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成瘾：能动性问题与自发性行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行为论文,性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5.04.007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5)04～0045～09 一、前言 一般来说，成瘾是指个人对某一特殊活动或者行为产生的重复性的强迫或渴望，即使已知这些行为会对个人健康、精神状态和社会生活造成伤害，仍然重复。华莱士认为，“在这种普遍形成的理解当中，成瘾被认为是对某一行为产生的敏感、另类冲动下的长期意向性条件”①。从现象上看，成瘾可分为行为成瘾与物质成瘾。前者主要是对自身的某种行为产生了不可抗拒的欲望(如终日沉迷于赌博、毒品或网络等)，而后者中最常见的是滥用药物。美国社会学家巴伯提出：“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称作‘药物’，这些所谓的药物反过来也确实具有大量的、各种不同的心理和社会功能，所以几乎所有的药物都会导致滥用成瘾。”② 除去这些对成瘾的一般定义，医学科学也提供了他们对成瘾的看法。海曼认为当下的临床定义主导了成瘾的文献③，这些定义将成瘾与疾病画等号。例如，贝蒂娜儿迪-昂格朗将成瘾描述为“持续情绪作用下的物质或行为的改变，且不论后果”④。美国成瘾医药协会将其解释为由于神经系统损害所导致的行为。如此看来，成瘾包含欲望或冲动，确实与疾病极为相似。但是，我们应当清楚的是，现如今，人们对于“疾病”的定义依旧模棱两可。多数哲学家因此认为神经生物学对于成瘾的解释是不明确的，因为成瘾的系统分类是有问题的。福迪和撒维斯勒库认为，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源在于成瘾行为异常的这一假设尚未言明，“基于这种假设之下，每一个神经基底都被视为成瘾行为所独有”⑤。例如，马尔科姆·霍恩就认为“成瘾之所以被定义为疾病是因为它会导致病理……[因此]如果说高血压是疾病的话，那么，同理可得吸烟也是一种疾病”⑥。如此对疾病的理解，显然是片面的，因为很多行为都会导致病理，但却没有被当作疾病。此外，霍恩的描述似乎过于简单化，因而可能会导致问题逆行。比如说，人们会认为饮食和锻炼也是一种疾病，那是因为，正如吸烟一样，过度的饮食和锻炼同样会引发病理。 华莱士区分了暂且能算作是成瘾的四种欲望特征：首先，欲望通常具有回弹力：“当它们未被满足时，它们会在一段时期内，周期性地存在或者攻击我们，将我们与反复思虑之后的决定分离，从而去想象满足它们以后带来的价值”⑦。其次，欲望作为经历，通常伴随不寻常的紧张，包括受强烈的情绪影响，被驱使或强迫着自己去满足它们，即便是有悖于他更好的判断。再次，欲望达成，则满足感上升；反之，欲望失败，则被不安、痛苦占据。最后，这些欲望的敏感性通常都有一个心理基础，两者是可以联系起来的，例如，个人大脑中的反馈系统变化是由对某一特定物质的反复消费所引起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特征不能被视为判定成瘾欲望的明确标准⑨。这些有关欲望特征的阐述充分地描述和解释了成瘾作为一种现象，是有别于欲望的。但是，它们并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成瘾者感到自己被强迫着投入到一种特定的活动中，并且缺乏一种力量去做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在尝试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理论：意志模型与疾病模型⑩。 二、成瘾的意志模型与疾病模型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意志模型 意志模型认为，成瘾者使自己陷入成瘾的行为是因为其意志力薄弱。这一理论认为成瘾者自身的某些部分希望可以戒除成瘾，但却碍于个人的意志没有坚定到足够去克服诱惑带来的直接欲望而无法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成瘾者是失去了对自己行为的掌控力。意志模型认为成瘾者不能戒除自己对药物的依赖性这一点就例证了他们无法掌握控制权，成瘾者总是希望自己可以远离成瘾痴迷。此外，有关于意志解说的另一些观点还认为，由于缺乏自控能力，他们感受到自己的热情被压制，身处牢笼之中。 