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塑造和政权培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知识分子论文,政权论文,新经济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1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11-0137-09
一、苏维埃知识分子概念及时代特征
新经济政策时期既是社会政治转型和意识形态大变化的时期，也是知识分子分化和形成时期。鉴于知识分子概念在俄国与苏联时期使用的不同，因此有必要先对知识分子概念作一分析。
当代俄罗斯史学家卡库罗娃认为：“到今天还没有关于苏维埃知识分子的统一定义。但是最通行的说法是，知识分子是从事智力活动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内部有区分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要履行特定的专业职能。”①罗伊·麦德维杰夫认为：“知识分子是那些在社会里从事较复杂类型的、要求有相当大独立性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并受过高等教育及多方面的普通学科和专业训练的人们。”②《苏联大百科全书》则强调：“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靠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得到补充，在很小程度上依靠自身再生。全体人民文化和教育、包括普及的中等教育的持续发展成为知识分子进一步增长的前提。社会学家的研究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知识分子从事创造以及创造的社会效益是知识分子劳动的主要动机。”③伊万诺娃主编的《苏联知识分子辞典指南》称“苏维埃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是“专门从事高级专业水平脑力劳动的劳动人民的一个社会阶层。其劳动宗旨是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服务的”④。可见，苏联时代和当代俄罗斯史学著作涉及苏维埃(苏联)知识分子问题时，将其视为社会阶层和社会职业的观点较为常见。
在这里，苏维埃(苏联)知识分子与俄国知识分子在概念上已有较大差别。
在近现代俄国(包括苏联)的社会思想史上，“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或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ектуал)⑤概念的生成和流变有一个较复杂的过程。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30-40年代⑥，然而“知识分子”概念的成熟却是较为晚近的事⑦。进入20世纪，在经历急剧的革命、政治转型与社会变迁的背景之下，知识分子概念无论其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分子群体由“俄国”时代向“苏维埃”时代的转变，反映了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际遇、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并且集中体现在20世纪20年代即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俄国历史之中。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布)⑧和苏维埃政府的领袖言论、政令和文献档案中涉及“知识分子”概念时有多种表达，其含意不尽相同。
按时代特征指代的有：旧知识分子(стар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新知识分子(нов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旧俄知识分子(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народная，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苏维埃国家知识分子(совет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和苏维埃知识分子(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等。
按地区特征指代的有：首都知识分子(столич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外省知识分子(провинциалъ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或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провинции)和侨民知识分子(эмигран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等。
按民族特征指代的有：俄罗斯知识分子(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民族知识分子(националъ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和乌克兰知识分子(украин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等。
按专业特征指代的有：艺术知识分子(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科学知识分子(науч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工程技术工作者(инженер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и научный работники)、科学干部(Hаучные кадры)、意识形态干部(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адры)、文学艺术活动家(леятел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法律知识分子(юридиче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教育工作者(работник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卫生工作者(работник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和管理机关工作者(работники аппара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等。
