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专题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专题讨论论文,历史文化论文,多民族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瞿林东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来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客观存在和发展过程，主要有两种考察方法：一种方法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历史；另一种方法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这个问题上思想观念的历史。许多年来，学术界对前一种考察方法运用较多，并有一些研究成果面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注：参见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编《中国民族关系史论文集》（上、下），民族出版社1982年出版；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黄爱萍、王俊义编《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陈连开主编《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版；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等，以及林甘泉撰《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5年第3期）等。）。而对于后一种考察方法，学术界运用较少，研究成果自然就要少一些，这是需要加强研究的方面。当然，这两种考察不是截然分开的，但考察的侧重点毕竟有所不同。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试采用后一种方法，进一步探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为了明确考察的对象和重点，我们可以从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两个领域进行探讨。所谓历史认同，主要指关于血缘、地理、治统的联系与认识；而文化认同，主要指关于心理、制度、道统的影响与传承。这里说的“治统”，主要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道统”，主要指思想传承的连续性。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皇帝祭告黄帝文中有这样两句话：“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圣贤代起，先后一揆。功德载籍，炳若日星。”[1]（P387）康熙元年（1662年），康熙皇帝“御制”祭黄帝文中也说：“帝王继天立极，功德并隆，治统道统，昭垂奕世。”[1]（P387）由此可以看出，出身于满族的清朝皇帝也都表明，他们是继承了黄帝以来的政治统治，同时也继承了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看起来话语很简单，其实思想内涵却无比丰富。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可以看作是对历史认同与文化认同的高度概括。在中国历史上，这种认同有其久远的传统。
一、关于历史认同的传统
首先说血缘观念。先秦时期，血缘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人们的这种观念是跟传说中的黄帝、炎帝有关的。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司空季子（即胥臣臼季）在同晋公子重耳的一次谈话中讲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姑、儇、依是也。”又说：“昔少典娶于有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2]（《晋语四》）这种观念，当是先民口口相传，已有久远的历史了。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开篇，而黄帝居五帝之首。他写道：“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又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3]（《五帝本纪》）从司空季子到司马迁，广泛地传播了炎、黄的观念，尤其是“黄帝二十五子”和“五帝”、“三王”（夏、商、周）的观念，都带有浓厚的血缘关系的色彩。联想到西周社会的特点，这种观念的流传也就顺理成章了。《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夫举无他，唯善所在，亲疏一也。”[4]《礼记·礼运》也有明确的说法：“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这些都是西周以至于春秋时期血缘与政治密切关系的社会特点。战国以下，尽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改革，废分封而立郡县，但血缘关系的重要，却在人们思想观念中长久地存在着。司马迁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3]（《匈奴列传》）唐初史家称，北周（鲜卑族宇文部所建）文帝宇文泰，“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5]（《文帝上》）；“稽胡一曰步落稽，盖匈奴别种”，“库莫奚，鲜卑之别种”。[5]（《异域传上》）。又称，“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5]（《异域传下》）。元朝皇家史馆修《辽史》时，碰到一个关于血缘观念的难题，但史官们却郑重而又睿智地作了处理，这就是：“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五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
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书，辽本炎帝之后，按耶律俨称辽为轩辕后，俨《志》晚出，盍从《周书》。”[6]（《世表》序）由此可以认为，这是元朝的史官们结合当时修史中碰到的问题，对约两千年前的司空季子和其后的司马迁、唐初史家们所持观念的极好的继承。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这一观念的传统，对于书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是多么重要。
其次说地理观念。人们都很熟悉这几句古老的诗：“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7]（《诗经·小雅·北山》），《诗经》中还多有“四方之纲”、“四方为则”、“四方为纲”、“四方爰发”、“经营四方”、“日靖四方”、“于以四方”等诗句，这些都应与地缘观念有关。联想到上述血缘观念，我们可以看到这二者之间的联系。至晚在战国时期，人们用夏禹的名义提出了“九州”的观念，指出：“九州攸同，四限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士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又指出：“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8]（《禹贡》）所谓“九州”，是指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多为后来历代行政建置所沿用。这种地理观念的传统，以及秦、汉皇朝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乃是司马迁、班固撰写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司马迁写出中原及周边各民族历史的伟大画卷后，班固在《汉书·地理志》序文中写道：
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至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址，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先王之迹既远，地名又数改易，是以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缀《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焉。
