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赤字的形成机制与治理_财政赤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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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赤字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是财政失衡的一种典型形式和各项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体现。财政赤字中往往包含着大量的经济信息,通过对赤字形成的原因、构成、规模、数量、弥补方式及影响效应等方面的经济分析,可在很大程度上对财政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总体评价,进而对经济的规划与调整作出估测。本文拟就财政赤字的基本含义、构成、弥补方式以及赤字的治理等方面作以探讨。

一、财政赤字的基本含义

财政赤字的主要标志是财政支出过份地大于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之间形成了严重不相适应的状况,并且这种状况已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财政赤字并不指一般的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支过度地大于收。总的来说,财政赤字的基本经济含义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作为政府预算收支逆差的赤字。麦克米兰公司出版的经济学词典中,对财政赤字作了这样的解释,财政赤字是指政府预算经常性支出超过经常性收入的状况。实际上,经常性收支逆差仅仅是预算赤字的一种表述,赤字的基本经济含义不在逆差本身,而在逆差所体现的政策含义上。斯密、李嘉图、休谟等古典经济学家习惯于把预算赤字看成经济系统的外生变量,把赤字看作战争、自然灾害和政府奢侈的财政后果。凯恩斯是第一个把赤字作为政府干预经济过程中的宏观调节工具,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周期,政府可以通过反周期的赤字政策扩大有效需求,使经济爬出滞谷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70年代以后,由于滞胀的出现,新古典学派推翻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代之以充分就业的假定,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赤字引起通货膨胀,抬高利率,导致贸易经常帐户的逆差;赤字对私人投资具有排挤效应;赤字是不负责的前人留给后人的抵押贷款。赤字不仅出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公有制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出现了较大的、持续性的赤字。近年来,中国的财政赤字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诸种新情况、新问题的财政体现,虽然也表现为预算收支的逆差,但其经济含义的本质迥然。在西方国家,预算赤字充当着政府调节经济周期的工具;在中国,财政赤字更多地体现着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某种成本或代价++。中国的赤字既不像凯恩斯学派描述的那样美妙,也不像新古典学派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因此,在财政分析时,不能照搬西方理论,更不能只从表象上来妄下结论,而要结合中国实际予以具体分析。

第二,作为总需求组成部分的赤字。财政收支与总需求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理论上讲,财政赤字可以由两种不同的方式构成总需求的某个部分:一种是作为新的支出,叠加在原有的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增加;另一种则是以替代支出的方式,嵌人已有的总需求之中。前者会使总需求的总量扩张,但是否属于超分配范畴,要视具体情况而论;后者则只需改变需求结构而不会增加其总量。

第三,作为经济系统内生变量的赤字。财政赤字的内生性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内生;一是发展中国家实践角度的内生。

从纯经济学意义上来讲,几乎所有的经济变量都可以通过某种假定,从内生变为外生,从外生变为内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内生的深度。赤字作为内生变量,在西方经济学中,主要指经济周期对财政收支的影响;赤字的外生性质则更多地表现为反周期对财政政策的运用和赤字对私人支出的排挤效应。鉴于发达国家的具体情况,应更重视赤字的外生性质。发展中国家则不同,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商业周期,经济不景气和大量失业,而是不合理的体制,落后的经济结构和狭小的市场。发展中国家的紧迫任务是改革和发展,国家预算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对预算资金的极大量的需求和预算经常性收入极有限的供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其财政实力薄弱,但又必须承受改革和发展带来的各种冲击。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赤字的内生性质,体现在经济系统的变革和发展方面,要比发达国家深刻得多。以我国为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改革开放为特征的发展政策使整个经济处于迅速变革和飞快发展之中。在这期间,一切财政活动都必须以推动改革和适应改革为主轴。1979年开始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财政相应地进行了农产品收购价格补贴的政策调整;1980年开始试行企业承包责任制的改革,财政相应进行了各种财政包干的试验,打破了统收的局面;1981年后开始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试验,财政相应试行了基建投资拨改贷的改革,初步打破了统支的局面;1984年以后,城市改革全面铺开,财政的利改税首先出台。这些财政政策的调整和改革,都成了减收增支因素。此外,1979年以后的流通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等,对财政的影响,也大都表现为减收增支。由此可见,面临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中的中国财政,其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改革和社会发展政策的财政表现或财政后果。同时中国的改革还在进一步深化,随着生产力的解放,经济发展必然取得重大成就,但由于需要与可能的矛盾,财政赤字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因此,研究中国的财政赤字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国财政赤字的构成分析

