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治理研究的国际前沿：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谱论文,福利论文,知识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6]07—0067—10 “治理”概念最早出现于1989年世界银行报告，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当治理的概念应用在服务于保证或提高公民社会福利水平功能的公共社会政策管理中时则称为福利治理①。在此背景下，2014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第六届中国社会福利研究专业委员会年会以“福利治理：本土创新与国际经验”为主题开展研讨，但从交流情况来看，诸多学者尚未做好理论准备，这与国内前期文献研究的缺乏存在很大的关联。检索中国知网，以福利治理为主题的文献并不多见②。限于研究目的，已有研究中有限的文献回顾并没有清晰地呈现出福利治理研究的关系脉络，未能很好地为后续研究提供分析热点、探索前沿的参考坐标。鉴于当下研究的不足，本文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版本3.7.R7)，以Web of Science引文数据库为来源，绘制福利治理研究的知识图谱，试图为福利治理的国内研究提供文献引用的关系脉络与前沿热点的参考坐标，从而促进福利治理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探索。 一、工具和方法 知识图谱(mapping knowledge)是指可视化地描述人类随时间拥有的知识资源及其载体，绘制、挖掘、分析和显示科学技术知识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组织内创造知识共享的环境以促进科学技术研究的合作和深入③，其方法论基础是统计学的聚类分析、社会网络分析等。CiteSpace III是由美籍华裔学者、美国Drexel大学教授陈超美博士开发的用来分析和可视共引网络的应用程序，可用于探测学科领域研究前沿变化趋势以及分析研究前沿与知识基础之间的关系，为知识领域动态演进可视化研究提供新平台，并能在绘制的知识图谱中显示某个学科在一定时期段中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④。该软件深受库恩范式的影响，其焦点即为范式与范式转移，逻辑起点是文献条目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聚类分析的功能勾勒出某一研究领域的范式类型与范式转移；可以通过侦测爆发词(Burst term)发现新的研究增长极点；可以从总体上把握知识发展的文本脉络与学术前沿，有助于实现文献综述的文本解读方式从主观化、精英化、节点化与碎片化向客观化、全民化、关系化与全景式的转变。但文献的技术分析只是提供了迅速把握知识脉络的参考坐标，永远不能代替文本的解读，因而最佳的方式是两种解读方式的融合，其前提是具备高质量的引文数据库，未来需要有能精确到可区分引用的是论点还是论据的引文数据库的存在⑤，以便甄别出学术界的理论创新与实践贡献。具体操作有特定的参数设置要求，本文的重心在于福利治理研究的现状而非文献综述的技术，因而操作的过程从简，但尽可能解释清楚技术依据。基于知识图谱的理念，本文重点不在于分析施引文献的内容，而是分析施引文献的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与扩展关键词，分析被引文献(引文，即施引文献的参考文献)间的内在共被引关系，在此基础上侦测热点、探索前沿及与知识基础的关系。当然，施引文献本身也可能是被引文献。 二、数据来源 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WoS)中，选择核心合集中引文索引，考虑到文献回顾的集中度与覆盖面以及对计算机硬件的要求，仅以welfare governance为主题词，能够覆盖到社会福利、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障三大领域；为避免跨学科等信息的丢失，未对期刊来源等精简；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实际时间为1992年-2014年)，访问时间为2014年6月30日，检索结果有1067篇相关文献(施引文献)。从作者分布来看，德国学者英戈·鲍德(Ingo Bode)的贡献最大，发表了7篇，其中《规模政治经济学：快速政策、内部等级关系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福利》⑥，被引次数达到110次；其次为美国学者乔·索斯(Joe Soss)与萨丽·A.马斯顿(Sallie A.Marston)，都发表了6篇；美国学者桑福德·F.施拉姆(Sanford F.Schram)、理查德·C.福丁(Richard C.Fording)，英国学者柯尔斯坦·拉姆锐(Kirstein Rummery)、科林·林赛(Colin Lindsay)、马丁·琼斯(Martin Jones)、戴维德·埃瑟林顿(David Etherington)六人都发表了5篇，中国学者以朱亚鹏为代表，其作为第二作者发表的《城市治理、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的住房改革》一文被引频次达到26次⑦。从国家分布来看，美国、英国分列第1位与第2位，美国达到243篇，而英国则达到214篇，其他国家都低于70篇，德国位列第3，加拿大、澳大利亚并列第4，中国与苏格兰以43篇并列第5位，若英国加上苏格兰地区发表的文章则位于第1位。