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图书馆学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学术规范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07年，德国人马丁·施莱庭格首次提出了“图书馆学”这一名词，并于1810年出版了《试用图书馆学教科书大全》一书。近两百年来，经过几代图书馆人的不懈努力，图书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不断成长，研究成果累累，学术团体林立，进而步入大学课堂，编入了百科全书。然而，迈入新千年的门坎，回首近20年来国内图书馆学研究的现状，又不免使人忧心忡忡。学术规范的缺失加之不良的学风正愈来愈成为阻碍该学科研究步入良性生长状态的首要因素。
一般而言，我们认为学术规范至少应包括三个要点。其一，为人类的知识库提供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新的东西，没有这种求新、创新的精神，一味炒冷饭，学术事业就不能进步；其二，在研究过程中了解和重视已有的经验和成果，否则就可能重蹈他人的覆辙，或者只是复述他人的成果；其三，在展示成绩的时候尊重他人的劳动，尊重合理分享荣誉（有时可能也包括失误）的原则。虽然以上三个要件并非学术规范的经典界定，因为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目前尚没有一个形成文字且可遵循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的遵守还停留在同仁们内在道德自律的脆弱阶段。但是，求真、求深、求新终究是学术研究亘古不变的主旋律，这其中，求真又永远是第一位的。鉴于此，我们不妨比照如上规范，回味一下时下图书馆学研究存在的种种问题。
1 理论基础薄弱，缺乏严格实证的精神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图书馆理论创立的根本和逻辑起点。这一起点一旦给定，该学科的原理、体系等便可演绎而成。这些思想学说或理论观点不但对图书馆学具有启发、指导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诠释功能。80年代以来，理论基础的研究一度沸沸扬扬，国外的什么“社会认识论”、“交流系统论”、“知识基础论”……，国内的诸如“中介世界论”、“情报交流论”、“知识组织论”等等如决堤之潮水，不一而足，一种新的哲学思想或横断学科理论的出现，立刻被图书馆学界援引，这本身就反映出这门学科的不稳定性及理论基础的匮乏。但学界同仁却热情高涨，少有人耐得住寂寞去认真研读卡尔拖泰特、布鲁克斯等人的原著，殊不知这种浅尝辄止式的转述，不仅无益于学科理论的建构，反而严重损害了学科建设的严肃性。
1.1 以范式问题为例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国书馆学是前科学还是常规科学的争论此起彼伏、硝烟弥漫。其实，托马斯·库恩只是归纳出了科学史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每一范式都是“盲点与洞视”的组合物，而且任何一种范式都是把“自然界塞进范式的匣子里”，其局限性不言而喻。科学范式的发明只有归功于少数科学大师，我们根本无力也无必要去探讨本学科究竟有无范式，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踏踏实实的学科建设。
1.2 以“要素说”为例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视“要素说”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但只要仔细研读杜定友、陶述先、刘国钧诸先生的著作，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这些要素确实是图书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与范畴，但他们却从未提出过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些图书馆事业的各个要素！事实上，图书馆的要素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两回事。
1.3 “理论基础”与“研究对象”的混淆
一些图书馆学专业教材堂而皇之地将“世界3理论”视为“知识基础论”，将谢拉的有关社会认识论归为“社会认识论”，再统属于“社会知识交流说”之下，笼而统之将一种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当作研究对象，而且陈陈相因、以讹传讹。
2 大师级学者寥若辰星
