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巴黎“国际马克思大会”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巴黎论文,启示论文,大会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5年9月27日至30日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以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为契机和以“马克思主义一百年——回顾与探索”为主题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该会由从属于法国全国科学研究中心政治经济社会哲学中心的《当代马克思》杂志率先发起，与法国的《思想》、《现时代》、《现实理性》、《人与社会》、《共产主义评论》等十几个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刊物共同协议，并联系国际上近百家同类杂志和研究机构一起举办的。大会吸引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近千人参加（学者近五百人），其中有许多是当代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如“依附理论”代表萨米尔·阿明（埃及学者）、“全球资本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伊曼努尔·沃勒斯坦（美国学者）、法国“马克思主义独立学派”代表人物乔治·拉比卡、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主持编撰12卷本的《马克思主义考据辞典》的沃尔夫冈·弗里茨·豪格等。
这一大会的召开及其讨论的主题，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当代的，因为它的思想理论观点契合着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不断激发起极为深刻和有价值的争论，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正确的“头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仍然“活着”。
从这次大会讨论的情况看，一个重要的特色是打破学科的界限，从过去的分门别类的研究转向整体的、跨学科的研究，强调在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因而大会虽然按传统学科分为若干个专题小组，但讨论的内容却是跨学科的。以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著称的英国《新左派评论》、德国《论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批判》和英国《马克思反思》等著名刊物的作者群和读者群的与会，也给大会带来了跨学科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趋向。例如，以法国著名经济学家保尔·博卡拉为代表的“体系调节理论”在研究现代社会时，认为自己的这一理论既不同于从市场一个范式去分析问题的古典经济学，也不同于把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分开作单纯孤立研究的“新自由主义”，而是主张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把经济学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的、跨学科的研究。正因为如此，雅克·彼岱在概括1989年前苏联和东欧巨变以来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发展动向时，把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研究视作其一个重要的新特点。
这是一个有力的启示。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中抽取出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组成部分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分别抽取出来，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在一定的范围内是必要的和有价值的，但对之真理性的认识不能到此为止。否则，就会受其理论视野的局限，导致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为此，必须把思路倒过来，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加以考察，才有可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因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内在逻辑的要求。
就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三个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而言，它是由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的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体系而不是思辨体系，其主要理论内容只能来自经济学分析的概括和总结，而不能来自纯哲学的演绎和推导，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又归根结底是为科学社会主义服务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旦离开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就必然重走旧思辨哲学的老路而丧失活力。
就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以及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的创立、发展和科学证明都必须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为基础。具体说来：第一，从唯物史观与经济学的关系上看，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许多范畴是互相交叉的，而劳动、分工、生产力等范畴在历史上首先成为经济学的范畴，而后才被引入历史观的。第二，从社会结构上看，生产关系表现为经济关系，生产表现为“物质生产本身”，人本身在经济关系体系中成为发挥决定作用的经济主人公，因此，“历史之谜”的谜底只能隐藏在经济学之中。第三，从唯物史观的发展和证明上看，经济学是其基础。正因为如此，（1）列宁认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 唯物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列宁选集》第1卷，第10 页）（2）唯物史观创立过程中的某些局限也与经济学研究不足有关， 恩格斯在谈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说：“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2页）当然，毫无疑问， 正是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才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
就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言，马克思说：“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290页）问题的提出自身又蕴含着解决问题的条件，科学的答案存在于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之中。然而，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又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以及由以上两者有机结合得出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结论的科学社会主义。
就马克思的理论探索道路而言，在当时的欧洲存在着三条理论道路：（1）英国道路，人们总是直接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社会变革问题； （2）法国道路，任何一种理论如果不具有某种政治形式， 就不能在全国发生作用，也根本没有成功的希望；（3）德国道路， 一切革命活动都首先表现为哲学活动和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因为德国是一个哲学民族。然而，这三条道路各有其局限，只有把它们辩证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创立全新的哲学。马克思是一个德国人，他的理论探索的道路最初也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但革命的实践以及他在创立自己新哲学过程中所遇到的使他感到“苦恼的疑问”（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又使他由德国道路走向法国道路，进行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从而最终认识到如果不从法国道路进入英国道路，不从上层建筑进到其所产生的经济基础，不把针对“副本”（黑格尔法哲学和国家哲学）的批判推进到针对“原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的批判，不进一步突破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传统，走出哲学，进入经济学，再回到哲学，他将不可能实现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可见，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探索，马克思也不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由上可见，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理论和逻辑上是严密的、完整的、一贯的，它们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构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机整体；其各个组成部分与之关系不仅仅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而且是有机整体或有机体和它的有机组成部分或器官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简单地抽取出来，就必然使之受到曲解而丧失自己原有的科学性质。同时，作为马克思主义有机整体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生生不息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因而只有将其放到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才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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