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巫文化的盛行与审美特性论文

楚巫文化的盛行与审美特性论文

区域风采

楚巫文化的盛行与审美特性

⊙李 响 [大连民族大学,辽宁 大连 116600]

摘 要: 楚巫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可以看出巫在原始楚地楚民心中的崇高地位,从地缘性、历史性、宗教性三方面因素分析楚巫文化盛行的原因,从而探究楚巫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特征。

关键词: 楚巫文化 审美特征 浪漫主义

巫文化是以巫觋的巫术活动为核心的文化,它于楚地文化的土壤中、在不同阶段不同阶层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碰撞中,孕育出独具“楚”特征的楚巫文化,通过对其盛行因素分析探究楚巫文化独特的审美特征。

一、巫于楚之重

楚人素来信鬼崇巫,《尚书·伊训》 中:“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汉书·地理志》亦有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在楚文化遗址中被挖掘出的简文,内容有祈鬼祷神的不在少数,如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等。从诸多历史遗迹中我们可以看出,巫于楚之重,楚巫文化得以盛行的因素还是有迹可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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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巫文化盛行的地缘性因素

在远古时期,昆仑山上光明宫中住着火神祝融,其死后葬于衡山,衡山的最高峰就被命名为祝融峰,所以有把衡山作为古昆仑的一个称呼,有学者认为道教的昆仑山信仰发源自楚地,直到隋唐时期道教的神圣修仙之地也都是以楚地为中心分布,所以上古传说到后来修仙圣地,楚地这一区域自古就是带有“灵性”的。

笪浩波先生在《由楚文化遗存的分布特点看早期楚文化中心区域》中提出:“我们认为西周早期的楚人为山地民族。理由有二: 一、楚人在自述其先祖时谈到了山……二、楚人向周天子提供的贡物为包茅。包茅为山中的一种草,可以滤酒,显然楚人把包茅看得很重,当作贡品送给周王。这也反过来说明楚人生活资源来自山区。山地民族有个特点,即流动性大,在某一地生活的时间相对平原地区而言较短。”结合清华简《楚居》得知楚先人基本择近山临水之处迁徙,流动性大,善射猎,采摘山物;这里高山峻岭,水势浩荡,如此自然地理环境导致楚人在社会生产力、政治制度等各方面发展都滞后于中原地区,同时也营造出不可探究空间的神秘氛围。这里周围有蛮楚,西南有濮人、巴人,东南有扬越;相对开放的楚人与周边各族产生了文化的交融互渗,于是“对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他们感到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疏远。天与地之间、神鬼与人之间、山川与人之间,乃至禽兽与人之间,都有某种奇特的联系,似乎不难洞悉,而又不可思议。在生存斗争中,他们有近乎全知的导师,这就是巫”。楚人先祖是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文化,农事讲时令,他们就是最早的知名的天文学家,观象以服务农业,《左传·襄公九年》:“古之火正,或食于人心,或食于味,以出内火。是故味为鹑火,心为天火。”一切都要遵守时令天象,这一职能是火正所有,黎即为高辛之火正,《国语·楚语下》有颛顼“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直到后来,担任火师之职的也多是部落首领,祭天守燎,贡茅缩酒,贡物避灾,其实就是大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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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楚巫文化盛行的历史性因素

在周代各部落中皆有巫,周边各民族较中原相比巫风为盛,其中楚人巫风尤盛,楚先人们对世界的未知就通过其丰富的想象来弥补,他们自称火神的后代,楚人的生活也一直蒙着神秘的色彩,用巫来通神,巫有通天晓地的异于常人的神通,正如观射父对楚昭王所说:“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

中国宗教学家吕大吉先生的《宗教学通论新编》被赞誉为我国宗教学扛鼎之作,其中“宗教四要素说”的观点将宗教理论定义为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体制的综合统一。据此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巫术是与禁忌、献祭、祈祷一起归属于宗教的行为活动,其与原始宗教一同产生,吕大吉先生认为巫术正是宗教本身的一种表现形式和现象形态。我们中华各民族从远古时期起都经历了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宗教的过程,楚先民是祝融部落,祝融司火正之职,于是祖先神化始祖神为火神祝融,楚人图腾为凤,也被看作是祝融的化身。每个氏族都有图腾,并赋其超自然力量;“图腾”一词来源于“totem”,印第安语意为“它的亲属”“它的标志”。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楚人会将祝融与凤合二为一地尊崇了。而人们若想求得祖先的赐福,驱病除害,就必须通过一个媒介来传递信息,带去世人的祈愿,传达上天的旨意。巫就是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说文解字》释“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如前文所谈,巫有男女之分,男为觋,女为巫;在前期还是大众性的、人人为巫的原始思想阶段,在绝天地通后,略有政教合一的倾向,这一特殊权利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往往也由部落首领兼任,阶级社会的明显分级,巫的地位也就渐渐抬高。他们的神秘力量可以掌握与天地鬼神沟通的特殊能力,不仅祈福驱祸,而且可以预言未来、占凶卜吉,方式之一就是巫以舞降神,恰恰就是一种祭祀形式,

