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的建构逻辑与当代价值
王浩斌，陶廷昌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沙 410083）
〔摘要〕 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其建构逻辑主要体现为：抵制霸权主义，建构持久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理念，建构普遍安全的世界；以合作共赢为原则，建构共同繁荣的世界；立足交流与互鉴，建构开放包容的世界；着眼绿色发展，建构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能够为新时期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公平正义的价值向度，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中国方案，无疑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时代背景；建构逻辑；当代价值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与大调整的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整体推进，信息化社会和多样化文化双维演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逐步成为核心主题与发展潮流。中国正处于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新时代，深入研究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的建构逻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内涵丰富、逻辑鲜明，对建立公平正义、和平发展且具有新型全球治理体系的新型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的当代价值。
一、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生成的时代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方位深入推进，东西方各国之间加强了思想碰撞、文化交流与实践交往，并逐步形成世界各国交织共生的网状关联图景。可见，如何去审视、考量及建构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推动世界旧秩序的解体与新秩序的建立，就成为世界各国亟待解决的重大“人类命运走向”问题。围绕这一“人类命运走向”问题，不同的政治集团与不同的阶级利益群体持有不同的世界秩序观。在这些世界秩序观中，“霸权稳定论”“全球治理论”以及“普世价值论”等一时间呈现出主导的论争态势。但是，这些论调却内嵌着“失序”性特征，即其特征外延为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地缘冲突、文明激荡、恐怖主义、生态危机以及贫富差距等发展危机与生存困境。特别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美国经济力量的“降维”形变以及政治世界权利的分化削减，这也意味着非西方世界或者说发展中国家共同主导的“无极世界”的到来。但是，非西方世界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权势崛起，并没有相应地提升自身的全球治理影响力，国际秩序建设在总体流变中仍然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管控，这仍然是当今全球治理策略整体性失效的总根源。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思想碰撞、文化交流与实践交往，使得包括网络、深海、极地、外太空在内的空间都成为世界性的融合公域，但由于西方交往主导模式与新时代主流发展方式的不兼容性凸显，极易引发大国竞争，危害世界和平稳定〔2〕。
当前，世界多极化的演绎效果就是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各领域扮演重要角色，并在国际力量的抗衡中逐步凸显为“最具革命性的变化”〔3〕。虽然国际格局的变化并不一定总能导致国际秩序的相应变化〔4〕，但这些拥有潜在力量消解“单极”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对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显现出极为强烈的诉求。基于此，世界多极化的演变营造了发展中国家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氛围，将全球拥有共同利益追求的发展中国家连成一片，形成了一股和平正义的力量在国际秩序变革实践中不断将公平正义元素融入国际秩序建构的全过程，事实上也凸显了我国在其中的重要性、主动性和塑造能力都在稳步增强〔5〕。我国正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大国责任与担当不断彰显，并在主动投入应对全球性的发展困境与各种挑战中，向国际新型秩序的建构提供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因为这不仅关涉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规则制定与规范，更牵涉全球各国在建构国际秩序以及在当前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3〕。总而言之，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当今世界，人类面临着发展与困境长期并存、机遇与挑战交织共生的生存境遇。在这种极其复杂激变的生存境遇中，既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1〕，这无疑内在地呼唤着可以取代当前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旧秩序的新型理论的创生，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顺势而成的。
二、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的建构逻辑
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新干涉主义重新抬头，全球经济低迷问题、地区冲突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等层出不穷，气候变化、疾病传染、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尖锐，这无疑从总体上反映出西方式全球治理的理念、体系与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的国际格局和时代潮流〔6〕286。基于此，习近平主席既立足中国现实，又着眼世界发展，呼吁汇集世界各国力量共同建设一个融和平、安全、繁荣、包容与美丽于一体的世界，体现了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的建构逻辑。
前表所列黄庭坚与他人互见存疑词共53首。其具体情况各不相同，有些明显地属于伪作，有些则比较复杂，不易判断。以下笔者试举数例，略作辨析。
（一）抵制霸权主义，建构持久和平的世界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表明，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世界上一切事物的演绎与发展，都呈现出复杂的演变路径。按照这样的理论审视，具有多样性特征的人类文明既是客观世界基本特征的总体呈现，同时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10〕543。但部分西方国家却高唱“文明冲突论”“文化优越论”等反“多样性”论调，其实质就是披着“文明冲突论”的外衣强行渗透破坏别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以达到其压制或颠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制度及政权的目的。“文明冲突论”认为，非西方文明正在崛起，并逐步打破现有文明的均势，致使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例如，美国政府在“文明冲突论”的掩盖之下抛出了“中国威胁论”的荒谬论断，导致美国近年来在内政和人权问题上不断抹黑与打压中国。在整体牵连的当今世界，即使“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论断时有浮现，但文明多样性在人类发展史中始终扮演着人类进步核心动力的角色，因为文明互鉴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7〕，也就是说，文明互鉴是引领人类文明进步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9〕258。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9〕259，只要将包容精神落实到世界交往的实践之中，“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9〕259。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具有“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特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1〕。由此可见，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内嵌着中国优秀传统“和”文化，或者说内嵌着开放包容的人类交往态度和原则，这就为建设世界文明新秩序的实践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坚持共建共享理念，建构普遍安全的世界
