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中共的文书档案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书论文,中共论文,档案论文,瞿秋白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在文书、档案界有着深远影响的《文件处置办法》的原件，文件书写于1931年，共有3页，是由瞿秋白用毛笔书写，约1200字，文件正文内容共7条，对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档案文件的收集、整理、销毁、保管等原则和方法，作了重要的规定。在正文的前面，还有周恩来对该文件的亲笔批示：“试办一下，看可否便当。”[1]该《文件处置办法》对中国共产党的文书、档案工作有很大影响，也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共产党档案工作史上最早的一个业务规划性文件。《档案工作》1961年第4期曾经首次公布了它的影印件。今年是瞿秋白诞辰110周年，让我们重温历史，回顾瞿秋白对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贡献。
一、周恩来为何让瞿秋白来起草《文件处置办法》
周恩来为何让瞿秋白来起草《文件处置办法》？其原因有五：
其一，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始就很重视收集和保管档案，毛泽东曾任中共首任秘书，瞿秋白也曾担任过秘书，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都曾经出任过秘书长。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党根据革命斗争的需要就很重视收集和保管档案。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因为当时会议没有专职的秘书，在会上，28岁的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毛泽东被推举负责会议记录、文件保管等秘书工作。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决议，决定设立党中央秘书一职，党中央秘书的职权是“负责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议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的文件。本党的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2]29才能生效。“执行委员会召开的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2]29。文中的委员长就是大家熟悉的党的总书记，可见，当时党中央秘书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当大的。中共“三大”召开后，最先担任党中央秘书这一重要职务的也是毛泽东，从1923年6月至1924年9月担任党中央秘书期间，毛泽东经手并妥善保管的党内文件达数百件。随着党组织的扩大，中央仅设一名秘书已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1926年7月，在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明文规定：增设中央秘书处。中央秘书处成立初期，受周恩来、罗亦农领导，其主要职责是安排中央各种会议，起草、制作、保管党内文件材料，负责保密工作和通信联络工作等。还设置了中央秘书长一职，担任首任中央秘书长的是王若飞，大革命时期担任这一职务的有邓中夏、周恩来、李维汉等。中共“五大”的秘书长是蔡和森，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则分别担任秘书处下设的三个委员会的秘书。“八七会议”期间，担任中央政治秘书的是邓小平，而且会议就是由邓小平筹备的。1927年秋，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在白色恐怖的上海，邓小平首次出任中央秘书长，主持秘书处工作。
其二，因为瞿秋白出身于书香门第，而且多才多艺。
1899年1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五时左右，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户官宦世家，因家道中落，天资聪慧的瞿秋白虽然只读到了中学，但在幼年时却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瞿秋白的父亲瞿稚彬自幼就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安逸的日子，他很少在书卷上下功夫，但他很喜爱绘画，特别喜爱学习清初的“四王”的绘画技法，画的画多半是山水画，在瞿秋白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亲自教他画山水画，所以，瞿秋白在绘画艺术上也有很高的造诣，特别是山水画。瞿秋白的母亲姓金，名璇，字衡玉，金家是世代相继的官宦望族，瞿秋白的母亲从小就聪明伶俐，又爱读书，文史诗赋都有修养，未出嫁时，已会做诗填词，并写得一手工整娟秀的小楷。后来嫁到瞿家后，得到婆母的喜欢，婆母常常在人们面前夸赞自己的儿媳妇有学问，说：“如果稚彬也能像我家媳妇那样有学问，考科甲就很容易了。”[3]8瞿秋白在襁褓里面时，母亲就常背诵中国古代诗词名篇给他听。后来，瞿秋白又在外祖父金心芗的教导下学习古诗词，瞿秋白一生写下了大量的古诗词。