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与公司治理互动视角下的MNE公司治理问题研究——兼论国际化背景下我国MNE的公司治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司治理论文,互动论文,视角论文,企业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我国自恢复WTO成员国身份以来，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如何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持续在国际竞争中取胜，成为我国企业面临的一个日益紧迫的问题。这一现实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企业探索“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国际化能够改变企业的战略、竞争和竞争优势的本质与边界(Porter，1986；Bartlett和Ghoshal，1989；Melin，1992；Prahalad和Hamel，1994)，为企业提供成长机会、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促进企业比较优势的开发(Ghoshal，1987；Porter，1990)，而MNE则是企业在不同东道国有效管理商业组织并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织形式。[1，2]
企业的跨国经营，从表面看是企业跨国界配置资源的问题，实质上则是企业在制度背景不同的区域延续已有竞争优势的问题。要想延续竞争优势，就要了解哪些因素能使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竞争中持续获胜。我国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其制度背景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因此，我国企业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的制胜因素并不能完全复制到海外市场。可见，在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飞速发展的客观背景下，企业如何有效开展国际化经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无论是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说，本质上都是一个提高决策科学性的问题。因此，在MNE中有效实施旨在高效配置和协调决策权以及制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有利于MNE实现长期持续成长和发展的目标。具体到作为WTO成员国的我国而言，探讨企业国际化运营中的公司治理问题，不仅是企业战略经营的现实需要，也是企业战略理论与公司治理理论在MNE背景下结合和应用的必然结果(参见图1)。[3]
图1 我国企业跨国治理的内涵
因此，MNE的公司治理意味着一个新的交叉领域的形成——企业战略(国际化)与公司治理的结合。然而，目前国外MNE公司治理研究较多关注发达国家的MNE公司治理(Sanders和Carpenter，1998；Ellstrand、Tihanyi和Johnson，2002)，很少关注新兴国家的MNE公司治理；国内的研究也多关注国外MNE在中国的治理状况[4，5]，而较少涉及我国的MNE公司治理问题①。因此，本文以国外相关研究为基础，探讨我国MNE国际化进程中的公司治理问题，从影响MNE公司治理的国际化程度、全球竞争程度、子公司战略角色和制度落差四个关键变量入手，从企业战略(国际化)与公司治理互动的视角出发，尝试构建我国MNE公司治理的框架模型，以期为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提供基本的理论参考。
二、理论背景与逻辑框架
(一)MNE公司治理的内涵
公司治理是以科学决策为目标，协调以股东为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整套制度安排。[1]公司治理不仅能够监督经理人与股东的关系，而且还能够引导全球分散的各种业务，并明确公司关键利益相关者在公司全球性决策方面的权力、责任和利益。[6]在MNE的公司治理方面，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更难协调，因为要尽力实现全球整合与当地响应的平衡(Bartlett和Ghoshal，1989；Guven等，2005)，而这种平衡对MNE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7]MNE不仅是经济与管理活动的平台，而且也是不同国家间进行制度和组织互动的重要形式。MNE的公司治理涉及MNE、东道国、母国三者基于公司治理的动态交互作用。[2]因此，MNE公司治理与国内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虽有许多共同点，但仍存在不少差异。