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删除的哲学文本存在——德波林《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一文论文,文本论文,哲学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波林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是普列汉诺夫的忠实学生，在20世纪初俄国的复杂政治斗争中，德波林错误地站在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上。但是，在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场“物理学危机”中，他与普列汉诺夫、列宁共同批判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滋生起来的马赫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下了许多保卫唯物主义的论战性的文章。虽然，列宁去世后的30年代，德波林也一度遭受了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但他仍然完成了大量论文和学术论著，成为苏联学术界早期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①。他的大部分论文收录于他1961年出版的文集《哲学与政治》一书中②。笔者认为，对德波林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俄国和前苏联哲学史极为重要的一环。可是，长期以来，关于德波林的研究却被我们严重忽略了。在这里，我们只是重点关注一下德波林在1924年写下的多篇论文遭遇的文本删除事件。
1924年，是德波林在学术上异常活跃的一年。我们也知道，这一年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一是列宁去世，二是由梁赞诺夫编辑整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第一次以俄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上。
我们看到，也是在这一年，德波林在《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杂志的第1期和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德波林的思想仍然同质于十年前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可是，不久他在同一个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另一篇名为《列宁与现时代》的文章。我注意到，《列宁与现时代》一文的第二小节名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③。也是在这里，我发现德波林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的特点“它主要是面向历史的”④。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这种观点的提出，其最大的可能性是作为党的重要理论家，德波林已经看到了梁赞诺夫整理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手稿，所以，他敏锐地体悟到了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真正的革命性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新的认识，与长期以来第二国际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传统的诠释有着极大的异质性。我认为，对于德波林的哲学思想来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断裂。显而易见，德波林自觉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然而，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强制，后来他又坚决地重新遮蔽了这一发现。1961年《哲学与政治》一书中的文本删除，就是这种意识形态质询的直接结果。
在1961年德波林公开出版的重要学术文集《哲学与政治》一书中，《思想家列宁》一书中的三篇文献只收入了第一、第三篇，这两篇文献也经过一定的删改，而第二篇《列宁与现时代》则被全部删除⑤。我认为，这看起来只是一个文本事件，实质上这是试图擦掉一段重要的曾经在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的历史存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擦除，有意遮蔽了在苏联学术界已经在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科学世界观的真正本质，这必然导致后来整个前苏东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整体认识水平下降和低水准重复，也为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意识形态布展提供了必需的可能性思想条件。在此，我们重新构境这一奇异的意识形态文本事件，恢复一段真实存在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文本实在，由此真正历史地、全面地确认列宁“伯尔尼笔记”的学术思想史地位。
一、意识形态文饰式的删改和文本伪像制作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收入《哲学与政治》一书的两篇文献被删改的情况。《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其中有两处被删改；一处是文中的一个边注，内容涉及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评价。这个注释原来是说明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对费尔巴哈的评价问题，原文中说到了以下两个要点：第一点是明了列宁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这一事实：
列宁在哲学方面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过列宁求教于普列汉诺夫这件事，并不妨碍列宁独立处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某些重大之点上纠正了普列汉诺夫的看法。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两位思想家是互相补充的。⑥
这句基本上是事实的话被全部删除了。因为，在意识形态话语构境中，布尔什维克的列宁怎么能是孟什维克者的学生呢？真理如何与谬误“互相补充”呢？在斯大林1931年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中，“抬高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贬低列宁的思想史地位正是其主要罪状之一。斯大林在与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他历来对列宁采取傲慢的态度”。特别是普列汉诺夫对待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态度⑦。显然，为了意识形态的同一性，维护列宁的至上形象是重要的，所以，人们不能提及他曾经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这一发生过的事情。不尊重历史，或者随意篡改历史，这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式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文饰方式。还要顺带说明一点，德波林文中所说的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看法的“纠正”一事，实际上是不准确的。