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处于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中国的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新起点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无疑问，我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又面临着一系列矛盾。我们之所以说当今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新起点上，就是因为如果这些矛盾与问题得不到化解，那么改革开放的事业就不能推向前进，甚至还有可能将已取得的成就丧失掉。
在我看来，当今中国主要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矛盾：
其一，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虽然从总的来说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准的底线在不断提高，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却在日益拉大。当一部分人“暴富”的同时，另一部分人被迅速地推向社会的底层。城市与农村、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的差距十分明显。
其二，对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日益扩大。伴随GDP增长的是生态危机的加剧。粗放型、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没有从根本上得以转变。高污染的工业生产不断从世界各地转移到中国，中国人感觉到自己的生态容量已快接近底线。
其三，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消费机器。原本比较重视精神因素的中华民族讲究“正己”、“内秀”、“和谐”与“平衡”。但现在这一切都改变了。不少中国人都已把“消费主义”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
现在，各种思潮都企图为认识和解决这三大矛盾提供思想资源。但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当今中国人民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的主要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处于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其他任何思潮都不能替代的现实意义。
严重的两极分化是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我们看到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和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在“安抚”那些处于两极分化一极的广大“穷人”。在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言词中，富人与穷人的区别即是成功人士与失败者之间的区别。在他们看来，穷人之所以“穷”，主要由于他们在激烈竞争中败了下来，他们没有把握住机会所以失败了。而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将传统儒学与佛学的一些理论经过他们“折射”后变成了纯粹的“天命论”，他们正用这种“天命论”向穷人说教：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你们“安贫乐道”、认命吧！
与这些理论家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必须用马克思为我们奠定的理论观点来说明这种两极分化为什么严重存在，以及为解决这种两极分化寻找出路。
两极分化的严重存在说明当今中国在公平方面出了问题。我认为马克思的公平观，即马克思关于“形式上的公平”与“事实上的公平”的论述，正是我们认识和解决当今中国严重的两极分化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一书集中反映了马克思的公平观。我们就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著作来剖析一下马克思的公平观。
作为19世纪70年代即将合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哥达纲领》提出：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升为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马克思一看到这里的“公平分配”的字眼，马上发问道：“难道资产者不是断言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的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中产生出法的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也有各种极不相同的观念吗？”①马克思的意思是，《哥达纲领》所推崇的未来社会的“公平的”分配实际上正是当今资产阶级所实施的那种分配，资产阶级同样强调这种分配是“公平的”，而且这种分配原则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是唯一能推行的“公平的”分配原则。
马克思接着就对这种“公平的”分配进行了分析。他强调，在这里所说的平等的权利按其原则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这种平等的权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进步的”，但“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②这里的关键是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所谓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于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要当作尺度来用，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马克思说道：“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天然特权。所以说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内容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作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作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③马克思不但指出了劳动者在体力和智力上的差异，而且还指出了劳动者家庭情况的差异。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因此，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