[4，5，6]首先，MNE公司治理超越了一般企业公司治理的范畴，表现为不同国家独立法人实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集团治理基础上的跨国界治理。其次，MNE在不同的层次或国家均有相应的董事会和高管团队，形成多层治理体系，共同构成企业的整体治理框架。第三，MNE必须应对更多样化的股东和利益相关者，MNE的股东和利益相关者对信息披露和决策程序的透明有更高的要求，从而导致较高的协调成本和治理复杂性。第四，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存在差异，导致MNE的公司治理结构更加复杂，且较易受各国制度的影响。第五，传统的公司治理一般只关注股东治理机制的应用，不能充分满足MNE的治理要求，因此，MNE公司治理需要其他治理机制的补充[6，8]，以解决全球需要与治理准则的差异化问题。最后，MNE公司治理的设计应考虑更加复杂的战略、结构和环境，不仅要独立、透明和问责，而且还要有助于实现有效治理与业务增长的平衡。[6]
MNE是当今广泛存在的最复杂的组织形式之一，在不同制度背景的国家或地区开展运营活动，比国内企业面临更多样的环境和困难，而与MNE相关的各种组织问题也一直处于研究前沿，并挑战着现有理论。[9]因此，在解释MNE的公司治理问题时，必须采用多种视角，并运用互补的理论。[10]下文将概述相关的基本理论及其与MNE公司治理的关系，进而推导出本文的逻辑框架。
(二)相关理论与MNE公司治理
1.代理理论与MNE公司治理
代理理论针对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会导致代理人采取自利行为的现实，探讨具有不同目标与风险偏好的代理人和委托人的关系。代理人拥有特定的知识与管理技能，因此可能会追求个人利益而引发代理问题，具体表现为道德风险(moral hazard)和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10]道德风险源于委托人不能有效观察或监督代理人的行为，而逆向选择则源于委托人无法正确评价代理人是否以委托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可见，这两个问题分别是由行为可视性不足和结果可测性不足所引起的，并会使代理人掌握更多的专业化知识和管理决策权[11，12]，从而导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环境与战略的复杂性导致管理决策权的多重性、低任务程序性和因果关系模糊性[12，13]，从而又会加剧信息不对称的严重程度，导致更严重的代理问题。代理理论认为，公司治理安排，如引入监督机制和适当的激励机制，可以加强对代理人行为的监督，并缓解代理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Fama和Jensen，1983)。
在MNE情境中，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可以看作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母公司将决策权授予国外子公司，并明确规定国外子公司的责任，子公司与母公司决策上的潜在不一致以及子公司管理者的部分自利行为都可能导致代理问题。同时，国际扩张使企业分布更加广泛，并使子公司管理者的专业知识得到强化，导致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人行为的模糊性提高[14]，使得监督经理绩效的复杂性和成本更高(Zajac和Westphal，1994)，从而导致典型的代理情形。全球运营的复杂性也会使因果关系变得模糊，并扩大代理人的决策自由度，进而加剧代理问题。
尽管代理理论在公司治理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并可以有效解释MNE公司治理的一些问题，但有研究表明，代理理论对于MNE母子公司关系及其行为只有有限的解释力[15,16]，因此有必要借助于多种互补的理论来进行更有说服力的解释。[10]
2.信息处理理论与MNE公司治理
信息处理理论视角的研究者更加关注环境的不确定性，并将组织如何降低不确定性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9]Galbraith(1973和1977)基于信息处理理论，把不确定性定义为“执行任务所必需的信息量与组织拥有的信息量之间的差异”。因此，在组织面临的不确定性与必须拥有的信息处理能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有效的组织所具备的信息处理能力应该能够应对其面临的不确定性，即能达到“信息处理匹配”。信息处理理论的一个潜在假设就是：信息处理的匹配程度会约束组织的生存与绩效。该假设有可能更加适用于在复杂环境中运营的MNE，因为MNE的信息处理需求经常会超过其信息处理能力。[9]国际化战略提高了管理的复杂性和环境的不确定性，使MNE母子公司的信息处理需求增大。管理这些需求要依赖特定的公司战略和组织结构，尤其是要选择和实施更有效的治理安排(Baysinger和Hoskisson，1990；Kim和Mauborgne，1991和1996)。
