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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十分重视西藏问题，重视我党的对藏工作。他从西藏的实际出发，亲自提出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重大战略决策，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从而推动了西藏革命和建设向前发展，使西藏在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今天，我们面对已发生了巨变的西藏，重温毛泽东在西藏问题上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自元朝起就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以后一直处于历代中国政府的主权管辖之下，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在侵略我国沿海、内地的同时，也侵入了我国西藏地区。它们用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等手段，在西藏上层集团中积极培植亲帝分裂主义势力，策划“西藏独立”，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从此，围绕着西藏问题，展开了一场长期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08页。）
1949年7月，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 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之时，西藏地区部分分裂主义分子在国外反华、反共势力的挑唆、策划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驱汉事件”，搞所谓“西藏独立”。为了维护祖国统一和捍卫领土完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示新华社发表了《决不允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解放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不容有一寸土地被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之外。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的统治；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不移的方针。”
毛泽东十分清楚，“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 册，第154页。）但是毛泽东同样清楚， 西藏地方当局以摄政大扎为首的亲帝分裂主义势力，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种种“独立”、“反共”的活动，帝国主义也正在加紧策划分裂西藏的阴谋。为了打击亲帝分裂主义势力的疯狂气焰，清除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让西藏尽早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巩固祖国的西南边疆，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胆略，及时提出了解放西藏、经营西藏的战略决策。1949年12月中旬，他在访苏途经满洲里时，给中央领导和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非常有利，为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越早越有利，否则夜长梦多。（注：《中共党史研究资料》第35辑，第81页。）1950年1月2日、10日，毛泽东又从莫斯科致电中央，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的任务，并对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
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毛泽东决心已定。但是以何种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呢？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毛泽东决定采取类似于解放绥远的方式，即以谈判的办法和平解放。这样既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驻西藏，又符合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实现西藏长治久安。为此，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多种渠道要求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进京商谈和平解放事宜。但西藏亲帝分裂分子对中央政府的劝告与等待置若罔闻，并调动兵力布防于金沙江沿线，妄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以此来关上和谈的大门。面对这一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发动昌都战役。昌都战役的政治意义如毛泽东指出的，是以打促谈，“如我军能于十月占领昌都，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当然也有别种可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475页。）
昌都战役完全是促使西藏地方当局回到谈判道路上的一种必要手段，但是当时的印度政府却对此大做文章，三番五次向我国政府提交照会，说什么“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中，中国军队之侵入西藏不得不被认为是可悲叹的”，“印度政府对此深表遗憾”，干涉中国内政。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严正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549页。）“中国军队是必须到达西藏一切应到的地方，无论西藏政府愿意谈判与否及谈判结果如何，任何外国对此无置喙的余地”。（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 册，第627页。）毛泽东的这一严正立场， 表达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进军西藏，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定决心！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集团出现了分化，爱国进步力量在增长，大扎被迫下台，和平解放西藏的障碍被扫除。在中央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双方的协商和努力，1951年5月23日，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毛泽东指出，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的事业而努力”。（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第329页。）