先秦时期人们的地理观念，由于秦、汉统一政治局面的出现而更加发展了，也更加具体化了。显然，司马迁的民族观念和班固的地理观念及其成果与影响，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此之后，在历代地理总志和有关的地理书中，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地理观念的延续和发展，直至《大清一统志》。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历史认同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再次说治统观念。“治统”是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它本质上是关于中国历史上历代政权的连续性的观念。对此，司马迁已经作出了他那个时代的记述与解说。《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及西汉前期诸帝本纪等，还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等已清晰地描述出了“治统”的轨迹。其后，班固力主“汉绍尧运”，以及历史上种种正闰之争、“中国”之争、正统之争，而总的方向都没有脱离“治统”的轨迹。“治统”的渊源，自是“五帝三王”；随着历史的发展，其内涵则往往又是指汉、唐政治。如果说羯族出身的石勒不敢以“轩辕之亚”自居，表明若遇汉高祖“当北面而事之”，遇汉光武帝则“并驱于中原”刚（《石勒载记下》），是真诚的表白的话；那么，唐高祖李渊所说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诸皇朝“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云云[10]（P422），则显示出他作为政治家的宏大气度。这是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出对于“治统”的共识。其他如，辽圣宗留心于唐朝的统治经验，并阅读《唐书》中的高祖、太宗、玄宗本纪，大臣马得臣“乃录其行事可法者进之”[6]（《马得臣传》）；元初，大臣王鹗向元世祖建议修撰前朝史，认为这是为了“以见祖宗圣德得天下辽、金、宋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11]（卷12）；又，元惠宗至顺四年（1333年），有人重刻唐代史家吴兢所撰《贞观政要》一书，前翰林学士吴澄作序称，夏、商、周、汉、唐各有美政，“然譬之行远必自迩，譬之登高必自卑，则《贞观政要》之书，何可无也！”[12]（P4）前奎章阁大学士郭思贞作序称：“仁义之心，亘古今而无间，因其所已然，勉其所未至，以进辅于圣朝，则二帝三王之治，特由此而推之耳。观是编者，尚勗之哉！”[12]（P5）再如，清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皇帝祭黄帝陵文中有“惟致治莫先稽古”、“四千年帝绪王猷”等语。凡此，都是从不同方面在强调“治统”的重要。尤其是隋唐以下，不论是以契丹族贵族为主的辽朝最高统治集团，以蒙古族贵族为主的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还是以满族贵族为主的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或者是以汉族贵族为主的各个皇朝的最高统治集团，都承认并尊重这个“治统”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的历史认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代表着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关于文化认同的传统
文化认同的传统，主要表现在心理、制度、道统三个方面。
关于心理方面。这主要指人们在心理上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相互理解、沟通和包容。《诗经》是中国最早的典籍之一，它对西周、春秋以至于后来人们心理的影响是很大的。周灵王十三年（前559年），在一次会盟活动中，晋国大夫范宣子不同意姜戎首领戎子驹支参与会盟，于是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戎子驹支在回顾了晋、戎关系史，陈述了诸戎对晋国的开发和发展的种种贡献后，慨然说道：“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何恶之能为？不与于会，亦无瞢焉。”他乃“赋《青蝇》而退”[4]（《左传·襄公十四年》）。《青蝇》是《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凡三章：
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
营营青蝇，止于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
营营青蝇，止于榛。谗人罔极，构我二人。
这是一首讽刺统治者听信谗言而误国的诗，戎子驹支在这种郑重的场合把它念出来，表明他认同此诗的含义。这使范宣子十分感动，于是“宣子辞焉，使即事于会，成恺悌也”[4]（《左传·襄公十四年》）。这真是一段反映在心理方面的文化认同的历史佳话。在文化认同的心理方面，孔子是一位雍容大度的学者。周景王二十年（公元前525年），鲁昭公设宴招待郯子。有人问郯子：“少嗥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井井有条地作了一番回答，讲得很有道理。孔子听说此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4]（《左传·昭公十七年》）。郯人非夷，然与夷杂居，故孔子有此言。这件事生动地表明了孔子的文化心态：一是相信“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说法，二是虚心向别人学习自己所未知的知识，而不考虑民族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孔子产生了“欲居九夷”[13]（《子罕》）的想法。孔子的这种文化心态，反映了当时“诸华”与“诸夷”在文化上走向融合的趋势。此后，十六国时期，石勒喜读《汉书》[9]（《古勒载记》）；南北朝时期，北魏与萧齐互遣使臣通好，魏孝文帝常对臣下说：“江南多好臣。”[14]（《魏虏传》）金朝金世宗设立译书所，翻译“五经”、“十七史”等书，他说，翻译“五经”是要“使女直（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15]（《世宗本纪下》）。这些认识，这些观念，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各族在心理上的文化认同。正是有了这种文化认同，才可能有元代大德年间的历代正史刻本，有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这些大型文化工程的问世和民族凝聚力的加强。
关于制度方面。制度文化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孔子说：“周监（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3]（《八佾》）又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3]（《为政》）这表明，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是有连续性的。战国时期，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这是华族对胡人的学习。南北朝时，北朝有许多制度是南朝人帮助制定的，而魏孝文帝改革也包含了不少“汉化”的内容。隋唐的若干制度却又源于北朝，并形成为基本的定制。辽朝实行南面官、北面官，南面官以汉制治汉人，北面官以契丹制治契丹人，反映了制度文化认同与融合过程中的阶段性特点。金朝实行科举考试制度，是从隋唐制度中得到的借鉴。元朝和清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统一的大朝代，它们的制度都带着一些蒙古族和满族原有的民族特色，但其主流则仍是汉、唐、两宋以来制度的沿袭和发展。清代乾隆皇帝评论唐代史家杜佑所撰典制体通史《通典》一书说得好：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16]（《重刻〈通典〉序》）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各族对中国古代制度文化之认同的代表性言论。
关于道统方面。这在本质上是指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其人生价值的理想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故必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其立身行事的准则，是仁、义、忠、信；其社会伦理思想，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处事方法，是主张“中庸”，等等。这些，都是经书所提倡的。《隋书·经籍志一》经部总序云：
夫经籍也者，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其王者之所以树风声，流显号，美教化，移风俗，何莫由乎斯道？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籥也。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故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
其后，宋人朱熹编辑“四书”，他所提倡的大致也是这些道理。清代修《四库全书》，其经部总叙说：“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17]（经部一）从历史的观点来看，《隋书·经籍志》经部总序是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即精神文化的一个总结；而《四库全书》经部总叙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又一个总结。其间，经历了悠久的历史岁月，同时也包含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思想认同，进一步反映了所谓“道统”的传统。这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巩固，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和意义。
最后，我要说明两点：第一，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与各族历史文化认同趋势相悖的言论和思想，但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言论和思想不符合、不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第二，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国人震惊，眼界和思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国家观念、疆域观念、民族观念、文化观念等也都与以往有所不同，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