而按照职业特征和创作特点又可以将艺术知识分子(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划分为语言类艺术家，如作家、戏剧作家、初等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工作者，如作曲家、演奏家；剧院工作者，如演员、导演和舞蹈家等。
按政治态度指代的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人民知识分子(Hарод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无产阶级知识分子(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буржуаз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малая буржуаз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和反苏知识分子(анти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⑨等。
此外，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些非正式并且含有贬意的指代知识分子的名词，如“有教养的农奴主”(образованные крепостник)、“有教养的人”(образованные люди)、“有教养的小市民”(образованных мещан)、“写字的人”(пишущий)、“一伙知识人”(публика)⑩和“教奴”(шкраб)(11)、“知识短工”(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ъные поденщики)、“教书匠”(шкраб-школыный работник)、“小虫子”(букашки)(12)等。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发现，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知识分子无论就个体或群体而言，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知识分子已不仅限于19世纪以及十月革命前纯思想(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和智识(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ыный)领域，伴随着社会政治的转型，知识分子在学科领域、职业范围、地区分布、民族属性等方面经历着巨大转折和扩展，并且多元化和职业化了。正如《苏联大百科全书》所言：“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职业——技能结构复杂化了。工程技术和科学知识分子、文学和艺术活动家、教育工作者、健康工作者、管理机构工作者加入其行列。可以借助劳动创造性质、技能和责任水平区分知识分子的各个团体。”(13)苏联社会学家鲁特凯维奇(M.H.рудкевич)主张将知识分子看成是“一个很大的从事通常要求受过中等专业或高等教育的高度熟练的脑力劳动的劳动人民阶层”(14)。第二，上述称呼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待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态度以及苏维埃政权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取向，反映了苏维埃社会公众对待该时期知识分子的定势印象和政治评价。
二、苏联知识分子的政权培育
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革命”的背景下，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
其一即通过政权约制和思想规训的方式，吸引和改造旧俄知识分子，使其在政治目标和人生理想方面，在专业研究和创作方向上发生巨变，最终在思想和行动上忠于苏维埃政权，从而完成由旧知识分子向新知识分子——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变。列宁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文化工作者”。他们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进了科学文化事业，会为资产阶级服务，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为无产阶级服务(15)。在1918年12月25日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发表了关于留用旧专家的讲话，他指出：“资本主义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笔遗产，给我们留下了一大批专家，我们一定要利用他们，广泛大量地利用他们，把他们全都用起来。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从我们的党员中培养专家，因为现在全部问题在于实际工作，在于实际效果。”(16)“我们有全身浸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科学技术专家，有在资产阶级条件下培养出来的军事专家。……至于在国民经济方面，所有的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师，所有这些人都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17)