观射父答祭祀性质时谈:“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也”,“是以古者先王曰祭,月享,时类,岁祀”。从中可以看出祭祀于国家的重要性,乃国家之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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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挖掘中发现楚国的漆器装饰图文很有特色,例如长台关1号墓出土的锦瑟图画,呈现出人们乐舞欢饮以及狩猎时的生活景象,还伴随着巫神鬼怪的形象于其中。王逸注《楚辞章句》卷二中言:“昔楚国南郑之邑沉、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子因作九歌之曲。”以作乐鼓舞的方式取悦神灵,乐舞也是巫觋招魂所必须的内容,楚民间祭祀习惯向来与巫结缘。在楚辞《九歌》中有“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巫着盛装登场,祭祀过程以鼓为乐器,缓急有序,挥舞宽袖翩然起舞,屈原所描绘的祭神场景,是从头到尾和着乐声伴奏巫神的载歌载舞,其舞姿根据《九歌》应该是“连蜷”“偃蹇”诸如此类,长袖弯体的特点,体现出动的声乐与舞态美感。另外,文学作品《招魂》,是作者吸取了古代巫术的招魂仪式为基础,内容里描述了东、西、南、北、上、下的罪恶与艰险,又以故里楚地衣、食、住、行、乐等舒适美好的场景做强烈对比,招诱回客死他乡的迷途死者返乡。这其实不失为一种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对楚国文化的自信和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的映照。

楚人视观射父为国宝,楚昭王关于天地之事、祭祀之事不明之处都向观射父求教。

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角、齿,皮、革、羽、毛,所以备赋用以戒不虞者也。

楚巫文化可以说是楚人对古代巫术的承袭和发展,而后逐渐形成的一种综合艺术,渗透于楚人的文学、乐舞、美术、工艺等多种文化艺术之中,从丰富想象力到坚定的图腾信仰,再到邻近民族文化的兼容并收,呈现出独特的文化色彩,有自己的独特审美观,清秀与诡奇相结合,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沈从文在谈到湘西的神巫时就曾说过:“它的庄严与美丽,是需要某种条件的,这条件就是人生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神仰赖这种条件方能产生,方能增加人生的美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楚地具备巫文化盛行的主客观条件。

清华简《楚居》记录了楚公的迁徙过程,“季连初降于隈山”的降就如同降神般,季连作为楚先之一,也应是首领兼神巫的身份。“丽不从行,溃自胁出,妣列宾于天,巫赅其胁以楚,抵今曰楚人”。这里不无后人关于名称溯源的附会说法,可避之不谈。文中“溃自胁出”是自腹中生,就是现在的剖腹产,在当时却是一种贵命的象征,在鬻熊之妻妣列死后巫师又以楚草将其缠裹包合,这里面都有着巫术和祭祀活动的内容。

(三)楚巫文化盛行的宗教性因素

观射父在当时的楚国算是大巫,地位极高,在左丘明的一篇散文《王孙圉论楚宝》 中可见一二:

二、楚巫文化审美特性

楚人重巫淫祀的程度还体现在与他国比较之中,《晏子春秋·内篇·谏上》 中提到有个楚巫名微,到齐国见齐景公:“公,明神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济者,明神未至也。请致五帝,以明君德。”但晏子劝谏齐景公不要“弃贤用巫”,齐景公听劝而行,如此可见诸夏并不如楚国般敬崇神巫。相反,在楚的状况则不同。

接着,师生共同设计如下的问题,若在1—9这9个数中,在其中的一些数前添加负号,能使它们的代数和为零吗?如果在 1—10这 10个数呢?在1—11,1—12又怎样?有什么规律?这样讨论,可以提高学生的兴趣,又培养了学生的开放思维。