马克思在这里强调，这种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来相应地进行“平等的”分配，实际上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公平”，因为它的“公平”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来对待本来不同等的个人。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实际上就是不公平。在马克思看来，即使是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即“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不可能真正做到，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则与实践”是“互相矛盾”的。而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不可避免地还要实施这种“用同一尺度去对待天赋本来就有差异的个人”的分配原则，从而也不可避免地要承受由这一原则所带来的弊端。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之处只在于，“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④也就是说，在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真正有可能实施按劳分配这一“公平分配”原则了。但从马克思的整个论述来看，马克思确实并不把这种形式上的“公平的”分配视为人类最高的精神境界，他所期望的是“事实上的公平”，即把个人体力与智力的差异以及个人家庭情况的差异也考虑在内的真正的公平。当然马克思深深地知道，即使在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可能完全做到这种事实上的公平，但是他提醒人们，在不可能完全做到事实上的平等而只能实施形式上的平等的情况下，人们一方面千万不能忘记这种形式上的公平的实质与弊端，另一方面又必须不断地创造条件向事实上的公平方向前进。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公平观，可归纳为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实施的公平原则，比起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来说，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是“进步的”。
第二，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实现的公平原则具有进步作用的同时，必须看到这种公平不是“事实上的公平”，而只是“形式上的公平”，即它只是崇尚用“同一尺度”来计量。
第三，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完全做到，事实上，资产阶级的“原则”与其“实践”有着尖锐的矛盾。
第四，人类真正所追求的崇高境界是“事实上的平等”，即把个人体力与智力的差异以及个人家庭情况的差异也考虑在内的真正的平等。
显然，按照马克思的公平观，我们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主要由于以下两个方面做得不尽人意，才带来了如此严重的两极分化：
第一，没有充分认识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地消除造成市场经济所奉行的“机会公平”等原则与“实践”之间发生冲突的因素，从而并没有使“机会公平”等原则完全付诸实现，在“原则”与“实践”之间并没有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已不再互相矛盾”。
我们之所以要在“市场经济”前加上一个限制词，之所以强调我们是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实施市场经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消除市场经济的“原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问题在于，我们在具体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忘记了“社会主义”这个前提，听任造成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原则”与“实践”发生尖锐冲突的因素在我们的社会里继续存在与发展。我们承认，我们当前的社会是马克思所说的带有旧社会痕迹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实际上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造成“原则”与“实践”发生冲突的因素不可能马上全部消除掉，它们还会起作用。具体地说，影响“机会公平”等原则实现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政治特权，即通过政治权力的滥用来不公平地猎取机会；二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即把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变成对机会的垄断。
第二，没有充分认识到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地创造条件从“形式上的公平”向“事实上的公平”发展，而是满足于“形式上的公平”，在进行分配时对个人的能力差异以及个人情况的其他方面的差异这一点顾及不够，把同一尺度使用在状况本来就完全不平等的个人身上。
事实上，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必须不能满足于“形式上的公平”而应向“事实上的公平”发展的思想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在“文革”中对“按劳分配”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加以批判所造成的恶果至今还使人心有余悸。可是按照马克思的公平观，“按劳取酬”是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个时候的错误不在于对“按劳取酬”是属于“资产阶级法权”这一点的认定，而在于完全无视包括“按劳分配”在内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合理性，消灭它必须有一个历史过程。时至今日，我们不能回避这一问题，面对“机会平等”这样的“形式上的平等”我们应持正确的态度。一方面必须认识到它的公平尽管是“形式上的”，尽管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但是即使在今天我们还需要它，它存在的合理性还没有完全丧失掉；另一方面还须认识到它所体现的公平毕竟是“形式上的”，它毕竟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范畴，现在已经有必要和有条件逐步限制它、超越它，使我们社会中的公平逐步成为事实上的公平。让人认识到“机会公平”只是“形式上的公平”这一点并不太困难，困难在于认识到这一点以后究竟如何对待。我们当然不能听之任之，也不能因为市场经济只是实施“形式上的公平”而重新设法消灭市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通过制度设计或采取其他措施限制这种“形式上的公平”，向“事实上的公平”发展。现在为了消除“形式上的公平”的负面效应从而要求从根本上取消市场的声音虽然不时听到，但并不强烈，最可怕的是人们对这种“形式上的公平”的本质缺乏认识，对其已经产生和将会更加严重地产生的不良后果不加正视，而是持一种放任自流、听之任之的态度。
在知道了造成当今中国出现严重两极分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以后，下一步如何消除这种两极分化的道路究竟在哪里自然也清楚了。
实际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已经为我们消除两极分化奠定了基础。关键在于，我们能否真正按照我们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去做。消除两极分化的道路就是严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去做的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奉行的公平原则基本上是与马克思的公平观相吻合的，从而严格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则去做的道路，也就是坚持马克思的公平观。
为认识和消除日趋激化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能够提供强大的理论武器。
面对如此沉重的生态危机，人们都没有熟视无睹，而是提出了各种方案，企图从这种危机中走出来。问题在于，这些方案真的能帮助人们消除生态危机吗？且看下述各种方案：
有的人企图通过将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所谓“非物质化”(dematerialization)就是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向环境倾倒废料的数量。将经济“非物质化”的途径就是通常所说的实施“低碳经济”，也就是说，使经济成为“低碳经济”；