其二即通过行政措施和政权培育的方式，直接从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和群众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力争使这部分知识分子不仅具备政治上可靠的特质，而且具备业务上过硬的能力，并且最终取代旧知识分子以及从旧知识分子中被成功改造的知识分子，因此他们被苏维埃政权视为最有前途和最有希望的知识分子，被称为“苏维埃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苏维埃国家知识分子”、“人民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正如苏联学者伊万诺娃(Л.В.Иванова)所强调的，经济的、社会政治的和组织的因素，其中包括来自于知识分子本身和内部的变化因素影响知识分子的形成(18)。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虽然出现了19世纪的“黄金时代”(золотой век)和20世纪初的“白银时代”(с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的文学艺术昌盛繁荣之景，但仍然是欧洲文化教育相对落后的国家。1897年全俄接受过初等以上教育的居民为140万人，9-49岁居民的识字率(能够读和写)为29.6％(19)。
工人系大学生康达科夫(П.Кандаков)在1925年暑假去瓦特金省雅兰县尤克舒姆乡的克罗良基村(село Корляки Юкшумской волости Яранского уезда Вятской губернии)调查。他写下了《我在农村的耳闻目睹》(Что я увидел и услышал в деревне)发表在《农民日报》(Крестъянская газета)上。他在文中谈到了农民协会(селъсовет)和文化工作(кулътработа)问题，以及农民的酗酒、私酿酒、流氓行为等普遍社会问题。他在文中提出了建议，即“为了与蒙昧和它的朋友——酗酒和流氓行为，以及其他的缺点斗争，有觉悟的青年人应该在党小组之下组织读书会和读书会下的文化教育小组。文化教育小组的工作是用一切手段对付有保守的老农民式小聪明的农民。他们先找到父母，然后再找到他们的子女。‘共产党人放手孩子们吧。善良的人去教堂，而你们狗娘养的孩子反基督，基督日的表演已准备好了！学点好事吧！哈……哈……’于是我们组织的文化教育小组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而教育是必需的。我们村里每家每户都有文盲。年龄在12到35岁的文盲有30人，而全村居民才不到200人。相邻村子的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扫盲协会农村分会建立一系列扫盲班并且在近期开始工作”(20)。
从20年代初开始，苏联政府将扫除文盲作为苏联文化发展和民族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提出了“识字者教不识字者”的口号。1928年开始了争取人民普遍识字和向文化进军运动。苏联欧洲地区的扫盲运动到30年代中期基本完成，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的扫盲运动到40年代基本完成。到1937年，全苏居民中识字人数比例上升到87.4％。1929年至1939年，扫除文盲5000万，扫除半文盲4000万人(21)。1923年建立扫盲协会(общество Долой неграмотности)，设立文化教育基金(кулътурн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ъский фонд)，推行普遍义务教育，建立读书会(избы-читалъни)，在居民中发放书籍和报刊。到20年代末，全苏扫盲班数量达到27000个(22)。
十月革命后，因政见不和，有大量的大学生移居国外，国内的高等教育机构和设施也因国内战争受到了人为的破坏，因此出现了高等教育萎缩的现象。1917-1918学年全俄高等院校数量为150个，在校大学生约149000人，平均每万名居民拥有大学生仅为16人(23)。
为此，1919年苏维埃政权在莫斯科召开的俄共(布)教育会议上将重建和发展各类教育机构确定为一项基本任务，具体实施是在新经济政策期间进行的。
1927学年(12月15日)全苏高等院校90所，在校大学生为114200人(24)。1913年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专家为19万人，到1928年上升至521000人，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者从1913年的136000人提高到1928年的233000人。1928年，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的农学家、动物学家和兽医学家是58000人(1971年达到100万人)(25)。
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既是“文化革命”的重要成就，也是培养苏维埃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在新经济政策实施期间，妇女获得了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权利。在全苏各类学生中女子所占比例1928年为28.1％(1935年为38.0％)。其中，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为37.6％(1935年为44.1％)，在中等技术学校学生中所占比例为15.5％(1935年为36.6％)，在工人夜校学员中所占比例为58％。1928年，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专家中，女性占29％(26)。
从1925年起，苏联恢复了研究生培养制度，设立副博士和博士学位，由各级党组织根据家庭出身和政治信仰在大学生中推荐研究生。
在此期间，也暴露出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根据1918年人民委员会命令，不具备中等教育证书的工人和农民有权进入任何高等学校学习，使各类学校的生源已基本上来自工农阶级，他们缺乏文化素养，学习困难，使毕业生的质量很难得到保证。第二，由于大量的教师逃亡国外或者采取与新政权不合作的态度，因此各类学校尤其是大学的师资及其政治态度成为重要的问题。
建立工人系(Рабочие факулътеты，рабфаки)(27)是在高等学校中改变阶级构成和从工人和农民中直接培养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途径，这种方法被称为“工人上大学的救火梯”(пожарные лестницы для рабочих в вузы)。
