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发展型的社会政策——“科学发展观与社会政策”笔谈——科学发展观的“中国经验”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中国论文,政策论文,社会论文,笔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经验
中国目前的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增长周期，在这样一个关键的发展时期，中共中央关于“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中国社会学者智慧的挑战：科学发展观内涵的明晰和丰富，以及它的落实都需要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的社会学者在对中国经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一切都根植于“中国经验”的特殊性。
为什么这样说？对社会学来说，协调发展本身并不是什么新思想，社会学建立的160多年来，经典的社会学家都在反复地重申这个主题：协调、秩序、进步等等。在社会科学中，社会学的追求“协调”、经济学的追求“均衡”、法学的追求“公正”、政治学的追求“合作”，这都是一贯的学科理念，与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协调、均衡、公正和合作，绝对化的协调、均衡，会沦为缺乏激励和活力的平均主义；在很多情况下，发展的突破和超越，恰恰是打破原有的所谓协调和均衡。中国的改革开放，引入市场机制，打破“大锅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都是要破除绝对平均主义，增加激励，加快发展的速度，甚至是超常规的发展。然而，这种超常规的发展也带来新的问题，就是新的失调和失衡，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是严重的失调和失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说科学发展观里的重要价值，它的内涵的精髓，来自“中国经验”的基础。
现在的一个现象是，国外的多数学者比国内的学者似乎更看好中国的发展，认为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遏制的趋势。但国内的学者接触现实问题比较多，其经验感受远远超出GDP的增长率，更容易对诸如中国的就业、收入分配、城乡差距、社会保障、腐败等难点问题忧心忡忡。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13亿人口和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是不同的量级。很多事物的通行发展规则，放在13亿人口的基数上都会发生新的变化。对一个人口小国来说的辉煌成就，除上13亿人口也许算不上什么，而任何微小差误乘上13亿人口，可能就是天大的问题。比如GDP的增长率，由于中国目前每年仍净增长800多万人，中国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1/30左右，所以，相对于日本经济增长2%的数字，中国经济增长8%，尽管有“崛起的中国、沉没的日本”的说法，我们自己不能飘飘然。艾滋病、出生婴儿性别比失调这种看似不大的问题，对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都有可能演变成大问题。
以上说的都是强调“中国经验”的重要性，中国经验将来肯定会改写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理论，会修改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一些既有规则，至少从我的专业社会学来看是这样。这是因为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超常规发展，提供了很多超出我们一般所说的“常态社会”的新经验。
长期以来，社会学的主流，就是研究“常态社会”，即认为在常态的情况下，社会的变迁是按照一定的既有规则进行的，即便是社会的变革和转型，也是长期变化积累的结果。社会学的主流思想，是坚信人的理性力量和社会发展的有序性，认为在社会发展领域不存在无法追寻因果关系的“裂变”和“突进”。所以，即便是专门研究社会问题的“越轨社会学”、“灾难社会学”等等，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角度来考虑。社会学以往对失业、人口过多、贫富差距、贫困、疾病、犯罪、教育短缺、社会保障不足、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的研究，也都是从“常态社会”的假设出发，把这些社会问题视为“常态社会”秩序的“失范”而已。
而且，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国际社会学界也被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所笼罩，从贝尔(D.Bell)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托夫勒(A.Toffler)的《第三次浪潮》到卡斯特(M.Castells)的《网络社会的兴起》，都在描述一种信息社会的令人振奋的前景。人们一直相信，我们对自然的征服和对社会的控制，将是一路凯歌的，新的技术进步将会自然解决那些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当然，国际社会学中过去也一直存在着悲观主义的危机学派，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正当西方发达国家陶醉于高增长、高消费的“黄金时代”时，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一些学者从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角度，发出惊世骇俗的警告。近年来也有从文化角度提出预警的，如亨廷顿(S.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福山(F.Fukuyama)的《大分裂：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但这类危机的判断，常常被学术界主流排除在“规范研究”之外，人们普遍认为，类似的危机预言，虽然轰动一时，但多少总有点危言耸听的味道，而且，那些问题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因为人类的理性战无不胜，煤没有了我们有石油，石油没有了我们还有核电。直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贝克(U.Beck)和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s）通过“规范研究”提出“风险社会”(risksociety)理论，国际社会学界才开始认真地思考，我们是不是真地面对一个新的不同于传统“常态社会”的“风险社会”。但国内社会学界，由于大家集中关注快速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开放中的发展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反思“风险社会”理论对认识中国发展阶段变化的意义。
“中国经验”这个概念，对于真正理解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意义非常重要。从“中国经验”出发，我们才能真实地了解中国发展中诸多社会风险的临界点在哪里，这些临界点单凭既有的规则是推论不出来的，而不顾前提条件和约束，单从原则推论出的结论往往会是虚假的。比如说贫富差距问题，规则中有一条是差距随发展先扩大后缩小的库兹涅茨(S.Kuznets)“倒U型”曲线，因为其他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如人均GDP1000美元），会出现人口增长停滞、劳动力紧缺，劳工的谈判和讨价还价能力大为增强，从而致使劳动力相对收益增长、资本相对收益下降。但中国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殊情况，所以近10年来在资本和技术收益都大大提高的同时，农民工的非技术工作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农民工的权益也必须由政府出面来加强保护，中国的贫富差距仍然呈现快速加大的趋势。再比如粮食问题，20年前国外就有“谁来养活中国”的说法，中国也的确每年耕地都在大量减少，而人口每年还在大量增加，但20年过去了，粮食没有发生短缺，粮价在没有大幅度增加粮食进口的情况下也没有飞涨。什么原因呢？数亿人的消费结构变化会改变很多问题，水产品、蔬菜、水果、奶制品的大量增产，使城市人均年消费粮食从20年前的150公斤下降到今天的不到80公斤。我并不是说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重要，但在我看来，对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大威胁是“谷贱伤农”造成的抛荒，而不是农民的种植结构变化。又比如艾滋病防治问题，以前中国对这个问题缺乏正视，甚至有点“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现在中国政府公开向艾滋病宣战了，因为SARS危机的教训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密集大国，虽然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对中国来说，成人感染率不到1%，但我们并不清楚到什么临界点它就会出现超出常规的几何速度扩散。总之，中国的人口总量对一些既有规则的改变，增加了中国发展中社会风险的“突发性”、“不确定性”、“难以预见性”。