在当代经济学中,按照赤字产生的基本原因和经济背景,可将财政赤字划分为: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然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处于改革和发展阶段的不发达国家的财政赤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政策的机会成本,或者说是发展的代价。这种赤字带有很强的过渡性特征。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财政赤字可划分为发展政策性赤字、结构性赤字和周期性赤字。

第一,发展政策性赤字。它是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赤字形成,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执行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过程中,为根除不发达和贫困,按国民经济总体和长远战略目标进行改革和建设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预算收支逆差。只要是发展中国家有重大改革措施出台,这种赤字就可能发生。同时,关系到经济长期发展的重大投资项目,财政以赤字支出形式负担部分也应纳入该类赤字,但在项目选择和资金来源等方面要作出比较严格的假定和约定。

第二,结构性赤字。当代经济学中把结构性赤字定义为:发生在充分就业条件下的赤字。对于中国来说,发展政策性赤字是改革和发展政策调整引起的赤字,结构性赤字则是指那些非政策性或常规的税收调整和支出变动引起的赤字。二者的直接成因都是税收和支出的变化,但变动的目的完全不同,发展政策性赤字是国家为争取长远目标的实现而在当前出现的赤字,可视为改革和发展的机会成本;结构性赤字是由于国家为实现当年的增长、稳定以及收入分配目标而引起的赤字,是某些短期经济或社会目标的机会成本。

第三,周期性赤字。周期性赤字是发生在结构性赤字之上的赤字,即在给定的经济活动水平之外发生的赤字。从短期看,我国经济存在着波动;从长期看,我国经济也存在着某种周期性变动。由于人均收入低、经济结构不合理,各方面承受能力又很有限,经济波动和周期变动造成的冲击力往往比较集中地反映到国家预算上来,形成周期性财政赤字。

从经济增长与财政收支状况的关系来看,中国的财政也是一个易受经济波动影响的领域。考察改革以来的财经状况,可以发现,中国财政与经济之间存在一些不太正常的关系:当经济增长加快直至过热时,财政收入则不一定增长,而支出则增长惊人;当经济支撑不住高速度发展的压力而放慢增长时,最先下降的往往是财政收入,而财政支出仍居高不下。由此可见经济波动会造成赤字的产生和扩大。

三、中国财政赤字弥补方式及其约束

财政赤字的日益增加,已经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一大问题,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赤字数量的大小,而取决于弥补赤字时所采用的方式。同样规模的赤字,由于采取的弥补方式不同可能对经济产生不同影响,因此,应选择合理的方法筹措资金以弥补赤字。通常情况下,弥补财政赤字的方式主要有四种:(1)国内举债,即政府直接或通过金融机构向公众借款,可以是国库券或各种政府债券;(2)发行货币,指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在我国,财政向银行的透支,迫使银行增发货币;(3)国外举债,指由政府直接负担的对外还本付息的那部分外债;(4)动用历年滚存下来的外汇结余。这四种方式,对宏观经济有着不同的影响,每种弥补方式都有其自己的资金来源,受着不同条件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40多年,弥补赤字的方式在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特点。50年代多样化,国内借款、国外借款、发行货币多种方式并重;60年代、70年代单一化,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赤字弥补方式只有发行货币;1981年开始,运用国库券方式从国内非金融部门筹集弥补赤字资金;1987年又开始发行重点建设债券等几种形式的政府债券;1986—1988年,货币发行占全部筹资比重由39.7%下降至22.6%,同期国外筹资比重从29.6%上升到32.9%。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赤字增加和债务增加的局面。发达国家所担心的是赤字和政府债务引起的“挤出效应”,使近期的私人投资减少,经济增长无力。同时也意识到了规模巨大的债务终究要发生货币化的后果,对远期通货膨胀的关注也在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过多,往往导致三方面的危险:(1)政府信誉下降,债券发不出去;(2)债券货币化后导致通货膨胀加剧;(3)人们对本国货币信任感的危机。这三点在中国也应引以高度重视。

自1993年以来,中国通货膨胀率一直攀高,至今仍居高不下,究其原因,除有流量过程方面的体制政策、心理预期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财政非常困难,连年出现财政赤字,靠发行巨额国债来维持财政的收支平衡。从1981—1993年底,国债累计发行额为2614.2亿元,国债余额达1500亿元。1994年发行国债1028亿元,1995年发行1500亿元。大量赤字的存在和巨额国债的发行,必然给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不良影响。发行国家公债弥补财政赤字,在一定限度内增加了当年的财政收支规模,同时也延迟了部分社会购买力在当年的实现,起了“缓冲器”的作用,部分地缓解了财政赤字对财政机制运转的不利影响,熨平了赤字引起的经济波动。但是国债发行应有一定的尺度,倘赤字无度,债务亦随之无度,使宏观经济运行陷入赤字、债务两相竞长的恶性循环的怪圈,切忌举债失度、用债失当,而且国债券的发行又有可能诱发通货膨胀。