我们认为，信息处理理论与代理理论是互补的。代理理论在公司治理研究中运用得最广泛，它认为代理问题的根源在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公司治理的理论根基则在于信息经济学。[10]代理理论与信息处理理论最终都涉及有效组织和配置信息的问题。[6]代理理论认为，组织可以通过强化信息处理系统来加强治理并控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信息处理理论则认为，当组织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够满足其信息处理需求时，组织就会变得更加有效(Tushman和Nadler，1978)。信息处理理论和代理理论之间的互补性为研究MNE的公司治理提供了较广阔的理论前景。[14]
3.相互依赖网络观与MNE公司治理
研究表明，在研究MNE母子公司关系时，代理理论是一种相对有效的工具[8,15,17]。但是，由于MNE的内在复杂性，代理理论面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代理理论把MNE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层级关系[15，17]，但在讨论子公司战略角色时，将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简单视为二元层级关系通常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在子公司在母子公司关系中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情况下。从网络观的视角看，MNE的母子公司关系超越了市场和层级的传统界限，具有网络组织的特征。超法人实体的组织结构、以核心能力和资源为基础的组织纽带、以知识和信息共享为发展源泉等网络组织特征(林润辉，2000；李维安等，2003；李维安和周建，2004和2005)，在MNE母子公司关系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当母子公司间及各子公司间相互更加依赖时，MNE的子公司在资源配置和使用方面就会日益依赖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而母公司也会更依赖子公司的资源和专业化知识。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提高，国外子公司的行为会对MNE的整个组织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此时，确保子公司的行为符合MNE的整体利益(O'Donnell，2000)就变得特别重要。因此，构建有效的治理机制以协调母子公司的行为就显得至关重要。
4.资源依赖理论与MNE公司治理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国外市场是MNE所需资源的重要来源。当MNE子公司依赖东道国不可替代的资源时，就会出现依赖的情况。[18]在资源依赖理论中，资源的内涵由物质资源扩展到基础设施、市场资源和信息资源。子公司对这些资源的依赖会转化为资源所有者的权力，资源所有者可以控制相关资源的供给。如果子公司能够通过更多地运用MNE内部资源来降低对东道国的依赖，那么就能减弱当地资源所有者的权力与威胁。为此，母公司必须从多方面增加对子公司的资源投入。
增加对子公司的资源投入并不意味着子公司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依赖母公司，因为母公司无法提供能够完全取代子公司所需资源的替代资源。母公司也许能够提供一些生产性投入，如资本、技术和设备，但无法提供基础设施、市场资源或信息资源。即使母公司的资源投入较多，子公司也仍然要依赖东道国特定的不可替代资源在当地进行市场扩张。[16]更重要的是，MNE母公司必须依靠子公司来获得有关东道国的特定知识。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如果双方的相互依赖性提高，依赖所产生的权力就会削弱。[18]为此，子公司应该直接与当地利益相关者进行互动，以提高彼此间的依赖程度，从而减少东道国的不利影响。
资源依赖理论对相互依赖网络观形成了补充，因为它清晰地阐明：MNE子公司的当地运营不仅需要母公司的资源，而且还需要当地资源；在接受母公司资源投入的同时，子公司更需要当地的资源与专业化知识。因此，子公司管理者对当地市场的理解对于MNE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Morrison和Roth，1992)，而且当地活动也可以为MNE创造新的活力与竞争制胜的机会(Birkinshaw，1997)。资源依赖理论指出，母公司对子公司的资源投入可以减少子公司的外部依赖，从而削弱东道国所构成的威胁；而相互依赖网络观解释了母公司的资源投入对于帮助子公司适应东道国环境，提高或巩固子公司在东道国的战略地位，进而增强MNE整体竞争优势的重要性。这两种理论是互补的，因为MNE在降低东道国威胁的同时还必须从东道国提供的机会中获益；同时，这两种理论又是兼容的，因为它们都强调资源或能力的匹配对运营结果的重要性。[16]