当然这与科学网的数据只是更好地覆盖了美国的期刊，并且也不能很好地反映著作的情况有关⑧。从期刊来源来看，排在前5位的是《社会政策行政》、《社会政策》、《欧洲社会政策》、《公共行政》与《环境与规划A》(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从研究方向来看，主要集中在公共行政、商业经济学与管理法，均超过200篇，合计近700篇。从发表年份来看(图1)，总的趋势为平稳增长，其中2003年至2004年、2006年至2007年、2010年至2011年增长速度较快，分别增加了18篇、17篇、21篇。 三、研究热点、前沿与领域分析 基于上述数据，以知识图谱软件CiteSpaceⅢ为工具进行分析。初始条件设置如下：时间域1989-2014(1989年世界银行报告开始使用“治理”一词)，区间为5年；术语来源默认全选，包括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扩展关键词；关键词分析时，术语类型为名词短语与爆发词，节点选择了关键词，分析对象为区间内被引排在前50位的关键词，剔除项选择了路径算法(pathfinder)；引用分析时术语类型为爆发词，分析对象为区间内被引排在前50位的引文(在分析经典文献时扩展到前100位)，节点选择了参考文献，剔除项(Pruning)为空；可视项(Visualization)选择“静态聚类图”(Cluster View-Static)与“显示合并网络”(Show Merged Network)，为默认。 (一)研究热点探测 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核心研究内容的精炼，学科领域里高频次出现的关键词和从数据样本中对每一篇施引文献的进行提取后分析出的名词短语可被视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在CiteSpace中设定相应参数并选择探索关键路径的路径算法绘制图谱，可删除大部分不太重要的节点。运行可视化分析后，将生成图谱。图中圆形节点为关键词，方形节点为名词短语，节点及其标签大小与词汇出现的频次成正比。⑨图中合并网络节点(关键词)有240个，连线989条。环形部分为关键词的引用年轮，它代表关键词的引用历史。引用年轮中心部分的颜色代表关键词的发表年份，从冷色调蓝色到暖色调红色的变化表示时间从早期到近期的变化。图中最上部分色谱对应着不同年份(原始图形为彩色)，每一个环的颜色代表相应的引文时间，一个环的厚度与某个时间域内引文数量成比例。
图1 1992-2013年福利治理研究的文献数量分布趋势图 数据来源：web of science
图2 二十五年来福利治理领域研究研究热点时间序列知识图谱 注：显示的圆形节点为引用频次为前30名的高频词，方形节点为5个名词术语。连线颜色(对应色谱)表示首次共被引的时间，粗细代表共被引的强度。所谓共被引是指，引文a与引文b同时被文献A引用，即a与b被文献A同时引用。 表1中为1989年至2014年以来研究热点词频统计(从文献标题、摘要、作者关键词与扩展关键词中提取)。结合图表，可以发现频次最高的词汇是“治理”，达到350次，是图中最大的一个节点。从时间上看，其他关键词基本上都在其后，但多数集中在2000年前。从连线来看，其他关键词与之基本上都存在共被引关系。而“福利国家”一词，在将welfare state与welfare-state合并后(可通过软件实现)，共被引达到124次，排在第2位，这也与文献检索的主题词选择保持了一致。运行聚类分析后，聚类达到28个，主题分散。每个聚类下的成员数量最多仅达到27篇，为0号聚类，其次为5号，有19篇，排在第三位的是8号，仅11篇，而三者描述模块一致性的Silhouette值均低于-0.4(取值为[-1，1]，值越大一致性程度越高)，主题分化尚不清晰，这与福利治理研究起步较晚，仍然处于理论的探索阶段或许有关。追踪文献可知，治理与政治学存在密切的关联，在福利领域倡导治理主要是为了应对福利国家危机问题，而(社会)政策是福利治理的主要手段。国家作为管理的空间层级面临全球化、福利国家危机、新自由主义等的挑战，国家权力与权威受到质疑，公民身份、公民参与被普遍重视，不同空间层级的合作治理，如国家间、城市、共同体、社会组织以及伙伴关系，成为研究的热点，而健康、照顾与反贫困是福利治理的三大重要领域，改革势在必行。
(二)研究前沿分析 科学文献有明显的半衰期：经典文献持续高引用率，而流行的文献短期内会达到高峰⑩。绘制出研究前沿的知识图谱对研究者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使研究者及时准确把握学科研究前沿与最新学术动态，还可预测学科发展方向和未来研究的热点。在Citespace中可以通过引用爆发(citation burst)来测量，它为特定文献与引用潮流之间的关联提供了证据。换句话说，它证明了该文献引起了科学共同体的极大关注。它是对事件的侦测，可能持续多年，也可能是一年。爆发点的侦测是基于乔恩·克莱因伯格(Jon Kleinberg)的算法，与单位时间内相关信息的引用频次存在密切的关系，原本是用于检测单个词的突然出现，但也适于时间序列的多词专业术语和文章的引文分析。在特定领域内，研究前沿指科学家积极引用的文章的主体(11)。此处通过爆发词(名词短语)、爆发引文、引文聚类主题来分析。 以关键词为节点，图2中共提取了5个名词短语(单词颜色较浅者，彩图中为褚红色)，自上而下分别为地方治理、信息技术、公民社会、新工党与政治经济学(文本层有重叠)，引用频次分别为7、6、6、4、3；公民社会、政治经济学与地方治理均为爆发点，引用强度分别为4.04、3.71与3.70。