瞿秋白在狱中被囚禁的岁月里，总共创作了7首诗词，流传最广的是《卜算子·咏梅》的一首，诗曰：“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是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花如故。”[4]119这是一首充满革命豪情的好词。因为瞿秋白在诗词创作上有极高的水平，凭此他还重译了《国际歌》的歌词。1922年12月21日，瞿秋白离开莫斯科回国，暂住在北京外交部做事的堂兄瞿纯白家中，就是在这个时候，瞿秋白重新翻译《国际歌》的歌词，在这之前，《国际歌》在中国已经有三种译文，因为译文都不够准确，无法与曲谱配译，所以三种译文都无法歌唱。在堂哥瞿纯白家里有一架风琴，瞿秋白就一边弹奏风琴，一边反复吟唱译词，不断的推敲、斟酌，如法文“国际”一词，译成中文只有两个字，而这个词有8拍，瞿秋白反复琢磨后把法文的“国际”音译成了“英德纳雄纳尔”，这一唱法一直沿用到今天。除此之外，瞿秋白喜爱书法、下棋、石刻、古玩、京剧、昆曲、京韵大鼓、说唱，还善于吹洞箫等。其才艺的触类旁通，很自然会促使周恩来委以起草《文件处置办法》之重任。
其三，瞿秋白是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熟悉党内的文书、档案情况。
瞿秋白中学辍学后，1917年春，随堂兄瞿纯白到北京参加文官考试，但没有考取，随后，在北京大学旁听，同年9月，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1920年秋，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为了直接采访、报道世界各国的大事，决定向英、美、俄诸国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因为瞿秋白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过，而且精通俄文，还翻译过不少俄国文学作品，瞿秋白被选中赴苏俄采访，他和俞颂华、李宗武成为我国新闻界在十月革命后派往苏俄采访的第一批记者，也是“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5]。在“饿乡”之称的俄国，瞿秋白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不朽之作。他是“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描绘列宁的形象”[3]135的人，“也是中国记者中唯一与列宁交谈过的人”[6]12。“一九二二年二月间，经张太雷同志介绍，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7]360。从此，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后回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因为瞿秋白较早接触苏俄，他也成了早期中共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也“是唯一能按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实际情况的同志”[8]246。“八七会议”时，瞿秋白临危受命，28岁即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他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开始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并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
其四，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国民党反动势力千方百计刺探中共的机密，查抄中共的文件，中国共产党必须安全管理好党的各种机密文件。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米夫与王明等人联手解除了瞿秋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对瞿秋白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期间被解除职务的瞿秋白和鲁迅一起领导了上海的左翼文艺活动，时人称瞿秋白与鲁迅为“文坛双璧”。有时，瞿秋白应中共中央理论刊物及其他刊物的邀稿，不时为这些刊物写些政治和时事评论的文章，偶尔也会受中央个别负责人的委托，为中央起草一些文件。当时，中央秘书处每天要处理大量文件，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1年间，党中央每年的收发文已达数千件，当时还没有一个处理和保管文件的规范的成文“办法”。另外，当时，中共在上海处于秘密斗争的环境中，国民党反动势力千方百计破坏中共的机关，刺探中共的机密，查抄中共的文件。所以，如何安全管理好党的各种机密文件，就成了革命斗争中必须十分重视的问题。
其五，周恩来对瞿秋白比较熟悉，在革命斗争中二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鉴于革命形势的需要，1931年上半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兼管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的周恩来，“慎重考虑如何整理和保管愈益增多的秘密档案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地下党秘密工作的安全大事”。周恩来对中央秘书处的黄文容说：“现在你们保存的文件很杂滥，不便秘密管理，可请阿秋(瞿秋白)提出几条整理文件的办法，供你们参照整理。”[9]354周恩来与瞿秋白是江苏同乡，二人关系也很好，所以周恩来常常亲昵地称瞿秋白为“阿秋”。瞿秋白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十分高兴地代中央起草了《文件处置办法》初稿，初稿后又经周恩来审阅后并批示执行。