上述四种相互联系的理论视角为MNE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比较全面、综合的理论基础，并为分析各种MNE公司治理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及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治理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工具。我们认为，国际化运营使企业的环境和管理的复杂性上升，而全球竞争又加重了这种复杂性，从而扩大了MNE对信息处理的需求；子公司扮演的不同战略角色造成母子公司相互依赖程度的差异化，从而导致不同程度的全球整合与当地响应；而制度落差又提高了子公司的当地响应程度和对当地资源的依赖程度，进而加重了母公司对子公司的依赖。信息处理需求的增加与母公司对子公司依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子公司增加自己的专业化知识和扩大决策自由度，从而导致母子公司信息不对称的加剧以及子公司行为程序性与结果可测性的下降，而这些都会加剧MNE的代理问题。因此，为了取得更好的绩效，MNE有必要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可见，国际化程度、全球竞争程度、子公司战略角色和制度落差是MNE公司治理的四个关键变量。图2描述了本节所讨论的问题之间的逻辑关系。
图2 MNE公司治理框架模型
三、研究内容与命题的提出
(一)国际化程度与MNE公司治理
国际化程度体现为企业依靠国外市场的顾客和生产要素创造价值的能力，以及这些要素的地理分布。[14，19]企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会引起管理复杂性的提高，并导致企业董事会与高管团队任务复杂性的提高，以及信息处理需求的增加。国际化、复杂性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信息处理需求，会对代理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尤其是在董事会对管理者的监督与激励方面。[8，15]因此，国际化程度会对治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②。
1.对董事会构成的影响
研究表明，规模较大的群体往往存在交流和协调方面的问题，而规模较小的群体则具有更强的内聚力，能够更快达成一致(Priem，1990；Yermack，1996)。不过，资源依赖理论却认为，当企业面临不确定的环境时，为获取制定新战略所需的新技能，有必要扩大董事会的规模(Zahra和Pearce，1989)。公司治理研究支持董事会规模取决于环境复杂性的观点。[14]在复杂的环境下，企业需要拥有不同技能和经验的董事来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思考，以提高决策质量(Zahra和Pearce，1989)。因此，企业处理国际化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增加具有不同国际经验的董事，或是增加能够提高组织整体信息处理能力的董事。因而，我们认为，追求国际扩张的MNE最初由于国际化经验不足，会显著扩大董事会的规模，以获取必要的知识、经验和资源。此外，具有较强网络背景和专长的董事通常是外部董事，这也是MNE为节约成本而做出的选择(La Porta等，1999)，我国的MNE的情况更是如此。在母公司层面，外部董事通过全球供应商与销售网络来提供帮助；而在子公司层面，外部董事可以通过与当地政府官员和商业伙伴建立关系网络来使子公司受益。[6]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MNE董事会规模及母公司和子公司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比例与MNE的国际化程度正相关。
2.对CEO薪酬的影响
薪酬战略对公司治理至关重要(Zajac和Westphal，1994)。基本的薪酬形式有两种，即基于行为的现金薪酬与基于结果的激励薪酬。[10]两种基本的薪酬形式具有不同的特征，对CEO的行为也有不同的影响。国际化导致的地理分散与复杂性使得CEO必须面对大量的多样化信息，从而加大了CEO的信息处理难度和董事会的监督难度，并使得复杂性成为CEO薪酬的重要决定因素(Finkelstein和Hambrick，1988和1989)。一方面，为了克服监督困难，董事会有可能把激励薪酬作为更有效的控制机制，以使CEO与MNE利益趋同从而进行自我监督；另一方面，CEO处理复杂信息的能力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稀缺资源(Roth，1995；Henderson和Fredrickson，1996)，为了奖励CEO的这种能力，MNE也必须向他们支付更高的薪酬。由于我国MNE的国外子公司有相当一部分位于发达国家，因此，母公司有必要结合发达国家的薪酬情况在企业内统一制定薪酬战略。尽管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但整体的薪酬战略与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MNE母公司CEO和子公司CEO的总体薪酬及激励薪酬的比例与MNE国际化程度正相关。