德波林提到的这一思想事件是：普列汉诺夫在190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批评费尔巴哈并不了解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的活动”；而列宁在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则认为，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认识论上关注实践，并将“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而后来普列汉诺夫于1915年发表的《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一文中，则赞同了列宁的观点。我还注意到，在这篇文章中德波林干脆说：“列宁与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一样，首先强调指出必须以人类实践的总和作为认识论的基础”⑧。其实，在对费尔巴哈关于实践问题的看法上，普列汉诺夫原先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认的那样，因为，哲学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所说的实践，只是人们抽象的自然存在和情感关系，他并不了解作为革命的批判的社会历史实践的意义。德波林的这一说法显然是为了讨好那个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大他者。
第二点是分别对列宁与普列汉诺夫进行思想史定位，当时德波林的说法为：“普列汉诺夫首先是一位理论家，而列宁首先是一位实践家、政治家和领袖”。与上述意识形态话语构架相同，将列宁说成是与普列汉诺夫理论不同的实践家，其中暗指了列宁的思想家身份的认同问题。这显然也是不妥的。列宁为什么不能首先是一位理论家呢？于是，这一句话被直接删除了⑨。让历史不存在，或者假造历史，这是又一种更加荒唐的意识形态强暴方式。我们都能感觉到，从这个文本删除中，已经包含了后来发展起来的对列宁的意识形态神化。
这一文本中的第二处重要删改则涉及列宁的物质定义问题。我们都熟知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对物质下的定义，可是在德波林原来的文本中，他竟然说要提供“比较全面详尽的关于物质的定义”，我觉得他话中有话，似乎有所指。他自己的定义“比较全面详尽”，那么谁的定义不够全面和详尽呢？德波林的定义如下：
物质是时间和空间中存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并在我们的感觉中反映出来的客观实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物质是所有无限的、具体的“中介”的总和，即关系和联系的总和。而各门具体的科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是研究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和“中介”即同一个物质的过程、关系和联系的诸阶段的。⑩
我们看到，德波林这个物质定义的前半段应该基本与列宁的物质定义相近，可是，下面那个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中介”和“关系的总和”，则是他自己的看法。这显然是列宁不曾提到的。从德波林这一新的定义来看，他试图将列宁的物质定义纳入一个新逻辑论域之中，重点是突破实体论的构架，使物质定义能够包容关系性的客观存在，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也符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社会存在的基本看法。可是，这种对经典表述的革新，在意识形态话语中，显然是不能被允许的。于是，这一物质定义中与列宁相异质的地方被全部删除了(11)。这种删除，意味着后人不能提出与经典表述不一致的东西。
第二个被删改的文本是写于1925年的《革命辩证论者列宁》。这一文本被删改的地方比较多：第一是题目改成了“辩证论者列宁”。第二是两处提法的删改：一是德波林原文中说，辩证唯物主义是综合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辩证调和”，这一确实不准确的话被删除了；二是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个评论，德波林原来写道：“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意味着反动，但在经济方面则意味着进步。这也是垂死的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这句话，在上个世纪30年代对德波林的批判中，被判定是“考茨基式的帝国主义论”，所以也被删除了(12)。我个人以为，德波林这句话基本是不错的。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说法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不一致。第三是这篇文章的第二小节(“对立面的同一”)几乎被删除，其中保留了四段并入了第一节。在被删除的这一节中，德波林主要是评论了刚刚发表的列宁的“伯尔尼笔记”(13)。认真阅读德波林当时写下的、可能也是关于列宁“伯尔尼笔记”最早的研究性论文，并没有发现其中有什么不恭敬的语言。只是他的评论比较客观平实，鲜有后来人们那种刻意拔高列宁的意图。在涉及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时，他只是小心翼翼地使用了“责难”一词。
二、历史性：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的重新缺席
本节我们重点来看一下德波林写于1924年却在1961年被完全删除的《列宁与现时代》一文。这篇文章一共有三节，第一节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第二节是“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第三节是“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和新的人”。最重要的是第二节，这一节也是我们下面将要分析的核心文本。
在第一节中，德波林主要界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异质性。这里有三个值得注意的新的理论要点：第一，在此时德波林的眼里，马克思和列宁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创造了某种哲学体系的“哲学家”，而他们却创造了面对生活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里“充满了”生活，即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我能体会得到，这里面已经含有一种变化，实践和现实生活现在成了德波林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词。在他看来，马克思的世界观中“充满了生活”，这个生活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物质，而是历史性的社会生活。这个观点中，既没有自然物质存在，也没有对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文本的引述，这显然与德波林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立场并不完全一致。第二，我们在第一节中还看到了这样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外就是对整个社会关系总和的革命的批判”(14)。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提法。虽然他的表述并不准确，但这一断言中试图表达的东西人们倒是能够体会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革命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一观点几乎同期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位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所共同指认。不知道德波林自己是否意识到，他的这一观点恰好也与十几年前波格丹诺夫对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误识相近。第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非历史性，用德波林的原话来说即“藐视历史”。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将自己的观念看作永恒的和超历史的。历史这一重要的质性标尺，现在成了德波林眼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水岭。这三个理论要点也内在地导引出德波林此文第二节的中心思想。这里还应该提到，第一节中德波林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思想。后来在斯大林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中，这是重要的罪状之一(15)。