其意义在于治理研究的背景主要是公民社会，治理的层级则定位在地方，追踪文献可知，以城市为层级的治理受到了比较多的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治理范式走向网络化提供了支持，新工党的社会政策，特别是第三条道路的政策纲领，是福利治理研究重点关注的对象，而政治经济学是福利治理研究不得不关注的学科，特别是公共财政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学科，同时，福利治理也必定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条件约束下的治理。 以被引文献为节点，排在第一位的是2004年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出版的《变化的福利，变化的国家：社会政策的新方向》一书，被引用强度最高，为5.8938，由表2可知，从2005年至2008年被大量引用，引用频次为17次，意味着自发表以来便倍受学术界共同关注。1996年劳德·A·W.罗兹(Rod A.W.Rhodes)在《政治学研究》上发表的《新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在2011年一年间被引用就达到24次，但在发表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未能在社会福利领域受到重视。该文将治理定义为“自我组织的、组织间的网络”，实现了从科层、市场到网络范式的转变。而1997年出版的《解析治理：政策网络、反应行为与政策账户》一书则仅随其后，在2003年开始成为爆发点。而从爆发点生成的时间看，最早的是1993年鲍勃·雅索普(Bob Jessop)发表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走向熊彼特式工作福利国家？后福特主义政治经济学序言》一文，自1995年到2003年，持续9年代表着研究的前沿方向。同时，他也因3篇文献处于引用爆发的前列而可被视为福利治理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而豪(Peter A.Hall)的《政策范式、社会学习与国家：以英国经济政策制定为个案》与哈维(David Harvey)的《新自由主义简史》是仍然处于引用爆发状态的文献。前者是论文，但在1993年发表后近20年并未受到重视，只是到了2010年才成为研究的前沿。后者是专著，在出版后6年成为研究的前沿，追踪文献可知，新自由主义将维护人类尊严与个体自由的政治理想视为文明的根本的核心价值，在当代西方已经成为处于支配性地位的对话模式(12)，是福利治理的重要理论来源。从聚类来看，归属于聚类0的有5篇，归属于聚类2的有6篇，而归属于聚类1的仅有1篇，因此聚类0、聚类2是研究的两个活跃领域，代表一个研究的新趋势。
(三)研究领域 共被引文章聚类表征着当前活跃的研究领域，它们显示了研究前沿的发展轨迹，但共引网络不能突出显示出研究前沿(13)。在初始条件的基础上，针对被引文献，执行聚类生成图3，分析后可知modularity Q=0.6816，mean silhouette=0.8996。一般情况下，modularity Q值在0.4—0.8之间所呈现的图谱是最符合要求的，说明网络图谱的模块性较好，即能够比较清晰地区分几个比较松散的聚类；mean silhouette的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越接近1，说明这个聚类的主体越明确，聚类内的文章越接近(14)。根据标准，本图谱符合聚类要求。 从图3中可以看出，经过聚类处理后，共有聚类10个(#0—#9)，每个聚类可以说是代表一个研究的领域，其中最大的四个聚类为#2、#0、#5、#8(表3)。运行Citespace可生成四个衡量指标，Silhouette衡量聚类中文献的一致性程度，值越大则近似程度越高，即主题越集中；TFIDF倾向于代表聚类的最显著的方面，相反被LLR与MI检测选中的倾向于反映聚类独一无二的方面(15)。但研究发现，根据独特性与覆盖面，LLR更能代表聚类(16)。统计结果显示，最大的聚类为2号，有87篇文献，Silhouette=0.849，文献间一致性程度高，LLR为福利改革，意味着此聚类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福利改革的需要，TFIDF为“就业”，追踪文献可以发现，福利改革中的最重要的领域正是就业，或者说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这与工作福利的倡导或复兴工作的责任保持了一致，而要走向工作福利国家，又不得不通过福利服务的传递以摆脱失业的困境。其中最活跃的引用者(引用聚类中文献最多的文献作者)为施拉姆等四位学者，引用了这一聚类中6%的文献，在《美国福利改革中的第三层面：新自由父爱主义下的统治术》(17)一文中，他们讨论了从现金援助到服务传递转型的美国福利改革中第三部门的地位，提出了“新父爱主义”。第二大聚类为0号，有72篇文献，文献间一致性程度更高，结合LLR为“政治的”，而TFIDF为“对话”，本聚类主要强调地区政策设计中的政治对话。第三大聚类为5号，文献主题高度一致，从图谱来看，与其他聚类之间缺乏共被引关系，属于独立聚类(受制于引入的文献数量)，根据指标，虽然也讨论治理，但主要是考察经济领域中的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属于福利治理范畴，但学科间的交流使得领域间的借鉴成为可能。第四大聚类为8号，有16篇文献，文献主题高度一致，LLR为“欧洲”，TFIDF为“英国福利国家”，结合文献可知，在福利治理的研究中，对象主要集中在欧洲，而更多关注的是英国，主要回答面对福利危机福利国家何去何从的问题。第2聚类与第4聚类间的连线表示存在共被引关系(颜色代表首次共被引的时间)，是因马克·康西丁(Mark Considine)、西沃恩·奥苏里文(Siobhan O’Sullivan)与阮福(Phuc Nguyen)于2014年发表的《治理、董事会与契约对非营利组织的影响——以澳大利亚为例》(18)一文引用了分属两个聚类的两篇文献从而建立了联系，核心问题关注的是服务的传递，引入了代理理论视角。