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1965年国民经济继续调整决策的形成及实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以来，共执行了九个五年计划（“九五”计划正在执行）。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仅有两个三年是在五年计划的执行之外，专门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调整的。一个是1950-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前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在进行着一场浩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党和政府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经过三年艰苦奋斗，迅速治愈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的战争创伤，国民经济恢复和超过了建国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一个是1963-1965年，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头三年轰轰烈烈搞“大跃进”，后两年被迫调整之后，不得不中止五年计划的连续制订，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调整，前后五年艰难困苦调整的结果，终于使国民经济恢复并在许多方面超出“大跃进”发动以前的1957年的水平。比较起来，从总结搞经济建设的经验的角度来看，60年代前期的那次调整更值得人们深长思之，认真加以研究。
一
1958年，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开始了所谓“三面红旗”运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虽然也提到“好”、“省”二字，但总的基调是跑步前进，急于求成的。在这个路线的指导下，“大跃进”实际上成了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大冒进，人民公社则超越生产力发展的阶段，在集体所有制内进行了“一大二公”的拔高。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又使有所觉察的“左”倾急性病在实际工作中无法得到纠正，错误愈演愈烈。1960年年中，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全部合同，撤走所有专家，中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1959-1961年，全国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经济生活雪上加霜。天灾人祸，外忧内患，致使国民经济陷入极大的困境：农业生产急剧退至1951年的水平，轻工业生产大幅度滑坡，重工业生产畸形发展，基建规模猛然膨胀，财政状况日益恶化，人民吃穿用全面紧张。
在这种形势下，1960年秋，党和政府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通过不断地统一认识，在非常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1961-1962年的调整初见成效。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出现了由下降到上升的转折，好转的主要标志是：(1)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6.2%，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增产250亿斤，结束了三年递降减产的状况，全国有四分之一的县农业生产已恢复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2)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一定程度的改善；(3)是年财政收支平衡，结余8.3亿元，终止了连续四年的赤字财政；市场商品供应有所改善，集市贸易价格比上年下降约35%；(4)城乡人民生活略有回升，与上年相比，人均粮食消费量增加11斤，猪肉增加1.6斤，棉布增加2.5尺，但仍低于1957年的水平。
然而，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岐。当形势渐趋好转，一些同志的心气又开始浮躁起来，中央领导层中对如何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认识也不尽一致。这在1962年8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集中地表现出来。8月5日，毛泽东在华东、中南组说，他周游了全国，“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在8月13日的中心小组会上，有的同志批评说，农业恢复时间越说越长，工业指标也越讲越少，我们一辈子没有希望了，还有什么搞头。有的同志认为，现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不是个恢复问题，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都不是个恢复问题。在小组会上，有的同志还说，大跃进的形势，肯定会要很快重新到来的。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指出，今后五年不只是恢复，一定要有所发展。
上述想法反映在实际工作中，正如国家计委党组1963年1月18日在一份报告中谈到的：“最近有过一段时间，有些同志对于经济形势的好转程度估计得过高了一些，要求在1963年过多地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过多地增加职工。事实上，在最近两三个月里，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放松了减人工作，甚至不经过中央批准，随便招收职工。在这期间，货币投放也稍多了一些。”（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37-138页。）1963年第一季度，越冬农作物长势良好，按季度计划生产的各种工业产品九成以上超额完成任务，工业劳动生产率比上年同期提高30%，财政结余增至10.4亿元。从中央到地方，部分人乐观的情绪更加抬头。3月1日，中央发出的一份指示认为，国民经济将会“以比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高涨时期。”（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172页。）各地将1963年当作“三五”计划的头一年，纷纷喊出打好第一仗，夺取开门红的口号，有的地方又制订了过高的指标。