纵观人类的发展历程，消除贫困、建设共同繁荣的大同世界，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理想和亘古以来的向往。当今世界，虽然科技进步带来了飞速发展，但也由此扩大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方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贫富分化。建构共同繁荣的世界的最大“绊脚石”就是单边主义、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等的蔓延与扩张。因此，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就倡导各国积极维护世界贸易组织、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以实现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的共同繁荣。自本世纪初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社会制定并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以及《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0〕543，推动11 亿人口脱贫，19 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上互联网〔10〕543。可以说，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符合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也符合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当前，虽然逆全球化思想、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单边主义此起彼伏、时有抬头，但世界各国日趋“利益交融、命运与共”，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7〕，成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深刻反映了世界各国利益与命运交织共存的客观发展规律，为建构共同繁荣的世界，倡导世界各国以合作共赢为原则，使经济全球化在协同引导下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1〕。从这个意义上讲，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有利于遏制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以及单边主义的蔓延与扩张，为建立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型国际秩序廓清了方向。
（三）以合作共赢为原则，建构共同繁荣的世界
当今世界正经历巨大变化，机遇与挑战共存，尤其是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互相交织、时常发生，给人类的生命、生存、生活安全带来了异常严峻的破坏与威胁。在安全观方面，西方霸权主义国家奉行“绝对安全观”，其实质就是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别国的混乱与动荡之上，借口维护自身安全对他国的经济、政治进行干预。“绝对安全”事实上是与世界发展潮流相违背的，因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安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10〕541-542。面对当今世界多元化、复合型的安全挑战，任何一个国家，无论其实力多么强大，都不能单独应对。同时，在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的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在安全中谋求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需求，尽管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互相融渗，复杂而激烈，但支撑与维护和平的力量必定会战胜破坏和平的势力，安全稳定是人心所向〔7〕。也就是说，安全是世界各国繁荣发展的基本前提，没有安全作为外部保障，发展就无从谈起。对此，习近平主席呼吁世界各国“单则易折，众则难摧”，世界各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转向并实践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10〕542，共同寻求世界各国安全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既让自己获得安全，也让别国获得安全。同时，世界各国要把对话与协商的方式融入矛盾和冲突的破解过程，共同“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1〕，走出“共建、共享、共赢”的新型安全之路。故而，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为新时期解决世界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是推翻霸权主义“绝对安全”而建立普遍安全的新型国际秩序安全观。
（四）立足交流与互鉴，建构开放包容的世界
众所周知，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阻碍国际民主化、阻碍新型国际秩序建设的顽劣势力，也是引发世界动荡不安、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主要根源。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主体强迫别国接受和认同自己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并利用“民主”“普世价值”“人权”“和平演变”等思想，任意干涉别国内政，置联合国安理会于不顾，肆意挑衅联合国的宗旨，公然践踏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其主要目的就是运用意识形态渗透的手段摧毁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达到建构单极指向国际秩序的目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违背全球化的客观规律，而推动公正合理元素融入国际秩序改革发展过程的国际意愿不断增强，促使国际关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7〕。也就是说，“消除战争、持久和平”是人类一直致力于实现的美好理想与夙愿。正是基于这样的深度考量，习近平主席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旨在整合共同利益，倡导世界各国将“互相尊重、平等协商”“不对抗、不结盟”作为国际交往的创新理念。在许多重要外交场合，习近平主席都强调，热爱和平、珍惜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品质，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都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我们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8〕，我国的发展是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和谐和共享的发展，发展走向是“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1〕。同时，在国际交往实践中，我国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在国际公平正义实践中担当重要使命，坚决“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以强凌弱”〔1〕。因为只有世界各国得到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9〕249。由此可见，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为世界新秩序的建构贡献了中国智慧，是适应世界潮流、符合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新型国际秩序观。
