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文化研究三十年浅论——基于社会学视野下的分析与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三十年论文,中国论文,视野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1)03-0066-06
电视文化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与大众文化相对应的一种文化形态，本身具有大众化、通俗化、标准化、消费性等大众文化的特征和属性。从其构成上来讲，电视文化包含了两个层次的涵义：其一是作为“形象文化”的电视文化，其二是作为“消费文化”的电视文化[1]。同大众文化研究一样，电视文化研究发起于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以及后期的哈贝马斯从批判的角度将电视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加以研究，认为电视文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麻痹社会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观念。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尤其是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如雷蒙·威廉斯、霍加特、霍尔、费斯克以及莫利等人，更加注重对电视文本以及传播者和受众的研究，强调电视对个人以及社会的意义生产和消费功能，重视受众对电视内容的符号解读及电视对日常生活的建构；以葛兰西和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媒介意识形态理论将电视文化看作是国家控制的一种形式，通过媒介实行非暴力的文化意识形态的间接控制。此外，后现代主义对“消费社会”、话语权的研究，女性主义对电视文本中的性别研究等都对电视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我国电视事业的发展，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步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代表现代文明的电视媒体迅速发展，成为人们生活的必要部分，电视文化研究也成为众学科关注的焦点。传播学侧重从电视文化的自身发展体系和电视文化的分支如电视剧、电视新闻、纪录片等具体节目类型出发，探讨电视与受众、电视媒介技术、电视话语等领域的问题，注重传播过程与效果、反馈的研究；文化研究则将具体的电视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本，从中分析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挖掘蕴含在其中的意义，从较为微观的层面探讨文本中反映的社会现象及社会问题。但学术界对当前我国电视文化的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如陈龙认为我国的电视研究最突出的问题是缺乏学理化的研究，这使得很多著述者对电视的研究处在感性认识的层次，皮相之论多，深层研究少[2]。社会学视角的特色在于分析微观层面的同时，不仅具体地研究电视文化，而且会将电视文化的发展与一系列社会事实相联系，详析电视文化与其他相关联的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的二元或多元关系，从微观上升到中观以及宏观理论层面。基于此，本文是在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下，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视文化研究分为电视与话语权力、电视与媒介经济、电视与受众、电视与日常生活等四个方面，作一番社会学的分析和解读。
一、电视与话语权力
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以电视为代表的媒体文化掌握着话语权。首先，在电视文化与话语权力的关联中，电视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成为各种话语系统之间权力争夺的场地。其次，电视自身利用其资源向受众输出各种价值、思想、言论，以“权力者”的身份和姿态影响受众。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识形态决定了电视话语系统的各种特征。话语系统是构成电视文化的主要结构，代表不同主体的话语系统背后是一系列无形的、隐含的权力争夺，当今的文化竞争、媒体较量，说到底就是话语的权力争夺，不同的话语系统代表不同利益主体的声音，象征着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满足不同阶层人们对于媒介文化的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视话语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新闻等领域，大致可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个层面。宏观层面主要探讨我国传媒语境中存在的话语系统及其变化特征；微观层面主要集中于对具体电视节目类型中出现的话语及其代表的需求和利益主体的分析与研究。