何谓学术大师？大在何处？程千帆先生在回忆国学大师黄侃先生时深情地说，大师的学问是既博且专的，倘把我国整个古代学术比做十项全能运动，那么季刚先生除了保持一两项世界纪录以外，其他项目的平均积分也是很高的；大师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以至于季刚先生在临危时还要把一部没有圈完的书最后一卷圈完，足以说明其具有献身学术的精神；大师是爱国爱民爱我中华的，他们是以维护并发扬祖国的传统学术、民族文化为己任的。
毋庸讳言，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图书馆学这个“科学共同体”在治学上还缺乏人文科学或自然科学的那种严格实证的学风和素养，使我们没有自己的学术大师，没有属于图书馆界的贾兰坡。这位70岁以前一直埋首于野外搞调查发掘的古人类学家不停地写作至93岁，88岁时当选为美国世界探险中心会员，以至于一向傲慢的美国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一生钻过300多个山洞，没人能和他相比。
3 图书馆学专业论文众多，但水平层次堪忧
20世纪以来，我国参与图书馆学研究并有著译发表的作者队伍近万人，发表论文达7万篇。仅1949年至1994年，中国大陆就出版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著作94种。但是，这些文章中大多数既无新观点又无新材料，本身只是一种低水平的重复。尤其是近几年来，图书馆学研究中的“追风”倾向愈演愈烈，紧跟潮流的热点，什么热就炒什么，什么“知识经济热”、“网络热”、“数字化热”、“创新热”……，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热点”中人云亦云，“热点”过后便再少有人潜心做些长期研究。更有些研究者好大喜功，哗众取宠，随意称“学”，新学科的建立盲目、轻率且随心所欲。相当数量的论文仅仅是为了评职称“达标”的需要而成的“急就章”，抄袭、雷同、剽窃、一稿多用等现象俯拾即是。像媒体披露的年仅35岁6年便发表100多篇学术论文的“陈国生”现象，相信图书馆界这类“罕见的抄袭天才”也不乏其人。治学贵发明，不贵发现，读一部分一定要从头读到尾；在没有把前人的意见搞清楚之前，决不随便议论；发表著作要对祖国文化负责，不是为了个人名利，必须非常谨慎……这些都是起码的治学规范，而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非真不言，非全真不言。追根溯源，图书馆界之所以充斥着这种走江湖式的治学方法，正反映出我们理论研究中的轻浮和浓厚的功利倾向。
4 各类宏观概论泛滥，扎扎实实的微观考证稀少
古希腊诗人Archilochus说：“狐狸知道很多的事，但是刺谓只知道一件大事。”大体而言，刺猬型的学者是指思想家型的，他们喜欢将知识、思想、感受统摄于一个明确的中心见解以内，由此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思想的和知识的体系；而狐狸型的则主要是学问家型的，他们从事于多方面的追逐，他们的知识和思想向多方面拓展，往往对经验事实和研究对象采取一种就事论事的认知态度，并不想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这里尤需强调的是，思想是一定要从学问中来的，思想家必然先要做好学问家。章学诚不大瞧得起考据学者，说他们只会吃桑叶而不知抽丝。章称得上是一位思想家或历史哲学家了，有其独特的思想贡献。但近人余嘉锡先生却从他的著作中发现了几十处“硬伤”，这就不是思想家的光荣了，而是耻辱。反观图书馆界，形形色色的图书馆学及其相关学科的通论著作层出不穷，但稍加甄别，或陈陈相因，或辗转相袭，甚至混淆概念，充斥着太多的知识性和逻辑性错误。
5 图书馆学教育歧误重重，研究队伍水平偏低
1998年7月，教育部颁布了重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并据此将原设的500多个本科专业调整为249个。于是，图书馆学本科专业的分布从过去号称的约50个锐减到20个。据称，教育部可能还会将现有的249个专业压缩到200个以下，果真如此的话，仅有20个本科专业点的图书馆学专业还能“金鸡独立”吗？ 80年代以来，图书馆学不断地更换系名，不断地变换课程名称，不断地淡化专业课程，随波逐流、形象包装、刻意时尚不正是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中的流行幼稚病吗？世纪末的警钟已经敲响，为此我们必将付出“时髦”的代价。
