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满台湾民俗题材文学：“文化殖民”神话的潜在证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民俗论文,题材论文,西川论文,神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1004-3489(2003)06-0057-06
一
台湾日据时期来台的日籍殖民作家西川满曾经搜集、整理、创作了一些台湾民俗题材文学，台湾学者陈明台在西川满年谱中有这样的统计：“一九三五年 二十八岁 四月，出版诗集《妈祖祭》，六月，连载散文诗《台湾风土记》(后改题为台湾显风录于《文艺泛论》)”[1](P.310)“一九三九年 三十二岁 二月，创刊《台湾风土记》民俗研究杂志，计发行四册。”[1](P.311)“一九四二年 三十五岁 五月，与池田敏雄合著《华丽岛民话集》出版。”[1](P.311)西川满创作的《台湾显风录》(后被改为《华丽岛显风录》)和他与池田敏雄共同编辑的《台湾民话集》中的民俗文学作品，其题材都是有关台湾的，据此，我们可以将其界定为“台湾民俗题材文学”。
仔细研读西川满的民俗文学文本，我们就会发现，他所津津有味地搜集与整理的他自看作为“日本南方异国情调”的文化，实质上是中国大陆文化向台湾的延伸与发展。西川满在上述两本书里所记载的一些文化现象，有的与粤文化相近或相符，有的与闽文化相近或相符，有的则与中国中原地区的文化相近或相符。深入的考究，西川满高度关注、花大力气整理的那些充满了灵异、神秘色彩的台湾民俗，大部分和闽南文化高度近似乃至完全一致。
《华丽岛显风录》共包括17篇短篇故事，“西川满根据在台期间获得的文献资料，及亲眼目睹的台湾人社会现象，加以选择与整理，以浅近的日文，写成短篇故事。……里面的关键语句不仅采用台语，并注出台语的发音……”。[2]在民俗学研究过程中，要掌握第一手资料，必须借助于田野调查，然后进行数理统计、抽样分析和提炼概括，因而所得出的结论比较切合于调查对象的整体风貌。西川满对台湾民俗进行研究后所创作的台湾民俗题材文学作品，其中所反映的台湾民众的日常习惯、节日、宗教信仰及祭祀场景，应该说是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台湾民间社会的表面真实现象。之所以称之为“表面”现象，是因为西川满作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喇叭作家”[3](P.79)，是不可能深入揭露殖民宗主国的侵略本质的。而正是这些浮现于社会表层的炎黄民族文化特征顽强对抗着“文化殖民”的同化政策，无言却有力的宣告着霸权文化扩张主义的无可奈何与失败。《华丽岛显风录》里一些词语的台语发音，如“形代”(即纸人)、“扛木盛(木盛的合字)”，证明虽经日本殖民者推行强制台湾百姓讲日本话的所谓“国语运动”的蹂躏，人们仍然说着闽南话(台语即闽南语)，本民族语言仍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华丽岛民话集》包括24篇短篇故事，“这些民话是西川满在台时期与池田敏雄共同策划，从当时台湾全岛小学生无数的征文中筛检出来的。内容均为家喻户晓流传于台湾民间的故事，每一篇都脍炙人口……”[4]儿童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尚未定型，他们的可塑性最强，心灵也最容易被扭曲，他们应该是最容易被外来强势文化所“同化”的人群。西川满和池田敏雄所沥选、整理出来的这些民间传说、童话，毫无疑问，是这些儿童文学作品中的最典型、最有代表性的范例，然而，正是这些作品，没有一篇不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比如，《换头》这篇民间故事，其情节完全是来源于《聊斋志异》里的《陆判》[5](P.59)一文，简直就是《陆判》的日文版。
审读西川满的两部台湾民俗题材文学作品集，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是，日据时期台湾同胞的民间习俗，远则滥觞于中华炎黄文化，近则述祖于闽南文化。
二
闽南，指中国福建省南部地区，包括福建省泉州、漳州、厦门一带。这一地区历史悠久、人文底蕴丰厚。
晋唐时期，中原一带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于是有很多中原百姓为逃战乱，来到在当时中原人看来是蛮荒之地的闽国。后来，王审知率兵南下，开拓疆域，建立了闽国，直到如今，福建民众还深感他的开闽之功，将王审知兄弟供为地方神。