1919年9月，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会通过决议开办附属于高等学校、中学的工人系，作为大学的预科机构。1920年9月17日的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通过《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工人系录取规则》(Правил приема на рабочие факулътеты РСФСР)，规定在挑选学员时采取严格的出身审查制度，必须出身工人农民家庭，必须是在工厂、运输业、农业企业或者是“从事没有剥削其他劳动的土地劳动”的人(28)。入学者必须提供所在企业领导开具的证明和从事生产和农业工作的期限和性质的资料。全日制学习年限3年，夜校学习年限4年。工程技术、师范教育、农艺学、医学、经济学、法律学、工艺美术等成为最主要的专业技术学科。1919年第一批工人系诞生于商业学院(现在的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Коммерческом институте(ныне Российская з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Г.В.Плеханова)。西伯利亚地区最早的工人系是1919年11月建于彼尔姆市的工人培训班，当时有学员50人，学员入学平均年龄16岁，学习的内容包括俄语、数学、物理和历史，讲师5人，最后一年由大学教授承担自然知识课程的讲授。1920年9月，这个培训班的第一批学员毕业并考入高等学校。1925-1926学年全苏高等学校学生中有40％毕业于工人系。彼尔姆大学工人系存在的10年中一共毕业学员945人，其中30人考入中等技术学校，915人考入大学或高等技术院校。这些学员首选学习工程技术，然后是学习农业经济和医学，少数人考入师范院校。这个现象对于全苏的工人系毕业学员是极常见的，说明生产经验和生活环境影响它们的专业选择，如工人学员多倾向于报考高等技术院校，而农民学员多倾向于报考农业院系(29)。建于1921年10月的大学生组织“大学生委员会”(студенческий комитет)在彼尔姆大学工人系存在的最初时期发挥了积极作用。它的活动改善了大学生的物质状况。它的工作包括：分配食品，发放制服，保障学生宿舍供暖等。后来它的工作范围扩大到经济监督、政治教育、教学革新和组织劳动等。
到1932-1933学年，全苏工人系超过1000个，学员35万人左右。为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20年代下半期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开始开办工人系民族分部。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楚瓦什的识字率不超过10％，1921年这里建立了工人系，拥有30名讲师。1922年9月，楚瓦什工人系有251名学员，其中111人在技术部学习，140人在生物部学习，在学员中楚瓦什族学员占61.4％，女学员占34.6％。1930年，楚瓦什工人系毕业男女学员共349人，其中楚瓦什族学员占76.8％。到30年代下半期，由于苏联中等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工人系因此丧失其存在意义而陆续被撤销。
三、苏联知识分子的思想塑造
根据列宁的建议，1921年在莫斯科建立了红色教授学院(Институт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目的在于培养政治上合格和具有专业素养的高校教师队伍。著名历史学家М.H.波克罗夫斯基被任命为红色教授学院第一任院长。在苏维埃政权早期，这个学院不仅是重要的教学单位、高级专业干部的培养中心，而且还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阵地。该学院直接从工人、农民、士兵和革命知识分子中招收学生。从1924年起开设经济、历史和哲学课程。1924-1925年，对历史课的教学计划做了重大变动，开设了俄国十月革命史、国内战争史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课程。1924年7月，11名首批毕业生被派到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30)、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1919年建立)和社会教育科学院等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到1931年，红色教授学院培养了100多名历史学家。1931年该学院的专业进行了重大调整，设立了农业、史学研究、党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苏联宪法和法律、世界经济和政治等八个专业部门，后来又增加了自然科学和技术部。1938年红色教授学院完成使命而被撤销。
联共(布)、工会和共青团在教育和改造旧知识分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其依据是联共(布)中央的有关决议，如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1928年4月联席全会决议、联共(布)中央1929年11月全会决议、1931年6月23日全苏经济工作者会议资料等。
联共(布)强调：“在思想教育过程中，共产党首先努力使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理解和意识到党所推行的政策并且积极实际工作中实践之。使专家形成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忠诚和社会主义坚定的目的性，应该成为党的教育工作的中心。上述新内容应该灌输到大多数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固有的爱国主义情感之中。在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思想政治和劳动教育过程中使其形成新的道德品质，形成对待工人的同志式关系，努力贡献自己的经验并使其得以广泛推广。对专家的劳动教育的重要任务在于使其形成新的社会主义的对待劳动的态度，这种态度不仅理解为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且是把自己的工作理解为造福于全人类的具有社会意识的事务。”(31)