究竟应当怎样看待形势？调整是否还要继续进行下去？还是可以开始新的“大跃进”了？由于对形势的看法迥异，在处理国民经济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指导思想。6月1日-15日，在全国年度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一种意见提出，把调整作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了，“八字方针”可以不再提了；另一种意见坚持，虽然大调整的任务已经完成，但还存在不少遗留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7月1日，在中央政治局第115次会议上，李富春发言介绍说，关于明年任务的提法，要不要继续提“八字方针”，总的来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还要继续提，一种意见可以不提。主张继续提的，也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少数，觉得还应该以调整为中心；多数觉得应该是以提高、充实为中心。主张不提的，觉得这三年来中央要求调整的主要的内容基本上已经解决了，国民经济进一步地全面好转了。
争论摆在中央的面前，不加以解决，不统一认识，就无法开展工作，继续前进。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1194页。）8月6日，薄一波在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说，“毛主席最近指出，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仍然是作为调整的年代。我们原来打算，今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现在不搞了。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调整三年，一九六六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假如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是调整，加上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实际上就是五年调整。目的就是把我们的工作搞得更好，把基础打得更扎实，把各方面的关系调整得更好，把第三个五年计划搞得更好，不要仓仓促促。”（注：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第5、6页。）9月6日-27日，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认真地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正式确定了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继续进行调整的方针。其实，1963-1965年仍应进行调整的方针中央早先是定了的，只不过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内部思想不太一致，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及时明确地肯定下来，中间一度发生过摇摆。
追溯起来，三年继续调整方针的形成，有一个过程。1960年夏秋在讨论经济问题时，党中央提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当时只是一年的临时措施，确无更长时间的考虑安排。因为按原来的设想，1961年在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的同时，仍要争取国民经济继续跃进。1961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中央召开的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工作会议上，在总结计划工作的缺点时说，要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要搞几年慢腾腾，要搞扎实一点，不要务虚名而招实祸。今年、明年、后年，要做巩固工作，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规格，加强管理，提高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1月中旬，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周恩来强调，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已到难以为继的地步，要通盘考虑全面调整，至少今明两年内要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按毛泽东、周恩来的说法，调整、巩固工作从1961年起，至少要搞两三年。尔后，经过半年多的实践，工农业生产既未能跃进，也未能稳住，反而不断下跌，中央认识到1961年计划调整后的指标仍然偏高，经济形势比早先估计的更为严峻，调整需要更长的时间。8月9日，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听取计划会议汇报时指出，八字方针的贯彻，至少要五年时间。根据毛泽东的号召，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全党对国民经济中存在问题的严重性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在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基本上统一了思想。随后，在2月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上，陈云提出了克服困难的六条措施，第一条就是把原定的1963-1972年十年经济规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后一阶段发展。恢复阶段从1960年起，大体上要5年。通过进一步思考，陈云在3月7日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又提出，现在可以不搞十年规划，先搞五年计划。当前主要是恢复。为了把问题看准，现在先不忙于搞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可对明年的年度计划先提出一个框框。5月7日-11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有关1962年调整计划的问题时周恩来指出，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内容就是恢复。现在看，这个调整时期要相当长。一般设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恐怕就是个调整阶段，甚至于还不够。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1)中央领导层内部随着客观经济形势的演进，对调整的必要性、艰巨性的认识日益加深，在调整的时限上也逐渐取得了共识，从认为需要一年、二年、三年直至认为需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一点，周恩来在上面提到的5月会议上说得比较清楚。他说，“前年经济调整的时候，觉得很快就调整过来了，去年经济调整也还是这样想。今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在西楼开会，陈云同志讲了话，少奇同志作了结论。毛泽东同志也同意，就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主要内容就是恢复”。当时做出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进行调整的判断，主要是根据农业生产已倒退到1951年的水平，要恢复到“大跃进”前的1957年的水平，至少要花5年的功夫。而工业生产要上去，必须有农业作基础，在农业处于恢复的阶段时，工业只能适应农业生产水平，对自己加以调整。(2)直到此时，中央尚未有中断五年计划制订的连续性，专门用一段时间来进行调整的打算。陈云设想用来恢复的时间仅有“二五”计划的末两年——1961、1962年还不行，还要再加上下个五年计划的头几年或全部；周恩来甚至设想整个“三五”计划的时间都用于调整也许还不够。事实上，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已按从1963年起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做了准备，并拟定了初步方案。