3.对CEO职务双重性的影响
公司CEO兼任董事长，称为CEO的职务双重性(duality)。CEO的职务双重性有助于明确决策权威并保持命令的统一性(Finkelstein和D'Aveni，1994；Daily和Dalton，1997)，但也可能因限制了参与战略决策的关键人员而抑制董事会的有效性。双重性会妨碍董事会有效监督和约束高管的能力，并且会限制董事会的决策自由度和独立性(Singh和Harianto，1989)。从子公司层面看，CEO的职务双重性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尤其是对于对子公司缺乏监控的我国MNE来说[5]，会造成子公司CEO决策自由度过大，从而加重母子公司之间的代理问题。因此，我们认为，国际化程度较高的MNE在复杂的环境下，可能需要更多的授权和部门责任，因而更可能将CEO与董事长的职务分离开来。这种两职分离能够增加董事会获得信息的渠道，因此有可能提高董事会的信息处理能力，同时减轻母子公司间的代理问题。对于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我国企业来说，这种子公司CEO两职分离的做法可能更加有利于减轻子公司的代理问题，提高MNE公司治理的有效性。由此，我们提出：
命题3——MNE母公司和子公司CEO的职务双重性与国际化程度负相关。
(二)全球竞争的激烈程度与MNE公司治理
1.对CEO薪酬的影响
在全球产业内，企业通常会面临多点竞争(Roth，1995)，即在多个国际市场面临同样的全球性竞争对手。我国国内市场的持续开放与大量全球性企业的进入导致众多我国企业面临“国内竞争国际化”的现象。当这些企业迈出国门进行国际化运营时，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与国内相似甚至相同的全球竞争对手，而MNE在子公司层面构建的资源与能力集合有助于MNE有效应对不同国家市场上的相同竞争对手(Kogut和Zander，1992)。因此，具有专业化知识和差异化能力的子公司，对于MNE有效开展全球竞争就显得至关重要。但同时，这些知识与能力会导致子公司CEO拥有更大的决策自由度，扩大母子公司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最终导致代理问题。为了有效激励子公司CEO，MNE有必要调整自己的薪酬战略。此外，全球竞争的加剧无疑会提高环境与管理的复杂性，从而加重CEO的信息处理负担，因此，CEO理应获得更多的薪酬；同时，全球竞争的加剧也会增加监督CEO的成本与难度。因此，董事会可能会更多地运用激励薪酬来控制CEO的承诺与行为，并促使他们进行自我监督。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
命题4——MNE母公司和子公司CEO的总体薪酬及激励薪酬的比例与其面临的全球竞争的激烈程度正相关。
2.对CEO职务双重性的影响
除了影响CEO的薪酬，全球竞争也会降低CEO的职务双重性。在CEO与董事长两职分离的情况下，CEO可以专注于制定和执行可行的全球竞争战略，并协调和整合全球业务；而董事长则可以专注于公司治理机制建设。因此，全球竞争的加剧会提高CEO与董事长两职分离的可能性。[6]同样，在子公司层面，东道国的竞争一方面会增加子公司CEO与董事长的信息处理压力与困难，另一方面会扩大他们的决策自由度，最终会加剧母子公司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加重两者之间的代理问题。此外，子公司CEO的职务双重性有可能进一步加重母子公司间的代理问题。因此，因全球竞争而产生的全球整合需要，以及由东道国竞争引起的信息处理需求增加和代理问题升级，都会导致CEO职务双重性的降低。由此，我们提出：
命题5——MNE母公司和子公司CEO的职务双重性与全球竞争程度和东道国竞争程度负相关。
(三)子公司战略角色与MNE公司治理
子公司的战略角色不仅对MNE的整体战略非常关键，而且对MNE的公司治理也会产生重要影响。MNE的公司治理应该根据子公司的不同战略角色进行调整，而国外子公司独特的战略角色与适当的治理机制相匹配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有不少学者阐述了MNE国外子公司的多种战略角色，如Bartlett和Ghoshal(1998)，Birkinshaw和Morrison(1995)，Gupta和Govindarajan(1991)，Jarillo和Martinez(1990)以及Roth和Morrison(1992)。尽管他们对子公司战略角色的描述存在差异，但是，子公司的基本战略角色大致可以归纳为专业化贡献者、当地执行者和世界受托者三种。[8，14]
首先，专业化贡献者。承担这种角色的国外子公司高度依赖母公司及其他子公司，子公司的行为和绩效在MNE的网络体系中体现得较明显。[15]战略责任与战略控制以及战略决策都集中在母公司，以确保MNE能够对全球竞争做出统一反应，而子公司只享有很小的决策自由度。因此，母公司(委托人)比较容易观察和判断子公司(代理人)的行为，也比较容易进行密切的监督。[7]