有的人企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他们向人们灌输这样一种观点：只要技术改进能够提高效率，特别是能源利用效率，并且采用更良性的生产工艺，清除最严重的污染物，那么所有的环境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有的人企图通过把自然市场化、资本化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坚持认为，“生态退化是市场化不彻底所带来的”，必须“在市场中内化外部成本”，因此他们主张通过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把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来解决所有的环境问题；
有的人企图通过道德改革、建立生态伦理来解决所有环境问题。一些人正在呼吁展开一场“将生态价值与文化融为一体的道德革命”，把拯救地球、消除生态危机的期望寄托于人的思想观念的变革。
我们不否认上述所有这些企图消除生态危机的设想有其合理性，但无论是哥本哈根世界峰会所发生的一切，还是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的事实都无情地告诉我们，仅仅指望通过上述这些途径来解决环境问题是徒劳的。当代西方最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J.B.福斯特把上述所有这些途径和方法都称为在解决环境问题上的“幻想”。
那么，人类究竟到哪里去寻找这种思想武器呢？这种思想武器现成就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是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引出的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生态世界观是当今世界唯一能指引人们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所阐述的生态世界观起码对我们有以下四点启示：
第一，人类社会究竟向何处去？人类究竟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存在状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人类理想社会中究竟居于什么地位？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对此已经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既然在马克思那里，一方面人类属于物质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也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从而两者原本非但不冲突，而且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人与自然界中的其他存在物的关系是伙伴关系，它们之间是完全平等的。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马克思所说的理想社会不仅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而且也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社会。把自然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强调共产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的最根本之处。马克思明确地说道，这种积极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定、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之下的社会，不再因为把私有财产制度和积累财富作为工业的推动力而被异化，“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⑤我们要永远记住马克思为我们所描述的这一理想社会的图景，永远不要忘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完美结合这一奋斗目标！
第二，我们正面临着的生态危机究竟对我们人类意味着什么？它究竟会把我们人类引向何处去？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能使我们充分认识到生态危机的本质，充分认识到生态危机对我们人类的危害的严重性。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将使我们人类充分认识到人类社会究竟能否继续下去，就取决于当今人类能否跨过生态危机这个坎。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一方面是在“应然”的层面上展开的，即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述了理想社会究竟应当是怎么样的，另一方面又是在“实然”的层面上展开的，即回到现实世界之中，揭露了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之间是如何对立的。
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从本体论的高度阐述了人与自然对立的实质，阐述了生态危机的本质，因而我们也可以从根本上来认识生态危机的危害。
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生态危机将使我们人类丧失基本的生活要素。生态危机不消除，我们人就不成其为人，就是非人。如果我们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来获取那种富裕的生活，那么这样的生活由于以人与自然相对立为前提，从而根本谈不上什么幸福。按照马克思的论述，人无止境地侵犯自然，自然界也会对人类做出报复，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必然毁灭。我们一定要以马克思的这些论述来警告自己，使自己处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境地，记住我们人类实际上已危在旦夕。
第三，当今人类最重要的是要知道生态危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是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由于科学技术、现代性、工业化本身造成的还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生态危机是人类追求现代文明的一个必然归宿还是可以消除的？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最有价值之处是论述了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资本主义的利润原则，由资本逻辑带来的。因此，生态危机并不是不可消除的。只要人类限制和消除资本逻辑，人类就可以走出生态危机。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出路就是变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
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告诉人们：人类消除生态危机、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起真正和谐的关系的最大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的本性是与自然根本对立的，只要资本的逻辑在这一世界上还畅通无阻，那么人类要走出生态危机就是缘木求鱼。如果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要摆脱生态危机就只能是梦想。人类反对资本主义的理由不仅仅在于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残酷地剥削另一些人、造成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制度，也在于这是一个促使一些人无止境地盘剥自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对抗的制度。
第四，当今人类究竟如何着手去消除生态危机呢？固然，消除生态危机是一项综合工程，它需要各种因素综合地进行，但是其中最本质最核心的是什么呢？由于马克思的生态世界观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它就必然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消除生态危机就是一场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人类反对生态危机与反对资本主义应当是同步的。