（五）着眼绿色发展，建构清洁美丽的世界
公平正义表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水准和发展层次，是衡量一个国家或社会文明发展状况的重要标志。以社会和谐、人际和谐为重要条件的公平正义，离不开世界各国的共同权威与公共行政，也就是说，如果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及其公共行政未能确保与维护公平正义的良性运行，将直接导致整个人类社会公平正义的缺失。人类发展史确证，公平正义不仅是中华民族追求的重要目标，同时更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美好理想。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倡导世界各国打造“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10〕523。在新型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我国将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平等原则，在共同推进人类进步事业的过程中，坚持平等性原则，不“以大压小、以强凌弱、以富欺贫”〔10〕523。各国主权领土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各国自主选择的社会制度与发展道路必须得到尊重和维护，各国根据自己的基本国情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的实践应该得到认同与支持。同时，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所展现的是合作共赢的全球伙伴关系，其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坚持多边发展体制，将本国利益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结合起来，摒弃了你输我赢、赢者通吃的旧思维〔10〕523。在大国关系建构过程中，遇到矛盾要运用“不冲突、不对抗”的对话协商方式予以解决。中俄关系的建构，旨在密切推进关涉国际以及“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配合，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稳定”〔6〕292；中美关系的建构，以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助推全球发展繁荣为目标；中欧关系的建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整体提升中欧之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球影响力，以共同“为世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6〕293；金砖伙伴关系的建构，主要是推动金砖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务实合作以及全面加强金砖成员国之间的发展战略对接，以共同助推国际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6〕293。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坚持以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为基础，坚决反对和抵制“唯我独尊、强买强卖”的霸权行径，共同抵制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将公平正义元素融入新时期国际秩序的建设之中。
三、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的当代价值
作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化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揭示了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旧秩序的严重弊端，其重大当代价值就在于为建构符合世界潮流的新型国际秩序提供指导。
全球治理体系是世界多极化演绎的必然结果，其自身的目标追求就是实现全球经济、政治、生态等事务的共同管理与整治，以促进世界发展的协调性与整体性。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主要体现为“为何治理”的全球治理价值问题、“如何治理”的全球治理规制问题、“谁来治理”的全球治理主体问题、“治理什么”的全球治理客体问题以及“治理成怎样”的全球治理效果问题。这些核心的全球治理体系问题自冷战后期开始，就一直备受关注，但由于受到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管控与主导，全球治理体系呈现出畸形的变革，即西方国家把本国的发展建立在发展中国家生态破坏的基础之上，使得全球污染排放、全球性经济危机等问题不断凸显，这就内在地要求对这种旧模式的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变革，以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当前，由于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双重影响以及社会信息化与文化多样化的深层影响，世界各国连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当世界性难题的威胁不断蔓延时，就会暴露出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碎片化与滞后性，因此，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势在必行。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性的治理不能实行“‘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10〕540，也就是说，全球事务在当前整体牵连的境遇下，“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10〕540。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体现了世界历经大变局时期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方略。其在处理与世界各国的关系时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体现了新时期国际合作中中国新理念的逐步融入，秉承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12〕，反映了“树立应对安全挑战的意识”〔12〕，为世界普遍安全模式的建构贡献了实践的理论导向。我国在外交活动中所倡导的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13〕，体现了大国的勇气和担当，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坚持以“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精神为国际交往准则，以多样性、平等性和包容性为世界文明的存在特征，为世界各国文明的和谐共存作出了示范；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绿色发展生态观，为世界生态危机的解决指明了方向。总之，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无疑有利于促进全球治理旧体系的瓦解和新体系的建立，使得全球治理主体的“世界性”得以彰显，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能够为新时期国际秩序的建立提供公平正义的价值向度