其次，当地执行者。MNE位于不同国家的子公司要满足其所在国不同的当地需求(Porter，1986)，因而享有高度的独立性，但这却降低了子公司行为的可视性与绩效的可测性。因此，当地执行者型子公司比较容易产生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战略责任与战略控制归于国外子公司，为确保迅速的当地响应，决策高度分散，从而扩大了子公司的战略选择范围，并扩大了它们的决策自由度。这种决策自由度也具有行为程序性低与因果关系模糊的特点，因此，观察和判断子公司(代理人)的行为就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世界受托者。这种子公司常常与母公司一起制定和执行战略(Roth和Morrison，1992)。制定公司总体战略的责任仍由母公司承担，并由母公司负责协调公司总体战略的执行，但战略控制分散于各子公司。虽然子公司在跨国战略方面充当着重要角色，但仍要依赖于母公司和其他子公司构成的网络系统。这种子公司拥有当地决策权。[7]
从以上三种子公司战略角色分析中可以看到，世界受托者型子公司与当地执行者型子公司相比，其行为比较容易观察和判断；而与专业化贡献者型子公司相比，其行为可能又较难观察和判断。[7]但应该强调的是，“世界受托者”与“当地执行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战略方向，如果将前者视为全球整合的“横向集权”[15]，那么后者则可以被视为当地响应的“纵向分权”。横向集权可能会使部分权力集中于子公司，从而使子公司掌握较大的管理决策权，并导致管理行为非程序化；而纵向分权则会由于当地响应增多而使子公司拥有大量专业化知识与较大的决策自由度。因此不难预期，与横向集权相关的管理决策权以及与纵向分权相关的专业化知识，会导致信息不对称，从而加剧母子公司间的代理问题。因此，我们认为，与专业化贡献者型子公司相比，当地执行者型子公司与世界受托者型子公司都会导致更严重的代理问题，因而有必要相应设计不同的治理机制。
1.对董事会规模的影响
规模较大的董事会也许能够提供比较广泛的服务，并且掌握较多的专业知识和资源，但从组织动态学的角度看，规模较大的董事会更有可能由于形成派系而增加组织冲突的可能性(O'Reilly等，1989)，并且更可能因难以协调而降低战略决策过程的有效性。然而从代理理论的视角看，规模较小的董事会有可能导致CEO严重影响董事会的决策(Singh和Harianto，1989)，而规模较大的子公司董事会可以通过降低CEO的主导性来提高公司治理的有效性。由于当地执行者与世界受托者型子公司会导致更严重的代理问题，因而MNE通常会依靠规模较大的董事会来实施对这两种子公司的有效监督。另外，由于我国企业在国外运营方面的经验不足，因此，规模较大的董事会，特别是由拥有国际市场知识与国际风险管理经验的董事构成的董事会，也许更能满足我国MNE的相关需求，而不会降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6]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下列命题：
命题6a——MNE董事会规模与当地执行者型子公司的当地响应程度正相关。
命题6b——MNE董事会规模与世界受托者型子公司的全球整合程度正相关。
2.对董事会结构的影响
子公司在需要做出较强的当地响应时，有可能会增加外部董事。增加外部董事，尤其是拥有特定专长和关系网络的董事，是当地化的一个重要步骤。拥有战略网络关系的外部董事和连锁董事，也可以促进信息和资源的获取以及联盟的形成，从而有利于更好地实现当地响应。此外，当子公司具有较大的全球整合需求时，其董事会也可能出现类似的变化，以促进同一业务职能的全球协调。因此，我们预期，当地执行者和世界受托者型子公司所导致的较严重的代理问题，可以通过在子公司董事会设立外部董事来得到较好的解决。外部董事因其相对独立性而能更有效地执行监督任务，而且还可以利用他们的专业经验促进全球整合与当地响应。由此，我们提出下列命题：
命题7a——当地执行者型子公司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比例与子公司的当地响应程度正相关。
命题7b——世界受托者型子公司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比例与子公司的全球整合程度正相关。
3.对CEO职务双重性的影响
CEO的职务双重性有可能影响董事会有效监督与约束高管的能力，同时降低董事会监督职能的有效性。当地执行者与世界受托者这两种角色会导致较严重的代理问题，而CEO的职务双重性会进一步加剧代理问题。因此，我们预期，拥有当地执行者与世界受托者型子公司的MNE会更多地依靠CEO与董事长两职分离的做法来避免内部人控制，从而促进母子公司的战略一致性，并使子公司更好地代表MNE的整体利益。由此，我们提出：
命题8a——当地执行者型子公司的CEO职务双重性与子公司的当地响应程度负相关。
命题8b——世界受托者型子公司的CEO职务双重性与子公司的全球整合程度负相关。
4.对CEO薪酬的影响
企业可能会根据绩效监督难度来选择基于行为的现金薪酬或基于结果的激励薪酬。[10，12]有较多专业化知识的当地执行者型子公司为满足不同的当地需要，必须保持较高的独立性；而有更大决策自由度的世界受托者型子公司会使母公司与其他子公司对自己产生较强的依赖性。在这两种情况下，MNE均面临较严重的代理问题，因此可能会更多地依赖基于结果的激励薪酬。由此，我们提出：
命题9a——当地执行者型子公司CEO的总体薪酬及激励薪酬的比例与子公司的当地响应程度正相关。