改革以来,财政赤字、货币供给增长率超过经济增长率是财政金融的两大特征。赤字需要弥补,向中央银行透支是一种常用的弥补方式。财政向银行透支,迫使银行增发货币,造成社会信用一再膨胀,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无论是银行信用紧缩时期,还是处于比较充裕的时期,向银行透支的结果,必然影响信贷收支平衡,迫使银行财政性发行,增大流通中货币供应量,易致通货膨胀,因此,1993年底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自1994年起财政赤字不再向中央银行透支,而改由发行国债解决。

向国外借款也是为财政赤字筹资的另一方式,但外债必须适度,一旦失度,就会严重制约国内经济发展。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债务危机就是明证,动用历年来的外汇结余,这也是弥补财政赤字的一种方式,但外汇结余,毕竟是极其有限的。

总的来看,政府弥补财政赤字,无论是采取货币融资政策,还是采取债务融资政策,说到底都是在通货膨胀和债务负担之间进行选择。采取货币融资政策显然会增发高能货币,扩大货币流量,引起通货膨胀。采取债务融资政策会增加政府未来的债务,这种债务很可能越背越重,从而产生未来的高通货膨胀和负税压力。事实上,赤字过大,会导致利率的提高,社会资金短缺,扩大货币流通量,引发通货膨胀。而利率上升,汇率也会随之上升,国家贸易出口便会减少,导致贸易逆差。如果没有相应的物资进口,也会出现通货膨胀。而且过大的赤字难以用公债弥补,则会直接导致银行的货币发行,其结果还是货币流通量的扩大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因此赤字财政政策对一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很难带来好的影响。因此,了解财政赤字的形成机理可加深对赤字的进一步认识,以利赤字的治理。

四、中国财政赤字的形成机理及过程

财政赤字的形成机理与过程包括三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即国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意识地促成财政赤字;二是财政技术方面的因素,即财政预算的具体技术操作过程的失误引起了财政赤字;三是体制方面的因素,即体制中存在着财政少收多支的强烈冲动。这三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必然引起财政赤字,因而它们构成了财政赤字的形成机理及过程。

第一,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方面的因素。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造成了基建任务安排过大、消费水平过快提高的局面,试图用财政赤字支撑低效高速增长,迫使财政走上了一条无度扩张支出的道路,成了维系和支持经济超速增长及总需求恶性膨胀的重要工具,其结果必然引致财政赤字。这种指导思想,在实践中几乎使财政完全成了片面保障供给的被动式财政,无论财政收入多少,都必须在支出上迎合和奉行需要支出多少的原则。改革十年来,这种思想所造成的财政支出无限扩张的财政意识十分严重,各种要“项目”、要“资金”、要“优惠”的现象十分普通,“要想发展快,财政拿钱来”的说法,几乎成了很多人的共识。这种只要求财政支出无条件地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而不讲财政支出应受财政收入制约,必须充分顾及财政收入承担能力的倾向,把财政完全置于一种依附性和从属性的地位,最终只能引起和加重财政支出的困难,造成财政赤字。

第二,财政技术方面的因素。我国的财政赤字与我国财政技术方面的因素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财政收支计算上的失误及财政预算方面的预期差错等技术因素,是造成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例如,我国在财政收支量的计算上,在财政收入量一方计入财政的债务收入,却在财政支出量一方不计入财政的债务支出,其结果造成了虚假平衡掩盖下的严重的财政赤字。在这方面尤有代表性和和说明性的是1985年的财政收支。如果在财政收支的双方都计入债务收支,则1985年财政赤字为68.3亿元,但如果只在财政收入方计入债务收入而不考虑财政支出方的债务支出,那么我国1985年的财政非但未出现赤字,反而还盈余了21.6亿元。又如,我国对财政虚收实支的有关因素的把握还并不十分科学,对于这些因素给财政造成的影响,还不能较为准确的量化。

