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耗竭世界资源吗——兼论可持续发展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资源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世界能源和其他基本资源价格上涨速度较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一些人将之归咎于中国的经济增长，指责中国的经济的增长速度及其方式消耗资源过多，因而推动了资源价格的上涨。我国一些学者出于转换增长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的考虑，也强调中国经济增长中资源消耗超常的问题，如最近经常看到的一组数字：“2004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 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28％，水泥占50％”，等等。也有一些人指出中国进口资源的数量及其增长导致的现实和潜在问题。但是，世界资源消耗过快、资源价格上涨过快真的是由中国造成的吗？真的是中国强加于世界的问题吗？
本文从人口和资源的分布、国际贸易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高能耗产品的国际贸易等方面入手，试图对上述问题提供比较全面的解答，同时也讨论我国现阶段工业化方向及实现方式是否合理的问题。
一、资源交换的必然性——最终消费决定资源消耗
无论将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还是分别考察任何一个国家，各种资源的地理分布都呈现出很大差异：有的国家或地区某些资源很丰裕或比较丰裕但缺乏另一些资源；有的国家或地区多数资源都相对贫乏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多数资源都很丰裕。但是，即使是多种资源都相对丰裕的国家或地区，各种资源也不可能等比例地均匀分布，而且总会缺乏某些资源。另一方面，人口的地理分布虽然决定于经济的发展，因而与资源的丰裕程度密切相关，任何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密度却不可能同时与各种或大多数资源的丰裕程度保持一致。因此，如果严格地画地为牢，不仅各国、各地区的生产和消费结构就完全受限制于本国或当地的资源，而且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受限制于资源中的“短板”，资源配置的效率必然低下，绝大多数人的福利水平也一定低于可能达到的程度。
幸运的是，我们的祖先早就找到了解决资源分布不平衡这一难题的方法，即通过交换，包括资源和资源产品的交换来缓解因资源分布不平衡而产生的问题。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历史大约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一样久远，为提高大多数人福利做出了长期的重大贡献。工业革命以来，国际化的浪潮更把整个世界变成日益统一的大市场，各国、各地区依据自己拥有的资源和经济发展程度占据对自己最有利的位置，形成各自的生产结构，在世界大市场的框架中交换资源及其产品，最大限度地满足本国、本地区人民的消费需求。生产的分工不仅可以提高全球的资源配置效率，也可以提高全球的福利水平。
从生产领域看，无论各国、各地区的生产结构如何不同，都是国际分工的结果，同时也为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由于初始的资源禀赋不同，更由于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有些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结构偏向于知识和技术密集的行业，在生产中更多地使用资金和高技术人力资本；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结构则偏向于资源和劳动力密集行业，在生产中更多地使用自然资源和初级人力资本。但是，无论哪一类国家，其消费结构都不同于生产结构：前者用资金和高技术劳动力资本生产的产品交换后者用自然资源和初级劳动力生产的产品。尽管前者在生产中可能消耗自然资源不多，但其人民最终消费产品中所包含的自然资源却可能很多。因此，真正导致资源耗竭的是这个世界的消费方式，尤其是高消费国家的消费方式。
在告别短缺经济以后，我们很容易理解当今世界的现实经济是需求拉动的，我们面对的是买方市场，顾客是上帝。导致珍贵皮毛动物灭绝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穿戴这些皮毛制品的人而非偷猎者；同理，对自然资源的真正压力来自于消费者，来自于最终需求，包括其数量、结构和增长速度，与直接使用自然资源的生产者关系不大。当然，不同国家生产同类产品消耗的资源率可能有很大区别。但是，事实是高资源消耗产品的生产往往是从经济发达、资源消耗率较低的国家转移到经济相对落后、资源消耗率高的国家。这种生产的转移通常出于经济的原因而不是强制或被迫的结果，而且，无论资源消耗率较低的发达国家是否指责该产品生产对资源的压力，它们通常既不减少对这些产品的最终需求，也不接手用资源消耗率低的方式生产这些产品。这就是说，经济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尽管资源消耗率较高，但同类产品的生产总成本却低于资源消耗率较低的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全球）消费者追求降低消费品价格以提高自身福利的行为才是高资源消耗产品生产地点转移的真正原因。