1.宏观媒介语境中的话语权力。电视与话语权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视角，国家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成为分析的切入点，从一元到多元、在国家话语意识形态主导的前提下，精英与大众话语的较量是当前电视话语的总体特征。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视文化发展的历程，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传媒语境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现代性话语”：(1)作为追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以“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现代性话语。(2)以追求文化认同、建构民族身份为代表的“民族主义”的现代性话语。(3)以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的世俗现代性话语[3]。也有学者对我国电视话语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话语出现了由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和平民生活伦理化叙事方向的结构转型，转折点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4]。还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文化发展的主线是电视话语系统的多元化，它主要包括国家话语、精英话语和大众话语三种系统[5]37。这三种话语系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群体，迫使争夺受众注意力的媒体依据不同的话语结构制作满足不同群体需求的电视节目。可以说，在不同的节目类型背后支撑的是不同的话语权力，每一种话语系统背后都相应地存在拥有相异文化旨趣的电视受众。
当然，我国媒介话语秩序是随着我国社会的转型经历着传统形态的反思和新时期的重构这个过程。有学者认为当下我国媒介话语形成新的多元化结构。具体而言就是“国家/宣传话语”仍居于权威和主导地位；“精英话语”与“大众话语”表现为在国家话语基本思想指导下不同层次人群的指向；“草根话语”则是各种内容的复杂聚合，表现为更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6]。事实上，电视媒介通过对历史的描绘和现实的勾勒，塑造了大众心目中的生活图像和愿景，并在此基础上表达或建构了一种主流的社会意识，这是权力意志的一种体现[7]。
2.微观节目形态中的话语权力。电视媒介作为一种由权力场、资本场、文化场等交织而成的网络，是“话语”理论分析的极好的文本。隆·莱博在其著作《思考电视》中曾指出：“正是通过指导和组织日常生活的意义，话语的规则才构成了电视文化的本质。”[8]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电视节目风格以及同一类节目风格的转变就体现了电视文化不同话语权的较量。有学者认为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我国电视新闻经历了新闻记录、国家隐喻、新闻娱乐三种变化，反映了我国电视文化由精英话语到大众话语的转变[4]。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纪录片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话语特征为20世纪80年代是政治话语主导的合作表演，90年代是大众文化的多元话语，2000年以来是话语整合与回归主流[9]。还有学者从更加微观的层面对电视剧、访谈节目等进行话语权力的研究，如从具体节目中的人物及对象入手，分析人物角色、访谈者与被访者互动过程中表现出的权力倾向以及意识形态特征，从而推导到宏观层面电视话语的权力，等等[10]。
上述这种研究视角的转变，毫无疑问意味着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各阶层地位的变化。意识形态色彩最为浓郁的电视新闻慢慢走上娱乐化道路，是大众文化迅速发展，电视话语平民化、世俗化的表征。因此，研究电视的话语权力，不仅要研究主导话语权的影响力，还要分析媒体如何建构主导话语以及不同受众群体面对多元话语系统是如何应对的状况。
电视文化话语权的争夺，是在“公民社会”、“消费社会”等现代社会特征驱动下发生的。从以前只讲国家大事、关注宏大政治叙事下沉为既关系国家大事，也关注“物价”、“房价”、“时尚”、“养生”及社会治安等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繁杂、琐碎的问题，体现的是社会各利益主体的博弈，也是我国当今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在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中转型的真实体现。
二、电视与媒介经济
我国电视媒介经济是在市场化经济的大潮中发展起来的，媒介市场化、产业化、企业化，媒介经营与管理、广告产业经营与消费、媒介传播体制与政府政策、媒体与受众消费等成为电视与媒介经济研究的主要议题。对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传媒经济的发展，有学者从传播学、纯经济学和其他角度进行了分类[11]。从研究内容来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电视与媒介经济的研究，是以传播学和微观经济学为主，主要集中于媒介经营管理以及消费生活两个视角，其他学科间的交叉研究较少。研究方法多用文献法，集中对某一刊物或某时期出现的期刊的描述性分析，较少对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解释。