现在有很多种方式理解自控，霍尔顿和舒特将控制论分为三种(11)：第一，具有自控能力的人通常能够依据自己的意愿行动。第二，自控指人们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并且能够将想法与行动相统一。第三，自控指个人能够依据自己的目标完成事情。据此，一个成瘾者似乎满足上述所有的自我控制论，成瘾者的行为也因此成为缺乏自控能力的典型例证。所以，一个人是不受其欲望控制的。意志模型将缺乏自控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意志力不坚定。 (二)疾病模型 当意志模型将主导力量归为意志以及由意志对行为引发的影响时，疾病模型的观点恰好相反。这一模型认为成瘾是疾病的一种，是大脑运作过程中出现的故障，导致成瘾者投入某一特定的活动。对于疾病模型来说，个人行为并非出于本人选择，而是出于强迫。艾伦·莱什纳认为成瘾者的行为是由特定活动或者对特定物质消费引起的大脑改变的直接结果。相比正常的理性行为，他们的行为更像是条件性反射。大脑中存在一些正常的诱因程序，但这一程序某种程度上被大脑中特定活动、特定物质的慢性的、持续的运作改变了(12)。 针对这种观点的论证，有一个反对性意见，即认为计划和想法皆为觅药过程的一部分。海曼宣称，“并不是慢性的大脑变化改变了诱因的程序，事实是，药物直接刺激到了大脑兴奋的通道，从而导致正常的诱因程序拥堵”(13)。这么看来，这一模型似乎破坏了其他诱因程序。它并没有考虑到诱因并非仅仅由大脑运作决定，换句话说，就大脑功能本身来看，它并不能独自决定诱因过程。 此外，尽管疾病模型考虑到了药物的使用，但是它并未将药物成瘾与其他形式的成瘾，例如慈善成瘾做清晰的区分(14)。海曼认为，“成瘾性的药品侵入脆弱的个体，侵占了强有力的机制，使与生存相关的目标发生了作用”。这是因为不同的有机物，包括人类，通过积极的生存因素，如食物、安全和交配的机会去追寻目标；这些目标充当“回报”的角色。回报被理解为愉快的和有动力的(它们是被渴望的)。正如这些以目标为导向的行为倾向于去提高时间进行中的频率，进而达到高效，结果是大脑演变成了几个专门的机制来扩大有机体接受回报的能力(15)。舍恩鲍姆认为有一些机制提供回报的内在表征，然后把它们分成相对的价值，与其他可能达到的目标相比较，这些机制基本上基于前额皮层(16)。还有一些机制允许有机体去学习，做出相对有效的、自动的、有顺序的行为去获得反馈，这些都基于背侧纹状体。 更何况，没有科学研究直接将服药人群的神经系统变化与那些习惯于吃某一类食物的人的神经系统变化作对比(17)。正如福迪和撒维斯勒库所示，每一个由药物成瘾所导致的影响，如兴奋、陶醉、惯性，甚至成瘾还会由一种正常的行为引起，例如吃甜食(18)。当一些人品尝到某些美味的食物时，他们会感觉到一种非条件反射的内啡肽的释放(19)。明白这些变化的人就认为这些内啡肽与海洛因一样绑定在大脑的类鸦片感受器中。与海洛因类似，这些运作会在大脑反馈中心产生类似镇痛剂的感觉和多巴胺的释放(20)。由此可得出，药物成瘾过程与非药物成瘾过程是一样的。因而，疾病模型犯了哲学上的决定论，剥离了人们的独立思考。 (三)意志模型与疾病模型存在的问题 可以看到，在这场围绕成瘾展开的意志模型与疾病模型的辩论中，两个模型在对“能动行为和自发性行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哲学问题的看法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能动问题上，意志模型认为人的意志或精神特征是自主的，且某种意义上独立于人的物理属性。依此观点，人的能动性问题是对信仰和欲望的反应，不需要与物理的大脑状态相联系。相反，疾病模型意在突出物理特性的重要性，精神表达是取决于物理特性的。依此观点，人的能动性问题就是物理特性的反映，并且物理特性能够进一步强调和决定个人的精神表达。有关自发性行为的本质，意志模型认为，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人们是可以自由施展他们的意愿的，也就是说，自发性行为是可能的。疾病模型主张人们的行为由物理过程决定，所以任何形式的自发性行为都是受限制的，或者说是受控于这些物理过程的(21)。 这两种解释似乎都没有抓住成瘾者本身的现象证据。意志模型认为成瘾者完全把责任推给外部条件。此外，它宣称成瘾行为并不是无法抗拒的，如果成瘾者意志足够果断，就可以直接放弃。疾病模型，尽管不会责备成瘾者不能放弃成瘾行为的无能，但是它会将成瘾者归为大脑活动过程的受害者。