第二节显然是这篇文章的核心文本，它的关键词是历史。这种与自然物质存在相异的客观实在的社会历史，现在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显然标志着德波林思想中的一种逻辑转换。我推测，这并不是德波林自己的某种思想自省，而是由强大的外部话语冲击造成的断裂。以我的看法，德波林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显然是由于他已经直接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1845～1846年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此时，该书的手稿(特别是它的第一篇)已经被梁赞诺夫从伯恩斯坦的书架上找到，并于1924年发表在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上。作为党的重要理论家，可以想象德波林会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文献。这一事关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关键性文本，也是这一年去世的列宁和全部20世纪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的。我以为，这一文本的问世造成了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伪像的解构，德波林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正是在对新问世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的第一个文本的学习和研究中，德波林开始意识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没有使认识脱离生活”，这里的生活不是指哲学唯物主义所讲的自然物质，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社会存在能动建构起来的历史情境。德波林新的认识为：“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特征，而社会生活则是它的中心问题”。他的这一表述显然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它的中心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生活。这不是一个历时性维度和一个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马克思新哲学的历史性是一个本体性的东西。
并且，当德波林再重新观察实践问题的时候，实践本身的内容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主义中，正是人们的实践生活第一次成为理论的基本内容；世界观的最后根源和根据，寓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化创造之中，社会历史生活之中”(16)。请注意，德波林在这里专门使用了“世界观的最后根源和根据”一语，依我的理解，这是针对哲学唯物主义立场的。哲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在基础，但是，马克思用以观察自然与人的社会存在的最后根源却是历史的实践。在不久前他自己写下的《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一文中，实践仅仅是一个狭义的认识论范畴，而在此处，实践则成为一个本体性的概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逻辑进展。在这个意义上，德波林是前苏联学术界第一个读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人。这在20世纪20年代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这种新的理解明显是超越列宁的最终哲学视域的。这种超越不是因为德波林比列宁高明和深刻，而是在于他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手稿。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1985年出版的《苏联哲学史》中，作者竟然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德波林分子”不够重视历史唯物主义问题(17)。
当然，德波林为此也重新诠释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历史，此时，他将历史的维度从单纯的面向过去增加了一个面向未来的向度：
历史过程的特点是通向未来的趋向。历史的对象不仅是过去，而且还有未来。现在不仅要消失为一去不返的过去，而且还要面向未来；现在孕育着未来。历史是经常注入现在的、生成中的未来。现在则通向未来。现在是“过去的结果和未来的保证”。时间是历史乃至整个生命的基本范畴。正因为如此，就是说，正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整个的历史才得以存在。马克思说历史是唯一的科学的时候，也正是应当从上述的意义上来理解。(18)
在这一点上，德波林是对的。后面他说到，“人们所过的是历史的生活，这是人胜过其他自然创造物的一大优点”。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性的“时间是一个独特的范畴”(19)。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不是物性意义上的时间，而是历史性的社会存在中的独特生命时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观念与人的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时间是内在一致的，这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时间中的历史存在不是简单的过去，而是将过去和未来否定性地扬弃在自身内部的现在。马克思这种基于现代性生产情境中的历史和时间观念，后来又为海德格尔以思辨的方式重新表述过(20)。而在这里，德波林比海德格尔和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更早地发现和理解了这一点。
三、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德波林还将这一重要的新的逻辑视角转向哲学本身，于是，他看到，
哲学和理论中的一切理性主义和绝对主义都表现为所确定的真理不依赖于时间，这样它们也就取得了绝对的、抽象的性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切设置和一切存在物都只有相对的价值。任何东西都不能脱离历史的即具体的条件，一切都只有暂时的存在。(21)