乌拉尔党组织对20年代初建立的工程技术协会(инженерно-техническая секция-ИТС)的活动极为关注，号召乌拉尔专家参加工程技术协会并且成为它积极的成员，要求该协会吸引专家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在此基础上，工程技术协会得到较快发展，1924年州工程技术协会成员为3200人，1926年增加到5404人，1929年上升到8153人。与此相关，乌拉尔州的工程技术分会的数量到1929年末增加到297个，比1927年增加2倍(32)。乌拉尔州委书记卡巴科夫(И.Д.Кабаков)在1929年3月出席乌拉尔工程师——技术工作者大会所做报告中表示，伴随着苏联国民经济建设是工程技术人员思想改造的重要时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观最终确立时期，也是培养新型的工程师——社会活动家时期。因此一定要真诚地和信任地对待专家，为专家的工作创建良好环境，引导专家与工人群众接近是党和共产党员的责任。他引用了1928年沙赫特案件中对工程师的错误指责，并进一步指出：“引诱无罪的人去负责任，诽谤真诚的工作者不是别的东西，而是轻率、无知的结果，每一个共产党员和有觉悟的工人必须与这种错误作斗争。”(33)
报纸杂志在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联共(布)将其看成对“共产主义教育和组织”来说是“最广泛的群众性的宣传和鼓动的强大武器”。大多数工程技术人员阅读《真理报》(Правда)、《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劳动报》(Труд)、《贸易工业报》(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газета)、《争取工业化》(За 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ю)，刊物有《工程师工作》(Инженерный труд)、《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学报》(Вестник инженеров и техников)、《科学技术战线》(Фронт науки и техники)。
《真理报》对工程技术知识分子教育问题予以很大的关注。1929-1932年的《真理报》上有33篇文章谈及技术知识分子的形成和活动，其中有11篇谈及工程技术人员在社会主义建设和联共(布)的政策中的作用，10篇文章谈及干部的培养问题。1929年在《消除我国的技术经济落后性》(1月11日)《重要代表大会》(4月16日)《深化社会主义竞赛》(5月30日)《论红色专家的培养》(6月12日)《论在专家中开展工作》(10月29日)《争取文化革命的新胜利》(1930年6月4日)等文章中谈及新型的工程技术知识分子形成问题。这些文章号召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加大对工程技术人员的关注度，积极开始对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34)。
1929-1931年的《真理报》上发表了5篇文章谈到巩固劳动纪律、实行一长制(единоначалие)和提高工程技术人员在生产中的作用、挑选和合理使用干部以及吸引专家参与社会主义竞赛等问题(35)。
还有许多文章谈及建立工人和专家之间的正常的同志式关系、提高工程技术人员威信，反对“敌视非党专家态度”(спецеедство)。一些文章强烈谴责了对待专家侮辱性的、流氓性的态度，分析了产生该现象的社会原因，认为这种态度阻碍一长制实行，要加强工程技术干部的流动(36)。据统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1928-1933)，仅在《真理报》就发表了谈及该问题的文章56篇。媒体广泛地宣传联共(布)中央1929年2月21日颁布的《关于提高劳动纪律公开信》和1929年9月5日联共(布)中央《关于调整生活管理和实行一长制的措施》决议(37)。《真理报》(1929年4月16日)社论强调：社会主义的建设需要“专家将履行本职工作与全体生产积极分子融合在一起……需要专家不是去履行官僚主义者的义务，而是成为创造性的建议者”(38)。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真理报》上发表了76篇强调在社会主义竞赛中调动和发挥专家积极性和技术的文章，一些文章和速写还配发了成为新建设者和劳动英雄的工程技术知识分子的肖像(39)。《真理报》在1931年设立了《国家需要了解自己的英雄》栏目，专门报道获得列宁勋章和劳动红星勋章的专家。《工程师工作》杂志在1932年设立了全苏工程技术人员荣誉榜，有6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榜上有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3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获得勋章(40)。
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根据著名学者巴赫(A.H.Бах)、阿巴里哥索夫(A.И.Aбрикосов)、亚历山德罗夫(И.Г.Aлександров)、加马列依(H.Ф.Гамалей)、库纳科夫(H.C.Курнаков)、奥帕林(A.И.Опари)等人的建议成立了“全苏科学技术工作者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协会”(ВAРHИТСО)。1928-1929年出版的《真理报》，1930年6月全苏第三届工程技术人员分会间全会(межсекционное бюро инженеров и техников)都号召重视技术知识分子在生产协商中的作用。在许多工厂中工程技术人员得以参加生产协商工作，在纺织业中工程技术人员参与比例达到100％(41)。1929年11月的统计资料表明，列宁格勒的工程技术人员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占全部建议的20％(42)。1930年4月在列宁格勒州31％的工程技术协会(ИТС)参加了生产突击队，42％的工程技术人员参加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同年10月，这个数字上升到59.1％。因此，到1931年，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提出合理化建议活动已经非常普遍(43)。