因为闽南一带有一个相对于闽地其它高山峻岭的山地来说较为平坦、较易生存的晋江平原，于是这些中原移民主要迁居于现在的泉州、漳州、厦门地区。闽地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因而，群居于闽南平原一带的晋唐移民，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凭借着闽地东部、北部、西部近乎半包围形状的天然屏障，依山面海，过着农耕、捕鱼、自给自足的桃花源般的生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居住于闽南的中原移民自觉维护自身的文化传统，因而他们祖先源于中原古土的语言得以承传至今，这也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非物质精神遗存之一。在一个较小的地域里，经过一千多年的沧海桑田，早期移民的后代仍然说着和他们的祖先一样的语言，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闽南语被称为“中国古汉语的活化石”，不是过誉之辞。应该着重指出的是，闽南文化虽然有着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仍是根源于中华文明大家庭里的中原文化，是中华古文明的较完善的保存，是炎黄文化的未受异化的承传。在闽南地区几乎家家户户的门楣上都镶嵌着“□□衍派”的标志，这无疑是闽南文化饮水思源、不忘祖先、继往开来的精神特征的代言词。台湾与闽南有着血缘、地缘、神缘等方面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民众世世代代深受闽南文化的影响和熏陶。“闽南地方的开发是由泉州而至漳州的(古代厦门地属泉州)，海外贸易作为宋元以来闽南地方的经济支柱，其兴衰、消长过程又是由泉州至漳州(月港)再到厦门的；外贸的衰落促使泉漳兄弟携手奔赴台湾及南洋开发、谋生，闽南人(泉州为主，漳州为次)又成了台湾居民的主体，正是闽南这个地方性的‘母文化’孕育了台湾文化这个‘子文化’”。[6](P.27)早期到台湾的大陆民众，离乡不离俗，讲家乡方言，习家乡风俗，按传统祖文化的价值观念处世。这些风俗习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台湾同胞有着较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发挥着积极的社会作用，因而得以沿袭和传承。“语言是思维的外衣，语言也是文化的表征，从语言的使用与运用上可以看出使用者思考的走向和轨迹，也可以很鲜明地折射出地域文化的浸润与影响”[7](P.90)。台湾同胞普遍使用的台语与闽南语，特别是厦门话，大同小异。闽南文化与台湾文化的血肉联系由此可见一斑。闽南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旧时一直远离中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长期处于一种比较保守的传统农业社会形态。这使闽南文化具有较少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影响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如恋家、思乡、重民族感情、乐善好施、仁爱宽厚等。这些闽南传统文化由移居台湾的闽南人进入台湾，逐渐成为主流文化。深深植根于一代代来台闽南人思想意识中的闽南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及儒家精神的指征。“中华情结”是台湾民俗的永恒主题。日据时期台湾文化与闽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台湾民众作为中华文化的薪传者，在日本霸权文化势力范围下，仍能捍卫自身的民族文化本位价值观，抗拒文化同化及蚕食。闽南情结已经无庸置疑地根植在他们的精神深处，成为他们的集体无意识，这就不能不使台湾民俗打上了闽南文化的鲜明烙印。由于台湾民俗与闽南文化的厚重关系，西川满的台湾民俗题材文学作品，在表达他在殖民地台湾的独特感受时，不可避免的在民间风俗的描绘、现实生活的叙写、内容题材的选择、语言风格的运用上，都透露出闽南文化的独特精神指向和意识特征。
长期处于较为保守的社会状态的闽南文化积淀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厚重内涵，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闽南文化有一个突出特征，即讲究传统性。怀旧、恋根、思乡、爱家、敬畏祖宗、崇尚团圆、铭记源本、眷念亲情等都是闽南文化的内涵。比如，闽南人不管走得多远，都始终眷念着故国家园。流行在泉州的一些民间风俗便有力地诠释了这种独特的闽南文化。受到这种闽南风俗的影响，对于闽南家园的怀旧意念和寻根意识成为台湾民间文学的重要题材。
