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双雄：上海、东京的现代化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东京论文,上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4-0101-（06）
东京与上海具有非常相似的城市特性，它们都是所在国家的首位城市，在经济、文化、城市建设、商业化、消费主义等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历史和现实中，也有着许多的关联，因此可以作为“双城”来比较。
一、相似的近代化历程
东京和上海，都是西风东渐后发展起来的东方大城。
与上海相比，江户（即东京）的发展要早些。1603年，德川家康在那里建立德川幕府后，城市开始繁荣起来。作为日本政治和文化的中心，江户在18世纪中叶已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在19世纪初，它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城市；到19世纪末，已经从一个封建的行政中心转变成一个近代日本的首都。
而上海，在1843年开埠前，政治地位并不突出，但在经济方面已为区域经济中心，尤其港口货运方面已列中国前茅。因棉布的兴起，上海逐渐成为运河、长江、南洋、北洋和国际的棉布运输航线的起点，成为长江与沿海航运的枢纽，成为全国最大的港口。乾隆时，沙船之景“舳舻相衔，帆樯比栉”；到了嘉庆时，已是“帆樯如栉，似都会焉”。[1] [2]
在西风东渐下，上海与东京先后进入近代城市行列。明治时期（1868～1912），东京开始热衷于吸取西方文明，莺歌燕舞的鹿鸣馆开风气之先，曾轰动一时。① 1869年，东京到横滨之间的电信线路开通了，1872年第一辆蒸汽机车开始在东京新桥到横滨之间运行。西欧的发型取代了男人们传统的发髻，硬圆顶礼帽、高领和带有裙撑的裙子成为时尚。1882年，日本第一个动物园在上野开放。通过表1，我们可以对两个城市的近代化程度作个比较。
在表1的14个近代化指标中，上海早于东京有13个，东京只在第一条铁路的运营方面领先于上海4年。由此可见，在近代化方面上海稍占领先优势。
上海与东京相似之处颇多。第一，都是本国的首位城市，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以人口为例，近代之初，东京的人口规模要远大于上海，但在1959年上海率先成为千万人口大城，目前，上海人口为1815万人，而东京为1269万人。
第二，都是商业之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京与上海都成为了各自国家的商业之都。东京在明治时期形成了著名的银座商业中心。二战结束后，特别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举办，逐渐形成多心型城市，出现涩谷、池袋、新宿、上野、浅草、惠比寿等多个副中心。有轨交通枢纽与商业的结合非常紧密，从而给市民和旅行者带来了莫大方便。开埠后，上海的近代商业随着西方人的增加而发展。上海租界时代，南京路从19世纪60年代首先崛起，以后不断扩展，20世纪初因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大百货公司的相继设立，奠定了第一商业街的地位。1900年法租界修筑乔敦路，该路后以霞飞路（今淮海中路）闻名。而徐家汇商业中心等的出现则是最近十多年的事情。
第三，较高的国际化程度。早在1608年，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曾居沪两年。上海开埠后到来的第一批外国人是军人、官员、商人和传教士。后来陆续来到的还有冒险家、走私贩、供殖民者驱使的印度、日本、越南巡捕及服务于列强的间谍特务；还有流离祖国的难民，以专长来沪谋生的普通侨民，还有志在民族独立的爱国志士、援助中国革命和进步事业的各国友人。他们形成了上海错综复杂的侨民社会。在近代，前后有50多个国家的侨民来上海居住生活，其中侨民数量最多的国家自然是一衣带水的日本，虹口至今保存着浓厚的日本风格。在近代，东京的国际化步伐不如上海。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20世纪上半叶，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吓退了不少喜欢东京而又对战争有畏惧感的国际人士。而战后，随着东京的腾飞，外国人纷至沓来，形成亚洲最为瞩目的国际化都市，外侨已达30万人，超过上海外国人人数的3倍。而上海，经过改革开放前的封闭时代后，加速国际化步伐。2006年居住上海的外国人来自152个国家，在上海就业的外国人约51，000人。他们中近90％的人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在上海的外国留学生已有2.6万人。来上海最多的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美国和欧洲人。10万外侨在虹桥古北、浦东等地，正在形成新的外国人社区，上海日侨已达到47，000人左右。
二、东京的优势与困惑
战后日本，走上高速发展的现代化道路。东京作为日本的龙头，成为亚洲高速成长的示范城市，在1980年代已被公认是亚洲最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城市。最近，英国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将东京列为世界百强城市第一名②，可见东京具有很强的优势。
作为世界级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之一的东京，其优势在于：金融规模得分仅次于纽约，比伦敦高；而在金融人才方面，其得分低于纽约、伦敦。而东京的弱势集中在金融环境、金融效率和金融国际化方面。这主要由于日本金融体系弊端所致。