然而，从1962年8月的八届十中全会到1963年7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里，调整的方针发生了摇摆。摇摆的原因如先所述，是由于调整初见成效，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使人们产生错觉，以为问题已近解决，又可开始新的“大跃进”了。使中央纠正这种模糊的认识，下决心继续进行三年调整并改变原来的调整方案，推迟“三五”计划的制订和执行的，仍然主要是客观经济形势中出现的问题。
二
归纳起来，促使中央作出三年继续调整决策的因素，有如下几个：
其一，1963年北涝南旱，又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苏北、皖北和辽宁部分地区，突降暴雨，非常集中，造成大涝；南方的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及江西、广东部分地区则出现旱情，有些地区持续大旱无雨。旱涝给当年的收成带来了损失，也无疑是给决策者的一帖清醒剂。1957年我国粮食产量为3901亿斤，1960年减至2870亿斤，1961年只有2800亿斤。1962年计划产粮2900亿斤，经过努力，实产约3200亿斤，虽有较大回升，但与1957年的水平仍有不小差距。1963年眼见遭了灾荒，农业生产不会有大的起色，要恢复到1957年的粮食产量，估计还需要两三年。依中央领导人的看法，调整主要是恢复，主要标准就是粮食产量恢复到1957年。因此，结论只能是三年之内继续执行调整的方针。1963年9月19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这次灾荒时说，我们国内现在遇到的困难，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插曲，而且也是考验我们。形势好了一点，就常常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很好了，很容易脑筋有点热。脑筋热了，拿冷水洗一下好。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还相当落后，相当贫穷，好转以后，要上去，还需要时间，速度不能估计太快了。
其二，工业方面也存在着不少问题。首先，工业对农业的支持不够。中央认为，必须进一步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其次，工业内部存在着结构不平衡的现象。如采掘、采伐工业落后，原料、材料工业薄弱，有些重要材料、设备不能生产或自给程度不高，需要予以调整解决。再次，工业产品质量差，产品积压，生产效率不高，企业效益低等问题较为普遍，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需要有较大改进。中央设想，可以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做些探索，组织试点。总之，工业还需要花几年时间整顿企业的经营管理，抓产品的品种质量，同时加强生产能力的填平补齐，搞好设备的更新和成龙配套，搞好专业化协作。
其三，还有财政、债务上的原因。周恩来在9月6日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埋头调整三年，除了刚才讲的国内国际的原因以外，还想出一条还债的原因。恰恰我们到1965年还完债。”自1950年以来，我国历年向苏联所借外债的应付利息，共折合人民币57.43亿元，到1962年底，已偿还52.89亿元，只余4.54亿元，将按协定在1965年年底以前全部还完。在国家经济、财政困难，债务压身，期限将到的情况下，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不可能得到国家更多的投资，有很大的作为，资金缺口只能在调整期间通过内部挖潜，互相调剂来解决。无债一身轻。到1965年还完外债，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使国民经济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以上是眼前的原因。从中央领导人的考虑来看，推迟“三五”计划，再用三年进行调整，更主要、更根本的原因，是为了更长期的目标和利益。周恩来在9月19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此做了说明，他说，毛主席提出，1963年、1964年、1965年作为过渡阶段，继续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为我们以后15年规划的大发展打下更好的基础。这是主要的方面。12月2日，他在全国人大二届四次会议上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把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三年计划，叫做过渡计划，意思是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学习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在总路线的指导下，摸索把马列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过渡到以后十五年的三个五年计划，求得在基本上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因为有这样一个目的，我们需要总结经验，全面安排，创造条件，全面跃进，就必须有这三年的过渡。”（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516页。）
不难看出，中央的考虑和安排不是仅限于应付、摆脱眼前的困境，而是一种深思熟虑、高瞻远瞩、更着眼于国家未来长期发展的战略部署。中央的大思路是这样的：“一五”计划期间，由于缺乏经验，我们不得不主要学习苏联的经验，成绩是打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缺陷是未能形成独立的工业体系；“二五”计划期间，我们开始创造自己的经验，由于急于求成，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和缺点，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由“一五”期间的帮助者转化为破坏者，国民经济遭遇到极大的困难；“二五”计划后期，我们进行了调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我们也从中取得了十分独特的、重要的经验。这几个时期里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正面和反面的经验，都需要总结，这样，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以正、反、合的历史逻辑演进之后，就可以步入正轨，今后获得更大的发展。而1963-1965年正可以作为“一五”计划、“二五”前期和“二五”后期连续三大战役之后的一个休整期，作为由“一五”计划、“二五”计划到走向以“三五”计划为开端的十五年规划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巩固、完善调整工作，使国民经济更为全面、协调，积蓄力量，打好基础，创造条件，准备向十五年规划制订的伟大目标，建成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全面跃进。上述想法，从周恩来在二届四次人大会议的报告中是可以看到的。
