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经济学家严重短缺：现状、原因及后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缺论文,经济学家论文,后果论文,现状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学界女性参与程度的现状分析
在经济学研究队伍当中，女性经济学家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对于这样一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却相当困难，因为很少有人关注这类话题。缺少整个行业的精确数据虽然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通过个别国家和个别经济学院所的个案分析，我们仍然可以把握经济学界的主要动态。从总体上看，女性对经济学研究的参与程度非常低，其参与程度与研究层次成反比，即研究层次越高，女性研究者的数量就越少。到了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竞争者队伍当中，女性的参与者迄今为止一直保持零的记录。英国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是世界级经济学家当中的惟一女性，而且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女性经济学家，被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是应该获得而未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少数几个经济学家之一。琼·罗宾逊夫人虽然未能获得经济学界的这一最高荣誉，但她被世人公认的最高成就是在J.R.沙克尔顿和G.洛克斯利合编的《当代十二位经济学家》一书中榜上有名。琼·罗宾逊夫人未能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后来者又如何呢？
在世界各国经济学类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当中，女性研究者的数量与男性相比，在每一个研究层次上都呈现出相对短缺的状态，研究的层次越高，女性的相对比例就越低。比如，在美国大学经济学系当中，女性约占全日制教授的6%，助理教授（相当于英国的高级讲师）的28%。（注：Blank,2000.）在经济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当中，尚有部分女性比较活跃，但在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当中，女性导师绝对是凤毛麟角。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数量很少，这在英国、美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是普遍现象。
二、女性经济学家严重短缺的社会原因
实际上，不仅在经济学和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而且在整个科学和工程学领域当中，女性都是参与率低、“渗漏率”高，即女性以较高比例退出科学研究领域。例如，从参与率来看，1973年，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自然科学家和工程师当中，女性仅占8.7%，1996年，该比例上升到22%；从渗漏率来看，有许多最初选择了自然科学的女学生在学成之后却未从事该专业的工作，比如，1991年，美国学习自然科学的学生当中，女生占33%，而在整个科学和工程学专业的从业人员当中，女性仅占20%，也就是说有13%的女性退出了科学研究领域。（注：雷曼等，2001。）那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社会学角度，从自然、社会、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收入等几个方面，提出4个假说来解释经济学界女性参与率低的原因。
第一，“自然说”。经济学一般被认为是一门实证性的科学，从事经济学研究在思维训练上需要严谨、抽象和规范。而女性思维的特点是感性、具体和浪漫。女性思维特征使其对于语言、舞蹈及时装设计之类凭借形象思维就能够出色完成的职业情有独钟，而对于抽象的理性分析缺乏热情。以在经济学领域做得最出色的琼·罗宾逊夫人为例，尽管她的思想新颖别致、富于感染力，但她的文章一般只被认为是英语散文的杰出典范，因为她的分析方式不符合主流经济学家惯用的理论框架。（注：沙克尔顿等，1999。）因此，许多人认为女性“天生不适合”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工作。
第二，“标签说”。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尽管女权运动在国外已有较长历史，妇女解放在中国也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社会各界对女性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普遍存在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女性和社会长期互动的结果，是对女性“能做什么”或“适合做什么”问题的女性判断以及男性判断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上述“自然说”成立，那么女性就会有意识地规避理论研究工作而选择应用性的工作。女性“自发地”选择的结果，进一步支持了社会对女性“不适合做经济学家”的经验性判断，提高了社会对女性经济学家不信任的程度。这种状态反过来又减少了社会对女性经济学家的需求。而没有成功的女性经济学家作为一种社会激励，女性就会出现加盟经济学界的动力真空，结果必然使能够成为经济学家的女性更少。这种现象就是社会学理论当中著名的标签理论效应：一旦给女性贴上“你不能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标签，绝大多数女性最终都不会成为经济学家，因为一旦有了这种心理暗示，多数女性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转移个人从业志趣，最终也就离经济学家的轨道越来越远。