马克思用以说明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在破坏“新陈代谢”、导致了生态危机的理由是十分充分的，因而马克思对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论证也是富有说服力的。我们必须记住：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就是“与资本主义利润原则彻底决裂的过程”，确保维护人类与自然之间健康的“新陈代谢”；废除异化劳动是解决“新陈代谢断裂”的必要条件，要把改变异化劳动与改变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结合在一起；“有计划性”是建立人与自然之间健康的“新陈代谢”关系的不可或缺的内容，一个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人在自然界这一必然领域获得真正自由的社会，而这样一种社会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有意识、有计划地加以控制”；“让生产者联合起来”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解决所有制问题，即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消除“新陈代谢断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任何反对生态危机的斗争都必须紧紧地与反对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而建设生态文明与建设社会主义是一致的。
为认识和消除正折磨着人的人自身内部的各种需求、功能之间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能够提供有力的理论武器。
对于当今人们正日益成为“单面人”，即只是从满足自己的物质方面的贪欲这一维度来发展自己这一点，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非但不加以指正，而且还想方设法推波助澜。由此，人的生存的意义是不是仅在物质领域就能全部实现，还是必须从各个方面满足自己，在追求全面满足中来实现自己的意义，这一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
马克思的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在这一事关人类究竟应当如何活下去的关键时刻，显得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是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各种精辟的阐述，引出人的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全面发展的结论的。
马克思曾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活动，即作为目的本身的消遣性的劳动。马克思强调，如果人类要沿着使人的本质——劳动得以实现的方向发展自己，就应该使自己从旧的分工体系中解脱出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全面地发展自己的爱好和天赋。这里关键的是要在劳动的过程中，注意形成自己全面的、综合的劳动能力。这种劳动能力的全面性，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概括：一是概括为物质生产能力、精神生产能力和人自身生产能力；二是概括为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能力、人与社会发生关系的能力和人与自己发生关系即自我调控的能力。马克思则把这种实现人的劳动这一本质所要求的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直接表述为“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人的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这一段耳熟能详的话可以视为什么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经典的论述：“我有可能随我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⑥
马克思也曾提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是从社会性的角度规定人的本质。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它的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这一著名的论断不但告诉我们，人的本质存在于的人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且也向我们揭示这里所说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外延广泛的概念。也就是说，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根基的“社会关系”，包括了与人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一切历史的、现存的、自然的、社会的条件和关系。既然如此，人的社会特性的充分实现，完全有赖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生成，即人的社会特性的充分发展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生成相一致。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⑧这样，马克思从把人的本质规定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推论出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关系的充分丰富与全面占有。
马克思又曾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人的自然属性指人的天赋，它包括智力和体力两个方面。人的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则构成人的个性的基本内容。既然人的本质是这三种属性的统一，从而要实现人的本质则务必应使这三种属性全面地得以发展。这就是说，不但要使作为人的自然属性的两大组成部分的体力和智力都得到自由而充分的发展，而且更要使另外两种属性也相互协调地展示和强化。后两种属性的全面发展是与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构成了人的全面发展的综合表现和最高指标。由此不难得出结论，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特征，不仅体现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上，也体现在高度政治觉悟和科学文化知识的结合上。换言之，人的完整本质的多方面的自由的发展和发挥，就是对人的肉体和精神上的异化的扬弃，就是对人的体力、智力和道德上的片面发展的克服。
马克思还曾把人的本质与人的需求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他们(指人——引者注)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⑨按照马克思的论述，需要是人内在的、本质的规定性，是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动力和根据。因此需要的满足程度直接涉及人的本质的实现程度。人的需要是全面的、综合的和多层次的，所以，为了实现人的本质，不仅要在广度上而且应在深度上满足人的需要，即应全面地、综合性地、多层次地满足人的需要。马克思把人的需求概括为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享乐需要，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如果细分一下，可以把人的需要列为六个不同的层次：生存需要、情感需要、服务需要、社会需要、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它们都是人的基本需要，既属个人，也属群体、社会以及整个人类。人的全面发展当然包括人的所有这些需要的全面满足与发展，其具体趋向是不断丰富和理性化的。