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看，过于绝对化，并且认为个人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下。那么，在对成瘾的分析中，是否可以找到一种方式融合成瘾者的现象证据，同时汲取上述两种理论的重要观点来共同论证呢? 成瘾可以被理解为意志和欲望之间的一种搏斗。然而，由于成瘾物质和成瘾行为的持续作用，大脑正常运作的程序中断，成瘾者的意志是脆弱的，并且不能够独立地做出思考之后的决定。这表明人的能动性问题是复杂的，不应该简单地做二元划分。因此，依据物理和精神将能动做二元划分是不合理的。尽管如此，二者仍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密切配合的形式，对其中任何一者的损害会扩展到对整个人的损害。也就是说，自发性行为尽管是一种精神过程的活动，但是仍然有赖于物理过程去实现。 因此，为了解释为什么特定方式下的能动行为有悖于个人更好的决策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弄清能动行为是否真正出于自愿并且清楚地表达了自发性行为的本质，能动是精神过程还是物理过程。为此，我们将借用亚里士多德对能动性问题以及自发性行为问题的看法，对成瘾进行阐述，也对上述两个模型予以整合。 三、从能动性问题的角度看待成瘾 能动性问题的核心在于弄清楚是什么在一个人的身体中占据掌控位置。亚里士多德在他的灵魂论中也讨论了能动性问题，他认为人的灵魂是生命的准则，同样也是人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针对亚里士多德灵魂论的解读也是众说纷纭，主要分为两派：一派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解读为灵魂作为属性；另一派将其解读为灵魂作为物质。 对于亚里士多德灵魂观的恰当解读，可以帮助我们从现象证据的角度理解成瘾。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特征归为专门的物质，同样特征也归为专门的属性(22)。一个兼具多方视角的解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成瘾的本质。当然，属性和物质的区分避免了疾病模型中的还原物理主义，同样也帮助我们在物理过程与精神过程中建构一个桥梁，更好地诠释能动的含义，并且承认二者作用下的现象证据。这个观点较之于前面两个极端论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强调了存在于人体中的斗争；欲望与物理性质之间的斗争以及精神过程下产生的思维影响都不同，并且独立于身体上的影响。 在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中，他尝试去定义所有生物的生存准则(23)。灵魂似乎回答了亚里士多德的这个问题。然而，亚里士多德在依据他的形式质料说阐述灵魂以及人的心理时，将灵魂展现为人的存在形式。形式质料说认为所有的物理实体都依据它们的物质和形式来分析。一个物体的物质由它的组成材料决定，形式是物体的属性。例如，如果说青铜是一个青铜球体的物质，那么圆形就是它的形式。这也就导致了“当代关于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分为两派：属性论，将灵魂理解为属性；本体论，将灵魂理解为物质(property)”(24)。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观较为恰当的解读是，灵魂应该同时具有属性和物质。 (一)属性论 格兰杰认为，属性论对于身体与灵魂的理解有两个主要的部分，一是依据在亚里士多德灵魂观中认为的拥有器官的自然身体的“第一实现”(first actuality)，二是他依据形式-质料说对身体与灵魂的解读(25)。在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思想中，他的心理学被普遍认为带有属性论的形式(26)。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离开身体之外，自己就不是身体，它是一种属于身体的东西。因此亚里士多德论证灵魂是独立于身体的存在，且不是脱离于身体主体去自我维持的存在。