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哲学的纯粹现代性品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哲学论文,品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594(2009)02-0048
一、从马克思哲学中寻找“后现代”的非法性
1.一个中项不周延的三段论
学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是“现代性的终结”与“后现代的开端”。马克思哲学似乎具有一种“承上启下”的地位。这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哲学形成于德国古典哲学以后的19世纪中叶。因此，一方面，他的哲学的思想来源离不开德国古典哲学，因而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而另一方面，马克思哲学又是对古典哲学的“总结性”和“终结性”的“批判”。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既是现代性的终结，同时又是后现代的开端。这一结论其实是建立在以下三段论的推论之上的：后现代是对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性的批判（大前提），而马克思哲学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小前提），所以，马克思哲学是后现代的（结论）。应该说，这一三段论推论是不成立的。其错误明显在于“中项不周延”。也就是说，中项“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是不周延的。可以存在多种意义上的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事实上，作为“小前提”的判断“后现代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作为“大前提”的判断“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具有本质的差别，这两个前提中所包含的“批判”概念不是同一个批判。因此，上述三段论推论是不成立的。因为后现代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现代性批判是一种“外在批判”，而马克思哲学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则是“内在批判”。前者试图从根本上摧毁传统形而上学中的基本精神，即本质主义或基础主义，从而达到对“绝对”的否定。而马克思哲学则仍然在德国古典哲学所揭示的现代性逻辑框架之内，仍然坚持着一种本质主义的基本理念，即作为人类终极生存理想的共产主义。只不过马克思不再在传统形而上学之内来实现这一对人说来的终极理想，而是进入了历史性生存来实现现代性的生存理想。由此说来，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是内在批判。不能因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就把马克思归入后现代的行列。
并非所有对形而上学的批判都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这取决于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内在批判”还是“外在批判”。如果是对形而上学的内在批判，则就构成了对现代性的捍卫；如果是外在的批判，则构成了对现代性本身的批判。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内在的，同样，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内在的。但是，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有差别。海德格尔是完全在形而上学之内来批判形而上学。海德格尔批判现代性的形而上学的失误，而不是批判现代性本身。或者说，是因为现代性在形而上学方面的不彻底而展开对现代性的批判，海德格尔就是要让形而上学彻底化。不是形而上学本身错了，而是这种现代性的形而上学还不够彻底，即不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所以才被批判。因此，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要拯救和重建形而上学。他本人继续沿着“究竟为什么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了呢”[1]这一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展开了基础存在论的生存论探索。
那么，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是否对现代性的批判？这里很具有迷惑性。一般认为，形而上学是现代性的灵魂，而马克思批判形而上学，因而马克思也就是在批判现代性。应该说，这里同样犯了上述三段论的推理错误。与海德格尔一样，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内在的。也就是说，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不意味着形而上学本身错了，而在于：这种形而上学不能在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中被建立起来，即形而上学为人类提出的纯粹理性要求不能靠自己（意识哲学）来实现自己，而要通过“实践批判”实现形而上学之于人的天性。所以，马克思批判的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倡导的人类终极关怀没错，但不能在形而上学之内实现这一理想，而是要回到实践。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同样是内在的。实际上，除了海德格尔和马克思，仅仅剩下了第三种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了，这就是后现代对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批判应该说是外在的，即从根本上否定了形而上学的基本原则。比如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等。但这种对现代性的批判是否具有合法性仍然值得探讨。如果现代性被概括为“人向人的复归”是成立的，我们便可以说：现代性将是一项永远都未竟的事业！