从上述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各种论断以及由此引发的他对人的发展的思考中我们可以领悟到，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发展的基本内涵就在“全面”两字上。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去规定人的本质，所看到的人都是具有无限丰富性的总体的人。从而无论从什么样的角度去探讨人的发展，所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人的发展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它的全面性，即是人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兼容并包地、相互协调地得以发展。
马克思对人的生活的基本要求是全面性，因而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从物质需求方面来满足人，即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有些人总认为马克思之所以要批判和推翻资本主义，只是因为这一社会中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处于贫困状态、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只是因为这一社会的财富分配的不公正。这样去理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有一定的根据，但肯定带有肤浅性和片面性。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在于这一社会一方面使人的劳动堕落成为被迫的、异化的、无意义的劳动，另一方面又把人引向成为一种只知道物质消费的“残废的怪物”。
资本主义社会是个异化的世界，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在这个异化的世界中人的欲望和需求究竟变成了什么。在异化了的资本主义世界中，欲望不是人的潜在力量的表现，也就是说，欲望不是人的欲望。他揭露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在别人身上唤起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做出新的牺牲，把他置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促使他进行新花样的享乐”，在这一社会中，“产品和需要的范围的扩大，成为对不近人情的、过于讲究的、违反自然的和想入非非的欲望的精心安排的和总是考虑周到的迎合”，为了达到自己增加财富的目的，“工业的宦官投合消费者的卑鄙下流的意念，充当消费者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皮条匠，激起他的病态欲望，窥伺他的每一个弱点，以便然后为这种亲切的服务要求报酬”。⑩马克思在这里对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强行把对物的需求变成人的主要需求，即对异己的本质力量的分析十分深刻。
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把人歪曲成经济动物，当然他所希望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要求是把人从那种使人变成物，特别是变成消费动物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些人在曲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的同时，又错误地理解马克思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洛姆所指出的：“对马克思的这种看法进一步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天堂描绘成这样一种情景：成千上万的人听命于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国家官僚机构，这些人即使可能争取到平等地位，可是牺牲了他们的自由；这些在物质方面得到满足的‘个人’失去了他们的个性，而被变为成千上万个同一规格的机器人和自动机器，领导他们的则是一小撮吃得更好的上层人物。”(11)在弗洛姆看来，社会主义是要消灭妨碍尊严生活的贫困，但不能由此推论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满足消费。他说：“我们决不能把这样两个目标混淆起来，一个是要克服妨碍尊严生活的赤贫，另一个是不断增长消费，后一目标对于资本主义和赫鲁晓夫来说具有最高价值。马克思的立场是十分清楚的：既要征服贫困，又要反对把消费作为最高目的。”(12)确实，按照马克思的原意，人类之所以要搞社会主义，并不仅仅在于使人们都拥有昔日的资本家所拥有的那么多的财富，使人们都过着穷奢极欲、金玉满堂、纸醉金迷的生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确实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在这两种制度下的人的生活方式也迥然有别，社会主义决不把最大限度地进行消费作为自身的目的。社会主义必须消除有损人的尊严的贫困，但并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就是为了获得财富。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像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把人引向一种只知道从物质方面来满足自身的“经济动物”。社会主义不是为了使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活方式更顺利地发展下去，而是旨在创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历史的选择，时代的进步。但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做到以下两点：
其一，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要忘记经济建设仅仅是手段，它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的，是为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要服务的。
其二，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不要忘记尽管经济发展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基础，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主要的手段，但为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目的还应有其他手段，因此必须让经济发展这一主要手段与其他手段相互协调、相互配合。
还须指出，在马克思主义丰富的理论宝库中，能够为我们认识和消除这三大矛盾提供启示作用的不止上述这三方面的理论。我们期望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有更多的学者在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矢”去射中国现实之“的”方面做出更加富有成效的工作。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3、304、30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8—119页。
⑥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61、36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14页。
⑩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5—86页。
(11)(12)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见《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1—22、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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