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指出：“西藏在祖国大家庭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西藏如果不参加祖国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事便不好办”，（注：毛泽东1956年2月12日同藏族人士的谈话。 ）并对企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离出去的种种图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58年6月， 针对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妄图通过发动叛乱把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毛泽东严厉警告：“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面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问。 ”（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82页。）1959年3月，这伙反动分子悍然发动了武装叛乱。毛泽东指示，彻底平息叛乱。在广大藏族人民和西藏上层爱国进步人士的支持下，不但叛乱被很快平息下去了，西藏的民主改革也同时展开，封建农奴制度被推翻，百万农奴站了起来。西藏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
1951年5月23日，即《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当天， 毛泽东在丰泽园召见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和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在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叮嘱即将赴西藏的张国华：“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这就是著名的“慎重稳进”方针，它对我党的对藏工作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为了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毛泽东特别强调请示汇报制度，要求西藏工委事无大小，必须事先请示，事后汇报。1951年12月9日， 中央电示西藏工委：“目前仍以扩大解放军和工作人员的模范影响为主……切不可急躁。应该掌握全局，长期打算，从上而下，稳步前进。西藏工委的活动，以后须随时随事向西南局和中央作报告和请示。”“随事”二字是毛泽东在审阅这个指示稿时加进去的。1952年4月8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给西南局和西藏工委起草了一个指示，重申了请示报告制度，并对西藏工委在创办拉萨小学问题上违反这一制度提出批评。指示中说：“嗣后关于我方和藏方发生的政治、军事、外交、贸易、宗教、文化等交涉、商谈和处理事件，均集中由中央解决，西藏工委直接向中央作报告，同时告知西南局。西南局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向中央提出。……西藏工委凡关与藏方发生交涉事件及对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外交事件，均应每事报告请示，方能办理。最近在拉萨创办小学一事没有报告和请示，是不对的。此外似乎还有一些事也未事先报告和请示。此点务请工委严格注意。必须认识藏族问题的极端严重性，必须应付恰当，不能和处理寻常关系一例看待。”兴办教育，从一般意义上讲是一件为当地群众着想的大好事，但由于西藏特殊的宗教文化背景，西藏的一些上层人士容易产生一些误解，将其看成是汉族加强自身的影响而削弱当地庙院宗教教育的一种手段。当然，也不排除有少数别有用心者借以蛊惑人心。 4月16日，毛泽东又以中央的名义提醒西藏工委：“在处理人民会议的过程中，必会发生许多新情况，请你们在采取每一个具体步骤时，随时向我们作报告，其中重要者，须得中央批准，然后执行。”就是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毛泽东还是不放心，生怕仍没引起重视。5月19 日，在中央给西藏工委的电报稿上，他又特意加写了一段话：“再一次指出，你们和西藏人相关的各项工作，每项均须事前报告中央，经过批准，然后执行。此点工委应向所属各机构发一严格的通知，责令遵行，不得忽视。”当然，毛泽东的担心不无道理。这年11月，西藏工委在只报经西南局同意而未报经中央同意的情况下成立了西藏农牧部。毛泽东得知后当即给予了批评，并给当时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了批示：“根据中央过去规定，我党委和军队一切与西藏人民和西藏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都须报请中央处理，不归西南处理；西藏工委和军区有些事并未遵守这一条规定。请引据规定原文给以再次指示。”（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第675页。）
为了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在执行具体政策问题上的耐心等待。毛泽东认为，由于西藏落后的封建农奴制沿袭的时间长，广大藏民的觉醒需要时间；由于反动政府的统治加上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使得汉藏间的民族隔阂相当深，要取得藏族各阶层对我党政策的信任需要一个过程；同时西藏部分上层僧侣、贵族担心我党的政策会危及其既得利益，也存抵触。因此，我们在西藏做具体工作不要急于求成，步骤要稳妥，方法要对头，一切要根据西藏当时当地的实际，“多酝酿、多讨论”，协调好了后再逐步付诸实施，“可做就做，不可做就等一等”。（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369页。）
《十七条协议》规定，西藏军队要逐步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中央人民政府在西藏设立军政委员会和军区司令部。但考虑到西藏贵族上层人士和僧俗群众对此不理解，甚至有害怕与恐惧的心理，毛泽东明确指示：暂不实行。1952年4月6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目前不要改编藏军，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暂时一切仍旧，拖下去，以待一年或两年后我军确能生产自给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再谈这些问题。”同年10月，他在接见西藏致敬团和参观团时，再次重申：“成立军政委员会和改编藏军是协议上规定了的，因为你们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们慢点执行。协议是要执行的，但你们害怕，只好慢点执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执行，如果明年还害怕，就等后年执行。”1954年10月，毛泽东在同班禅额尔德尼的谈话中，又再一次谈到成立军政委员会的问题。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些“意见还不能一致，条件还不成熟，就得拖一下，这一次不能解决再来第二次。我们准备这样做，你们也应该有这个准备。”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由于现在的情况有了变化，“西藏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而搞一个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6年4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这样， 军政委员会在西藏就一直没有成立。