一是雅森与迈克林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属于第4聚类；一是康西丁、詹妮·莱维斯(Jenny M.Lewis)与奥苏里文的《澳大利亚失业救助改革十年间准市场与服务传递弹性研究》一文，属于第2聚类，这两篇文献还共同引用了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的专著《市场与科层/等级制》(1975)，在福利治理与企业治理的研究间建立了联系。除此之外，从其他聚类还可以发现地方自治(#1)、福利传递(#6)、积极公民身份(#7)等与治理相关的主题，而在引入更多的引文时，如区间设为1年，可以发现一些新的主题，如多层治理，而目前独立的聚类间也将通过一些文献关联起来。更深入的研究需要研读每个聚类下的文献进而作出专业的判断。
图3 福利治理研究引文文献主题聚类 四、知识基础分析 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是它在科学文献中(即由引用研究前沿术语的科学文献所形成的演化网络)的引文和共引轨迹，即研究前沿在文献中的引用轨迹(19)。被研究前沿引用的领域构成知识基础，它对于进一步区分研究前沿的本质具有很大的好处(20)，可以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了解福利治理领域的发展脉络与研究基础。我们可以通过时间、频次、中心性来分析，进而为福利治理的研究提供知识基础。 (一)早期经典文献分析 从时间来看，早期经典文献常常为当下的研究提供了思想来源，为了避免重要文献的遗漏，每5年区间引入的参考文献数量扩大到了100篇，去除无法考证来源及重复的文献记录等，共计7篇。鉴于篇幅限制，仅选择了发表于1970年前的12篇文献给予介绍。从被引的早期文献来看，第1位是科斯的《企业的本质》(1937年)，被引12次(受被引文献版本与引入分析的文献数量的影响)，精髓在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提出与初始权力的界定，指出企业本质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市场与企业是两种备择治理结构或资源配置方式(21)；第2位是波兰尼的《大转型》(1944年)，被引19次，提出了“嵌入性”的概念，戳穿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第3位是T·H.马歇尔的《公民身份与社会阶级》(1964年)，被引18次，提出了公民身份包括公民权、政治权与社会权。第4位是查尔斯·M.蒂伯特(harles M.Tiebout)发表的《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1956年)，被引12次，提出了“用脚投票”的著名理论(22)。第5位是理查德·阿贝尔·马斯格雷夫(Richard Abel Musgrave)的《公共财政学理论：公共经济研究》(1959年)(23)，被引2次，该专著的出版标志着公共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它试图通过公共部门的经济行为提供公共产品以满足人们的公共需求，而公共财政理论的核心是公共产品理论。第6位是乔·S.贝恩(Joe S.Bain)的《产业组织》(1959年)(24)，被引仅1次，在谷歌学术上则被引4200多次，建立了“结构—行为—绩效”理论框架(SCP分析模型)，其中产业结构决定企业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企业绩效(25)。第7位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被引14次，指出我们不得不考虑各种社会安排的运行成本(无论它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管理机制)，以及转换为一种新制度的成本。在设计和选择社会安排时我们应该考虑总的效果(26)。第8位是哈耶克的《法律、立法与自由》(1960年)，被引1次，在这三卷本的系统性学术巨著中，哈耶克以自生自发秩序的可欲性所做的整体性研究为基础讨论了法律理论，而这是理解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关系的洞见的重要路径，甚至是其最基本的前提(27)。第9位是西奥多·J.洛伊(Theodore J.Lowi)的《美国商业、公共政策、个案研究与政治理论》(1964年)，被引6次，首次提出了包含三种类型的政策类型框架：分配政策、规制政策和再分配政策。在此基础上，1972年洛伊发表了《政策、政治与选择的四个系统》一文，明确提出了“政策决定政治”的假设，而没有追随传统的“政治决定政策”的假设(28)。第10位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1965年)，被引4次，指出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增进共同利益；而在小集团却存在少数“剥削”多数的倾向(29)。第11位是杰罗姆·A.巴伦(Jerome A.Barron)教授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的《接近使用媒体权：一项新的第一修正案权利》(1967年)一文，率先提出了“接近使用媒体”(access to the media)为新的言论自由权概念(30)。排在第12位的是雪莉·R.