而且，灵魂对于一个有生命的身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属性论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亚里士多德将灵魂定义为拥有器官的自然身体的“第一实现”，认为“灵魂是更倾向于知识的承载；因为人不论是沉睡还是清醒，都有灵魂在场；清醒是对知识的运用，沉睡是对知识的承载。那么现在，在同一个人中，承载知识更胜一筹，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灵魂是有生命的自然身体的第一实现”(27)。 对于属性论者来说，亚里士多德的论述表明什么是“意向属性”(dispositional property)：“特定情境或特定活动中某物具备的运用和表征的能力。”(28)用一把斧头和一只眼睛的例子来解释，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说明自然存在中，灵魂是意向属性。他认为，第一实现是“能力”或者“力量”，例如眼睛能够看见，斧头可做切割。同理可得，灵魂也是一种决定性的属性，是每一个自然存在物的表现形式。 然而，也有观点认为，亚里士多德在定义灵魂作为第一实现时并非意在将灵魂等同于一系列的能力(29)。可以说，将灵魂定义为一系列的能力与将其定义为第一实现，两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形式不仅是决定性的因素，它同样是变化的准则(30)。 然而，属性论不同于意向条件。实体论认为性情、能力或能力的形式都属于“那些正在发生的非意向的一种基础的特性，称为范畴性质”(31)。阿姆斯特朗认为，这些特性是性情表征中的随机因素。如，糖在水中的溶解度取决于糖作为一个晶体的范畴特性。如果没有这些特性，正常的性情将难以被表征(32)。这种属性论似乎减少了所有形式之外的物质特性的因果关系。尽管物质在一个特定物体的形成中承担一份角色，但该物体的形式也不能完全由构成原因的级别降到毫无关系的旁观者的角色。 就成瘾来说，这样的解读是疾病模型的潜在观点。将灵魂理解为一种属性也许会造成对能动内涵的理解困难。那是因为这一解读的言下之意是成瘾与自己的能力无关，并不是自己造成的。这也就会被进一步地理解为，自发性行为是虚幻的，因为大脑中的物理过程是唯一决定意志过程的。这样的理解是反直觉的，强调了意志的思维能动。综上，灵魂“属性观”根本上与物理主义学派相一致，存在着同样的隐患。 (二)本体论 对亚里士多德灵魂观的第二种解读是本体论。这一解读将意志呈现为一个自主的实体，能够脱离身体存在和运作。简单来说，本体论认为灵魂或形式是本体或实体。有关本体论的这一观点，最有名的来自于笛卡尔，将灵魂视为脱离于身体的存在。格兰杰认为，“笛卡尔的观点是形式或者灵魂是一个无形的存在，独立于物体的每一个部分，以及每一个物理身体，是以自我单独存在的物质”(33)。当代著名本体论家威金斯认为，灵魂与身体指示不同的物质(34)。尽管本体论的观点如此，灵魂也不是独立于身体之外的物质。然而，格兰杰表示，本体论的核心并不在于亚里士多德将形式推举为物质，而是“在他的实体论中，将形式作为一个卓越的实体，作为‘存在’起着重要作用”(35)。如其他本体论家一样，弗雷德认为，一个属性论者将亚里士多德解读为，形式仅仅是物质的一个属性，本体论上低于物质，这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反(36)。弗雷德等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们对物理主义的错误理解，即承认精神属性并且只允许物质存在和主体存在。对此，格兰杰纠正道，本体论者的确承认物质而非属性是物理主义的决定形式，这也是本体论讨论的核心问题。这就显示了既然意志有能力去产生其他事情(身体)包括它自己，它的本体论价值就是高于身体的。 尽管这样的解读看上去似乎解决了属性论存在的一些问题，但同样也引起了另一些问题。将灵魂理解为独立于身体之外的存在，无疑是把身体仅当做一个受体，且突出了它对意识的影响。大脑作为意志的温床(没有被消解)(37)，任何损害都会导致精神过程被破坏。精神病患者就是这一观点的例证，例如滥用药物者以及大脑受损的人群。正如克里斯蒂安·佩林的观点所示，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必须与神经系统科学相互联系(38)。基于这样的分析，在以往的讨论中，将灵魂单独视为物质还是属性这一难题似乎被忽视了。了解这一问题，在我们探寻成瘾问题的同时，也深化了我们对能动性问题的理解。 (三)灵魂作为属性—物质(property-thing) 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作为属性做了一系列的阐释，论证符合属性论的视角。