所以，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身的实质而言是历史的”。这是十分深刻的一种说法。可是他说，列宁是一位历史的思想家，因为他的全部活动都始终贯穿着历史的“精神”。这是对的，又是不对的。说其正确，是因为列宁的一生的确是充满历史精神的革命者，他不懈地推动东方的俄国社会走进世界历史，超越资本的霸权逻辑；言其不对，是因为列宁并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包括他在“伯尔尼笔记”中对实践辩证法的理解，也还没有注入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性的逻辑。
德波林通过这种对历史概念的独特理解进而发现，“人在自己的历史生活中创造着某种独立的世界”(22)。在马克思那里，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但却又是一种不同于过去德波林与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唯物主义中所坚持的自然物质世界的新的客观世界。这一点，德波林基本上说对了。然而，德波林又说，这一世界仅仅是指“宗教、法权、艺术、哲学、科学、经济等等”，即在黑格尔那里属于“精神科学”的对象。显然，德波林错误地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历史存在简单地理解为文化观念现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这些东西是“集体的人的创作”。并且，“这些由人的活动创造的产品，异化于人而与人相对立，成为客观的实在，成为某种独立的世界”。这真是一团逻辑糨糊。
首先，社会历史的观念生活畸变成为独立的客观实在是一种异化，这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因为，在黑格尔那里，理念沉沦于自然物性存在，在社会历史中又通过人的劳动异化为实在的“第二自然”，只是在最终的绝对观念之自我扬弃中才复归于精神。德波林并不知道，这种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逻辑中是不能简单复述的。其次，上个世纪初，波格丹诺夫在与普列汉诺夫、德波林的哲学唯物主义论战时，在错误的意义上使用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语境，并将哲学唯物主义彻底否定掉了。德波林此处的理解正好误入波格丹诺夫的逻辑陷阱。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德波林仍然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德波林从根本上将马克思的历史性概念误读了。
因此，德波林才会将这个不同于自然物质世界的新的“独立的世界”，只是看作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意识形态。在他眼中，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主张：
人们在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同时，在自己的这种活动中也发展和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思维的产物。人们的历史生活和活动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结为改变自然，不断地改变自己，以及相应地改变“精神”即整个意识形态。可见，整个意识形态是历史的产物，而在每一具体阶段上则是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和人们彼此间的一定关系的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就成了一切科学世界的中心问题。(23)
德波林总是在理论表述中显现出自己的理论破绽。在转述马克思的观点时，误读会占据相当大的成分。我们看到，德波林这段话的结论是对的，历史是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中心问题。可是，人们改变自然的物质生产并不直接与意识形态相对应，而中间有一个历史性的社会存在作为中介。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意识的本质是历史时间中的“我对我环境的关系”，可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并不是人们对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一定关系的一般结果，而是以歪曲的形式颠倒地呈现出来的观念存在，这既可以是人对自然的非历史的理解(如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也可以是以虚假的关系遮蔽起来的奴役性的社会统治关系。显然，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不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批判性概念。
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德波林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他再一次回到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可是这一次，他开始透视哲学唯物主义。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不是通过直观、而是通过在实践中掌握客体这个途径来解决的。只有通过劳动，通过活动，人们才能揭开事物的本质，存在的奥秘。主体对客体的胜利，是通过技术、通过劳动而得到的。过去的哲学家们设想，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止于思维。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跟世界的真正关系在于活动(24)。
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哲学唯物主义固守的人与自然物质的关系，而是人与自己所作用其上的客体的关系。并且，我们与客体的关系并不始于直观，即感性经验，而是始于主体的实践即主体性的劳动生产活动。我们看到，此前，德波林还在强调“物质反映在我们的感觉中，也就是说，物质通过它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造成的印象被我们所认识”(25)。而现在，人的认识不再是由外部物质直接作用于我们所形成的意识，而是从主体活动出发，也只有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揭开包括自然物质存在在内的全部客观事物的存在和本质的奥秘。这是德波林认识论观念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他终于理解了，“存在既包括自然界，也包括历史！”(26) 更重要的是，“自然界作为人们活动的客体，通过历史揭开自己的秘密”。这是对康德问题的马克思式的正确解答。当康德说，自然通过一定的形式呈现给我们，这个呈现本身是由人的历史性实践造成和构境的。由此，“从马克思的时代起，世界历史构成了生活和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因为在历史活动中，就像一个焦点一样，集中着我们对自然界以及对精神界的全部关系，即集中着全部生活”(27)。德波林的表述常常缺少完整性，这里他又漏掉了自己刚刚理解了的社会生活。
德波林在诠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时这样写道：
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历史的世界观。存在的本性、一切现存事物的本性，都在它的产生过程中即它的历史发展中被揭示出来，因为世界是永远变化的，而不是什么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世界的历史是世界有演进的特殊形式。所以说，历史是整个宇宙的存在形式。既然是这样，历史就必将成为一门基本的科学。(28)
德波林的第一句话是对的，可是，他对马克思哲学新世界观中历史概念的解释却是有问题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是基于现代性的物质生产建构起来的一种本体论的范畴，它主要表明了一定历史语境中的现实的、具体的真实时间性。在这里，历史表征了一种深刻的社会存在的有限生成性，而不是所有物质存在都具有的一般变化发展特点。
