础，探讨了城市之间的中心与腹地关系和位序等方面作用，但缺乏城市群区域内人流、物流、信息流等动态分析与要素分析[1]。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间的资本流动已经显著上升，不同国家的大量文化产品已经可以在一个地方获得；而且单一民族国家也不再是影响人民政治生活和思想的唯一实体。经济、文化和政治以及国际市场正被改变，重塑和改写以建设一个更新的全球化世界和一个更高品位的全球生活质量。目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政治等三个元素相互交织，构成的网络化进程更加复杂[2]。
2 网络化的基本概念
从科学概念上进行概括，网络化是物质演化阶段的一个动态过程，主要指城市群区域内经济网络中人流、物流与信息流所依托的基础设施的生成、发育、完善甚至优化的演进过程。
由于城市群内有城市引力场（即城市之闻相互吸引、扩散）的作用，由此产生网络化的空间结构，城市引力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有4种，分别为吸引力(attractiveness)，即对城市中心的向心力，对城市地区产生的引力与辐射力；通达性(accessibility)，即城市区域内各类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及发达程度；商品交换(commercial exchange)，即城乡之间、城镇之间各类物质的相互交换，形成巨大的市场；网络系统(network system)，即城市要想在全球化背景下运作，必须建立与其他城市的联系，允许城市在更宽的框架里运作。因此，建构城市网络是在一个国家内形成更牢固和平衡的空间结构、增加凝聚力的基本要求。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任何一个大区域内城市网络化结构中，人员、货物、资本、技术与信息的跨国移动是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这些自由资本、信息和技术在国家与大都市间的流动领域中，尤其以金融、电信业、计算机网络发展最快。从行业产值与影响范围分析，经济全球化三个主要推动力来源于：①全球金融系统；②全球电信网络；③全球跨国公司的服务网络。因此，网络化的概念与全球化各种经济活动、电信活动与高层次人员的往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3]。
网络化的概念与地理空间的概念关系最为密切，在许多地区的城镇体系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也开始应用与实验。运用地理学空间观点进行透视，有着不同类型、不同表现形式的网络化。在城镇高密集地区，网络化的类型特别复杂，表现也很突出，尤其是基础设施网络化、产业扩展网络化、企业集团网络化、市场扩散网络化等等。
1957年，美国学者鲍德维尔(J.Boudeville)和汉森(M.Hanson)等人一起将极核的概念(Polo notion)引入地理空间并提出了“增长中心”这一空间概念。这一理论得到了后来许多地理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广泛应用，从历史条件分析，是有较大的创新。我国学者陆大道在中国区域发展研究中创造性发展了这一理论，提出了“区域发展轴”和“经济增长轴线”的理论[4]。增长点、增长极、增长中心的概念已经被应用到规划分析与理论研究之中，但鲍德维尔的理论基础，当时还缺乏规划方面的实践，区域基础与理论基础还比较脆弱，当时也没有对城市与区域的互动关系做深入研究，城市群区、城市连绵区的网络概念也尚未提出来。
运用经济学要素观点与区域发展学的网络概念进行透视，网络化都存在着4种具有区域特色的形式：
1)城市区域网络化的发展是可供选择的区域经济空间组织的理论形式，经济学对全球化论题的异议是“全球化”经济仅仅包括一些内部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所以不是真正的全球化经济(Storper,1992)。
2)城市区域网络化的演进是城乡相互作用的表现形式和投入、产出的效益形式的具体表现，这种投入、产出的效益，表现出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性。
3)城市区域网络化的完善是推进城市化及其吸纳农村劳动力，构建新城镇的理想形式，同时反映了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劳动力转为城市居民，网络化信息上表现出城市居民的就业比重的量化过程及其吸纳农村劳动力安排的新趋势。
4)城市区域网络化的构建是对城市规模经济的集中、分散以及过密、过疏现象的协调与整合的最好形式。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地区，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金融贸易中心的形式，加强了上海与国内外经济联系的密度、规模与最大效益的体现。
3 网络化空间结构模式的探索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随着原材料以及来自欧洲的劳动力和资本在美国东北部的集中，使这一带成为美国的重要制造业地带（工业走廊、城市发达区），推动东北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制造业也最为发达，工业化与城市化较为成熟。因而，本区上升为美国经济发展与城市现代化的核心区。核心区形成后，由于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美国的区域对比更加强烈[5]。结果，美国东北部沿海一带形成若干个特大城市（纽约、费城、波士顿、巴尔的摩、华盛顿等等），继而又连接成一个庞大的城市化区域——世界性的巨型城市群区。这一地区的网络化空间结构越来越复杂。其发展趋势也是难以预测的。例如以纽约为中心的极核型网络，与其周围和全国的的航空网、铁路、高速公路网络极为发达；以巴尔的摩与华盛顿相近区域，形成了双城（双子座）的发展模式。
城市群区域内网络化应当是有序的、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线型与结点，同时其空间结构模式也是具有差异性的[6]。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镇网络化的空间结构模式集中表现为四种模式。