1963年-1965年的继续调整与1961-1962年的调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三年调整是在两年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两年调整的延续，合起来五年调整是一个整体，是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但三年调整又确与两年的调整有不同的重点和特点：第一，指导方针有所变化。两年调整之初，国民经济遭到很大破坏，中央决定实行以恢复为首要任务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其他一切事情都谈不上。1963年经济形势总体好转后，中央的方针也发生了变化，提出1963-1965年，“在过渡阶段应当贯彻执行以下四条方针：1.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2.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3.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的方针；4.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注：《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第12页。）四条方针既是经验的总结，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得很全面，八字方针作为其中的第四条方针，不再像调整初期居于唯一的中心的地位。
第二，执行八字方针的重点也与前两年不同。前两年贯彻八字方针以调整为中心，“这三年也叫调整，但内容多少和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有所不同”，“现在开始的调整更着重于充实、巩固、提高，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注：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第5、6页。）前两年是在十分困难、被动的情况下开始调整的，按照陈云的说法，主要任务就是“克服困难，恢复农业，恢复工业，争取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注：《陈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第2版，第200页。）为此，中央痛下决心，不惜伤筋动骨，采取非常措施，对城镇职工和居民、生产指标和基本建设、政府机构和工矿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精减压缩，关停并转。后三年则是在经济已初步恢复，大规模的缩减和大幅度的后退已基本结束，中央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的条件下继续调整的。它的任务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兼顾国防第三。”“在三年之内，调整就是这样摆法。”（注：薄一波：《关于一九六四计划的问题》，《党的文献》1998年第4期第5、6页。）它的主要目标是，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左右；国民经济的主要比例关系（如农轻重的关系、消费和积累的关系等）力争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工业各部门要填平补齐，成龙配套，更新设备，发展专业化协作；各部门各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要走上正轨，劳动生产率和原料、材料、燃料的节约要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可以看出，后三年是恢复之中有发展，在继续调整之中偏重于巩固、充实、提高，采用的是按照经济规律全面安排，综合平衡的正常做法。
第三，调整的性质存在一定的区别。前两年的调整从时间上说是在“二五”计划之内的调整，但从被迫进行调整，事先未曾预料这点上说，它又是计划之外的调整；后三年的调整是在五年计划之外的调整，但从它是主动、有计划地安排进行来说，又可说是计划之内的调整。前两年的调整在战略上是大步后退，站稳脚跟；后三年的调整则是巩固阵地，向前推进。前两年的调整比较迟疑、仓促、紧迫、激烈，带有应急应变的特点；后三年的调整则比较从容，明显具有整合、总结、探索、过渡的性质。五年计划本质上应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计划，因此，中央改变原来的方案，不将“三五”计划的时间用于调整恢复是恰当的。犹如实行“一五”计划前先用三年时间恢复一样，在实行“三五”计划前再用三年继续调整，使国民经济达到并超出下降前的最高水平，获得一个稳定可靠的历史发展新起点，这不但能为新的五年计划和更长期的发展规划奠定牢固和成功的基础，而且在五年计划的相互衔接与发展比较上也更便于操作和计算，更有利于计划的制订。
三
在三年继续调整的进程中，根据中央的四条指导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调整的方针实际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
在农业方面，前两年城镇的精减下放使农业生产在人力上得到充实，后三年国家又在资金、物资上加强了对农业的投入。1963年10月建立了中国农业银行，统一管理国家支援农业的资金，当年计划用于农业方面的资金为62亿元，比上年增加18亿元左右。1963-1965年对农业的投资总数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17.6%，为建国以来百分比最高的时期。工业也加大了支援农业的力度，如1963年供应农业化肥540万吨，比上年增加219万吨，此外，排灌机械、农用汽车、拖拉机等也有较大增加。在把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放在第一位，力保粮食增产的同时，要求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使这些作物，特别是棉花有较多的增产。为此，国务院先后召开了棉花、烤烟、糖料、茶叶等专业会议，做了具体的安排。