建立在“中国经验”基础上的科学发展观，意味着中国决心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道路，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走有社会活力的共同富裕道路，坚决防止经济、社会、自然的重大失调，坚决防止一切权贵资本主义的趋向。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对中国社会学者智慧的挑战，这种智慧包括我们对中国经验的理解力和回应问题的想像力。敏感的学者一定可以感觉到：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中国社会学面临着蓬勃发展和为民族崛起贡献智慧的新的可能性。
建立“社会核算”体系
中国正在一心一意地期盼着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可能有很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衡量指标。最为人们所关切的指标，大概就是人均GDP。这个指标包含着很多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的信息，也比较容易进行国际比较，但人均GDP的指标也会掩盖很多信息，比如它不能反映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贫富悬殊等方面付出的成本，也无法反映这些方面的治理所需要花费的投入。
这就提出了社会技术的问题。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发展，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反映发展规律的曲线，每一条曲线都有其相对的佳点，而对发展的评估，是要在各种曲线的佳点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也即要在各种涉及发展问题的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这就是说，现代的社会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各种社会技术，不能只凭经验、热情和干劲。否则，很容易造成发展的后果违背我们的初衷。社会技术也是科学技术的一部分，会对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前，在社会技术方面，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不同于经济核算的“社会核算”体系，并使之成为一个普遍运用的社会技术，唯此，方能使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这是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统筹、协调发展意味着不仅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资源配置体系，而且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在资源和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如果不能有效地对资源和财力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就会使我们的发展走入另一个陷阱。
之所以提出建立“社会核算”体系的问题，是因为在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的规划中，往往是只有“经济核算”账而缺乏“社会核算”账。过去在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考核中，往往把他们的业绩与当地GDP增长的速度联系在一起。一些地方片面追求GDP增长所带来的短期效益，一些领导干部在其任期内拼设备、拼成本、拼资源、拼环境，以此换来了很高的GDP增长，却把一大堆难题留给了他的下一任领导，而当地人民没有从增长中得到实惠。只讲“经济核算”，不讲“社会核算”，遗患无穷。为了几百万元的产值造成的污染，可能几千万元也治理不好。为了短时期的政绩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破坏，可能几代人都要受害。现在有些地方，从统计上看经济还在快速增长，但结构性指标严重恶化，人们非但没有感受到生活质量的提高，有些发展指标（如廉政情况、贫困治理、保障水平、治安秩序、人口控制、环境保护等）甚至还在下降。这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甚至倒退）的状况，必须得到高度重视。
长期以来，相当一部分地方政府认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社会发展是“软”道理，经济增长是赚钱的，社会发展是花钱的。其实，社会发展的多数方面不仅是有收益的，还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如扩大就业减少了失业救济成本，医疗的发展带动制药业，环境绿化带动花草生产业。教育过去只被视为公益投资，现在则认识到也是一种产业。其实早在1960年代，国际学术界的测算就证明，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远高于实物投资的收益率。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一整套对经济的外部性（正面和负面的）进行监测、评估和测算的体系，并把各种社会发展指标纳入社会核算当中。否则为经济增长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可能会把经济增长的收益都抵消掉了。
“社会核算”的理念，不仅适用于对宏观发展状况的评估，而且可以用于对所有企业、机关和事业部门的业绩评估。
例如，在企业业绩的评估中，不仅要看企业的销售收入和利润指标，还要看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认证，应当成为企业信用和信誉的指标之一。如果一个企业违反法律，把企业责任转变为社会负担，那么它就要为其行为付出代价。一个使用国家财政的机关，如果不能履行它的服务职能，也必须承担起它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医院、学校、科学研究以及财政供给的各种公共事业部门，也都要有社会核算体系来评估它们的投入和产出，测量它们的运行是否有效。国有企业如果经营不善就要亏损甚至破产倒闭，大学经营不善将来也会破产。现在的开发区、工业园区、大学园区都大量圈地，造成了数千万的失地农民，其中很多人因失地而失业，那么究竟谁应当为失地农民付出的代价埋单？如果没有一个科学的社会核算体系，怎样来评估这种圈地的收益和代价？
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国家的社会核算不仅要核算收入，也要核算各种可能的代价和支出，并核算各种支出的使用效益，这样才能对发展的质量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评价。这样的核算体系才能让我们了解并准确地知道，那些为实现统筹、协调发展而实施的财政支出，在使用方面是正效率还是负效率。
只有通过建立社会核算体系这样的具体社会技术，才能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而不仅仅是一个新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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