安斯坦(Sherry R.Arnstein)的《公民参与的阶梯》(1969年)(31)，谷歌学术中被引近9000次，将公民参与分为三个阶段八个层级：无参与、象征参与、公民权力，第一阶段包括操纵、治疗；第二阶段包括告知、安抚；第三阶段包括伙伴、授权与公民控制(32)。从文献内容来看，上述文献主要集中在政府、企业、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从作者来看，科斯、贝恩、巴泽尔都属于新制度经济学派，波兰尼反对自由市场经济，哈耶克奉行的却是自由主义，奥尔森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奠基人，马歇尔是公民身份理论的开创者，巴伦、安斯坦坚持的是公民参与的权利，马斯格雷夫强调公共财政。这些文献几乎都具有开创一个学科或一项理论的重大贡献。总体而言，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政府也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机制，因而在企业治理与政府治理间就有了相通之处；“用脚投票”与公共选择理论在福利服务传递机制的设计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也使得福利治理的研究不得不考虑公共财政的约束与公共产品如何供给的问题；政策类型框架揭示了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力博弈，而公民身份、接近使用媒体的权利与公民参与的权利，则为公民提供了影响政策设计、执行的制度性保证。综述所述，福利治理的研究无法回避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民身份理论以及政策过程理论的研究成果。 (二)高被引文献分析 被引频次高低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献的学术影响力和经典程度，其传递的知识易在某一时间段内获得较多研究者的认同，并且相关研究者往往将这些高被引文献内所包含的观点、知识作为开展下一步研究的知识基础(33)。运行可视化分析后，我们可以获知引文被引次数在1067篇文献中的排序情况。图4中节点为参考文献，其颜色、大小的功能同于关键词的说明。为凸显排序，此图对节点位置进行了调整(右上角为原始全景图)。
图4 福利治理研究文献中参考文献被引情况排序 由图4可知，古斯塔·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排在第1位，被引69次，它是社会福利、社会政策领域研究的经典文献，提出了福利体制的概念。福利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军人物雅索普将福利体制视为由治理的目标构成，而不只是对既有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的回应，提出了福利治理的三大主题：变化中的福利定义、变化中的传递制度、福利传递过程中的实践(34)。排在第2位的是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的《自由的力量：重新架构政治思考》，被引37次，基于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统治术(governmentality)研究的视角，他试图为管理的当代体制及其历史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解读路径(35)。排在第3位的是罗兹的《解析治理：政策网络、治理、反应行为与政策清单》一书，被引32次，它集中于基于网络与关系的“新治理”视角(36)，其对象是政府，提出了政策网络、政府响应、政策账户清单等一系列问题，明确了治理研究的重点、焦点与研究方向。与前者共被引次数相同，排在第4位的是迈克尔·C.雅森(Michael C.Jensen)与威廉姆·H.迈克林(William H.Meckling)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是企业治理研究中的重要文献，整合了代理理论、财产权理论与财政理论，重新界定了交易成本概念，发展了一个企业所有权结构的新理论。从已有研究来看，基于科层与基于市场是企业治理的两种范式，这种范式的选择也影响了政府治理，而在全球化、福利国家危机、新自由主义、后结构主义冲击下，现今的范式开始转向基于网络的治理。排在第5位的杰米·派克(Jamie Peck)与亚当·梯克尔(Adam Tickell)的《新自由化空间》一文，指出新自由主义具有显著的转型能力，以城市治理为例，为新自由主义与治理的联系提供了思想来源。排在第6位的雅索普的《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城市治理：一个国家—理论视角》则将新自由主义与福利治理的转向明确连接了起来，并将城市治理的适当形式视为保障自由主义项目的一个重要的空间层级(scale)。而后四位，派克的《工作福利国家》、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保尔·皮尔逊(Paul Pierson)的《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与福利国家的紧缩》与《福利国家的新政治学》都可以说是对福利国家危机做出的回应，为国家—社会之间关系的调整提供了不同的策略。其中皮尔逊在1994年出版的《拆散福利国家》引入了新制度主义视角与政策反馈分析法，指出了既有政策的锁定效应，力图在主张政策变迁的新制度主义观点与更注重社会团体的观点之间架起桥梁(37)。而1996年发表的《福利国家的新政治学》一文继续围绕福利国家紧缩的问题，秉持新制度主义，指出政策支持利益群体和选民是福利改革的具有决定性的约束力量(38)。两篇文献都涉及到行动者如何参与到政策设计或影响政策设计的问题。 (三)关键节点分析 在福利治理的研究，哪些文献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CiteSpace中，回答不同聚类间是如何联结的指标是中心性，它的取值区间为[0，1]。高中心性的节点是指该文献节点自身处于两个或更多以上群的中间，起着桥梁或中介的作用。