第三，“人力资本说”。从经济学研究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来看，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经济学家，规范的前期训练是必不可少的。而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全部攻读下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尤其是硕士和博士学位攻读阶段，一般学生的年龄都在23～29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正是女性恋爱、结婚和生育孩子的黄金时间，拖延这三步曲中的任何一步都会为女性日后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而攻读学位与婚恋三步曲同步进行，又非一般女性力所能及，因为已有研究证明，即使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当中，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也比其丈夫在养育孩子方面所花费的时间更多。社会分工或社会责任限制了女性为成为一名合格的经济学家所必需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女性职责”约束是遵守社会规范的女性在同男性进行事业竞争时所面临的先天不足。这种约束不为经济学界所独有，在学术界和决策界等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层次这种约束都存在。正是这种约束极大地限制了女性同男性平等对话的可能性。
第四，“经济说”。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属于投资长、见效慢、投资回报率不确定的高风险行为。根据博弈论，人类对风险的态度可以分为三类：风险爱好、风险中性和风险厌恶，绝大多数女性都属于后者。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多数女性都会根据最大最小原则，选择那些预期效用相对较小，但收益相对稳定的职业。因此，与现有的人力资本相适应的、应用性较强的工作相对而言更受女性青睐。当然，经济问题或收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多数国家的理论工作者都同中国的同行一样，收入水平相对较低，但也有少数国家，比如美国的经济学家收入很高，美国的教授和助理教授分别比英国的教授和高级讲师多挣1/3薪水。有人认为收入太低是英国经济学研究行业缺乏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它绝不是惟一的原因，因为当年亚当·斯密的收入无疑很高，但收入高低绝不是他长达数年探索“看不见的手”的根本原因。（注：Freeman，2000.）此外，即使在经济学理论研究行业收入水平居于全球领先的美国，其女性经济学家的比例同收入较低的其他国家情况相比，也并没有明显差异。由此看来，经济收入不是决定性因素，“经济说”的解释能力并不比“自然说”和“标签说”等的解释能力更强。
三、女性经济学家短缺对经济学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无论上述哪一种或哪几种因素发挥作用，目前的经济学界很少能够听到女性的声音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女性经济学家严重短缺对经济学理论研究具有哪些影响呢？概括起来，共有下列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理性有余，感性不足。“理性”一直是主流经济学的传统假设，尽管不同学派在不同时期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不论是“完全理性”还是“有限理性”，“理性”始终都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如果用女性的眼光观察人类行为，那么很多女性都会认为，多数人类行为都是出于本能，“本能”才是人类行为的前提条件。那么，什么是本能呢？乔治·列文斯坦认为，“本能”是指一种范围很广的否定性情感（比如愤怒、恐惧）、强迫状态（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以及感觉状态（比如疼痛）等等，这些感受都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并刺激人们去从事某种特殊行动。（注：Loewenstein,2000.）本能就像传统理论中的偏好一样，能够促使人们在不同的商品和不同的行动之间作出选择，比如，饥饿就能增加一个人对食物的偏好。那么，本能和偏好有何区别呢？阿马蒂亚·森认为，偏好的本质特征是其连续性和短期内的稳定性，而本能则相反，因为欲望本身要受人们身体内部状态变化以及外部刺激的影响，所以，它能迅速地改变人们的欲望从而改变人们的行动。
虽然“本能”或“激情”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视为人类行为的一种毁灭性力量，但正是这种力量蕴涵了更丰富的社会内容，使我们可以在社会大背景下观察和了解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类各种行为。单凭理性或功利主义恐怕无法解释复杂的现实世界。理性假设拉大了经济学与现实世界的距离，这是偏狭地使用男性眼光观察世界的结果之一。