在工业现代化迅速推进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整个人类社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然而，现代工业社会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发展严重危害着自然生态，并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生态安全已经超越地域与国界，成为整个人类共同面临的时代难题，尤其是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向全球蔓延与扩张，已成为危害人类生命、生存、生活的重要因素。恩格斯早就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并警告人们不要忘形于征服自然的满足，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11〕。这就明确指出人与自然实际上就是和谐共生的关系，破坏自然就是毁灭人类自身。习近平主席把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将其和我国“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优秀传统自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以“两山论”为核心内容的新自然观，为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实践方向。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倡导人们秉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意识”〔10〕525，践行既具生态保护又具经济效益的“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10〕544，在实践中坚持平衡推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全面落实《巴黎协议》，不断开辟推进生产力快速发展以及“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10〕544。建设绿色低碳、环境友好的美丽清洁世界是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的反映，其深刻表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辩证自然观，无疑有利于强化世界各国的生态合作，使其共同应对生态危机，“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1〕，从而为建立新型国际生态秩序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
（二）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能够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和平与发展归属于时代主题的范畴，和平侧重指政治方面，发展侧重指经济方面，二者具有内在的密切关联性：和平环境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经济为维护和平提供物质力量。二战之后的实践表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南北问题，南北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直接引发全球性的危机与动荡；同时，南北问题解决的根本路径就是建构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正处于纵深变革和巨大调整时期，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但是，在这一鲜明主题下的世界仍然存在一系列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或是二者互相交织引发不稳定因素。霸权主义、军国主义、恐怖主义时有出现，核危机、难民困境、生态威胁、病毒传播等不时出现，这些世界性难题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制约性因素。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旨在呼吁世界各国秉承“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10〕543，共同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以“防战争祸患于未然”〔10〕524，为和平发展创造一个普遍安全的国际环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虽然“弱肉强食”“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丛林法则”等冷战思维依然存在，但呼吁和平发展的国际呼声不容忽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我国将顺应世界潮流，“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9〕266，随着世界历史的向前发展，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非但“走不通，而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9〕266。历史证明，唯有和平发展的道路才是符合世界潮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是我国坚持的道路，即在世界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9〕266-267；同时，与世界各国和睦相处，以“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6〕287。综上，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将和平发展作为核心内容，始终把消除阻碍和平发展的因素作为主要任务，始终以走和平共享与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为旨归，无疑能够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三）习近平新型国际秩序观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提供中国方案
观察组患者疼痛程度显著低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为95.0%,对照组为77.5%,两组差异显著(P<0.05),结果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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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203（2019）05-0012-05
〔收稿日期〕 2019-08-13
〔基金项目〕 中南大学研究生调查研究项目（2018dcyj002）；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项目（2018zzts270）；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7WTC22）。
〔作者简介〕
王浩斌（1976-），男，湖南双峰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杭州画院，“作为省会城市画院，承担着本地区民族文化发展与创新的重要使命，应是本地区中国画创作、研究的中心，起到弘扬优秀文化领头羊和辐射作用。”
陶廷昌（1986-），男，广西贺州人，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克里斯蒂娜往耳后塞了塞碎发。她的头发大约有齐下巴颏那么长，很黑，用银色发夹夹着。她又一次把指关节掰得咔咔响，整个人看起来很紧张，这也难怪，在看过威尔像个破布做的娃娃一样瘫倒在地后，换了谁都会把心提起来。
责任编辑 梁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