3.1 极核网络化模式(core region network)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德国和美国的城市地理学家D.Brumn和Jack Williams在他们合作编著的《Cities of the World》一书中，引用了“城市集聚群体”一词(urban agglomerations)说明世界上许多特大城市附近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条件，城市用水、用地和动力煤的运输也十分方便，在德国的鲁而地区、法国的巴黎盆地和美国的五大湖地区，都是城市集聚区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区的城市群越来越庞大，形成以一个超级城市为核心的极核型的发展区域（图1）。
图1 极核型网络化模式
Fig.1 The model of core region network
极核网络化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极核型城市（如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上海等）与所在国家或地区所有的网络联系，都是一流水平设施、一流的管理体系，表现出高度现代化标准。这些区域城市集中的空间因素十分突出，社会化、生产集约化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化的现象很明显，区域内的人口集中、物质要素的集聚和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也是最高的。城市群区的极核网络化发展模式，有如下几个明显的特征：(1)人和社会活动、经济活动和文化科学的活动逐步集中在一个区域内的核心城市里，从而扩大了城市化的区域范围，增加了城市人口与用地规模。例如，上海浦东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和综合开发，将使上海市建成区用地规模有1998年的460km[2]扩大到660多km[2]（外环线以外）；人口规模有1998年的890万扩大到1200多万人。根据《中国日报》报导（1998年12月5日）上海浦东开发区今后10年可以开发175km[2]的建成区，占开发规划区总面积的1/3。(2)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生变化，城市生活方式将不断社会化、代替农业化经济成分，农业经济活动不仅不是城市区域的主导经济，而且农村生活方式被城市所制约，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如嘉定、松江、南汇、古浦、金山、川沙等县城，人口规模加大，出现城市郊区化现象。(3)城市社会经济结构、三种产业的比重发生较大的变化，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重要，所占比重也不断提高。特别是上海这个超级城市，外来人口特别多，近年来超过300万。因此，上海第三产业比重已达50%左右。(4)城市群体的区域结构，是以特大城市为中心，与本区其他大中小城市、郊区工业点、县城镇共同构成有机联系的城市群体系。城市等级主次分明，核心城市突出，居绝对主导地位，是整个地区城市相互作用的引力中心和辐射源，首位度极高，城市间联系密切但以向心联系为主，同级规模城市间的横向联系较为薄弱。
3.2 双子座网络化模式(towns of Dumbbell net-work)
在我国许多城市群的区域内，有一对城市无论是在城市经济力量、地理区位、城市规模与吸引能力的强弱，还是城市在区域中所起的作用大小，在城市群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始终起到“双核心的作用”，形成区域内的双子座网络化发展模式（图2）。从地区布局的特征分析，中心城市的主次关系不明确，城市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尤其体现在行政与经济职能中，区域原材料、能源供求关系和商品交换等等的联系方面是密切不可分的；在地区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和交通运输条件以及未来的趋势，其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比较明显。例如四川盆地城市群，成都与重庆的”双核心作用”就十分明显。在我国沿海省区许多城市地带均具有这种双核心的发展模式的特征，例如沈阳与大连（辽宁省）、济南与青岛（山东省）、杭州与宁波（浙江省）、福州与厦门（福建省）等等，大部分城市地域结构都具有行政与经济双重结构性，职能分工明确，而发展趋势日益明显。到2020年前后，沿海开放城市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等，其经济职能作用越来越大，外资企业与高技术开发区相继建立，这种经济中心的作用就在所在省区中占主导地位，从而形成省区城市地带中的”双子座网络化”发展模式。近似于双子座网络化发展模式的城市群还有北京与天津、广州与香港，虽然不在同一个省域，但也是相邻区地内的双核型城市。
图2 双子座网络化模式
Fig.2 The model of towns of dumbbell network
3.3 多中心网络化模式(multiple nuclei network)
由于我国幅员广大，各地区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因素也有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城市群发展模式也是多元的。多中心城镇网络化结构形式，主要表现在一个大的经济区内，在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条件下，如果资源条件与交通条件相同，城市发展呈现一些类似性，一般城市规模小，城市职能较为单一，工业门类不可能样样齐备，城市之间的互补性较强。例如，我国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3个城市，其城市群体的发展模式呈现分散形式。长－湘－株三市与周围区域的湘乡、彬州、韶山、醴陵等几个小城市相连，共同组成了多中心的中等规模的城市群密集区[7]。这种分散多中心的城市群发展模式在我国今后一段时间内，作为地区经济发展比较均衡的模式，是生产力布局趋向区域化、合理化的一种好的形式。这种模式的城市群的布局一般沿着优越的交通轴线展开（图3），交通网络轴线与运输经济联系趋向合理化，有利于区域经济联系和城市区域之间的协作，客观上为城市拓宽了自己的经济腹地范围，增强了城市的辐射力与吸引力，更有利于城乡合作与实现城乡经济一体化。由于局部的资源优势、地理区位条件、自然条件和人口密度不同，当然也有的城市具有区域性的比较优势，其城市发展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如长沙市在湘中地区城市密集区处于首位城市的地位，今后的城市发展也一定比其他城市来得快，城市现代化程度更高一些。