第二，分析方法视角单一。个人主义是经济学界传统的分析方法，也是其惟一的分析方法。一些著名的定理或命题都是以孤立的一个人或两个人的决策行为开始进行推论并扩展到全社会的。比如，经济学家在推论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时，偏好使用埃几沃斯盒式图作为分析工具，来论证社会资源如何才能实现有效配置，而埃几沃斯盒式图就是假设一个社会只有两个成员（两个生产者和两个消费者），只生产两种商品或只进行两种消费品的交换。个人主义方法论以及使用这种方法论所建立的经济学模型是经济分析不可或缺的理论工具，但它本身也包括了许多无法克服的矛盾。比如福利在个人之间能否比较的问题，按照个人主义方法论假设，个人是其自身福利的最佳判断者，也即只有个人才能了解自己是否幸福。由于每个人都不了解其他人的福利状况，所以福利在个人之间是无法比较的。而实际上，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同别人进行比较。另一对矛盾看起来更令人费解：1978年，赫伯特·A.西蒙因“有限理性”假设及其在组织内部决策中的应用分析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7年后即1995年，罗伯特·卢卡斯因“理性预期”及其在宏观经济中的应用分析也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不禁让人思索这样一个充满辩证法的哲学问题：人类对知识的掌握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人类掌握的知识到底是无限的还是有限的？“有限理性”与“无限理性”究竟哪一种理性才是分析人类行为的出发点？对知识的态度就像对福利的态度一样，“相对知识论”和“相对福利论”也许更具说服力，而“相对论”正是女性思维的主要特征。
如果说男性思维像一个“点”，那么女性思维则更像一个“面”。男性视野中的世界总是单打独斗，所以孤岛上的鲁宾逊成为永恒的前提假设。而女性视野中的世界总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类型的人组成的群体，而且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女性看来，人是社会网络中的“点”，每一个点都被“嵌人”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社会网络的形式、性质以及网络的密度，共同决定了网络中每个“点”的位置以及每个“点”的移动方式。因此，不论是可以用数量指标衡量的物质福利，还是难以精确计量但却普遍存在的精神福利，对于女性而言，福利总是相对的，能够用来进行福利比较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因而知识也总是不完善的。如果说男性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绝对主义，女性的方法论则是群体主义、相对主义。相对而言，似乎后者更容易接近现实世界。
第三，内部保守和外部扩张长期共存。经济学作为最古老的社会科学已经扩展到政治、教育、婚姻生育等许多领域。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和加里·贝克尔分别于1986年和1992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成功典范。但是，这种扩张只能说明经济学方法可以被用于分析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等非经济领域，但它并不意味着经济学理论本身的丰富或经济学方法有所改进。实际上，貌似开放的经济学骨子里却很保守，它只关心向外进军却不注重从其他学科吸收引进。经济学就像一个工具箱，经济学家关心的是用这些工具能做什么，至于工具本身是否应该改进以及如何改进，经济学家想得很少，做得更少。
经济学的保守和贫瘠还不止如此。在经济学分析向非市场领域扩张的同时，一些用经济学工具可以解释的准市场领域里的问题却长期没有得到解决。比如，家务劳动的价值从未计入GNP，人力资本投入产出分析也不把母亲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计入在内。这些劳务之所以没有被计入GNP，据说主要是因为它们难以量化。但实际上，略通一点经济学原理的人都知道，“机会成本”概念就是指一个主体从事某项活动而放弃的另一项可能发生的市场行为的最低价值。一小时家务劳动或家庭教育可以分别用一小时临时工、一小时家庭教师的劳动价值换算而得。目前，全世界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一个共同趋势就是全日制劳动者的数量越来越少，临时性劳动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在新的临时工占据劳动力市场主力军的就业格局中，女性的许多家务劳动都可以由市场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把女性劳动排除在GNP之外，我们认为，与其说这是一个统计技术的经济学问题，毋宁说它是一个价值判断的伦理学问题：这是男性统治的经济学界武断地认为女性家务劳动可以不被计入GNP之中的思想理念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结束语
由男性统治的经济学界充满了理性、模型和伺机而动的扩张。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热衷于扩建经济学帝国，但却没有人停下脚步对经济学自身的理论研究做一下盘点。也许在经济学界听到女性的声音尚需时日，但我相信这只是时间长短而已。因为罗素先生说过，参差多态才是幸福的源泉，经济学研究也不应该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