1.媒介的经营管理。电视媒介作为一种产业发展，必然要经历经济产品的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不同于普通工业发展，电视媒介是作为一种“文化经济”来运行的，其最重要的资源是文本。正如大众文化研究的著名学者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所言：“在这种文化经济中，原来的商品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里)没有消费者，只有意义的流通者。”[12]伴随着市场化改革、技术进步以及大众文化的兴起，我国的电视文化产业迅猛发展，媒介的生产方式、经营策略、行业定位、传播理念等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大众媒体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经营模式发展到90年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再到如今的“集团化管理发展策略”模式，我国的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传播开始由“大众”走向“分众”，开始了“立足自身优势，实行‘差异化’经营战略”[13]的产业战略调整的新阶段。
当然，在我国特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电视媒介在充分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社会效益也是不可或缺的。有学者在分析了媒介产品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的辩证统一关系后认为，通过媒介体制的改革，我国媒介事业单位基本上实现了企业化经营模式，走产业化和集团化的道路，但在社会责任的落实方面还存在问题，“要提高媒体的社会责任，需要法律和政策法规、行业规范、伦理道德对它的行为进行约束”[14]。笔者也认为，正式的、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行业自律和非正式的、非强制的道德和舆论约束，是促进媒体产业经济效益和社会责任同时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2.媒介的消费。电视媒介经济的发展与消费社会密不可分，广告成为媒介经济吸引受众目光、获取经济利益的主要途径。电视媒介的生产成本一般不因受众规模大小而改变。一旦节目制作完成，它的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利润，而这种利润是以出卖受众观看时间给广告商而换取的。电视节目这类公共财产当然也受供需规律的影响，但它受影响的方式不同于其它媒体，即某类观众收看某一电视节目，并不排斥其他类型观众同时使用或消费该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媒介为了从广告客户中得到更多的利润，便尽可能地扩大受众数量[15]。在这种情况下，媒介就需最大程度上满足受众的需要，制作出迎合大众口味的节目。
有学者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商业广告分为探索(1979-1990年)、稳定发展(1991-1999年)、成熟(2000年至今)三个发展时期，认为我国电视广告30多年来实现了“由告知型到创意型再到智慧型，由单一重复型到多元化系列化的转变”[16]。也有学者从消费社会中以客户需求和消费者体验为导向的“体验经济”出发，分析了目前我国电视媒介的消费特征，认为新时期媒介受众主动性、参与性更强、个性凸显；媒介产品更富于情感和品味；媒体自身增加了符号化、娱乐化和体验化的功能[17]。还有一些学者从日常生活政治、社会资本等角度研究了以电视为主的媒介经济，认为传媒消费主义的发展使商业媒介成为公众通过日常生活选择身份和相互关系的主要中介；消费社会的媒介经济在经济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博弈中，由原来的“注意力经济”发展到“影响力经济”以及如今的“社会资本经济”[18]。
电视媒介经济是大众文化与消费经济互动的结果，受众的注意力和时间成为媒介竞争的关键。市场经济的深入、现代文明的扩张、消费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使得电视媒介成为连接虚拟和现实的消费平台，是大众进行自我表达的重要方式。电视媒介经济的消费特征增强了受众观看时的同质性，彼此之间的互相参照，让“个性”成为了消费的“共性”。
三、电视与受众
就电视而言，受众是电视节目的观看者，即电视观众。西方关于受众研究经历了两次转折，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在1973年发表的《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中提出了著名的“霍尔模式”，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即意义不是传送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这改变了美国传媒理论中受众被动的传统观点[19]。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提出了受众是生产意义的“生产型受众”观点，这是一个受众由被动转为主动的过程。费斯克认为在文化经济中，观众作为生产者，权力是相当大的。消费者并不处于经济交易链条的末端，受众摆脱了被动接受的地位，自身的需求成为文化产品生产者极为关注的对象，从某种程度上讲，生产者是以受众的需求进行文化产品的生产与策划的[20]。纵观我国30多年来的电视受众研究，我们将其归于对电视受众自身以及电视媒介与受众关系研究两个方面。
1.电视受众自身。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电视受众经历了投身体验电视、与电视互动以及电视植入日常生活的阶段。面对电视，受众的心理、价值观念、行为模式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对受众自身的研究除了可以更好地了解其变化过程，同时可以挖掘出该变化发生的社会因素。