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开始了政权对中学教师态度的根本性转变。俄共(布)中央通过发表在《真理报》上的《关于在教育工作者中的工作》(О работе среди работников просвещения)的公开信向所有的地方党委员会提出要求，即“地方党的组织应该放弃自己平常的、像对待怠工者一样至今仍对待教育工作者的态度……教育工作者，大部分落后的知识分子，仅仅是在情绪上和文化技能上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在社会上绝对地对资本主义的复辟不感兴趣”。公开信要求地方党组织广泛利用教育工作者联盟(союз Рабпрос)，特别是在农村以及苏维埃机构所发动的运动中。“要在教育工作者中间开始系统的和有力的工作，目的在于提高教育工作者的社会政治觉悟。”(44)这封信反映了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教师是乡村唯一的大规模的知识分子力量。因此只有借助他们的帮助才可能实现对青年一代以及所有农村居民的意识形态影响。
1922年11月召开了全俄教育工作者第四届代表大会，“教育者的共产主义教育”(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просвещенцев)任务成为大会的中心议题，花费在这个问题上的时间要比教师工资和经济问题多得多。大规模的和前所未有的对中学教师政治和师范教育运动成为会议的成果。1923年夏，这个运动在无边无际的全苏所有县和乡全面展开，接受培训的教师为10万人左右。同时教育工作者联盟开始在教育工作者之家(дом работников просвещения)开始对教师一整年的政治教育工作。到1923年10月，全苏的“政治教育中心”(центр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вешения)已经超过170个，其中140个建在县城(45)。在莫斯科除了教育工作者中心之家外，还建立了政治常识学校(школа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грамоты)、政治经济学学习小组、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小组。在莫斯科省的乡村发放了3万册左右的书籍，其中一半是政治性和反宗教的文献，另一半才是师范性文献(46)。在《人民教育》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布哈林的文章，他强调摆在人民教育面前的任务是“我们的人民教师……应该成为农民海洋中的新世界的媒介，他应该……成为最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一员”(47)。
1924年3月4日俄共(布)中央发表《关于在农村中学教师中的工作》(О работе среди селъского учителъства)提出了教师作为党的政策的媒介在农村中的重要作用，“近些年在农村教师中实行毫无疑问的向苏维埃政权和俄共(布)的大转变”，因此需要党组织加强对农村中学教师的关注，以扩大吸收农村教师参加在农村居民中的文化教育工作，使其成为“有技术的党的拥护者”，推动“正确的马克思观点……农村教师自学的小组工作”。同时提出必须要关注农村教育的物质需求，“因为改善农村教师的物质地位无论是在教师中间，还是它在农村的社会文化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必要前提条件”(48)。该文件在1924年5月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通过。同年党中央通过决议要求采取措施接受“最先进的、推荐最优秀的农村教师入党”(49)。
此外，还在优秀教师中开展社会主义竞赛，树立“真正的苏维埃教育工作者”的形象。“教书匠”(Щкраб)的称呼逐渐被废弃，“人民教师”的光荣称号又回到社会上。
从1923年起，在《红色处女地》派和“拉普派”(“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中间展开了一场争论。焦点是如何对待古典主义和历史文化遗产。“拉普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是完全对立的，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对社会有益，他们主张对待资产阶级文学“要像在战争中作战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他们的主张遭到了《红色处女地》派的批评，高尔基、布哈林、沃隆斯基等人著文论述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但被“拉普派”视为“文学孟什维克主义”。1925年6月，联共(布)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对“拉普派”的过激和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但是在30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斯大林转而支持“拉普派”，认为“至于领导文学，你们，只有你们和你们的‘拉普’，才有资格”，从而加剧了苏联文学艺术界的分裂和论争。
经过十余年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维埃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方面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战后十年间它不仅在数量上飞速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发生了巨变”(50)。在20世纪初，从事智力劳动(умственные труды)的工作者不到100万，1926年已达到近300万，1939年达到1300万(1971年则超过了3000万人)(51)，在全国总人口中，知识分子所占比例为16.7％(52)。到20年代中期，在知识分子与政权之间形成了建立在社会政治妥协基础之上的实际合作关系，这种关系成熟于20年代末(53)。1928年，著名历史学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色教授学院首任院长波克罗夫斯基院士表示：“我们已经进入需要苏维埃政权所承认的学者的时代，……现在我们需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者。”(54)
注释：
①H.A.Какоурова.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Сибири в 20-е-начале 1930-х гг.: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Сибирский юо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2003.-№ 2.