虽然如此，仍然能够找到例证证明亚里士多德将灵魂理解为物质。格兰杰认为，“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总体上是披上了属性论的外衣，但是在他谈论身体与灵魂的关系时，仍然可以感觉到强烈的本体论色彩，即认为灵魂与形式，二者作用于身体是有一种偶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更像是一种能动，其中一个作用于另外一个。在整个运作中，灵魂运用它的能动作用于身体，让外在呈现一个它所希望的样子”(39)。亚里士多德称其为“积极的灵魂”与“消极的身体”，以此来阐明身体与灵魂之间的能动关系。他将灵魂视为一个能动者或参与者，将它的影响作用于物质的身体。亚里士多德的活跃意志与笛卡尔的灵魂观有着相似之处。这一部分的灵魂、心理，是独立于身体的、自发的。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心理是物质的特殊表现形式(40)。所以，对于灵魂既为属性又为物质的这一解读将灵魂表现为自发的、自主的，并且是作为一种意向属性存在。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意向性属性存在于灵魂的消极部分。灵魂取决于物理属性与身体进程。 人的能动性问题应该被理解为精神进程与物理进程的结合。尽管在两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精神进程似乎占据上风，但是通过心理的传输，物理进程在决定与影响人的行为时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尽管精神进程是自发的，它仍受物理进程的影响。此外，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精神进程是物理属性的最直接的表达。对于人体来说，尽管活跃的意志能够激发和影响行为，但是物理进程的损害也会改变活跃的意志带来的影响。因此，以这样的方式理解人的能动性问题不仅可行，还帮助我们在哲学理论与成瘾本质的科学研究中构建了桥梁。 四、从自发性行为问题的角度看待成瘾 那么，成瘾者是否可以自由地支配行为?其参与的成瘾事件是出自自愿吗?成瘾者会感觉一种强大的推动力促使他们去执行特定的行为，这类人发现很难抗拒这种推动力，并且为了避免欲望未被满足所可能带来的失落感，他们不得不去执行。从疾病模型的角度看，这样的内心搏斗与难以抗拒揭示了一种强迫性的精神紊乱，最后究其根源还是大脑的功能障碍。所以，个人并非属于他自己，而是被“疾病”强迫去实施特定行为。相反，意志模型认为成瘾者的行为是自发性的，成瘾者存在最低限度的自发性行为。也就是说，大脑回馈系统的中断是心智在正常思维引导下做出决策的主要障碍。不同于其他形式的意志薄弱，成瘾对于意志的要求更甚，这是因为它造成了回馈系统的中断。亚里士多德有关意志薄弱的解说似乎让这一结论易于理解，他的意志薄弱观为解读成瘾的原因与过程提供了媒介。介于成瘾模型与意志模型之间的一个中间观点揭示，不论是物理伤害还是精神伤害都是成瘾形成的原因。 亚里士多德关于积极意志或心理的讨论为我们揭示出灵魂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积极的意志会被认为是自主的并且独立地存在于灵魂的其他方面，但它仍然是通过心理与其他所有部分相互作用。尽管心理保持高度的自主与能动，它仍然不能独立于身体存在。因此，它引起其他部分包括它自身实施特定的行为。现在，基于对身体与灵魂这样的构成，我们如何给一个成瘾者定位呢?疾病模型或许会说，一些物理大脑的属性影响了心智，使其无法影响个人在针对特定成瘾时所做的行为。而另一方面，意志模型会例证，正是由于大脑中物理属性的受损才影响了心智。然而，意志模型认为心智仍然有能力拒绝受损身体所带来的其他受损，即个人仍然能够拒绝成瘾带来的诱惑。两方阵营的共同点是，成瘾者的意志都可以参与运作、思考以及做出决定。然而，心智却不能将这样的选择转换成相应的理解。两个阵营的不同点在于，在理解意志引导这一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心理学及哲学针对这一失败解释为意志薄弱，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论证意志薄弱的概念。 意志薄弱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际问题。在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中，苏格拉底表示“没有人是心甘情愿地去做错误的事情”。