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这也是协议明确规定了的，但是在何时进行这种改革的问题上，毛泽东同样非常有耐心。曾不止一次地说：西藏的改革必须征得广大西藏人民和西藏领袖人物同意后才能逐步进行，需要慢慢来，不能性急。1954年10月，他在同达赖的谈话中，针对达赖下面的少数官员急于要改革的情况，分析说，要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汉、藏人要互相了解、信任；第二，要办一些能办的事，使大家觉得有好处；第三，是要官员们和寺庙负责人赞成，至少是他们的多数人赞成，这就需要多年的工作。“不要以为中央急于想改革，我们并不是这样想的，也许在西藏的某些汉人有这个想法，就要说服他们等候，等候十年二十年。总之，条件不具备就不改革。”改革“是不能性急的，性急反倒慢了”。为了稳定西藏，中央还有意推迟川、甘、青、滇四省藏区的民主改革运动。但是1956年4 月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受邻近四省藏区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民主改革的影响，西藏工委的许多干部产生了急于改革落后的农奴制度的急躁情绪，引起了西藏贵族上层人士的不安。针对这一情况，1956年9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西藏民主改革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从“西藏当前的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上层态度以及昌都地区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来看，西藏实行改革的条件还没有成熟”。1957年2月，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进而明确宣布：“西藏由于条件还不成熟，还没有进行民主改革。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以实行的时候才能作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内不进行改革，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内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看情况才能决定”。1957年5月14日， 中央在对西藏工委《关于今后西藏工作的决定》的批语中明确了“六年不改”的政策：“从今年起至少六年以内，甚至在更长时间以内，在西藏不进行民主改革。六年过后是否进行改革，到那时候依据实际情况再作决定。”但是，后来由于西藏上层反动集团把中央的这种耐心等待视为软弱可欺，在拉萨悍然发动全面武装叛乱，中央这才采取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政策，提前在西藏实行民主改革。
为了贯彻慎重稳进的方针，毛泽东还特别要求在处理西藏事务时要注意商量办事。1953年10月，在和西藏国庆观礼团、参观团的谈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不论做快做慢，都要事先商量好了再做，没有商量好就不勉强做。商量好了，大多数人赞成了，就慢慢地去做。做好事也要商量着去做。商量办事，这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同的地方。”他还说，西藏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主要靠西藏的领袖和人民自己商量去做，中央在西藏的角色只是帮助。1954年10月，在同班禅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指出：“我们商量办事的方式是多种多样，单方面商量，合起来商量。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五次。总之要各方面都觉得可以了，妥当了，再做出决定”。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提出要“共同组织一个商量办事的机构”，“有几方面的人参加，达赖方面，班禅方面，昌都方面和进藏人民解放军方面的人都参加，共同商量办事。”同年12月11日，在同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毛泽东还特地将商量办事作为中央政府处理西藏问题的成功经验之一加以介绍：“我们对西藏的办法，可以供你们参考。我们准备在很长的时期内同西藏地方政府谈，同他们商量。关于西藏的社会改革，我们不是坚持现在一定要做，如果同他们商量了以后，他们说可以，我们做一点，他们说不可以，我们就暂时不做。”毛泽东不仅提倡商量办事，而且身体力行。他在与西藏人士的谈话时，始终以一种平等协商的姿态出现。在谈到西藏的改革怎么搞，寺庙怎么改革等有关西藏的具体事务时，他总是说，“要靠你们下决心、拿主意”，“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注：毛泽东1956年2月12日同藏族人士的谈话。）同时， 他还要求进藏工作的同志遇事要多与藏人商量，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也应坦诚相告，与藏人一起克服困难、改正错误。
几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采取这种慎重稳进的方针，从而保证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党在处理西藏事务上正确的方向，保证了我们的对藏工作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少犯错误，保证了西藏的各项工作不断前进。
对藏工作“要抓住团结的旗帜”
毛泽东清楚，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增进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至关重要。毛泽东同样清楚，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在西藏问题上，团结尤为重要。1951年5月24日， 在庆祝《十七条协议》签订的宴会上，毛泽东指出：“几百年来，中国各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特别是汉族与西藏民族之间是不团结的，西藏民族内部也不团结。这是反动的清朝政府和蒋介石政府统治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挑拨离间的结果。”现在“都团结起来了，这种团结是兄弟般的团结，不是一方面压迫另一方面。这种团结是各方面共同努力的结果。今后，在这一团结的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1954年10月，在同班禅的谈话中，毛泽东则进一步提出：“要抓住团结的旗帜”，“在团结的口号下，求得进步，搞好工作”。因此，搞好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和搞好藏族内部的团结，成了毛泽东处理西藏问题时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