东京国民素质非常高，日本人的讲礼貌、守规矩世界闻名，具有平和稳健、遵守规矩的健康社会心态。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来源于教育与诚信。
东京法治管理更加完善。依靠法律管理城市，触犯《轻犯罪法》③，可进行处罚。但日本公民特别是东京公民法律意识强，一旦有前科，是自己一生的耻辱，因此比较自律。2006年，上海发起制止乱穿马路活动，虽取得显著实效，但遵守交通秩序要成为市民的自觉行动，还有待长期的努力。在上海仍有非常棘手的乱贴广告问题，但东京并没有城市“牛皮癣”。
当然，东京高速发展之中，也出现了“东京病”，这通常是指：交通拥堵、污染严重（三大挑战：废气减少、垃圾处理、废水排放）、物价畸高、缺乏私人空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对东京的打击是沉重的。④
此外，由于日本的人口减少，老龄化与少子化倾向日趋严重。人口老龄化与低生育率越来越显示出其密切的关系。老龄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生活富裕、医疗技术的发达、社会安定。少子化问题⑤ 主要原因是未婚率上升，经济负担、生理问题、女性价值观的变化。日本人口在2005年开始减少了，当年的出生数为106.7万人，比2004年少了4.4万人；2005年死亡人数为107.7万人，较2004年增加了4.8万人。这就意味着日本社会的自然减员达到了1万人，为二战后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2005年日本的出生率只有1.25，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到2025年，日本社会的老龄人口将近4000万人，而14岁以下的孩子不到2000万。处在老龄化日本的东京，已受到并将继续受到很大的制约。
三、上海的目标：全球城市
上海的近代化进程，起步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亚洲最有魅力的大都市之一。但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被迫中断。⑥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本可以接续被战争阻断的建设进程，但上海被要求成为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计划经济的堡垒。城市的某些功能萎缩，再加上封闭与阶级斗争，上海显得缺少生气与活力，城市更加陈旧。1978年改革开放后，上海城市建设开始复苏，但发展的步子并不快。再度腾飞的起点是1990年浦东的开放，上海迈入快车道。自1992年起，上海市的GDP连续16年两位数增长，陆家嘴、徐家汇等商业中心迅速崛起，上海日益被世界所瞩目。目前，上海正在朝全球城市进军。
社会学家丝奇雅·沙森1991年出版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3]，提出全球城市应该具备的四大功能：第一，世界经济组织高度集中的发令点；第二，金融和专业服务公司的关键区位，同时，专业化服务业取代了制造业成为主导产业；第三，生产基地，包括领导产业的创新生产；第四，产品创新的市场。他挑剔地认为迈阿密、多伦多、悉尼等城市履行着全球城市的功能，但本身却不是全球城市。当然，在沙森讨论全球城市时，上海还没有资格，而经过16年的高速发展，上海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全球城市，已经成为各国城市学家和经济学家热议的话题。
上海尽管还远没有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全球城市，但其超常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特别注意。如仅仅在2005年，上海GDP增长11.1％；中国的央行在上海成立第二总部；洋山深水港开通，使上海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浦东国际机场扩建全面开始；上海所在的长三角地区城际高速交通网开始建设等。2006年上海GDP增长12％。
与东京这个全球城市比较，上海具有不少相同之处。
以金融业为例，上海金融业近几年发展比较迅猛。在金融环境、金融效率、金融国际化方面，上海虽然落后于其他国际大都市，但差距不是非常大。因此，上海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必须把握机遇、扬长避短、突出重点。目前上海的相对优势集中于金融规模上，在金融环境、金融效率和金融国际化方面，与东京的差距不是非常大。而不足之处则在于金融创新、金融风险防御和金融人才等方面。在金融规模中，上海在股票交易所交易额这一基础指标上略有竞争力。在金融环境中，上海在国家经济环境方面有很强的竞争力，在商务成本、城市基础设施方面略有竞争力；但在城市经济环境、城市开放度、风险方面不及其他五个金融中心城市。在金融聚集度方面，上海的经济总量占全国比重较低；虽在金融业占GDP比重这一指标中，上海具有一定竞争力，但CBD内金融业发展规模尚待扩展。聚集度标志是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指标或核心要素。在金融国际化方面，外资金融机构数量比重虽然大，但外资金融机构资产比重和外国上市公司比重非常小。在金融效率方面，主要问题是资本回报率过低，银行服务水平与产品有限。在金融人才方面，金融业就业占总就业人数比例较低、高级金融人才与核心专业人才数量依然不足。在金融科技竞争力方面，上海在硬件与设备信息化程度上略有竞争力，但技术推广及先进技术在日常金融业务中的使用还不是非常普及。由于日本的银行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频频倒闭，资本市场秩序难以控制，而中国政府不断向各银行注入资本，以提高其资本充足率，同时加速银行改制上市进程，从而使上海在金融效率指标中略胜于东京，但与纽约、伦敦等金融中心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上海在吸引外国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时，采取了不少积极的优惠政策；而东京则相对保守，故在金融国际化指标中，上海与东京的差距并不大。