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是目前发现的我党历史上第一个系统的关于文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集中反映了在白色恐怖的艰难条件下，中共高层领导对文书工作的重视，这份文件在现代秘书工作史和档案工作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也标志着中共的文书、档案工作有了新的起点。
二、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在文书、档案工作中的重大历史意义
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置办法》全文共7条。
第一、规定了档案的收集范围。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第一、三、五、六条中就明确规定了档案的收集范围有：中央文件(包括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对外的宣言、告民众书、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记录、中央议决案及通告、宣传大纲及党员个人致中央的重要政治信件等)；各省、区文件；全总文件；苏维埃政府文件；团中央文件；互济会文件；中央、地方及各团体的机关报等。
第二、规定了档案的收集办法。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第四、七条明确档案的收集工作要根据材料的不同，使用不同的收集办法。即：要求对原件已散失而登载于报刊上的宣言、告民众书等重要文件“须努力收集”；没有底稿只印在报纸上的，“必须剪贴收入，一次都不要遗失”[1]237。瞿秋白还在《文件处置办法》第五条规定对中央和地方的机关报刊，“必须尽力保存一全份，并须另置一妥当的地方”[1]239。对党中央机关形成的材料、苏维埃政府的、群众团体的和各省区的材料都要收藏发文、收文，还要收集内部形成的重要记录，收藏与档案有密切联系的资料。瞿秋白还在《文件处置办法》第四、七条规定了文件销毁办法。即：对“事务性质”、“绝无内容”[1]239的文件应均予销毁。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的最后还写有一条“总注”，曰“如可能，当然最理想的是每种二份，一份存阅(备调阅，即归还)，一份入库，备交将来(我们天下)之党史委员会”[1]239。其中“将来”两字旁边打上了着重点。而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处境极其险恶，又适值瞿秋白患重病，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仍然能预见到“我们天下”，可见他当时对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文中的“一份入库”所指的“库”即中央文库。
第三、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第一、二、三、六条对文书、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提出了科学的规定。
1、明确了文书、档案资料分类的方法。瞿秋白规定了中央自身形成的文件材料，先以“每次中央全会做一个段落”[1]238，如五届三中全会至五届四中全会就算是一个段落，在每一段落中，按最高机关决议及指示、对外宣言和告民众书、政治局记录及常委重要问题记录和中央议决案及通告、宣传大纲四大类，把所有的文书、档案分开，然后在每大类中，再分“政治、苏维埃、组织、宣传、妇女、军事、农民、职工、青年、党内问题”[1]238等小类。各省、区的材料，先“分省分区”然后再分别按上述各大类、小类分类。瞿秋白还针对“内容涉及到许多方面的不好分类的文件”，提出“可按它的性质而定，例如大半讲当地组织状况者归组织类，十分不能分类者都归入政治类”[1]239。由此，可见瞿秋白严谨的逻辑思维方法。
2、规定了科学的分类编目和分类编号的方法。瞿秋白在《文件处置办法》中规定“所有上述四类，备自编一个总号，同时在一件上另行注明小类的号数”[1]238。省、区来的文件，在“分省分区”后，各编一个总号数。中央文件“除总号数抄下的目录外，另外依据分类号数，再抄一本分类自录”。各群众组织的文件，“各自另一本目录，而亦加分类号数之后，分别编到中央总的分类目录之中”[1]239。这种按类编制目录的方法，就使同类性质的文件能集中在一起，方便查找和利用。
3、对于各类文件的排列方式，瞿秋白还提出：“以中央收到的时日为标准，按次排列”[1]238。
总之，瞿秋白对文书、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提出的方法，既准确、科学又十分严谨，这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的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也显示了瞿秋白对档案学和目录学有着较深的研究。
今天，在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登记着党中央从1922年至1934年的一万五千份珍贵材料，正是按照瞿秋白起草的《文件处理办法》进行分类整理的，可见，在当时对中共中央机关档案材料的收集、保管和分类整理工作起了指导作用，瞿秋白为井然有序地保护档案起了一个设计师的作用，也为后人收集、整理、管理文书、档案留下了规范性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