毛泽东认为，要搞好汉藏民族之间的团结，最根本的是要帮助西藏发展经济，解决西藏人民的实际困难，改善西藏人民的生活，促进西藏繁荣，实现汉藏民族共同进步。因此，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之时，毛泽东就要求解放军“一面进军”、“一面修路”，“一面进军，一面生产建设”，“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以避免因解放军进藏给藏族人民造成生活水平下降。1952年4月1日，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西藏工作的方针》中，毛泽东明确指出，在西藏这样“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我们做西藏工作，惟靠两条基本的政策，争取群众，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第一条是精打细算，生产自给，这是最基本的环节，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才能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不因我军入藏，而使藏族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并争取使他们生活上有所改善。同年7月，在给达赖的信中， 毛泽东又代表中央政府承诺：“一定会帮助你们，使西藏的经济逐步繁荣，人民的生活逐渐改善。”10月8日， 他又诚恳地对西藏致敬团代表说：“西藏地方大、人口少，人口需要发展，从现在的二、三百万发展到五、六百万，然后再增至千几百万就好，还有经济和文化也需要发展。……共产党实行民族平等，不要压迫、剥削你们，而是要帮助你们，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文化。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就是要执行帮助你们的政策。……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正是在“造福西藏人民”的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和政府在西藏投入大量资金修路，并给予许多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进藏人民解放军为当地藏族群众修路、盖房子、修水渠、背水打柴、帮助藏族人民春播秋收，无私地为藏族人民办了数不清的实事和好事。
在帮助藏族人民发展经济的同时，毛泽东还重视组织西藏人士来祖国内地参观交流，以此来增进汉藏民族间的相互信任。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从1952年至1957年，有关部门就组织了12批1000余西藏人士到内地参观。通过参观，他们亲身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共产党领导下民族间的平等友爱。
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为藏族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举措，提高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心，进而增强了对汉民族的信任。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时，藏族群众看了8年，比了8年，毅然决定跟毛泽东、跟共产党走。出乎国际舆论的意料，由于藏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平叛工作迅速顺利地进行，从而确保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这就是毛泽东帮助发展西藏经济文化政策结出的民族团结硕果。
在历史上，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藏族内部闹不团结的现象比较严重。如何消除隔阂与不信任，促进相互间的团结，特别是促进达赖和班禅两大集团间的团结，就显得尤为重要。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51年，中央任命张经武为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张经武离京前，毛泽东接见了他，嘱咐他到西藏后要注意工作方法，统战上层，爱国一家。而要统战上层，实现西藏内部的团结，首先要做的是化解达赖和班禅两大集团间的矛盾，改善他们间的关系。1956年2月， 毛泽东同在京藏族人士谈话时诚恳地说：“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重要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那还是达赖为好。……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
明确了方针之后，毛泽东亲自做达赖和班禅的团结工作。建国初，达赖和班禅都还是未成年的人，但无论是接见，还是通过信件礼物往来，毛泽东对他们都十分平和、亲切和尊重。他给班禅和达赖写过许多次信，语气亲切感人，充满了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爱，也充满了人情味。他曾写信给达赖说：“我总是担心，汉人在那里和你们合作得不好，得不到藏人的信任。请你负起责任来，对于犯了错误的汉人，给他们以严格的教育，把他们当作你自己的干部看待。”为了使年轻的达赖和班禅能与时代共进，促进西藏的进步和发展，毛泽东多次以释加牟尼为例进行启迪：“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的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他当时主张普渡众生，他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就创立了佛教，为众生免除痛苦。因此，你们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他还要求国内各民族都要尊重藏族的领袖，并身体力行。1955年3月8日下午3点，达赖在参加完第一届全国人大会议正准备返回西藏，毛泽东亲自来到达赖下榻的御河桥来看望他。一见面，毛泽东亲切地对达赖说：“你就要走了，今天我来看看你。你们走的事情都办好了吗？还有什么需要我帮你解决的问题吗？”两人无拘无束地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达赖对毛泽东的亲临关怀激动不已，他说：“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是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使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报告，同时也请主席给我各样的指示。回去后有张国华等人在那里工作，我一定打开以往应付的局面，真诚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工作。”3月10日，毛泽东又去看望了班禅。就是在西藏发生叛乱期间， 毛泽东还设身处地地为达赖的处境着想，实事求是地指出达赖也有他的难处，认为达赖受周围一些人的不良影响，常常处于矛盾之中，西藏三大寺也不一定都听他的。达赖出逃时，毛泽东下令不要阻截，网开一面。达赖到印度后，毛泽东亲自掌握宣传的分寸，给达赖留有余地，说达赖是被挟持走的，盼望达赖能以祖国和西藏民族利益为重，早日返回西藏，并保留达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职务直到1964年。为了祖国和藏族的利益，毛泽东在对待和处理达赖问题上真正做到了仁至义尽。就连达赖1973年9月30 日在英国机场对《印度时报》记者的谈话中也表示：“我在自传里详论了毛泽东主席，我非常喜欢他和羡慕他。”
为了直接对西藏地方官员、贵族、上层喇嘛等进行工作，毛泽东总是设法抽时间接见西藏来京的代表团、致敬团、参观团、观礼团等，同他们进行座谈，肝胆相照，循循善诱。为了做西藏上层贵族的工作，毛泽东曾邀宋庆龄、乌兰夫、李济深等一起与西藏贵族座谈，并以他们为例，做西藏贵族的思想工作，劝他们不要恐慌，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保证他们改革后的生活比现在好，可谓用心良苦。
几十年来，由于我们党制定和贯彻了一系列正确的对藏工作的方针政策，使得一个团结、进步的新西藏稳稳留在了祖国的大家庭中。我们相信，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西藏必将同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前景更美好，更加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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