作为从国内金融中心向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上海，人民币的国际化有待时日，有些指标尚未“达标”，低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城市，这既是常理和忧患，也是挑战和机遇。
随着上海黄金交易所于2002年10月正式开业，以货币、资本、外汇、期货、黄金、产权市场为主体的金融市场体系在上海基本形成。其中，外汇市场、银行间市场、黄金市场是全国唯一的市场。当然，上海要成为区域甚至全球性金融中心，还需要长期奋斗。⑦
与东京一样，上海正处于全球化趋势之中，城市正在不断地失去民族国家的特征。摩天大楼、可口可乐的广告、麦当劳、星巴克……拆城运动已使上海面目全非。
当然，上海与东京也有不少相异之处。
上海的独特优势，是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的影响力。20世纪30年代，上海曾是仅次于纽约、伦敦、柏林、芝加哥的全球第五大城市。
上海的另一个优势，是它的发展被列入中国国家的重点发展战略。中共十四大提出：“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计划指出，央行将“继续加快推进上海总部建设。充分发挥上海总部贴近金融改革开放前沿问题和金融市场发展动态的把握能力，积极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因此，上海出现了长期的跨越式发展。金融方面，上海已拥有中国最重要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产权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等。2006年，利率市场引入“上海利率”作为基准利率来源之一。200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很可能是全球引资最大的交易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从今年“二·二七”上海股市暴跌对世界股市的影响，可见一斑。⑧
以轨道交通为例。1995年第一条地铁刚在上海诞生，10年后已拥有轨道交通运营线路5条，总长145公里，车站95座；2006年，上海轨道客运总量达到6.31亿人次，客流规模跻身世界特大型轨道交通企业前十位。到2010年，将有11条线路、运营里程超过400公里，轨交网络规模将跻身世界城市前三位。⑨
再举住房的例子。1991年上海人的居住条件普遍比东京人要小，尽管东京人居所被欧美人戏称为“兔小屋”。但16年过去后，上海人的居住情况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发展。2006年底，上海市居民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22平方米。而东京的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只有15.8平方米。
上海还有许多不足。上海与东京的差距，主要在第二次现代化方面。第二次现代化是指知识化和信息化，其评价包括知识创新、知识传播、生活质量、经济质量4大类指标、16个具体指标（包括知识创新经费投入、因特网普及率等），还有工业增加值比重、物质产业增加值比重、工业劳动力比重、物质产业劳动力比重等4个信号指标。数据表明，2004年的中国东部地区已进入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展期，中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已经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而上海的指标为76％，虽已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与东京仍有不少差距。在财富的积聚方面，上海的差距更大，2006年，东京的人均GDP超过6万美元，上海人均GDP刚达到7000美元。
因此，我们需要加紧努力。
其一，国民素质有待提高。国民的教化、外来人口素养的提高，迫在眉睫。
其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我国的外贸总额已居世界第三，但自主创新的高技术产品在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只有2％。因此急需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形成创新的重要基础和科技竞争力的主要源泉。“上海制造”要提升为“上海创造”。