2.一个外在时间性观念中的“预设性反向推论”
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包含后现代因素的这一误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外在时间性观念上的“预设性反向推论”。通常认为，马克思哲学在其时间性上正好处在现代性和后现代之间，因此，马克思的思想固然既是现代性的终结，同时也是现代性的开端。这一观点不是在思想的逻辑上给出的，而是在外在时间性观念中提出来的，因而缺乏学理依据。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虽然在时间上恰好处在现代性和后现代之间，但是却不能因此而断定马克思哲学是后现代的开端。我们往往不是从学理上，而是从一种上述的外在时间性观念中的“预设性反向推论”中得出马克思哲学包含后现代因素的。所谓“预设性反向推论”是指，我们事先“预设”了马克思哲学所处的时间范围，因而推导出其中必然具有后现代因素，所以，才反过来从马克思哲学当中“勉强”寻找后现代因素。是我们把后现代因素在外在时间性中“预设”到马克思哲学当中去的，而不是直接从马克思哲学原理中自然推导出来的。而在这一“预设性反向推论”中我们所寻找到的“后现代因素”则恰好是由前文提到的错误的三段论形成的误解。这些误解可以被概括为：忽略了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所作的批判是“内在批判”这一根本性质。我们通常强调的是马克思以“唯物论哲学”或“实践论哲学”实现了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论性质的“革命性变革”，这实际是把马克思哲学原本对德国古典哲学所作的“内在批判”误解为“外在批判”，而没有看到马克思哲学实质上是在严格的意义上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现代性品质的。作为对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批判”，马克思哲学无疑是对现代性的捍卫。
3.一个虚假的“辩证关系”
假如我们断定马克思哲学既包含现代性，同时又包含后现代性，那么，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自然成为重要问题。因此，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对待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关系是“辩证”的。马克思哲学既包括现代性的特征，同时又包含一种后现代的特征，因此，每到这时很难把马克思哲学归结为现代性哲学或者后现代哲学。因此，为了达到对马克思哲学性质的综合的全面的把握，人们就习惯于用“辩证关系”来掩盖这一含混的局面。于是认为，马克思哲学一方面是对现代性的继承，比如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同时又因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从而也成为对现代性的批判。因此，马克思哲学中包含着现代性和后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辩证关系”与前文提到的外在时间性上的“预设性反向推论”不同，后者是建立在外在时间性观念上的，试图从思想发展的先后顺序中寻找马克思哲学中的后现代因素。而前者则试图在“逻辑”上寻找马克思哲学中的后现代因素。其结果就是，在理论上把马克思哲学同样看做是现代性与后现代的“混合物”。诚然，马克思哲学对待德国古典哲学的态度是辩证的，那么，能否据此认为马克思对待现代性和后现代的关系也是“辩证的”？
所谓“辩证关系”，就其本来意义看，是对同一个事物的既肯定又否定的“扬弃关系”。比如，马克思对待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就符合这种内在的扬弃，因而可以说马克思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是“辩证关系”。但是，这种辩证关系是否适用于所谓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之间的关系？即认为马克思既是现代性的，同时又是后现代的？实际上，我们不能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出一种所谓的后现代的观点。我们只能找到两个批判：即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和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然而，我们却把马克思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批判，直接看做马克思开启“后现代”的两个根据，从而得出了马克思哲学包含现代性和后现代的辩证关系的结论。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根本不是对现代性的批判，毋宁是马克思捍卫现代性的一个必然环节。这一点后文将集中讨论。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哲学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后现代因素，就更谈不上现代性与后现代作为两个异质性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了。所谓的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辩证关系”实际是虚假的。退一步，如果对两个异质性事物采取“辩证关系”，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总之，上述种种对马克思哲学具有后现代思想的推论都是不成立的。那么，能否从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推论出马克思哲学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呢？这同样是不成立的。