②[俄]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史正苏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45-346页。
③httр://www.сultinfо.ru/fulltеxt/1/001/008/055/456.htm
④Иванова Л.В.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словаръ-справочник.M.,1987.с.169.
⑤中国学者通常把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译为知识阶层，以强调其共同使命，强调它是一个知识人组成的共同体。将интеллигенты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ъы译为知识分子，强调其职业特征和教育特征。
⑥当代俄罗斯学者(如利哈乔夫、康达科夫、谢缅尼科娃等)，西方学者(如柏林、派普斯、拉伊夫等)和中国学者(如姚海、白晓红、朱达秋和笔者本人等)均持此观点。相关详细介绍参见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6-78页。
⑦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在俄国最古老的、成书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达里所编《大俄罗斯活语详解辞典》(Лаль В.И.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ъ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网络版中未见其词条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俄罗斯历史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知识分子学(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едение)。其重要标志是从20世纪90年代起召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公布了大量相关档案，出版大量的相关论文和著作，并且在高等学校和科学院以苏联知识分子为题的学位论文数量大大增加。参见Н.A.Какоурова.Φормирование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Сибири в 20-е-начале 1930-х гг.: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сибир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2003.-№ 2.
⑧包括联共(布)时期(1925年12月起)。
⑨当时还没有使用инакомыслия，диссенеет，当时用的概念是较为政治化的“反苏维埃知识分子”。
⑩“知识人”(публика)是斯拉夫派在区别“百姓”(народ)和“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я)时经常使用的概念，在这里已经演化为贬义。1920年列宁在给高尔基信中曾表示：“作为普遍措施，逮捕立宪民主党或亲立宪民主党的知识人(публика)是必需的和正确的……您根据什么样的理由说出这些不真实的(Hеверный)、愤愤不平的话呢？有理由让数十个(或者甚至是上百个)立宪民主党和亲立宪民主党先生们为了防备阴谋活动而在监狱里呆上几天。”列宁在给M.安德烈耶娃的信中再次重复了这个理由：“为了防备阴谋活动不能不逮捕所有的立宪民主党和亲立宪民主党的知识人(публика)。不逮捕他们是犯罪。”(Митрополит Николай，верховный вождь страны и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Журнал московской Патриархии，1944，№1.с.14，Franz von Papen，Memoirs，London，1952，p.479)
(11)该词由学校(школьный)和工作者(работник)组合而成，而раб又有“奴隶”的含意，明显为贬义词。
(12)1924年地方中学教师抱怨：“我们在这里在下面能做些什么呢，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在哪里，如果有这个权利的话。如果需要工作，那么，考虑吧，意味着，在那儿，县里，大家都知道的。在这里我们就是一群小虫子(букашки)”。参见Aнисимов М.Деревенская работа Союза работников просвещения.М.，1924，C.14。
(13)httр://www/Cultinfo.ru/fulltext/1/001/008/055/456.htm
(14)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语教研室编：《苏联社会问题》，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9页。
(15)《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8页。
(16)《列宁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5页。
(17)《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48页。
(18)Иванова Л.В.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1917-1927 гг.),М.,1980,С.2.
(19)Симчера В.М.Развитие з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1900-2000.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яды,вековые тренды,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циклы.М.,Hаука,2006.С.271.
(20)РГAЭ.Ф.396.Оп.3.Д12.Л.145-146.Подлинник.Рукопись.