图3多中心网络化模式
Fig.3 The model of multiple nuclei network
3.4 走廊发展型城镇网络化模式(corridor type network )
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分析，由于我国许多城镇密集区的范围比较广阔，而区域性的基础设施水平较差，城市发展与区域经济总体布局沿着交通条件比较优越或用水、用地条件好的发展轴线展开，形成了经济发展轴线和城市发展地带（图4）。沿交通走廊轴线的发展模式有三种：(1)东西走向单轴线的发展方式，如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发展两极为大城市，中间是串珠式的中小城市。(2)十字型的交通轴线发展方式，如京广线与陇海线交叉处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地带，东西、南北两条轴线都展开了一系列的大中小城市，形式布局比较均称的城市区域。(3)放射状的交通走廊轴线发展方式，如东北辽宁省境内的城市群体，形成了以沈阳为中心的5条铁路为轴线的城市布局形式，每条轴线上在有利的交通位置上或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形成结节点，逐步发展为中小城市，这些城市都与沈阳有着密切的经济协作联系和文化科学的交流关系。我国众多的城市（镇）沿着交通走廊或经济发展轴线，形成地区城市群体或城市发展地带，也将是21世纪我国城市群主要的发展模式之一[8]。
图4 走廊型网络化模式
Fig.4 The modeI of corrider-type network
4 网络化的空间组织对城市群内各城市的作用
网络化不仅是现代通讯手段的一种最重要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是我们研究城市、研究城市化、研究城市群地区的一种重要的科学思维与方法。有序的经济活动与市场扩展，合理布局的城镇体系规划与城市发展总体规划，都表现在各种网络化的操作之中，也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
网络化的空间组织对城市发展，对城市群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从实践价值方面分析，其重要的作用有：
4.1 完善城市群内的网络化设施，促进城市（镇）之间高效率、高质量交流
网络化的空间组织将使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成为一个有机网络，大大便利了城市内部及城市之间的物质流动、能量转换、信息传递和资金周转。而没有完善的网络化基础设施，城市群的网络化便无法实现。就目前情况，一方面要加强网络的建设，打破网络的行业分割、部门分割，加快和加大上网单位的信息流通量，更重要的方面是把信息网络的建设纳入城市基础设施的大系统中，统一规划、建设、管理，使其发挥最高效率。
4.2 提高城市群工矿企业与产业集团内的关联度，形成城市间的多向循环联系
1996年《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采用市场价值取代吸入，作为跨国公司500强的排名中，世界6个顶级城市中，东京（有80个公司总部）、纽约（56个）、伦敦（29个）、大阪（23个）和巴黎（17个），次一等的城市还有旧金山、芝加哥、香港（11个）和新加坡（6个）。这些城市与世界各地形成了高层次、多向循环的商贸、金融与文化科技的联系。
2000年我国东部地区与北京、广州等60个大中城市的宽带网络信息系统的建成，将加强城市群之间的信息联系。城市网络化应用于城市管理，也可以创造一种智能化的城市，使这些城市的功能展现得更完美，我国的超级城市更向国际化方面发展。
4.3 加强城市群网络化的空间组织，提高大都市地区物质要素的流通水平，促进信息网络与城市经济指挥功能的集中
国际性大都市作为全球经济指挥中心的重大作用表现为：①市场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重要性以及制造业和生产活动的全球性分散导致了对跨国公司控制功能的增长需求，这种需求被引向超大城市或大都市[9]。②跨国公司资本的快捷自由流动导致对金融中心需求的增加，通过金融中心，产生国际流动并相互协调。③生产性服务功能（如会计、法律服务、保险、咨询和广告等）从跨国公司分离出来，这些功能的集中是跨国公司功能运行的需求，也有助于这些功能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分配[8]。城市群网络化的发展可以扩大原有各个物质要素的形态网络，如路网、电网、水网等的容量，提高它们的功效，使其更具吸引力。
4.4 信息技术在城市网络化空间组织的作用，促使工业城市向信息城市转变
“信息城市”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全球信息化而提出的一种未来城市发展模式。较早提出“信息城市”概念的学者是美国学者(M.Castells,1989)，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城市发展的主流方向是信息城市[9]，这也说明信息技术对未来城市社会的主导影响，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认识。未来信息城市有着多种形式，例如控制论城市(Cybernetic city)和超地域城市(Teleoplis)等（莞剑英，1999）。信息技术不仅促使世界城市体系的形成，而且促使城市由工业职能中心向服务、信息产业的转化[10]。信息技术在工业社会往往成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的手段，但当它渗透并服务于整体经济社会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化，使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移，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然后逐步由工业城市向信息城市过渡[11]。
收稿日期：2002-02-27；修订日期：2002-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