在工业方面，一是在与农业的关系上，密切协作，增强配合。有关重工业部门努力增产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产量有很大提高。二是在工业内部注意了轻、重工业的关系，积极增产市场和人民所急需的轻工业品，特别是棉纱、棉布、化学纤维和塑料制品等主要生活资料。三是在重工业内部，用很大力量去加强矿山掘进和设备维修配置工作，克服采、掘结构失调，矿山设备综合生产能力残缺不全的问题，到1965年，大部分矿山采掘关系基本正常，设备完好率达80%以上；同时，加强急需的“短线”产品如木材、水泥、有色金属、某些钢材品种和硫酸、烧碱、纯碱等基本原料、材料的增产工作。四是为提高整个工业水平，填补缺门，有计划地引进国外最新的技术和设备。继1962-1963年批准从西方进口了最新的石油化工技术和14个成套设备项目之后，1963-1964年间，又批准冶金、精密机械、电子工业等100多个项目向国外考察、询价和相机签约，这些项目建成后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我国的化肥、化纤、塑料、合成洗涤剂和电子工业等新兴工业打下了基础。五是大力整顿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主要是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需要品种，降低物资消耗，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经过努力，到1965年，全部工业亏损额减至4.9亿元，基本消灭了经营性亏损，工业产值利税率达到39.8%。六是进行某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改变过去主要用行政方式管理的办法，试办托拉斯，将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专业性大公司，按经济规律进行管理。1963年3月，首先成立了中国烟草公司，统管全国卷烟原料收购和产品销售。次年8月，又决定试办盐业、煤炭、汽车、橡胶、医药、电力、制铝等11个托拉斯性质的公司。试办托拉斯不仅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而且为企业管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在劳动制度方面，经刘少奇提议，中央于1964年5月正式决定在全国逐步推广固定工与临时工并行的两种劳动制度和全日制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的两种教育制度。首先在一些矿山试行轮换工制度，在一些季节性生产工厂如糖厂，试行临时工制度，在一些企业推行半工半读制度，既可减轻国家负担，增加人民收入，还可扩大就业渠道和学习机会。
在基本建设方面，1963年以后，以水利工程、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为建设重点。强调严格按基建程序办事，加强管理工作，降低工程造价，讲究投资效果，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基建投资在1962年压缩到最低点，为46亿元，实际完成56.6亿元。从1963年起，投资逐年稳步增长，效益不断提高，至1965年，全年完成投资170.89亿元。1963年以后，还有计划地对“大跃进”中仓促上马，简易投产的新企业、新基地添补配套工程和辅助设施以及交通运输和原材料、燃料、动力供应等外部协作条件，使这些企业和基地恢复和扩大了生产能力。
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1963年4月，中央决定拿出近9亿元给部分职工增加工资，主要是提升40%职工的工资级别，扩大计件工资和奖励范围，提高部分地区的工资类别，全年实际增发工资11亿元，使“大跃进”以来积存的职工工资问题部分得到解决。此外，还适当解决了部分职工住房和文教卫生设施，三年继续调整期间，非生产性投资比重由“二五”计划期间的13.2%上升到17%。随着工农业生产情况的好转，国家还有计划地下调了部分商品价格。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工资，另一方面降低了物价，人民购买力有所提高，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指导国民经济工作的方针也逐渐发生改变，对继续调整工作产生了一定影响，这集中地体现在“三五”计划的制订与三线建设的开展上。在1962年到1963年考虑“三五”计划时，中央曾将1963-1967年作为“三五”计划的期限，主要任务是调整恢复国民经济。1963年7-9月，中央作出决策：用三年时间继续调整，1966年再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三年继续调整期间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第三。这样，在1964年构思新的“三五”计划时，提法与早先的“三五”计划方案有所变化，主要任务摆放的次序也与继续调整期间不同。1964年4月，国家计委在编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中提出，“三五”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加强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支持农业和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与继续调整时期相比，国防由第三位升到了第二位。这个《设想》不久即得到5-6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认可。由于中国的周边环境日趋紧张，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搞三线（战略后方）建设。8月5日，美国轰炸北越，战火烧近中国边界。是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召开专门会议，决定优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对一、二线建设则采取“停”、“缩”、“搬”、“分”、“帮”（指在技术、设备上对三线企业对口帮助）的方针。这一决定，实际上是国民经济的又一次大调整，标志着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由以吃穿用为中心向以备战为中心转变。因为忙于三线建设布局和计委领导班子变动等原因，到1965年8月，国家计委始拟出《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其中说：“第三个五年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地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加强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建设”。与一年多前关于“三五”计划的《设想》相比，国防由第二位进一步提到第一位。
必须指出，上述指导方针和任务的变化并非仅仅发生在关于后来五年的计划中，而是共时性地同步反映了中央领导层对当时形势和经济工作看法的嬗变，并提前在继续调整期间得到了实施。由于是在三年后期逐渐发生的变化，且毛泽东一再强调要照顾到人民生活，中央原定的方针在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基本得以体现，继续调整工作获得了成功。
以1962年作基数，从1963-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7.9%。从这三项增长率来看，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增长的速度是很快的。