闽南有着“过番”的传统。“明清以来外贸的衰落促使泉漳兄弟携手奔赴台湾及南洋开发、谋生，闽南人(泉州为主，漳州为次)又成了台湾居民的主体，在台湾的汉族移民中，泉州、漳州籍的多达80%，正是闽南这个地方性的“母文化”孕育了台湾文化这个“子文化”，而台湾文化反过来又成了闽南文化一体性的绝佳例证。”[8](P.124)所以，闽南文化也就不能不在闽南籍的台湾民众习俗中顽强地表现出来。这种闽南情结在台湾民俗里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想让孩子保存中国的香火、风俗习惯，让孩子靠近中国的血根的刻骨的寻根意识。闽南民众十分注重过节，这一点也影响到了台湾民俗。“……(闽南人的民俗节日特别繁复，几乎是逢节必过，特别注重除夕、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等)。因为岁时节日民俗，是一种及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特别闽南人往往通过过节，来营造团圆的气氛，表达对故友亲人的思念，消解生活的沉重压力。……如除夕，与家乡一样，俗称‘年兜夜’，要以‘薄饼菜’(泉州亦叫‘嫩饼菜’)奉祭厝主、门宅诸神，长辈给孩子们分‘过年钱’，在各自大门外‘烧火囤’，合家老小围坐守岁。正月初一早，听见鸡叫头遍，即点头炷香、放鞭炮‘开春’迎新。……其他如上元节的‘游鼓仔灯’、‘听香’、吃‘上元圆’，清明节的‘扫墓’，端午节的‘煎饼补天’、‘结粽’，中秋节的赏月、吃月饼、‘烧塔仔’，等等，……此外，南音、舞狮、歌谣以及民间信仰中的‘普渡’、‘跳铜’等习俗……其中所透露出的闽南人重拼搏、重享受、重现实、善适应的精神指向和价值观念显而易见。”[7](P.93-94)这种过节的习俗在西川满的台湾民俗题材文学作品中有着详细的描述与记载。
诸如以上所述的闽南民俗活动在日据时期的台湾比比皆是。这种民俗文化的传承使以台湾民俗为题材的西川满文学作品带上了浓重的闽南文化的色彩。
三
西川满作为日本台湾总督府“文化殖民”政策的推行者之一、“皇民化运动”时期的日本当局的“文艺总管”[9]，在描述台湾风俗时所采取的视角是俯瞰式、审视型的。在他的意识深处，台湾是日本的“南方华丽岛”，台湾民俗文化应该是日本南方文化，属于日本文化的一支。而台湾民俗文化迥异于日本本土文化的特质，又吸引着西川满饶有兴致的将这些“异国情调”形诸笔端。西川满整理、搜集这些“民话”、“显风”的目的并不在于将这种台湾原生态文化发扬光大。西川满作为日本“皇民奉公会”的主要组织者，其主要职责是从文化及意识形态上同化台湾民众，让他们甘为奴役、甚至自愿走上战场，充当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或牺牲品。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川满是怀着怜悯、惋惜的心情去记录那些他认为即将被磨灭殆尽的台湾民俗文化。一边是作为主观情愿、迫切追求在台湾用宗主国文化掩盖、替代殖民地原生态文化的“文化殖民”者，一边却又是努力采集、规整自己所要戕灭的殖民地民俗文化的作家，这种似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集于西川满一身，形成了独特的“西川满现象”。
这种矛盾载体之所以可以存在，只有用日本民族的“樱花精神”才可以解释。日本人喜爱樱花，把樱花作为他们的国花，一方面是因为樱花开放时，漫山遍野，美仑美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樱花开放的时间非常短，从开放到凋谢大概只有一天的时间，早晨才刚刚展开的灿烂花海，晚上就变成了落英缤纷。朝花夕拾的感伤情怀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苦短的人生，顿生惋惜与惆怅。而这瞬间之美、瞬间辉煌却正是许多日本人所崇尚的人生极致，因而樱花非常投合于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樱花精神”也几乎成了日本大和民族文化的象征，诸如武士道精神、相扑运动都与这种樱花精神有着内在的契合。西川满写作、整理台湾民俗题材的文学作品，是因为他看到一个殖民地鲜活生动、丰富多彩的祖传文化即将因宗主国文化的钳制而早夭，认识到作为“文物”的台湾原生态文化的收藏价值而为之的。有着“远见卓识”、“将台湾的文化特色，化为作品的题材写出浪漫而灿烂、字字珠玑，饶有文艺价值的作品”[10](P.8)的台湾民俗作家光环的背后，隐藏着的却是扼杀了生命却又为其收尸的刽子手的虚伪。联系日本的“樱花精神”，我们仿佛看到一位“绅士”，一面发着“惜春还怕花开早”的感慨，一面却又将正在灿烂开放的樱花采摘下来，夹入书册以示珍藏。