命题9b——世界受托者型子公司CEO的总体薪酬及激励薪酬的比例与子公司的全球整合程度正相关。
5.差异化治理与MNE的绩效
子公司战略角色的不同会导致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而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又会给MNE母公司带来不同的治理问题，因而，治理机制的选择取决于MNE母子公司关系中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7]因此，我们推断，为了追求全球战略的协调整合与整体绩效的最优化，MNE会对不同战略角色的子公司做出不同的治理安排，如不同规模的董事会、聘用不同比例的外部董事、实行激励程度有别的薪酬制度等，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与风险，从而改善企业绩效。因此，我们提出：
命题10——当MNE对不同战略角色的子公司实行差异化治理时，MNE的整体绩效会得到优化。
(四)制度落差与MNE公司治理
国际化运营使MNE经常会面临制度环境差异，从而给MNE的整体运营及子公司在东道国的发展带来较大的风险。我们将MNE母国与子公司东道国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称为“制度落差”。在新兴市场国家，法制通常较不完善，契约大多基于人际关系，信息也不够完全，这种环境下的公司治理更强调“关系型治理”；而在发达市场国家，完善的法律法规可以发挥保护投资者的作用(La Porta等，2000和2002)，因而这种环境下的公司治理更强调“规则型治理”。[6，20]当MNE在治理特征不同的环境中运营时，尤其是我国MNE在进行跨国运营时，通常会面临显著的制度落差。当制度落差较大时，子公司管理层会掌握更多的能够影响绩效的环境和战略情境方面的专业化知识[11]，而MNE较难准确而完整地获得子公司(代理人)的信息，同时也会更加依赖子公司披露的信息。因此，产生于制度落差的信息不对称会加重MNE母子公司之间的代理问题。此外，不同国家的制度落差会造成很大的风险，最终可能显著影响企业的价值(Butler和Joaquin，1998)。因此，MNE在进行跨国运营时，应该根据制度落差的大小而调整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
1.对董事会结构的影响
当面临较大的制度落差时，为了降低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MNE的子公司应该聘用更多有经验的当地董事来协调与当地政府、商界和社会的交流。以前的研究也表明，子公司的当地外部董事有助于子公司更好地应对当地法律和政治压力，而且当MNE子公司在当地聘用较多的外部董事时，东道国政府通常也会认为其较为友好(Kriger，1988)。因此，聘用较多的当地外部董事，可以提高东道国接受子公司的程度。[6]同时，为了减轻制度落差造成的子公司代理问题，MNE母公司也会在子公司董事会中安排更多的当地外部董事来监督子公司的CEO。由此，我们提出：
命题11——MNE子公司董事会中的外部董事比例与运营环境的制度落差正相关。
2.对CEO职务双重性的影响
CEO兼任董事长，会限制董事会获得信息的能力，进而导致较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和代理问题。由于在制度落差较大的环境中运营的子公司具有产生代理问题的潜在可能性，因此我们认为，为了降低与子公司本土化相关的专业化知识和决策自由度导致代理问题的风险，MNE通常会对子公司的CEO与董事长两职进行分离。
命题12——MNE子公司的CEO职务双重性与运营环境的制度落差负相关。
3.对子公司CEO薪酬的影响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用来解释子公司CEO的薪酬特征。由于制度落差的增大会导致严重的代理问题并加大监督难度，因此，MNE会提高子公司CEO的总体薪酬和激励薪酬的比例，以使子公司CEO的利益与母公司的整体利益相一致，进而促进子公司CEO的自我监督。因此，我们提出：
命题13——MNE子公司CEO的总体薪酬及激励薪酬的比例与运营环境的制度落差正相关。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MNE通常涉及大量的跨国利益相关者，他们对公司决策的透明和问责有更高的要求[6]，这会增加MNE的信息处理压力与差异化治理需要，使MNE在控制全球分散而各异的子公司的决策方面遭遇更多的困难，并在母公司治理与子公司本土化适应之间的平衡上面临更大的压力(Ellstrand、Tihanyi和Johnson，2002)。国际化扩张会导致MNE对国外市场的依赖，从而提高子公司管理者行为的模糊性，并增加其所掌握的当地市场知识，使得董事会更难直接监督管理者的行为。当国际化程度和全球竞争程度提高时，委托人和代理人的信息不对称加剧，代理成本也提高。子公司不同的战略角色会导致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增强母子公司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同时制度落差也会加剧这种依赖性，从而扩大子公司的决策自由度，并加大监督子公司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MNE母公司要么会扩大母公司或子公司的董事会的规模并聘用更多的外部董事或连锁董事，或使CEO与董事长两职分离，以加强监督；要么会调整对母公司与子公司管理者的激励，促进其自我监督。这些措施能够提高母子公司董事会处理环境信息和运营信息的能力，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或扩大董事会的权力，以更有效地监督和控制代理人的行为。