表4中心性显示排在第1位的是埃斯平—安德森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一书，开创了福利体制的经典分类，为福利治理研究提供了制度主义的视角。排在第2位的是豪的《政策范式、社会学习与国家：以英国经济政策制定为个案》一文，它在治理与参与政策的设计间建立了关联，提出了政策网络的理论。排在第3位的是派克的《工作福利国家》，为从福利转向工作福利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撑，在福利权利与福利责任之间建立了联系。排在第4位的是派克与梯克尔的《不平衡发展的社会管制：管制赤字、英格兰东南部与撒切尔主义的崩溃》一文，特别强调了非国家、非立法形式的管制形式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排在第8位的玛丽·达利(Mary Daly)的《治理与社会政策》一文，深入剖析了治理概念的学科之根，为将治理范式引入社会政策领域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并在政策制定维度上引入了证据为本(evidence-based)的实践理念。 图5中带有紫色外圈(原图为彩色)标记的引文年轮为关键节点(转折点)，是指共被引网络图谱中连接两个以上不同聚类，且相对中心度和被引频次较高的节点(39)。它起着桥梁作用，代表聚类的跃迁，而聚类若代表一种范式则意味着范式的跃迁。图中能够看到的有两个关键节点，都属于聚类2，反映了内部的跃迁。一是埃斯平—安德森出版于1990年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节点A)，中心度为0.31，被引频次69次，根据前文的分析，可以定义为福利治理研究的制度视角；一是派克出版于2001年的《工作福利国家》(节点B)，中心度为0.12，被引频次为29次，完成了从福利到工作福利的理论转变，强调了个体的责任。除此之外，豪的《政策范式、社会学习与国家：以英国经济政策制定为个案》、罗斯的《自由的力量：重新架构政治思考》等也是研究的关键节点。因而，这些都应是从事福利治理研究所应阅读的作为知识基础的文献。
图5 福利治理研究聚类分析时间轴视图 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以福利治理为主题的文献引文数据库与文献分析的可视化技术，本文为学术界绘制出了关于福利治理研究的热点、前沿及知识基础的知识图谱。根据以上分析，可以提供以下可供参考的初步结论：(1)研究的热点集中在“治理”概念之下，这与研究的目的相关，但其他概念的共现性(同时被引用)很强，尚缺乏明晰的主题、理论路径，也可说明福利治理不是单一学科、单一视角就能回答的一个孤立的问题；(2)研究的前沿从名词短语来看，集中在地方治理、信息技术、公民社会、新工党与政治经济学五大主题，大致对应着治理的层次、治理的技术、治理生成的环境、治理的策略与治理的内容五大领域；从文献引用来看，克拉克、罗兹、吉登斯、雅索普等人的研究代表着福利治理研究的学术前沿，是文献研读所需重点关注的作者；(3)从研究的领域来看，涉及政治对话、地方自治、就业、所有权、福利传递、积极公民身份等；(4)从知识基础来看，通过知识图谱的绘制，分别从时间、频次与中心性分析，可以了解到二十五年来福利治理研究的早期奠基性文献、高被引文献与关键节点，其中科斯、波兰尼、T·H.马歇尔、哈耶克等人做出了早期贡献，克拉克、珍妮特·纽曼(Janet Newman)、达利等人对治理引入社会福利领域做出了直接的贡献，而自由主义及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公共财政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民身份理论以及政策过程理论为福利治理的范式变迁提供了理论来源。但这些热点、前沿、知识基础能否适用于中国国情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借助可视化的分析技术，我们获得了福利治理研究的直观、形象的概况，并迅速地把握了研究的热点、前沿与知识基础，但技术分析永远只是辅助工作而不能取代对文本的深度解读；同时，条件设置的不同也会带来变化(若有剧烈变化说明条件设置不科学)。而一些文献会因技术关注的焦点不同而被排除之外，如詹姆斯·N.罗西瑙(James N.Rosenau)与恩斯特-奥托·泽姆佩尔(Ernst-Otto Czempiel)主编的《没有政府的治理：世界政治中的秩序与变革》(1992)(40)，未出现与其他文献共同被引用的情况，这可能与研究的主题有关，也可能与该书是一本论文集有关(更多引用的是作者而非编者)。追踪文献还可以发现，学者更多的是引用了罗兹的研究成果：《新治理：没有政府的治理》与《解析治理：政策网络、治理、反应行为与政策清单》。以上的分析仅仅是一个探索性的过程，通常情况下，在技术分析、文本解读后我们还应咨询领域内的专家。因此，在使用过程中，我们在技术的帮助下获得灵感时绝对不可以望图生意，而是应借此寻找确凿的证据。 ①Matthias Stepan,& Armin Müller,"Welfare Governance in China? A Conceptual Discussion of Governing Social Policies and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Concept to Contemporary China",in The Journal of Cambridge Studies,Vo1.7(July 2012),p.54. ②韩央迪：《从福利多元主义到福利治理：福利改革的路径演化》，《国外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臧其胜：《证据为本：福利治理的行动准则》，《社会保障研究》2014年第4期。 ③胡志刚、陈超美、刘则渊等：《从基于引文到基于引用——一种统计引文总被引次数的新方法》，《图书情报工作》2013年第21期；陈悦、刘则渊：《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科学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④邱均平、吕红：《近五年国际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前沿及其知识基础——基于17种外文期刊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图书情报知识》2013年第3期。 ⑤目前微软学术(Microsoft Academic)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可以提供引用的内容，但由于是智能选择，提供的内容可能不完整或不精确，所以也存在不足，但已经是重大突破。 ⑥Ingo Bode,"Political Economics of Scale:Fast Policy,Interscalar Relations,and Neoliberal Workfare",in Economic Geography,Vol.78(March 2002),p.331. ⑦James Lee,& Zhu,Ya-Peng,"Urban Governance,Neoliberalism and Housing Reform in China",in Pacific Review,Vol.19(January 2006),p.39. ⑧Trude Sundberg,& Peter Taylor-Gooby,"A Systematic Review of Comparative Studies of Attitudes to Social Policy",in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Vol.47(April 2013),p.416. ⑨邱均平、吕红：《近五年国际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前沿及其知识基础——基于17种外文期刊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图书情报知识》2013年第3期。 ⑩Chaomei Chen,"CiteSpace II: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rd Technology,Vol.57(March 2006),p.359. (11)Chaomei Chen,"CiteSpace II: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57(March 2006),p.359. (12)David Harvey,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3-5. (13)陈超美：《CiteSpace Ⅱ: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陈悦、侯剑华、梁永霞译，《情报学报》2009年第3期。 (14)魏新岗、李德显、周宁丽：《近十二年美国教育社会学的前沿主题与热点领域——基于〈教育社会学〉杂志刊载文献可视化分析》，《全球教育展望》2012年第8期。 (15)Chaomei Chen,Fidelia Ibekwe-SanJuan,and Jianhua Hou,"The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Cocitation Clusters:A Multiple-Perspective Cocitation Analysis",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1(July 2010),p.1386. (16)Chaomei Chen,The CiteSpace Manual(version=0.66),[2014-6-30]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96649&do=blog&id=782646. (17)Sanford F.Schram,Joe Soss,Linda Houser,& Richard C.Fording,"The Third Level of US Welfare Reform:Governmentality under Neoliberal Paternalism",in Citizenship Studies,Vol.14(December 2010),p.739. (18)Mark Considine,Siobhan O'Sullivan,and Phuc Nguyen,"Governance,Boards of Directors and the Impact of Contracting on Not-for-profit Organizations—An Australian Study",in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Vol.48(April,2014),p.169. (19)陈超美：《CiteSpaceⅡ：科学文献中新趋势与新动态的识别与可视化》，陈悦、侯剑华、梁永霞译，《情报学报》2009年第3期。 (20)Chaomei Chen,"CiteSpace II: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57(March 2006),p.359. (21)聂辉华：《交易费用经济学：过去、现在和未来——兼评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管理世界》2004年第12期。 (22)踪家峰、李蕾：《Tiebout模型的研究—50年来的进展》，《税务研究》2007年第3期。 (23)Richard A.Musgrave,The Theory of Public Finance:A Study in Public Economy,New York: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59. (24)Joe Staten Bain,Industrial Organization:A Treatise,Industrial Organization(2nd),Chichester:John Wiley & Sons Inc,1968. (25)何铮、谭劲松、陆园园：《组织环境与组织战略关系的文献综述及最新研究动态》，《管理世界》2006年第11期。 (26)Ronald Coase,"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in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Vol.3(October 1960),p.1. (27)邓正来：《研究哈耶克法律理论的一个前提性评注——〈法律、立法与自由〉代译序》，载[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张守冬、李静冰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28)魏姝：《政策类型理论的批判及其中国经验研究》，《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29)[美]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郭宇峰、李崇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0页。 (30)Jerome A.Barron,"Access to the Press:A New First Amendment Right",in Harvard Law Review,Vol.80(1967),p.1641. (31)(32)Sherry R.Arnstein,"A 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Vol.35(July 1969),p.216. (33)邱均平、吕红：《近五年国际图书情报学研究热点、前沿及其知识基础——基于17种外文期刊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图书情报知识》2013年第3期。 (34)Bob Jessop,"The Changing Governance of Welfare:Recent Trends in Its Primary Functions,Scale,and Modes of Coordination",in Social Policy & Administration,Vol.33(December 1999),p.348. (35)Nikolas Rose,Powers of Freedom:Reframing Political Thou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3. (36)B.Guy Peters,"Review:Understanding Governance:Policy Networks,Governance,Reflexivity and Accountability",in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76(Summer 1998),p.408. (37)[英]皮尔逊：《拆散福利国家：里根、撒切尔与福利国家的紧缩》，舒绍福译，吉林出版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58页。 (38)Paul Pierson,"The New Politics of the Welfare State",in World Politics,Vol.48(January 1996),p.143. (39)Chaomei Chen,"The Centrality of Pivotal Points in the Evolution of Scientific Networks",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User Interfaces(IUI 2005).http://idea.library.drexel.edu；朱亮、赵瑞雪、寇远涛等：《基于CiteSpaceⅡ的“共引分析”领域知识图谱分析》，《数字图书馆论坛》2012年第12期。 (40)James N.Rosenau,& Ernst-Otto Czempiel.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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