到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已基本上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农业总产值达590亿元，比历史上最高的1958年增长7.2%；粮食产量3891亿斤，接近建国后最高年产量，比1962年的3200亿斤增长21.6%，基本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尚差10亿斤）。工业总产值达1394亿元，比1962年的920亿元增长51.5%；钢产量为1223万吨，比1962年的667万吨增长83.4%；石油产量突破1000万吨，实现国内需求全部自给。经济效益也大为提高，与1962年比，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86.4%，产品成本平均下降9%。财政收支平衡。1963-1965年连续三年收大于支（此前有80亿元赤字），1965年结余7亿元。同时，提前还清了全部外债。若与“大跃进”前的1957年相比，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9%，其中农业增长9.9%，工业增长98%，国民收入增长29%，财政收入增长46.4%，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41%。
国民经济比例在继续调整中日趋协调。工、农业比例由1960年的3.6:1调至1965年的1.7:1；轻、重工业比例由33:67调整为51:48。为保证人民生活必需，前两年调整曾大幅度削减投资，将“大跃进”以来过高的积累率（1959年高达43.8%）降低，1962年最低降至10.4%；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进行了合理的调整，积累率又逐年适当提高，1963-1965年分别为17.5%、22.2%和27.1%。
在三年继续调整期间，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1965年，我国在世界上首先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
人民生活有了一定的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增加，年平均消费水平有所提高。商品短缺现象大为改观，三年继续调整期间货源大于购买力53亿元。全国零售物价和集市贸易价格大幅度下降，高价商品和票证供应逐步减少。
综上所述，1963-1965年的继续调整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西方报刊曾宣传“中国在经济上正越来越陷入无情的螺旋形下降的情况中”，断言“这个政权显然正在全国解体和情绪沮丧的局面中挣扎”，事实有力地驳斥了他们的谰言。
三年继续调整取得成功具有很大的意义。第一，它巩固和发展了前两年调整中出现的经济形势好转的趋向，进一步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颓势，稳定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并使社会主义建设重新走上正轨，为五年调整划下了一个完满的句号。第二，它对“二五”计划实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期间建设起来的众多项目积极进行了完善、增强、扩展等工作，加上这三年引进和建设起来的新项目，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虽然出现了重大失误，仍然在很多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成绩。为经济建设开始新的全面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说：“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继续调整的三年在这十年期间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三，在继续调整中，党加深了对国情和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积累起宝贵的工作经验，为以后历次国民经济的调整或整顿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经济建设中，如果不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违背客观经济规律，就会使国民经济遭受惨重的破坏，恢复起来，有时甚至比战争造成的破坏还要困难，费时还要久长。对比建国头三年与60年代初期五年的经济恢复调整工作，即可证明此点。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在国民经济调整中充分发挥国家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重视提高企业的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等等，三年继续调整成功的主要经验和做法，在今天我们实行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时，仍可从中获取某些教益。
三年继续调整工作也存在着历史的局限。首先，它是在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正确的前提下进行的。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对所犯错误有深刻认识，妨碍调整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例如，肯定总路线是经过考验的正确路线，所犯错误，是由于“过去我们片面地强调了多快，过分地强调数量，忽视了好省，忽视了质量和品种。在调整时期，我们着重抓好省，同时也注意了多快，这就全面地体现了总路线的要求”（注：周恩来：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1964年12月21-22日。）而实际上，“大跃进”的错误及其造成国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片面理解了总路线，而是由于不从实际出发，却从主观愿望出发，“左”倾冒进，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阶段，违背客观经济规律造成的。其次，它无法排除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反右倾、批“三风”（黑暗风、翻案风、单干风）、反修防修、四清运动等接连不断，冲击、干扰了继续调整工作的进行。党当时还没有认识到，政治运动过多，必然要影响经济，经济建设中也会产行“左”的东西，起极大的破坏作用。明确反省剖析过去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指导思想，提出不搞运动，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了。再次，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战争威胁的估计过于严重。由此展开的三线建设步伐太急，规模过大，打乱了原来对继续调整工作的部署，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摆放在首位的任务——解决人民的吃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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