本研究的逻辑是，影响MNE公司治理的国际化程度、全球竞争程度、子公司战略角色和制度落差四种因素会显著影响MNE(尤其是我国MNE)母子公司间的代理问题，进而引起不同程度的治理问题，同时也会导致不同的母子公司关系，因而需要构建相应的治理结构与机制，以取得全球整合与当地响应的平衡，并最终实现MNE整体绩效与子公司绩效的优化。前三个因素涉及MNE的企业战略，而第四个因素则关乎企业的运营环境并与企业战略密切相关。因此从根本上讲，影响MNE公司治理的四个变量均与MNE的战略紧密相关，运营环境的不同(制度落差的大小)会导致MNE采用不同的战略，而MNE战略的不同又会导致国际化运营、全球竞争及子公司战略定位上的差异，进而导致不同的治理结构与机制安排，并最终影响企业的绩效。此外，MNE的治理安排及其最终导致的企业绩效反过来也会对MNE的战略产生影响，促使MNE对战略构成进行调整，并再次对国际运营环境做出选择(市场进入与退出)，以便MNE优化其整体治理安排(参见图3)。因此，我国MNE的公司治理也需要同时考虑企业战略与公司治理的内容，并实现两者之间的互动与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竞争优势的跨国界转移、延续与升级。
图3 MNE公司治理的企业战略与公司治理互动模型
MNE公司治理是一个崭新而又复杂的研究课题，融合了企业战略与公司治理的内容，因而难以用单一理论视角来做出具有充分说服力的解释。本文提出的四个关键变量是通过深度剖析与整合以前的相关研究文献并结合我国MNE的特征而提炼出来的。我们认为，这四个变量会较显著地影响我国MNE的治理安排。我们试图采用档案研究法(archival method)③来构建MNE治理的逻辑框架模型，以期为今后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借鉴。当然，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可能缺乏来自于实践的数据支持，这是本文的主要不足所在，也是我们后续研究的主要方向。
随着我国“入世”后国际化趋势的日益增强，我国企业竞相探索“走出去”的国际化战略。在实施国际化战略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不同程度地遭遇了障碍与挫折。TCL的国际化经营之困、明基(BenQ)欧洲扩张的铩羽而归、中航油新加坡事件以及上汽韩国双龙事件等，都日益凸显出制度背景不同的运营环境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构成的威胁与挑战，也从根本上暴露出我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的制度设计缺陷。公司治理作为企业的一种根本的微观制度安排，可以为企业的国际化运营提供基本的制度保障。本文基于公司治理的制度特性对企业国际化运营面临的公司治理问题进行的理论剖析，丰富了有关企业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的传统观念。此外，本文对影响企业国际化运营过程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的分析，也有助于寻求降低我国企业国际化运营治理风险与成本的相关途径，有助于构建我国企业在不同制度背景下长期发展的制度平台，从而最终推动我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有效实施。
注释：
①本文作者在发表于《外国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4期的《跨国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对目前该领域的国外研究成果进行了详细的评介，并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直接引发了本文的构思。本文的内容是对该文的延伸与拓展，少部分重复的内容已做了简化处理，感兴趣的读者可查阅本文参考文献[3]。
②详细逻辑推导过程参见本文参考文献[3]。
③“档案研究法”是指依据研究目的收集大量现有资料，并通过对现存档案材料内容的分析，找出某些现象即社会事实之间的关系。档案材料包括研究文献、报刊、书籍以及各种事件记录等。该方法是社会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与注重实地调研的“田野研究法”(field study method)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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