严格来说，意志薄弱并不算是一种行为，但却是一种性格特点，“它缺乏一种对于力量或者能力的掌控力，即自我控制力”(41)。然而亚里士多德并不用意志薄弱来限制那些完全缺乏自控的人，“他认为自控和不能自制是那些超出大多数人性格特征的部分；自制的人较之不能自制的人更加能够遵守自己的决定”，因此，意志薄弱是一个相对论。 基于这样的理解，迈乐果断地将意志薄弱分为以下三种特征：第一，“意志薄弱和自控并不是性格的全部”(42)。比如，在饮食上能够自我控制的人，或许在婚姻或者性生活上意志力薄弱。艾米丽·罗蒂同样将意志薄弱描述为具有“地域性特征”(43)。成瘾的两种模型也都认为这样的特征在成瘾中较为常见。因此，成瘾并不是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得意志薄弱。 第二个特征是意志薄弱者的行为与能动者的最好判断相背离。上述两种模型也都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尽管成瘾者屈服于他的成瘾行为，但是他的判断、决定与其本身行为相离。这通常是在一个人已经染上成瘾之后发生的事情，一个成瘾者明白自己不应该在特定的时间去实施成瘾行为，但是仍然为之。 第三个特征，迈乐表示，这一特征，“不同于能动者最好判断，不能自制是自由的、无目的的行为”(44)。但是，并不是所有与最好判断不同的无目的行为都是意志薄弱。迈乐认为，一些行为是被强制的，这是疾病模型在阐明药物成瘾时想要表达的重要观点。疾病模型认为，成瘾者是被强迫的，尽管他们是有意与正确的决策不同，但是那是由于其中存在的疾病迫使他们这样行为。意志模型认为，成瘾中这样的强迫并不会决定行为，因此，它不是造成成瘾的必要原因。这也是两种模型针对自发性意志以及意向性的分歧所在。那么，如何既违背最好判断，又让自发性行为变得可能呢? 亚里士多德将冲动与自控能力较弱做了区分。他认为，我们的刻板印象通常会认为后者较前者占的比重大。作为一个现象，与正确决策相悖的自发性行为是由欲望和情感引起的，也就是说，有一些人较之其他人更加容易屈服，是因为他们长时间以来一直都缺少能够约束自我的准则。拥有一个强大的意志对于抵抗诱惑非常重要。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毫不犹豫地谈到意志薄弱会有意无意地形成伤害。如此说来，意志薄弱者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并且所做是错的。由于缺乏自控，他们难以将事情的正确思考与决策转换成动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这是由于缺乏足够的认知。如萨拉·布罗迪认为，这些人是“无意识的或者是精神恍惚的”(45)，并且他们认为如果决策正确，就没有必要再考虑。 另一方面，他们现有的认知似乎不会对他们的选择起什么影响。因此，“它并不是或者不全是积极的义务(因为如果他们完成了，反而会感到羞耻)”(46)。这一类人的认知不足以运用到实际，因为其不能够影响他们做出什么改变。亚里士多德是一个侧重于行为的人，他认为认知的关键点在于，意识到应该做什么就去做，不要去和过去做过什么作对比，然后感到羞耻。意志薄弱者不能从一般转向个别，并且用于他们自己的情形，这样的失败是缺乏约束力导致的。亚里士多德认为，适当的训练与性格特征的构建是让意志成为行为的正确推动力的基本条件。 那么现在，成瘾者就能够自由地在成瘾行为中发挥自发性行为了吗?成瘾被认为是意志薄弱的一种案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它或许会被当成意志与身体/欲望之间的搏斗，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思维的力量与激发行为的能力。属性论与本体论在诠释灵魂时并不会互相排斥，这就表明，除去身体的物理进程对灵魂的影响，灵魂保留了它的能动以及影响身体的能力。有关激发行为的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华莱士的欲望压力理念。这个观点倾向于休谟将激情观视为激发行为的因素。欲望被认为是由任何随机力量引导，我们作为主体，决定了结束表演的行为(47)。这样的理解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它剥夺了个人自我决定的权利，能动被描绘为在那种情形当中的主体被动地去实施行为。这一观点与能动性问题的现象证据和自我决定相悖。 