即使忽略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区别，或者说暂时假定各国、各地区之间只交换资源和中间投入而不交换最终消费品，只要有交换的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同的国家和地区人民不仅消费水平会大体相当，而且消费结构也会自动趋同。通过用相对丰裕的资源交换相对稀缺的资源，发展水平接近的各国、各地区生产技术和人均资源消耗量也会趋同，而且这一过程必然表现为某些国家长期保持较大数量的自然资源净进口，即用人力资源或资金交换其他国家的自然资源。根据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司长刘建生的介绍，“我国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很低，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8％，排在世界第53位。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铁、铜、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只有世界人均水平的1／6、1／6和1／9。”① 因此，如果假定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消费的自然资源也应当大体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因而必然要大量进口上述自身稀缺的自然资源。从这一角度看，目前中国进口和消耗的自然资源不算多，而且今后一段时间还可能继续增长。
二、高能耗产品国际贸易现状——消费与生产结构差异的例子
前面已经说过，任何一个国家的消费结构都可能与生产结构不一致，因而大量进口自然资源的国家或地区未必真的多消耗自然资源，而对自然资源的压力来自对资源产品的最终需求。很明显，只要存在需求，就有人会去生产；中国不生产，一定会有其他国家生产。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中国消费者有需求而自己不生产，那么，我们也会进口这些商品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如果简单以生产阶段消耗资源的数量作判断，未免偏离了实际情况。近年来中国制造业产品的出口迅速增长，实际上相当大一部分是加工进口资源产品再出口的增长。因此，中国在生产阶段直接消耗的资源包括进口的资源实际上有相当大一部分是生产以后出口供进口国消费者最终消费的；中国资源消耗量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世界最终消费增长对资源的压力，而不仅仅是中国经济增长（及其增长方式）对资源的压力，甚至可以说主要压力不在于中国选择的生产方式。
我们可以用高能耗产品的国际贸易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上的分类，高能耗行业主要包括冶金和金属制品以及化工行业。按照上面的推论，金属制品及其再加工产品的进出口，以及化工产品的进出口，就是其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能源的贸易。一个国家如果大量进口这些产品，尽管其不直接进口能源如石油和煤炭，也不直接从事冶金和化工生产，它仍然在大量进口和消耗能源，即进口和消耗在生产阶段转化成产品形态的能源。
如果单纯考察金属制品贸易，我国是能源净进口国。根据联合国《商品名称和辨明协调制度》（HS编码）分类，2004年我国钢铁（HS72）、钢铁制品（HS73）、铜及铜制品（HS74）、镍及镍制品（HS75）、铅及铅制品（HS76）、铝及铝制品（HS78）、锌及锌制品（HS79）和锡及锡制品（HS80）等8大类金属制品净进口总额达121亿美元，同时电机产品（HS85）的净进口总额也达到102亿美元，似乎中国以这些产品的形式大量从国外进口能源。但是，如果同时考察可能用这些产品加工后再出口的产品，情况就不同了：2004年我国锅炉机器（HS84）、铁道车辆（HS86）和船舶（HS89）三大类产品的净出口总额就达到311亿美元。 由于这三类产品的主要原材料是金属及其制品，实际上其中包含的进口能源产品又外销出口了，而且还要加上加工过程消耗的能源。
在主要的高能耗化工产品中，我国2004年木浆（HS47）、玻璃及制品（HS70）、纸及纸板（HS48）、水泥（HS68）4大类产品的净进口总额达60亿美元， 而烧碱（HS281512）、纯碱（HS283620）、氮肥（HS3102）、磷肥（HS3103）、钾肥（HS3104）、复合肥（HS3105）、化纤长丝（HS54）和化纤短丝（HS55）等8大类产品的净出口总额仅为6亿美元，两者相抵，净进口总额为54亿美元。但是，如果加上地毯（HS57）、特种机织物（HS58）、针织物（HS60）、针织服装（HS61）、非针织服装（HS62）、其他纺织品（HS63）、鞋类（HS64）和帽类（HS65）等8大类纺织品的净出口总额800亿美元，即使只计算其中的化纤原料，恐怕我国化工行业产品（包括加工产品）的贸易不仅变净进口为净出口，而且净出口的数量还很大。
高能耗产品的贸易仅仅是一个例子，其他基础性自然资源的贸易也可能呈现类似的趋势。我们进口资源和资源产品，不仅因为我国大多数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值，而且因为我国正在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通过再加工改变进口的资源及其产品的形态，然后出口供其他国家人民最终消费。如上所述，一些高能耗产品的生产加工转移到中国不仅是中国的选择，也是世界人民的选择，是世界消费者追逐低成本、低价格商品的必然结果。因此，资源问题上的中国威胁论根本没有科学依据。
三、生产结构调整的方向和原则
然而，即使上述数据的简单比较能证明我国是高能耗产品的净出口国，没有“额外”消耗世界的能源，也不能简单推论我国应当发展高能耗的重化工行业。推翻虚假的“中国能源威胁论”是一回事，确定生产结构调整方向是另一回事；我们没有加剧世界能源的紧缺状况不等于我国最适合发展高能耗行业。如何调整现有行业结构，如何确定未来的行业发展方向，最基本的原则仍然是成本收益分析、资源配置效率、市场供求趋势和是否能保持并且提高长期稳定发展的能力。