将“图书情报科学”改称“信息科学”，术语的转换不仅折射出图书馆学教育者急于根据市场的急剧变化而作出调整的心态，更深层次地暴露出一些令人担忧的转变。比如，传统的图书馆学专业主要是招收文科学生，现在则仅限于理科生，况且专业化得太早了一点，普遍缺乏一个稳固的人文知识背景和良好的语言、文学、历史的训练，由此很难想像他们毕业后能够管理好祖国上溯几千年的出版物和历史档案。针对中国大陆图书馆学专业都力图定位在高科技人才培训基地，努力培养出硅谷的兴起者，美国伯克里加州大学图书馆馆长助理、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博士坦言：“当前，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图书馆而不是商业网站，是更多的图书馆员而非网络开发员。中华文明丰厚悠久且富于弹性，为了确保这样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延续，这个国家需要训练高素质的图书馆员。”
提起图书馆员，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把作家吴苇新近发表的随笔《图书馆轶事》推荐给同仁们。这理所当然应该是一篇能令所有图书馆员警醒的佳作。作家首先回忆起德国小说家德布林笔下的一个偶然闯进图书馆的扫烟囱工，一名对书籍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从而抓攫住了图书馆氛围的真谛的年轻人。笔锋一转却写道：“我所见过的图书馆馆员显然不同于一名德国扫烟囱者，他们很少或根本不读书，更不消说会产生多姿多彩的想法了。他们的不读书恰若一名厨师之从来不在家做饭一样，即使偶尔打开一本书，倘若不是出于职业的需要，那一定是别有用心……图书馆馆员应该比常人沾染更多的书卷芳香，因为，再没有什么人能够比他们更接近图书了。与愿望背道而驰的是，图书馆馆员总是矜持而不苟言笑的。当然，他们的笑容一如某项福利只针对内部人员，从不面向广大读者璨然开放。他们任凭书籍与文献在他们漠然的注视下，变成发霉发黄的纸张与文字的僵尸。他们的表情与举止已经越来越像壁垒森严的城堡里的官员了。他们在一大堆杂乱的书籍与文件之间忙得焦头烂额，却不曾认真注目过哪怕一行文字及文字背后的精髓……”。
鉴于图书馆员远非一群个性鲜明的生活群体，相信通过作家独特的视角，难得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一睹图书馆员的公众形象。坦率地说，以此为主力军的研究队伍，情况之糟是可以想像的。一方面，我们太缺乏像博尔赫斯这样著名的图书馆员；另一方面，在蔡元培、袁同礼任北图正、副馆长期间培养出二三十位后来在国内知名的一流学者，而上海图书馆顾廷龙老馆长等多年辛勤培养出的沈津先生如今却长年飘泊于海外。至此，我们就不能不反思体制层面的问题了，反思歧误重重的国内图情教育了。我们的毕业生流向图书馆的数量远不及流向其他行业的数量，而且流向其他行业的往往都是十分优秀的毕业生。根据调查，他们不愿到图书馆工作的原因，除了待遇低、岗位安排不适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图书馆员的公众形象不佳。这真是一个可怕的轮回。
6 图书馆学研究缺乏真正的学术批评
所谓学术批评，指学者遵循一定学术规范，对学术思想进行的批评。我国学术批评的历史悠久，仅从现存史料看，《庄子·天下》篇可以说是我国学术批评史上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回首历史，大凡学术繁荣时代，如诸子学、佛学、理学、实学、新学等学术史时朝，学术批评均十分普遍。无论是诸子之间的“百家争鸣”、佛学各派的“判教”、理学内部的争辩讨论，还是实学对汉宋学术的批评、近代新学对中西学术的认识和评价，均体现出当时学者众多、著作丰硕、思想活跃、思潮迭出等学术繁荣景观。所以说，学术批评活动本身就是学术活动中的一部分和一环节，同时又反过来促进着学术水平的提高。学术批评是否盛行，正是评判学术是否繁荣的一个标尺。
早在20世纪初，陈寅恪先生在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就提出批评学术，应具有“了解之同情”，应该算是中国学者对学术批评的健全态度和科学方法的一次很形象的概括和说明。真正的学术著作不怕而且欢迎健康的学术批评，学者们可以而且有必要就不同的问题，或从和原作者不同的视角、立场、观点、方法来进行学术批评。遗憾的是，图书馆界的情况却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常常不愿公开进行学术论争，致使图书馆学研究无生气、无创新，最终陷入一潭死水的境地。学者们往往惯于散兵游勇地作战、互不依赖，有意无意地忽略前人及别人的研究成果而自创一套。有限的论争文章中，真正有资格称得上“学术批评”的也为数不多，更遑论建立起本学科的一套真正能提供科学的学术批评的指导性方法了。
7 结语
以上种种问题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存在，究其原因，我认为是由于图书馆学研究缺乏正确的研究风气所致。同时，从更加开阔的视野来看，对于21世纪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而言，建立各学科的详明学术规范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