有意思的是，德波林自己的论述逻辑常常是混乱的。在这一文本的最后，他又一次重新定义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历史概念。这一次，他将其与黑格尔哲学的历史逻辑进行了联结。德波林说：“人的历史的内容是人们的活动，因为人们的活动首先表现在物质活动的生产中。”这是对的。他也看到，在黑格尔哲学中，后者已经将经济与劳动纳入到理性的体系中去了。于是，“历史其实是劳动的王国，因为通过劳动实现着发展的过程，即向文化的高级阶段的上升”。但德波林认为，黑格尔虽然比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更深刻地理解了经济的意义，但他没有真正理解经济的内在生活和发展。“真正的社会哲学家，劳动的哲学家乃是马克思”(29)。因为，他把劳动提升为“世界历史性的原则，世界观的原则”，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劳动是一个辩证法的原则”。德波林说：
经济的意义不止于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它还是人类社会借以占有自然界、成为自然界主人的手段。经济是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的人类的伟大而客观的创造物。而整个人类的认识、全部科学，其最后的根据也就在于这种创造，这种活动。与此同时，马克思把具体的社会实践提到了哲学理论的高度。人的实践生活、实践活动第一次成为思想的理论工作的对象——极其重要的对象。在这里，客体不再作为某种异在的东西与主体相对立，也就是说，随着外界客体——自然界——的变化，人也在发生变化。物质生活的生产成了客体与主体之间、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的联系。(30)
德波林想表达的意思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这里的表述中存在着多重逻辑混乱。在他那里，实践活动、物质生产与经济是一种东西；而在马克思那里，这完全是三种有着质性差别的、不同层级的社会活动。历史性的社会物质实践，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基础；物质生产是实践活动中最基始，也是社会存在的决定性物质前提；而经济活动不过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出现的特定的社会现象。不过，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领域中，这一重要的理论逻辑分辨率，自第二国际理论那里就是一种视线模糊的理论混乱和学术烂账。
此文的第三节主要讨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意义，德波林在这里还展望了共产主义新人的出现。其中，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东西。
这就是德波林写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个被删除的历史文本。这一文本包含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认，但这一发现却被意识形态地铲除并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之中。今天，我们重新面对这一历史真相，它让我们更准确地看到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历史性时间刻度。
本文系国家“十五”社科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项目号：04AZX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德波林的评价，仍然沿用过去前苏联学术界的观点。我也注意到，周国平早期曾写过关于德波林的文章，他的一些评论是值得肯定的，但他的研究还过于简单和表面化(周国平的文章可参见《未定稿》1980年第5期)。
②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上、下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
③德波林：《思想家列宁》，莫斯科，1925年。此书一共有三篇，一是写于1924年的“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二是写于1924年的“列宁与现时代”；三是写于1925年的“辩证论者列宁”。
④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35页。
⑤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35～840页。中文版将文集俄文版中1961年出版时被删除的一些重要文本和文本段落依照原始文献重新译出，并作为文集的附录刊出。这一做法使该文集的中译本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学意义。
⑥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17页。
⑦参见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⑧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422页。
⑨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17～818页，被删改后的注释参见该书第422～423页注2。
⑩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18页。
(11)这一物质定义被删改过的文本情况，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440页。
(12)这两处删改情况，可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19页。
(13)1925年苏联杂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第1～2期合刊和《布尔什维克》第5～6期合刊上分别发表了列宁“伯尔尼笔记”的部分内容。“伯尔尼笔记”是笔者对列宁1914～1915年对黑格尔哲学研究笔记的重新命名。
(14)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30页。
(15)1930年斯大林在《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德波林学派“比普列汉诺夫还坏，辩证法对德波林分子来说恰好是现成的箱子，而黑格尔是他们的圣像，他们一成不变的接受黑格尔，使黑格尔复辟，并将他塑成圣像”。
(16)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35页。
(17)叶夫格拉弗夫主编：《苏联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页。
(18)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36页。
(19)同上书，第837页。
(20)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第6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1)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36页。
(22)同上书，第837页。
(23)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37页。
(24)同上书，第837～838页。
(25)同上书，第439页。
(26)同上书，第838页。
(27)同上书，第838页。
(28)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第838页。
(29)同上书，第839页。
(30)同上书，第839～8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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