(21)Лисецкий A.М.,Вопросы националъной подитики КПСС в условиях развитого социвлизма.Кишин
в 1977,С.131；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苏共领导下的苏联文化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71页。
(22)Соколов A.К.,и др.Голос народа:Писъма и отклики рядовых советских граждан о событиях 1918-1932 гг.М.,1998,C.150.
(23)Федюокин A.С.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изуч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60.№9.
(24)Симчера В.М.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1900-2000.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яды,вековые тренды,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ъные циклы.М.,Hаука,2006.C.269.但当代俄罗斯史学家格奥尔吉耶娃认为1914年俄罗斯有大学91所，1922年就增加到244所，1939年增加到760所。参见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533页。
(25)Симчера В.М.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1900-2000.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яды,вековые тренды,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ъные циклы.М.,Hаyка,2006,С.271.《苏联大百科全书》“知识分子”条。
(26)Симчера В.М.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н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1900-2000.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яды,вековые тренды,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ъные циклы.М.,Hаука,2006,С.281.《苏联大百科全书》“知识分子”条。
(27)中国学界也译为“劳动者系”“工农速成中学”“工人培训系”“工人夜校”等。
(28)Ветлугина E.В.рабочие факультеты как путъ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рабочего факулътета Пер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19-1920-х гг.//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Eкатеринбург,2001,С.36.
(29)Ветлугина E.В.Рабочие факультеты как путь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 рабочего факулътета Пер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1919-1920-х гг.//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Eкатеринбург,2001,С.37.
(30)1924年2月，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为纪念列宁把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
(31)H.Б.Васиильева.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бот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о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и трудовому воспитанию инженер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кадров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пятилетки(1928-1932)//Партий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о главе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ъства.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Свердловск,1985,С.76.
(32)ПАСО,ф.4,оп.7,д.310,л.214.ГAСО.ф272.ор.3,д.602,л.53.
(33)М.E.Главацкий.Из опыта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рала среди техниче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годы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и народн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Партий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о главе кулътур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ъства.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Свердловск,1985,С.67.
(34)H.Б.Василъева.Основ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работы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по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и трудовому воспитанию инженерно-технических кадров в годы первой пятилетки(1928-1932)//Партий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во главе кулътур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ъства.сб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трудов.Свердловск,1985.С.78.
(35)Правда,1929,31янв.,2марта; 1930,15апр.; 1931,18апр.
(36)Правда,1929,4,11 янв.,26февр.;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ая газета,1929,13окт.,12 дек.
(37)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съездов,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пленумов ЦК.8-е изд.М.,1970.Т.4.С.169-175,310-317.
(38)Правда,1929,16апр.
(39)Правда,1929,27июдя.1932,23сент.,7нояб.,28дек.
(40)Инженерный труд,1932,№ 33,с.749.
(41)Инженерный труд,1930,№ 11,С.325.
(42)ЦГAОРССЛ,ф.6276.оп.14,д.333,л.139.
(43)Инженерный труд,1930,№ 8,С.231.Индустриализация СССР(1929-1932.):С6.Документов и материалов.М.,1970,с.536.
(44)Правда,1921.18.Сентября.
(45)Aплетин М.Hаш союз сегодня//H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1924,№ 1.С.27.
(46)Просвещение просвещенцев//H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1924,№ 1.С.76-79.
(47)Hародный учитель,1924,№ 1.С.6.
(48)H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С6.документов 1917-1973 гг.М.,1974,С.445-446.
(49)Hародно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СССР:С6.документов 1917-1973 гг.М.,1974,С.448-449.
(50)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http://www.cultinfo.ru/fulltext/1/001/008/055/456.htm
(51)Симчера E.M.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и P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1900-2000.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яцы,вековые тренды,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ъные циклы.М.,Hаука,2006.С.268.Болъ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http://www.cultinfo.ru/fulltext/1/001/008/055/456.htm
(52)Быкова С.H.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М.,Наука,1986,с.3.
(53)Измозик В.С.,Павлов В.С.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и власть в перевой половине 20-х гг..//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критика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пыта.Eкатеринбург,2001,С.62.
(54)Вес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Aкадемии,1932,№ 4-5.С.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