然而，西川满所预料的台湾原生态文化将会消亡的局面并未出现。这不仅是指1945年日本投降，台湾返回祖国怀抱，台湾承传数千年的炎黄文化得以延续。更重要的是，在日本占据台湾，将其作为自己的殖民地的50年间，台湾民众所珍视如生命的炎黄文化血脉也始终未被斩断。特别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文化殖民主义”的实践者的西川满所搜集整理而成的两本台湾民俗专著《华丽岛民话集》、《华丽岛显风录》中所记录的种种有着浓郁闽南文化特色的台湾民俗，恰恰成了文化殖民政策彻底失败的例证。《华丽岛显风录》(原名为《台湾显风录》，作者返日后改名为《华丽岛显风录》)、《华丽岛民话集》都有实录的性质，前者是西川满的观察记录，完成于1935年左右，后者是当时台湾小学生的作文，完成于1942年5月，当时日本据台已近半个世纪。但是透过书中的闽南方言、有着闽粤文化特色的宗教信仰、民间习俗，分明的可以看出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仍在这个多难的土地上延续。
《华丽岛显风录》一书记载的有些风俗和闽南文化，甚至和大陆中原文化习俗毫无二致：《城隍庙》叙述了女主人公“小妹”到城隍庙占卜与她心上人的未来结局的故事，文中“小妹”占卜用的工具是“筶”，在西川满的《华丽岛民话集》中的《七娘妈与虾子皮》一文后的“注”中，对“筶”还有这样的一个注解：“筶用竹子的根部做成，外凸内平，呈新月形，成对的占卜用具。”[4](P.17)，显然，这种占卜工具“筶”，就是大陆闽南地区信男信女求神问卜时所用的“杯铰”。而文中所提到的“范将军”神像，其典故也源于福州民间传说中“范将军”、“谢将军”的故事，“范将军”的原型在大陆。
《栽花换斗》叙述了一个妓女“真珠”怀孕后通过运用“生产之歌”计算出自己怀的是个女孩，同一个妓院的“花娘”为其请来算命仙施法术更改胎儿性别。这种风俗在旧时的大陆广泛流行，而文中所述施法过程，如栽种莲招花、烧纸画符、摇竹签、三跪九拜之礼等都与闽南地区同类迷信活动完全相同。更能说明问题的是，西川满在文章开头，还直接引用了用以计算胎儿性别的“生产之歌”：“七七四十九，问娘何月有。除起母生年，再添一十九。是男逢单位，是女必成双。……”[2](P.23)，这种“男单女双”的计算方法，在现在的闽南地区乃至整个大陆农村尚有流传。西川满引用的这则谚语完全是用中文写成，这更说明了该风俗来自大陆祖文化。
《七娘妈生》中在七夕夜面向银河祈祷的主人公燕让读者联想起大陆上在农历七月七向着弦月穿针引线以乞求工于女红的女子，而“七娘妈生”这个节日也有另外一个与大陆节日相同的名字：“乞巧会”。《十二娘》中主人公“十二娘”对妈祖的信仰更是源于大陆的民间信仰。
《普渡——基隆妈祖庙中元祭》、《过火——宜兰新兴天神宫祭》则详细叙述了祭神庆典的全过程，其中诸如普渡、过火、童乩等宗教仪式与大陆相关活动毫无二致。《妈祖祭》中所描述的圣母率领的“乌面分身”、“千里眼”、“顺风耳”也与莆田湄洲岛上的妈祖神像的设置完全一样。
《洞房花烛》中舅爷送嫁、叔爷迎亲、娘家父亲用口含酒喷吐花轿、新郎用扇子敲打新娘轿、新郎用脚踢新娘轿门、新娘从米筛下走过、新娘从烘炉上跨过等风俗在当今的大陆结婚仪式上也会经常见到。
《符法师》中“禹卫王道，蚩尤避兵，盗贼不起，虎狼不侵，远行复归。挡我者死，逆我者亡，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2](P.105-107)的咒语，令读者很自然的想起大陆施法术驱邪的口中念念有词的道士。《中秋节》中拜月神、供月饼的民间习俗也是源于大陆中原文化。
号鸟《诞生》中“满月”、“度岁”的民间习俗也与大陆民间风俗相同。文中所提到的一些陈设，如八仙桌等也是大陆民众耳熟能详的家具名称。文中“鸱鴞鸱鴞 飞上山 囝仔快做官 鸱鴞鸱鴞飞高高 囝仔中状元
鸱鴞鸱鴞飞低低 囝仔快做父”[2](P.123)也与闽南同类歌谣类
《送神·辞年》中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送神、农历十二月三十日辞年、贴春联、贴神荼、郁垒(大陆俗称门神)、年夜围炉的风俗和闽南地区完全相同。
《灯爷》中所说的“灯爷”即大陆所说的元宵节。文中所描述的上元节这一天家家户户点灯、赏灯，街道上舞狮、舞龙、猜灯谜、说书人讲古等风俗也与闽南地区一致。
而《凌云禅寺》中“位于观音山半山腰的尼姑庵”[2](P.35)凌云禅寺中主祀的千手观音则说明台湾与大陆有着同样的佛教信仰对象。
另外，书中有许多闽南语词汇，如“娶嫁”、“柱首”、“舅爷”、“叔爷”、“竖桌头”、“头尾”、“收涎”等更说明了台湾民俗虽遭殖民文化摧残，仍保存了诸多的大陆祖文化。