(一)形象怪诞化

楚人对艺术作品的形象表现变幻奇特,某种程度上说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较之北方,生产方式相对落后的楚,更注重人与人、神、物之间的交感,赋物以灵动之性,将现实与想象融合、写实与夸大结合。楚人以凤为图腾,这种朦胧的神秘的意识赋予在织品刺绣的纹图表现上,在江陵马山一号楚墓的一件绣绢绵袍上绣有一凤,凤正面而立,双目怒瞪如猫头鹰,腹部丰满呈圆状,腿部弯曲举双翼,奇特的是翼端是首内勾的凤头,人称“三头凤”,有明显的图腾遗痕。还有楚器的纹饰有窃曲纹、蟠虺纹、变形饕餮纹等,关于兽面纹,楚人更爱用变形兽面纹,对原有的兽面纹去威慑,强美感的变形。例如下寺1号墓出土的钮钟乐器,隧部有上下相叠的两层变形兽面纹,上层窄,下层宽,错落有致。楚随葬用的木雕作品形象奇特,其一有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木雕辟邪,一颗树根而雕,“虎头,龙身,四足,卷尾。头部的眼、耳、口、须俱全。口微张,齿稍露,似有所见而欲噬。四腿皆长,雕为竹节状。右侧前腿上雕一蛇蜿蜒而行,右侧后腿上雕一蛇方噬一蛙,左侧前腿上雕一蜥蜴方噬一雀,左侧后腿上雕一蝉”。其二为镇墓兽,各个时期不同地域挖掘的镇墓兽不尽相同,战国楚墓的镇墓兽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江陵雨台山174号墓出土的单头镇墓兽、江陵天星观1号出土的双头镇墓兽最为典型。根据陈跃钧、院文清的《“镇墓兽”略考》记述,镇墓兽在战国不同阶段,呈现不同形态,早期面无器官,笔直颈身,到后来齐俱五官,曲身曲颈。不论如何,楚镇墓兽的共同特点是“下方有座,中有躯干,上有头部,顶插鹿角”。构思谲诡,形象怪诞,镇墓兽的怪异形象引来学者诸多推测,有饕餮说、山神说,还有土伯说,但不论其原型究竟为何,可以肯定的是镇墓兽的作用是镇守墓主灵魂的,以趋避邪灵佑其登天转生。其三是虎座立凤,是一种寓意性雕塑随葬之器,造型别致,是楚文物中最富特征的器物之一。其状为凤,以虎为座,展翅欲飞之态,两胁有锐利的鹿角,有夸张变形的艺术处理,楚人观念里飞舞之凤似是神巫引导灵魂升天的使者,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说:“这个时期的楚人,希望死后精魂不要沦入冥府,而能飞登天界。随葬镇墓兽,意在抚慰土伯,让他不要捕食死者。随葬虎坐立凤,意在招致风伯,让他接引死者登天。”正因受巫文化影响至深,才能激发出楚人如此独特的创作灵感。

(二)向美之心

(2)钦州石夹剖面硅质岩主量元素各特征值及其比值与图解显示,研究区的硅质岩在强烈的生物作用下形成,并有显著的陆源物质加入,沉积环境主要为大陆边缘,且D-C界线处可能受过热液活动的影响。

(三)原始宗教性

苏联著名人类学专家海通在《图腾崇拜》中谈道:“图腾主义是母系初生氏族的宗教。”很多原始的图腾崇拜体系内容有图腾禁忌制度、图腾繁殖仪式以及巫术仪式,其中巫术仪式为一种交感仪式。巫作为通天地鬼神的媒介,通神成为其巫术施行的载体,楚巫文化影响下的艺术作品就具有通神性的特点,《说文解字·玉部》解释“靈”(灵)字下部的“巫”时,说“巫以玉通神”。所以楚玉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巫以玉敬神,以玉通神,以神占玉,附玉以神感。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比较经典的有“团凤”,色青形圆,凤首位环顾,给人以神秘美感,但无疏离感,似是人与神、与图腾崇拜的互融。另外,楚人对玉所赋予的深层意义也是交融式的,楚王权与巫术互渗互通,玉既是通神之物,也是王权贵族的象征,在凌家滩等遗址中出土了一些雕有神人头像的玉,这种结合体如同掌握政权与神性的首领、巫师的结合一般,让玉的两层含义交织于一体,强化玉的神力来彰显王权。这种图腾交融,体态对变的交融感更强化了巫术的宗教性质。

以味通神,楚先王向周天子所尽职之一就是贡茅缩酒,这是一种敬神祭祀仪式,其中缩酒的“缩”原作“莤”,《说文解字》:“茜,礼祭束茅加于圭而灌鬯酒,是为茜,象神歆之也。”《周礼天官甸师》:“祭祀,共萧茅。”郑玄注:“萧,字或为茜。茜,读为缩,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渗下去,若神饮之,故谓之缩。缩,浚也。”以酒祭神,这种祭神的方式仿佛得到了祖先神灵的回应,“象神歆之也”。《离骚》中有“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王逸注:“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在《九歌·东皇太一》里有“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洪兴祖《楚辞补注》中说:“灵,谓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饰也。……菲菲,芳貌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饰,举足奋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满堂室也。”着盛装,呈香物,行巫风祭祀已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文化形式。

楚地久盛不衰的巫俗风气,营造出极具浪漫神秘的文化氛围,培育出极具浪漫主义精神的楚人,造就出诡奇兼具清秀的艺术风格,让楚文化自成一派。楚巫文化的盛行推进了楚与周边文化的交融结合,呈现出独特的美感与包容性等特点,并对后世文学、艺术等影响深厚。

① 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78页。

②④⑤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2页,第195页,第195页。

③沈从文:《凤子》, 《沈从文文集》第4卷,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第 387页。

⑥ 〔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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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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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英杰,王月娥.巫三辨[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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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岭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94(2).

[8] 重庆远古巫文化学会.礼巫盛典[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

[9] 海通.图腾崇拜[M].何星亮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作 者: 李响,文学学士,大连民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编 辑: 张晴 E-mail:zqmz0601@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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