二、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不等于对现代性的批判
资本逻辑作为现代性的消极环节，即否定性的肯定性环节，因而构成了现代性必要的一个内在环节。因此，现代性包含两个环节，一个是积极环节，即“纯粹理性”自身的确立；另一个是消极环节，即“资本逻辑”的自我否定。全部现代性的任务就是要让人摆脱“神”和“物”（资本逻辑）的奴役，回到纯粹理性。积极环节是作为现代性的本质规定，而消极环节则构成了实现这一本质规定所必须经过的中间的否定性环节。就是说，如果不是因为有资本逻辑的干扰，现代性早就应该成为一项完成了的事业。而事实上，恰好因为资本逻辑的否定性环节，才使得现代性迄今仍然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资本逻辑从否定性上帮助了现代性的确立。因此，既然资本逻辑和纯粹理性分别构成了现代性的消极和积极两个环节，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就不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对现代性的捍卫。
现代性并非是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的联姻。也就是说，不能把“资本逻辑”的扩张看做理性形而上学的结果。马克思批判资本的逻辑，是要把人类生存的感性原则纳入到理性法则之内。即把物从作为个体的人那里剥离出来，重新还给作为普遍性的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确证的，同样，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是相互确证的。作为个体性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外在的，因而，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度下，物非物，人非人。而当物成为作为普遍性的人的物的时候，则物成为物，人成为人。因此，资本的逻辑是现代性的消极环节，但却也是内在的规定。这样，当我们在批判资本逻辑的时候，并非现代性的批判。西方诚然有很多学者把资本逻辑的扩张看做现代性的一个特征，因此，在批判资本的逻辑的时候，实际上形成了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要求的是一个理想的人类的普遍性的共同体，甚至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国在内，都属于现代性的内在旨趣。这一旨趣本身作为人类的永恒的理想没有问题。而资本的逻辑恰好是对这一理想的破坏，因而，它不过是构成了现代性的一个消极的环节，就如同资本对人回到人本身是一个消极的否定性环节一样。
资本逻辑的扩张与理性形而上学无关。资本逻辑当中并非贯穿着理性的形而上学因素。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资本逻辑的理性特征，而把资本逻辑看做理性形而上学的结果。而如果把资本逻辑看做形上学，这实际上是把“纯粹理性”与“知性”混淆造成的结果。康德曾经明确区分了知性与理性。近代理性的独立，诚然表现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但是，贯穿在科学技术中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康德所说的“知性”，即仅仅对自然经验对象有效的知识能力。后来，这种理性也被贯穿到了整个资本主义的各个组织和运行的技术性关节当中。因此，我们常常说资本主义是最具有“合理性”的。而实际上，纯粹理性本身应该是现代性的内在精神。而科学技术中和资本运行各个环节中的理性，可以被概括为“工具理性”。这种理性已经不符合现代性本身的理性要求了。它降低为一种与资本逻辑相一致的“工具”。这也就说明，我们不能因为资本逻辑中的理性特征，而把资本逻辑本身看做现代性的内在规定。资本逻辑严格来说，是建立在人的感性欲望基础上的一种经济运行逻辑。这种逻辑的终极目标就是满足人类的感性欲望。这在本质上与形而上学恰好是背道而驰的。资本逻辑不过是使用一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计算性思维”[2]，从而为满足欲望而进行的种种的“合理化”安排。这种理性早已经背离了人本身的神圣的道德法则。比如，即便资本家举行“慈善”，由于其前提是以“获利”为目标的资本经营活动，因而这种建立在“获利”基础上的慈善行为，也一并被归结为功利原则而不具有道德性。慈善仅仅是在“形式”上符合了道德而已，但其实质并非是道德的。此外，如果把慈善作为一种资本经营的“广告”则就与道德相去更远了。
因为资本逻辑构成了现代性的消极环节，因而对资本的批判不是对现代性的批判，就如同黑格尔和康德对宗教的批判不是对现代性的批判，而是要把宗教纳入理性一样。对资本的批判是以对资本的扬弃为形式而实现的向理性的现代性的复归。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人向符合人性的人的复归”[3]，这构成了马克思哲学作为现代性哲学的核心判定依据。因此，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是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并非是对现代性的批判，相反恰好是建设现代性的一个内在环节。理性形而上学追求的是什么？它和资本有关联吗？为什么总是遭到无辜的批判？理性形而上学是人类的本性，因而具有绝对的合法性。它指向的是人类精神所固有的终极关怀，包括道德、正义、崇高、神圣等，这与资本有何关联？而资本逻辑是奠基于人的感性欲望的，它们本来就是人性中的两个方面。岂能把两者理解为“联姻”关系呢？按照现代性的固有规定，其目标就是要把感性欲望方面纳入理性的道德法则之内，因而，资本逻辑不是理性形而上学的结果，反倒是理性形而上学确立自己的一个必经环节。因而，它们之间永远都不是平等的“联姻”关系，而是一方统摄另一方的关系。理性形而上学就是要驾驭资本。这也就是说，理性形而上学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而资本逻辑应该被纳入这一理性的统摄之内，而不是把资本与理性形而上学一道加以批判。马克思批判资本逻辑，为的是回归理性法则的现代性之根基。
三、马克思哲学的纯粹现代性品质