若从受众观念、受众调查、受众研究成果三个方面审视30多年来我国的受众研究，有学者认为受众观念在受众研究中地位是不断得到提升，从“宣传对象”到“信息接受者”，从“传者本位”到“受者本位”；受众调查从单一层次发展为多元化立体结构模式；受众成果在传媒中得到广泛运用，并加大了受众的参与度和知情权[21]。若从受众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角度出发，有学者认为经过多年的调查，受众研究的理论层次更加丰富，不同受众身份特征成为研究的新背景，儿童、女性、村民成为重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呈现多元化、跨学科性，注重实地调研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受众的批判意识、媒介素养以及“粉丝”研究等新领域不断得到扩展[22]。尤其是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在传媒研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民族志中的“深描”研究法，是深入研究群体生活状态、探讨事件背后社会意义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有学者在回顾受众研究的常用方法后，认为民族志方法的运用能够真正体现“受众本位”，站在受众的立场去理解其观看行为[23]。
传播学对电视和受众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但近年来社会学的研究已经渗入到该领域，问卷、深度访谈、参与观察以及民族志“深描”方法的运用促进了本研究的深入性。我们以为目前大量对电视文本的研究仍然是以传播者为本位，没有真正将焦点落在受众身上，多学科的研究可以全面关注受众观看行为发生的日常语境及受众自身的“生平情境”，深入了解电视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及其带来的生活变迁。
2.电视媒介与受众关系。受众与电视互动研究是受众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媒介和受众之间的互动建立在双方理解彼此行动和选择意义的基础之上，两者之间互动的发展是社会机制变迁的结果，理解的背后是电视媒介与受众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逐渐开放、社会中个人地位逐渐上升的体现。
有学者将电视话语与公众注意力联系起来，认为电视文化的国家话语、精英话语、大众话语分别对应着被动型、反思型和感受型受众[5]120-164。由于各个话语系统的激励竞争，电视受众由“大众”到“分众”，每一种话语都争夺属于自己领地的资源，满足不同群体的需求，而受众也通过媒介寻找到认同的价值观。
与人际交往的社会互动不同的是，电视媒介和受众的互动更准确地讲是一种“拟社会互动”，其特点在于互动的模拟语境、限制于视觉和听觉的感知信息来源以及公共性质的传播主体[24]。尽管缺乏实际的面对面交流，“虚拟”的在场同样是建立在电视和受众相互理解其意义的基础之上，联结的纽带便是共同的文化积淀，尤其是不同话语系统中的受众，共同的价值关注成为两者之间展开互动的关键。
此外，互动过程中的分群体研究是更深入的认识电视与受众关系的方法。关注弱势群体的学者考察了世俗化、消费主义、主体性消失的电视文化后现代转向，以及它们与边缘弱势群体的传统、保守观念之间的对立。在此范围内，电视和受众拥有共同理解意义的空间不大；与城市居民的媒介接触动机、频率而言，农村居民与电视的互动研究更具有体验变迁的意义。他们从农村受众的收看动机、时间、方式、认同度等方面分析了相对传统的村民如何利用自己的“地方性知识”解读代表城市文明的电视内容[25]。
电视媒介和受众是电视文化发展的主体，它们间的互动既关注微观的受众个体，又在宏观层面将受众视为一个整体，注重社会文化环境中不同群体的需求倾向。我们认为电视与受众研究的深入性应体现为对受众观看电视的生活经历和日常语境的分析。虽然同是收看电视，受众利用自己的“库存知识”会对电视内容进行不同的诠释和解读。还原受众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和位置，探讨受众对于电视节目、看电视行为本身的反思，研究他们赋予电视媒介、电视节目的意义，都是传播社会学应有的研究范畴。
四、电视与日常生活
“日常性”是电视文化的重要基础，电视文本的创作和演绎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受众也是在自身日常环境中观看电视，用日常生活的经验对电视内容进行解码。作为理解社会、探讨电视文化发展的视角，日常生活研究能够深入了解受众赋予观看电视行为的社会意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在日常生活中观看电视里的“日常生活事件”，能够促使人们对“虚拟”生活与现实生活进行比较，感受现代性对传统的消解和重构。
1.电视与日常生活的研究。电视现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学术界较为热衷的电视文化研究，是把电视当作一种文化现象，以文化研究的原则来发掘电视与社会生活诸方面的关联及其所能产生的意义，把文化研究的命题带入到电视中来[5]5。但是，电视文化研究仅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是不够的，电视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分子，参与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因此，联系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对其进行解析是多元化研究趋势的一个要求。有学者指出研究今天的中国电视，需要有政治视角、经济(市场)视角、社会视角、文化视角以及科技视角，从这些方面来辩证地看待电视文化的正面与负面、积极与消极的关系[26]。