第三,体制方面的因素。从我国的现状来看,造成财政赤字的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体制方面的因素,即经济体制中存在着促使财政少收多支的强烈冲动。在传统体制下,这种冲动主要表现为多支,即财政支出无度扩张,原因在于国家和企业的财产权利界限不清晰,统收统支的财政制度把纯收入的绝大部分及折旧基金的全部集中在财政手中,因而地方、部门及企业要发展生产,只能向财政和政府伸手,要求增加财政支出。由于使用财政资金是无偿的,所以地方、部门与企业对财政资金的需求非常强烈。因此,“大锅饭”培育出来的全社会的扩张冲动都最终汇集至财政支出上,对财政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财政只要一松懈,扩大财政支出的压力就会立即现实化为财政支出的剧增,财政赤字的形成也就必定无疑。经济改革以来,由于改革措施配套不够,传统体制下的多支冲动化为少收多支冲动,造成了更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近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向企业的放权让利,增加企业自有资金,培育企业的商品生产者行为;二是中央同地方“分灶吃饭”,调动地方增收节支的积极性,塑造出一个多层次的财政调控体系。这些改革措施的确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因没有把对企业及地方的放权让利建立在事权与财权统一,责、权、利相一致的基础上,因而导致了国民收入与分配关系、各级财政收支关系,乃至企业财务关系的多重混乱与模糊,结果是加快了让利让税步伐,加重了财政补贴包袱,越滚越多的税前还贷负担以及由于加工工业无限制增长所造成的发展基础产业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压力等,使得财政只能少收多支,陷入了收不敷出的严重赤字之中。

上述分析表明,财政赤字作为财政支出大于财政收入的财政失衡关系,无论其形成因素如何,最终都表现为入不敷出,因此,财政赤字的形成机理及过程,存在于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两方面。

(一)财政赤字在财政收入方面的形成机理及过程

从财政收入方面来看,财政赤字是由于财政收入的非正常减少,而财政收入的减少又源于经济效益的下降和财政集中率的下降。

1.经济效益下降导致了财政收入的减少,造成了财政赤字。财政收入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主要取决于国民收入的变动状况,而国民收入又取决于经济效益的状况,所以经济效益的下降必然造成国民收入的减少,最终使财政收入减少。近年来,我国的财政赤字正是因为经济效益的过度下降。

据统计,1989年轻工集体企业的利税总额下降到12.07%,可比产品成本上升13.5%,产品资金占用增加49%,销售利润下降1.7百分点,亏损企业增长54.85%,亏损额增长106%。如此低下的经济效益,当然影响国民收入,使财政收入减少,赤字的形成也理在其中了。

国营预算内企业的利税率表

百元资金利税率 百元资金销售利率 百元产值利税率

198724元 26.7元

1988

22.95元

19.5元 25.6元

1989 17.5元

24.9元

2.财政集中率的非正常下降,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最终造成了财政赤字。自1979年以来,我国的财政集中率一直是下降的,1978年为37.2%,1980年为28.3%,1981年为25.8%,1982年为25.4%,1986年为25.0%,1987年为21.6%,1988年为19.0%。十年间以平均年6.2%的速度递减。而在同期内,匈牙利的财政集中率为72.7%,前苏联为66.3%,美国为33%左右,德、英、法等都在40%以上。财政集中化的锐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然只能是造成财政赤字。通常来讲,财政集中率的降低,主要是由于财政同企业的收入分配比例下降、财政同地方的收入分配下降以及财政收入严重流失所成的。

财政集中率的非正常下降导源于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国家对企业的减利让税致使财政对企业的分配比例下降;二是为提高地方理财积极性,进一步扩大地方的财权,实行了各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制度,但由于改革不配套,致使中央财力适度下降;三是“双轨制”下差距悬殊的多重价格,给一些人利用分配权力和各种差价获取财政收入提供了条件和基础,致使财政收入严重流失。从我国现状来看,财政集中率非正常下降所造成的财政收入的非正常减少程度,要远比经济效益下降对财政收入减少所产生的影响大得多,因而财政集中率下降是财政赤字在财政收入方面的形成机理及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财政赤字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形成机理及过程

从财政支出方面来看,财政赤字的成因是财政支出的非正常增加,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引起:一是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益下降;二是财政负担增长率超常增长。

1.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益下降导致了财政支出的非正常增加,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最终导致了财政赤字。首先,从用于非物质生产领域的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益来看,文教卫生支出与行政管理支出等方面的资金使用效益几乎都是下降的,尤其是行政管理支出的资金使用效益,在吃喝腐化风的影响下,下降得最为厉害,致使行政管理支出在1983—1988年的5年间,增长了1.2倍,这在国外都是少见的。其次,从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益来看,盈利性或非盈性财政投资支出资金使用效益同样是下降的。主要表现在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1988年比苏联下降了20多个百分点;百元投资新增国民收入呈下降趋势;投资效益系数不断降低(88年为0.69,87年为0.77);投资周期不断延长;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单位生产能力的造价大幅度提高;投资项目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不断下降等六个方面。