一方面，马克思要批判德国古典哲学，把现代性仅仅保持在意识哲学之内。因此，他要把这种由意识哲学确立的现代性精神贯彻到历史领域——完成康德的道德学命题，即把感性幸福原则纳入理性法则之内。马克思批判德国古典哲学不是批判现代性本身，相反，是把古典哲学中确立起来的现代性精神加以历史性再现。另一方面，马克思要批判资本逻辑。而批判资本逻辑与在历史中再现现代性精神是同一个问题。批判资本逻辑就是要把人从物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完成人向人的复归。现代性的积极维度就是相对于宗教异化在纯粹理性内部确立理性本身，从而完成精神层面的人向人的复归。而另外一个维度就是相对于资本逻辑导致的物化，把人从物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为人的主体地位的回归。而马克思主要从事的是第二个方面的回归，从中表现出了马克思强烈的现代性品质。以下从三个方面探讨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品质。
1.共产主义可以被看做马克思哲学的现代性“公设”
康德提出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4]是现代性的历史观。马克思哲学也符合这一基本的现代性观念。人类历史不是凭借人的本能所引导的，而是凭借理性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的终极的生存理想，本身就符合了现代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它实际也是一种本质主义，只不过马克思把终极关怀纳入人类历史，而不是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加以论证这一“公设”。但是，马克思却用人类的历史性生存逻辑，同样论证了这一“公设”的历史客观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共产主义这一公设给出了集中的论述。他指出，共产主义就是“人向符合人性的人的复归”。马克思的这一概括完全符合了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只不过，它与形而上学的差别仅仅在于，德国古典哲学在精神的路向完成了“人向人的复归”，而马克思则要在人的历史性生存中同样完成这一现代性的本质规定。因此，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就是历史性生存的人向人的复归。
2.马克思的现代性还进一步表现为他对康德道德学命题的实践
康德提出，人类的全体自由，在道德学原理上应该是把感性幸福原则纳入道德法则之内，即实现“至善”。“那至上的善（作为善的第一个条件）构成德性，反之幸福则虽然构成至善的第二个要素，但却是这样构成的，即它只是前者的那个以道德为条件的、但毕竟是必然的后果。只有在这种隶属关系中至善才是纯粹实践理性的全部客体”[5]。而马克思恰好是在实践中完成着这一命题。如何实现把感性幸福原则纳入道德法则之内？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就是按照人的感性欲望被建立起来的。它诚然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果。但是，它却不是现代性的积极环节，而是消极环节，即现代性实现自身而走向的一个否定性环节。当人成为主体的时候，恰好是通过对感性欲望的“挫抑”来实现理性的独立的。也就是说，恰好是因为有资本逻辑的否定性，才使人类有机会重新确立理性。马克思因此要把私有财产废除，这就是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却不是把人带入一个没有任何物质利益的世界，而是说，必须在人作为普遍性而不是个体性的存在者那里，即通过对物的“共有”来实现人对物的超越，从而把物还给了作为普遍性的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实质。这里恰好在历史的实践中完成了康德的道德学命题。
3.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也恰好符合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一现代性精神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把资本逻辑下的人看做人向人的复归的否定性环节，因而，现代性的重要工作在马克思看来就是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实现人向人的复归。黑格尔曾经揭示了纯粹精神本身的自我运动的逻辑。这个概念辩证法构成了整个现代性精神的内在规定。现代性的核心就是回归到精神，而究竟这个精神是个怎样的存在？直到黑格尔，才在积极的思辨哲学中显现了绝对精神，这个绝对精神的一切内容，最终可以被概括为概念辩证法，即理性的自我显现。所以，通过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精神回到了精神本身，这意味着现代性在理论上的完成。马克思哲学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说继承也不完全准确，因为如果说精神本身就是辩证法的逻辑，那么，马克思就用不着继承黑格尔，而是在按照精神本身的逻辑来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因此，即便没有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德国古典哲学确实在理论上帮助了马克思。所以，马克思哲学本来就具有现代性的品质。如果说辩证法确实构成了现代性精神的自我运动，那么，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就是在人类的历史性生存活动当中，同样揭示了现代性的精神运动。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的逻辑理解为“人向人的复归”，并且在《1857年手稿》中把人类历史进程理解为“三个阶段”的辩证过程，这些都说明马克思哲学具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性品质。
收稿日期：2008-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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