《台湾民话集》一书《公冶长救鹅》一篇中的公冶长显然就是《论语》中的孔子弟子公冶长，《灶神》一篇所说的灶神是玉皇大帝的儿子的传说也与大陆相关传说相同。
所有这些都进一步验证了台湾文化与闽粤文化，特别是闽南文化有着抹煞不掉的血缘与亲缘，而台湾民俗中所保存的大陆中原文化传统则证明，台湾文化根在大陆，炎黄文化是台湾文化的祖文化。台湾文化无论在何时，都是同时期中华文化的支流血脉。台湾文学的基因遗传是斩不断的。台湾文化的基因遗传同样是不可能磨灭的。台湾民俗虽历经日本殖民者近40年的暴虐淫威而仍葆持着炎黄祖文化本色，这无疑宣告着所谓“文化同化”政策的破产。民族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一个民族的物质遗产，同时也包括该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遗产是有形的、可毁灭的，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有着内在的稳定性与独立性，是不易被清除的。民间习俗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经过几代乃至几十代的承传，已经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源于血缘、地缘等多种因素，是一种后发内在性的文化形态。作为“集体无意识”的民俗一经形成，就成为该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俗属于精神文明型态，它是长久以来的族群历史文化心理积淀，而恰恰是这种心理积淀，是最难以动摇的。民族在，其文化就在，其民俗也在；民族不被消亡，其文化就不可能被消亡，其民俗也不可能被磨灭。因此，一个民族的民俗文化只可能自我发展、自我更新，但不可能被殖民者同化。换句话说，民族文化有可能被异化，成为畸形化的原民族文化，但是绝对不可能成为殖民宗主国的分支文化载体。这就是日本殖民者在台湾推行“皇民化运动”、“文化殖民”政策失败的根本原因。历史事实证明，日本殖民者“皇民化运动”没能将台湾民众同化为日本国民，而作为其“头号文艺总管”[9]的西川满似乎带有“抢救性发掘”性质的台湾民俗题材文学恰恰成了台湾与中国大陆、台湾民俗与大陆民俗、台湾文化与炎黄文化血脉不断的反证。令西川满无法想到的是，他的台湾民俗文学文本客观上变成了“文化殖民”神话“合理性”的证伪书。
四
西川满的《华丽岛民话集》和《华丽岛显风录》中所记录的诸多炎黄文化遗存及印痕是对日本殖民者“文化殖民合理性”的潜在证伪。但这种情况只适合于血与火的台湾、有反抗和斗争的台湾。如果台湾民众都自甘于做“皇民”、甘于抛弃自己的中华文化传统，上述命题就没有存在的合理性，那样，西川满的两部台湾民俗文学作品集就会成为殖民宗主国成功推行同化政策的显在证实，就会成为对台湾逝去的中华文化进行假惺惺的追忆的纪念集。
土地是可以被殖民的，人的地位也可以由主人转变为奴隶。但是，文化却是不会轻易被殖民的。弱势文化不可能被强势文化所完全同化，是因为弱势文化群体的奋力挣扎与抗争。只有自觉抵御宗主国同化压力的弱势民族才会不被同化。反之，一个只知屈从与迎合的民族就会难免失却自己的文化、身份与尊严而陷于“精神的荒芜”[9]。
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的“文化殖民”政策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确实产生了极大的危害作用，甚至贻害至今。正如前文所述，“文化殖民”政策造就了一些畸形文化现象。战后有许多台湾作家甚至对自身的文化身份都感到迷惑，曾就文化归属问题展开过一场讨论。一些“皇民遗老”至今还以做“日本国民”而自豪，甘当亡国奴。最可悲的是，台湾前任“总统”、“皇民化运动”所造就的文化畸形儿李登辉在不久前竟然数典忘祖，宣称自己是日本人，声称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因此，“文化殖民”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并存，足以引起有正义感、有良知的台湾文学、文化研究者的警省与关注。
台湾民俗与中国闽南文化有着源远流长、血浓于水的特殊关系，台湾民俗文学就必然会传达出闽南文化的深厚底蕴。台湾民俗所蕴涵的闽南文化的精神指征与价值观念，对我们深入认识台湾民俗与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肉联系及其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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