2.财政负担率的非正常增长造成了财政支出的超常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究其财政负担率非常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一是地方偏重加工工业发展致使产品结构失调迫使国家不断加大对基础产业及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二是行政管理费用的高速增加;三是财政补贴的过度增加。就近年进口小汽车一项来说,共耗外汇50多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近200亿元,能建10个第一汽车制造厂。而各种补贴更使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1979年以来的价格改革推进了企业成本的迅速上升和亏损企业的增加,由于各种原因,国家的财政未能有较大的收益,反而加重了财政支出的负担,造成财政补贴的迅速增长。比如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后,为了减少提高收购价格可能带来的社会震动,对其销价采取了基本维持不变的办法。由此形成的购销价差以及增加的经营费用,均由财政给予补贴。况且国营企业的亏损补贴、外贸亏损补贴等都有增无减。总之,基础投资的过度增长,行政费用的大量增加,价格补贴、亏损补贴、外贸补贴的有增无减,是财政支出超常增加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财政收入的非正常减少,财政支出的非正常增加,二项“合力”作用的结果,引发了特殊的财政困难,而最根本原因还是在体制方面。

五、财政赤字的治理方式及措施

如前所述,我国财政赤字的形成,虽然主要是体制方面的原因,但经济发展指导思想方面的失误以及财政技术方面的差错,也是财政赤字形成的重要原因。因此,治理财政赤字就必须:第一,抛弃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尊重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坚持财政平衡的理财方针和政策目标。第二,建立和完善科学的预算制度,避免形成累积性的债务危机和滚动性的不良赤字效应。第三,提高财政的操作技术,严格规范从中央到地方直至企业的财政及财务收支的范围,避免因收入被吞食、挤占和支出的无规则膨胀,造成难以监控的被动的事后赤字。第四,建立和完善预算法规体系,以增强预算法规的权威性和使预算技术法规化。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必须把更大的精力用在消除财政赤字的体制因素上,因此,治理财政赤字,就必须消除导致财政少收的约束因素与财政多支的冲动因素。

(一)消除财政少收的约束因素

造成财政收入超量减少的重要因素是经济效益下降。经济效益状况影响国民收入的增长状况,从而直接影响财政收入状况。因此,千方百计地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增加财政收入,有效消除财政赤字。其中主要包括: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国有大中企业的改革,从而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改革解决,因此,必须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为提高经济效益创造良好的宏观条件;扩大和开辟新市场,高度重视产品的升级换代,通过市场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在企业中充分利用科学技术,高度重视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益;强化经济核算,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优化劳动组合,通过组织创新提高经济效益。

提高财政集中率是消除财政少收的又一约束因素。财政集中率必须与财政在国民经济运行中所起的作用与所承担的事权相适应。从我国政府历年实践的情况来看,财政支出主要涉及到基建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文化支出、教育支出、科研支出和卫生支出。这六项资金支出主要是满足两方面的需要:一是保证维护社会秩序和社会国家安全的需要,如国防、行政管理、科教卫生等;二是用于促进社会生产持续发展的需要,如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支农投资等,因而财政集中率须与这两方面相适应。为了达到一个比较合理的财政集中率,就必须正确处理财政同企业与地方的分配关系,堵塞财政收入流失和泄漏的各种渠道。

提高经济效益和财政集中率纵然是治理财政赤字的有效措施,但同时还必须消除财政多支的冲动因素,双管齐下,方有可能完全治理财政赤字。

(二)消除财政多支的冲动因素

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益下降是造成财政支出过度扩张的重要冲动因素,如何提高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一,合理分配财政支出资金,实现最佳财政资金边际效用;第二,健全信息系统,做好投资决策工作,慎重选择投资项目,保证重点工程;第三,切实精简机构,反对浪费与奢侈,提高行政管理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益;第四,提高文教卫生等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益。但是,在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益已定的条件下,财政支出负担率越高,财政支出量就越大;反之,则相反。我国近几年的财政支出过度扩张,是财政负担率过分提高的结果。因此,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降低财政负担率,主要途径有:(1)紧缩非生产性的财政支出,大力压缩社会集团消费,要用各种手段,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坚决刹住各种奢侈和铺张浪费之风。要健全法规体系,严格财经纪律;(2)压缩增长过猛的生产性支出,根据经济状况与发展目标,对项目进行评估,分清轻重缓急,严格把关,保证重点;(3)强化财政补贴的预算约束,控制财政补贴的无度增长势态,坚持把过大财政补贴压下来,通过市场来矫正扭曲的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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