意志薄弱可以解释某些形式的成瘾，但不能被视为对所有成瘾行为的唯一、专门的解释。在大多数文献中，意志薄弱被解释为“不合理性的范例，只是因为存在于意志薄弱者或意志薄弱能动者的态度中的明确的、不连贯的类似逻辑的形式”(48)。同样，也有其他一些属性，如思维、诱因与行为之间的联系。思维或许不是诱因的唯一原因，个人也不是仅受理性进程的影响。有一些事情或许是不合理的，但是它对个体的影响仍然多于思维对个体造成的影响。 综上所述，成瘾可以理解为：是意志薄弱的一种形式，是一个人无法将思维进程转换成行为，这种能力的缺陷会导致大脑回馈系统的中断。就成瘾者本身来看，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和思维或许不足以构成强大的诱因来强化他们的意志，抵抗对成瘾事件的诱惑。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治疗成瘾的方法对外部诱因非常重视。 五、结论 本文主要在两种主导的成瘾理论(疾病模型与意志模型)之外提出了一个中间性观点，将成瘾主要视为一种意志问题。尽管它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强迫症，但是成瘾行为确实改变了大脑的回馈系统。虽然这种损害并不影响思维进程，但是这让个人心理将思维决策转换为行为变得困难。因此，为了让脆弱的心灵变得完整，有必要引出另外一种动机，不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 这样理解的成瘾避开了两大理论的主要问题。与两大理论观点不同的是，这个观点首先抓住了成瘾者的外部的现象挣扎；其次，避免了还原主义论。因此，这就显示了人的行为并不是由单纯的物理大脑进程决定，然而，同时又承认大脑进程在心理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尽管它们并没有起到功能上的作用。大脑进程的任何中断，都会影响心理需求和思维活动的实行。这一观点除去上述涵盖的对理论的增进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可行之处，体现在成瘾者与他们行为的道德价值中。 考虑到意志模型与疾病模型对成瘾的定义，很容易将成瘾者与责任感做二元划分。如华莱士所说，“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有时会传递出这样的观点，即有两种基本的选择，成瘾行为不是被视为完全的自发性行为，就是被认为是疾病引起的症状”(49)。意志模型与疾病模型分别主导了上述观点的一部分。对此，本文提出的中间性观点承认了思维能动能力不仅是复杂的，还同样适于各种形式的发展(50)。依据文中给予的定义，成瘾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潜在的被缩小的责任感”的条件。尽管一个成瘾者可以自发地行动，他心理的受损也将他置于一个易受伤害的状态，人也就因此进入到一个灰色地带，那些平常使人感到责任感和有价值的力量也在下降。在针对是否有责任感这个问题上，并不建议一定要给出一个是或不是的答案。而且“在由成瘾引起的现象与规范性问题上，似乎都对内在困难做出了恰当的反映”(51)。或许我们会认为成瘾者是责任递减的，但是如果说成瘾冲动足以诱使人犯罪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心理的受损不会让人在冲动面前变得毫无抵抗力，这种递减责任感的行为表现会被视为“利己主义”，直接与成瘾物质或行为本身相联系(52)。鉴于上述的困难摆在眼前，对于责任感这一问题，同样很难给予一个答案。 本文陈述的观点可为改善成瘾行为提供参考。首先，证明成瘾行为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人们抵抗特定欲望的能力，帮助我们了解成瘾者的困境，“帮助我们脱离对问题简单说不的幼稚的解决方法，进而遵循关于自控的系统阐释以及社会支持，相信它们可以克服迫切的冲动”。而且，本文的观点可以反驳另外一个关于成瘾者的解释——将他们仅仅视为大脑物理进程的牺牲品。将成瘾行为理解为一种关乎意志的问题，也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对待成瘾者。成瘾者作为能动者，是能够思考并做出选择的，“这也帮助他们建立强大的自我”(53)。依此类推，帮助他们不仅在特定的情形下压制住自己的欲望，更努力致力于长时期的自我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