从具体的电视内容上来讲，从精英到大众、从国家的宏大叙事到世俗化、个人的日常生活叙事，电视都在重构个人日常生活价值观。不少电视剧中物质高于精神、个体生活感受至上的表达，可以说是对现实日常生活的一种表征或表达。当然，我国的电视文化研究与电视的发展相比，明显地滞后。电视文化研究运用的理论最初集中于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的批判理论，而后逐渐进行多元化理论的综合，但主要还是以电视文本的分析为主，电视与社会、电视与性别、电视与不同族群等相对深层次的研究和专题性研究比较少见。
2.电视与乡村生活。作为现代文化的载体，电视在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无需赘言。乡村浓厚的传统文化与电视媒体的现代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电视媒体的“虚拟在场”为村民提供了体验现代性生活的机会，祖辈承袭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侵蚀和冲击下如何应对，村民个体的生活受到何种影响，电视文化对乡村生活变迁的作用如何等等，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对于电视与乡村社会的研究，国外最著名的研究当属美国学者柯克·约翰逊的《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一书，其运用民族志的方法呈现出电视对乡村生活的影响，但理论视角侧重于传播学层面，社会学视角的研究以及对村民自身赋予电视意义的研究不够透彻。我国的电视与乡村社会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传播学领域，关注的重点在于媒体对乡村社会的传播模式、传播效果、农村受众的偏好、电视与乡村发展等角度。如中国农业大学李红艳的《中国乡村传播学》、《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乡村传播与城乡一体化》以及谭英的《中国乡村传播实证研究》等，这些著作运用问卷调查等实证研究方法，将中国乡村传播系统以及城乡传播链条作为研究对象，以乡村发展的视角探讨我国乡村传播的内在规律。当然，我国大陆学界对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至今不过20多年，而这些研究“从一开始就被放到了‘现代化’和‘发展传播’双重的理论话语框架内。在20年的研究中，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所有的理论提问，均是在发展传播学的理论视野中，绝大部分是从‘现代化’(主要是个人的现代化)这个点上来切入的。”[27]其深层次生活意义探究方面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就研究的具体内容看，乡村社会的变革为大众媒介发展提供了内在动力，而大众媒介的传播亦增强了乡村社会现代性的发展。电视媒介的研究还为乡村治理和乡村生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路径。
五、结语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电视文化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电视文化与话语权力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在面上对现存的话语系统进行描述，深入程度不够。电视媒体中凸显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对于弱势群体及边缘群体是一种文化霸权的体现，他们对于电视内容以及电视媒体的理解与反思应当成为电视话语权力研究的重点。
第二，电视与媒介经济研究，多是以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主，没有很好地突出电视文化经济的特点。消费是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电视与媒介经济研究应当对媒体消费观、受众消费观背后的社会机制和社会问题进行解释和分析。此外，将电视的注意力经济与消费社会相联系，可以探讨现代社会中，共同的电视收看行为造成社会成员同质性增强，“个性”转变为“共性”的社会学意义。
第三，电视受众是电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众研究受到的关注较多，但受众与媒体之间的互动从社会学角度的分析还不够完善，尤其是引入性别、年龄、种族、族群等变量的深入研究并不多见。不同的社会场景、生活知识及地方文化，以及不同群体对电视媒体互动过程中的回应肯定是不同的。
第四，电视与日常生活的涉及面较广，但已有的研究较少将其扩展到社区以及社会层面，特别是在现代语境中，将电视为载体的城市文化与乡村传统文化相联系的著述较少，这应当是研究电视文化的重点领域之一。
总之，电视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个体体验现代性的重要途径，也是现代城市文明渗透传统社区、影响民族社会变迁的载体。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电视文化，可以更好地把握从微观的电视收看行为、文化表征上升到对消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理解，与传播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具有互补和促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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