成本收益的分析必须完整、科学，既不能忽略外在成本，也不能漏计各种政策支持所提供的实在的和隐含的补贴，更不能将预期收益水平建立在高风险的假设条件上。现实生活中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用企业财务分析代替经济分析，即不计算政策成本，将各种补贴、无偿投资和税收减免直接等同于项目的收益，因而高估了项目的盈利能力。这种思路往往表现为首先根据某些原则确定要发展的行业，然后为了推进发展目标的实施制定支持政策，再根据既定的支持政策计算盈利水平，最后依据这种高估的盈利水平论证发展该行业的合理性。不难想象，如果这样选择并支持某一行业的发展，其后果往往是该行业的发展以至生存将长期依赖政府的支持。另一种常见的问题是承认短期亏损和政策支持的必要性，但预期未来充分发挥生产能力以后将转亏为盈。这时候，对未来市场供求及价格走势的预测将扮演决定性的角色。预期过于乐观必然导致决策错误，而用虚假的乐观预期来骗取短期支持的现象也不少见。如果先确定重点发展行业，然后再论证发展该行业的合理性包括盈利能力，很难完全避免上述两种问题。
在决定发展何种行业以前先做成本收益分析实际上就是进行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因为重点发展何种行业尚未决定，必然需要比较各种行业的成本收益，因而比较的标准就不再是某行业的成本收益如何，而是同等投入条件下哪一个行业收益更高，即如何在不同的行业中配置资源效率更高。不与其他行业比较，单纯分析某一行业的成本收益，对于制定生产结构调整政策和行业发展政策是没有意义的，甚至是误导的。对于中国而言，由于劳动力资源存量巨大且远远没有充分就业，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速发展国民经济，而且在于改善收入分配、构建和谐社会。
成本收益分析和资源配置效率分析都需要一定的前瞻性，因而需要准确把握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从产出的角度看，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高，表明随着收入的提高消费者对该商品的需求将更大程度地增加，因而该行业的发展前景良好，反之亦然。从投入的角度看，如果一种产品的生产大量使用稀缺资源，暂时又看不到廉价替代资源出现的可能性，那么，该产品的生产成本就面临巨大的上升压力，消费者可能转向其他可替代的商品，该行业的前景就不那么乐观，反之也一样。从一般趋势看，大量消耗基础资源的重化工行业就面临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而且其最终产品的消费水平增长有限，特别是在高收入阶层消费者中间，重化工产品的消费比重通常呈下降趋势，服务消费水平则明显加速上升。如果我国大量投资于重化工行业，大幅度增加全球的市场供应，就可能在加速拉升原料价格的同时自己压低产品价格，从而完全背离原先对成本收益的分析结果；如果投资造成的沉淀成本不能及时收回，则可能的损失更大。
除了资源是否会耗竭、能否及时找到替代物以外，决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的保护。资源和产品的市场是全球统一的，但环境首先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为全球的消费者生产，因而不必为进口和使用外来资源的数量多少而感到不安。但是，如果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代价就是我们独自承担了。如果我们没有正确计算环境破坏的代价，没有要求生产者支付这种隐含的成本并转嫁给最终消费者，那是我们自己愚蠢和短视，让我们的后代和我们自己一道用增加自身痛苦的方式来增进外国消费者的福利。任何行业的发展规划中，如果没有科学评估对环境的影响，没有通过适当而必要的手段将环境成本强制性地内在化，就可能是以牺牲长远利益的方式追求短期发展的目标，以牺牲自己利益的方式改善别人的福利。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述，指责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耗竭世界资源是没有道理的，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及其方式）威胁整个世界的资源也是没有道理的。生产方式和资源消耗速度是消费者最终决定的。只要存在这种生产方式，而且消费者选择了这种方式生产的产品，问题就不再是谁从事这种生产。即使中国不采用这种生产方式，不生产这些产品，也会有其他国家用同样的生产方式生产这些产品；而另一些国家自己不生产但却大量消费这些产品，正如美国自己不生产（或少生产）却大量进口高能耗产品一样。当然，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从整个世界经济体系来看，生产、流通、消费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地域分布及其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简单指责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是片面的、缺乏科学依据的。
真正的问题在于，道德上的评议是苍白的，我们也没有理由单独承担人类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重负。对我们来说，中国人民的长远福利应当是最重要的目标。在选择重点发展的行业以及制定结构调整政策时，是否正确计算和比较不同行业的经济成本和收益，是否科学地预测原料和产品市场未来的供求趋势，以及是否准确评估了环境成本并使之内在化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对后代负责。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角度考察问题而不是仅仅讨论资源消耗问题，也许我们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是否在一段时间内需要重点发展重化工行业可以得到更科学的结论。
注释：
① 马勇、杨进欣：《科技日报》2005年8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