其三，文化原创力的提升。东京仍是亚洲地区流行文化的发布地和文化中心。始于1985年的世界9大国际电影节之一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东京汽车展（1954年创办）、东京动漫展等知名度非常高。其服饰研发和影响力也远远高于上海。而集中了数百家书店的东京神保町，是亚洲书业的典型。上海要迎头赶上东京，还需时日。上海一度也有过将城市建成中国的“文化中心”的构想。但这一构想胎死腹中，上海的城市文化定位降格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由“文化中心”降格为“文化交流中心”，意味着这座城市自身文化原创力的匮乏。
其四，城市更加人性化、精致，并照顾弱势群体。举例而言，上海轨道交通车站的厕所设施，无法与一个国际化大城市相匹配。在东京，盲道全是畅通的；一些地方为了方便盲人过马路，十字路口设有特定的音乐，盲人可依据音乐穿行马路。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的上海，会遇到东京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应从中得到借鉴与启示。
其五，对传统文化的保存。世界性大都市不能丧失自己的文化个性和传统。东京的古建筑保护、纪念地保护、传统民俗的保存（如“山王祭”、“神田祭”、“川八幡祭”等三大祭典，女孩节、端午节、盂兰盆节等）等，已成为市民的自觉行动。这方面，上海无法与其相比。我们需要迅速挽救正在消失中的民俗活动。
其六，城市发展的郊区化战略，迫在眉睫。这方面东京是榜样。1870年东京是一个单中心城市，从1902年到1925年，开始向多中心方向调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右，东京基本形成多中心，中心周围散布着不少副中心。我们可以从东京的郊区化发展中得到启示。例如，集中或分散都市机能，一些城市功能比如说购物、图书馆等文化教育设施，如何使这些设施集中起来或分散开来，来缓解交通压力；如何尽快着手完善市中心的地铁与郊区铁路网的建设，并通过ITS系统（智能运输系统）缓解一定的交通负担。不仅如此，东京的副中心向千叶、琦玉、神奈川的蔓延，且与邻近县市保持良好关系，也值得上海效仿。
随着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学者普遍认为，“中心性”在主要亚洲城市发生着转移。[4]（P65）2005年11月，一个半官方机构伦敦金融城公布了一份调查，按照400名业内人士指定的标准进行评估，他们乐观地认为，上海可能在数年内成为继伦敦、纽约之后世界上第三大全球金融中心[5]。浦东的优势已得到公众的认可，陆家嘴不仅城市基础建设和环境设施配套齐全，更重要的是诚信体系已逐渐完备，并且可能借助2010年的世博会出现持续高增长。
笔者以为，与东京相比，这些学者之所以更看好上海，最大的因素，恐怕是上海的背后是一个正在高速发展中的13亿人的中国。尽管如此，上海仍可以从东京的发展中汲取经验与教训，这是十分必要的。
注释：
①鹿鸣馆建于1883年，地处东京的日比谷，是上层人物社交的场所，他们在这里仿照西方国家的生活方式进行活动。1887年，首相伊藤博文专门在鹿鸣馆举办了有400人参加的大型化装舞会，还在自己的官邸举办化装舞会，将欧化之风推向高潮。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鹿鸣馆时代”，把这时的日本外交叫做“鹿鸣馆外交”。
②该项排名按照购买力平价（PPP）原则，纽约、洛杉矶分列第二、三名。
③日本《轻犯罪法》规定34项轻犯罪，如：暴露身体，夹塞插队，学位、职务、资格等造假，谎报灾情，乞讨，偷窥，吐痰和随地大小便，妨碍别人通行，携带凶器，给人造成干扰的流浪者，公共场所骂人和打人，破坏公共照明灯，救灾时不合作，进入他人土地等。均可处罚。
④日本泡沫经济爆裂的原因一般认为是，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破裂，金融系统因而出现一系列问题，银行停止提供贷款导致总需求暴跌，消费者和企业丧失信心，使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难以转变为内需拉动型经济增长等。
⑤人口学上，将出生率不到1.3％的国家称作“超少子国”。日本2005年出生率为1.25％，且连续3年在1.3％以下（日本《2005年版少子化社会白书》）。
⑥在“一·二八”、“八·一三”事变中，上海两次惨遭日军炮火蹂躏，尤其是闸北，两次淞沪之役均为中日两国鏖战前线，数十年的建设成果顿时化为乌有，所受创伤之重为全市之最，“八·一三”战争后，境内建筑更是十不存九。
⑦一般认为，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必须符合这些条件：每日外汇成交额不少于100亿美元；外资银行和代表处不少于100个；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代表处不少于200个；跨境银行间同业债权和负债均不少于1000亿美元；海外银行贷款总数不少于200亿美元；不少于200家的外资公司（包括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选作区域总部所在地。
⑧2007年2月27日，上海股市下跌8％，当天，香港股市下跌1.8％，新加坡下跌2.3％，印度下跌2.5％，日本在当日微跌了0.5％，但在星期三上午则下跌了3.56％，韩国也下跌了4％，欧洲股市在当日跌去了2.6％，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3.3％，加拿大股市的下跌达到10年来最大跌幅，土耳其股市下跌4.5％，巴西股市下跌近6％，各国舆论指出：“中国股市影响世界，这似乎是第一次。”
⑨据英国某公司排名，东京地铁在世界上排名第五位：每年输送28亿人次，共有282个车站，列车到各站的时间十分准时。具有国铁、地下铁和东京都营铁路等立体交通的东京，其公共交通仍超过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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