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庙卜甲四片试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公庙论文,卜甲四片试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陕西岐山周公庙遗址的发掘，已经引起学术界以至社会公众的普遍关注，遗址中甲骨文的发现，尤其受到重视。由于有关材料尚未系统发表，现在当然无法详细讨论。这里只就报刊上已经公布的四片卜甲，谈一些陋见，供关心这一方面的读者参考。
《收藏》2004年第9期刊登的种建荣先生《岐山周公庙遗址新出西周甲骨文》，附有三片卜甲的照片[1]。文称这些卜甲系当年3月4日发现的两座灰坑2004QZH1和2004QZH2所出，“两坑北部有一条宽3米多的废弃灌溉水渠。1976年修建该渠时，破坏了两坑的一部分。1986年，该渠废弃后，村民又取灰坑之土以填渠，两坑堆积再受破坏。2004QZH1坑现仅残余东西长约7米，南北宽2.5米，深约1.5米左右。卜甲主要出于H1及现代水渠填土中，2004QZH2中所见甚少。在三单位中共发现卜甲七百余片，其中有刻辞者83片，初步辨认出文字370个。依出土陶片分析，H1堆积的形成年代约在西周中期偏晚，H2的年代当为西周早期。”
文中有图像的三片卜甲，编号有的记坑位，有的则不记，现依次论述：
第一片：01号卜甲
这是一版腹甲靠中间部位的残部，可见有一横贯的齿纹，因为是局部照片，只显示左侧的断边。片上有两行5字。从行款看，左行上面应缺去一字，该字原来大约向左偏离，因而没有留下残笔。这两行字是：
□弔（叔）卜周公贞。
细察片上位置，两行当自左面一行起读，向右转行，即读为“□叔卜周公贞”，而不能从右面一行起读。如读作“周公贞□叔卜”，也是不通的。两行中间没有界线，也没有多少空间，不能分为两辞而属于不同的兆。
“□叔卜周公贞”，只是一条卜辞的前辞，没有记内容的命辞。 以前在岐山凤雏出土的卜甲也有这种例子，如其H11:38“王卜”，H11:167“王贞”[2]，都只记出谁是贞卜者。在殷墟甲骨卜辞里，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出组卜辞多见“某某卜王”，在卜日的干支下面只记“王”而全无命辞。
殷墟卜辞的前辞，有的不记贞卜者名，记的都仅有一人。比如宾组卜辞“某某卜宾贞”，“宾”是卜人之名，而所贞问的事项则是关于王的，这种以王为主体的卜辞，我们称作“王卜辞”。子组卜辞“某某子卜贞”，所贞问的事项不属于王，而是关于“子”即一位朝臣的，这种以王之外的人为主体的卜辞，称作“非王卜辞”。依此类推，西周甲骨卜辞如上引凤雏H11两例，有“王卜”、“王贞”，也可以叫“王卜辞”。同出还有许多以王为主体的卜辞，都可归入“王卜辞”之列。至于周公庙01号卜甲这一条，就只能算作“非王卜辞”了。
“□叔卜周公贞”这条前辞，说明是由“□叔”其人为周公卜问的。这就像战国时期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的竹简卜辞说“东周之客无
归胙于
郢之岁，夏栾之月，乙丑之日，苛嘉以长恻为左尹
贞，……”[3]，苛嘉是执行占卜的卜人，左尹则是卜问的主体。在这里“□叔”是占卜的执行者，“周公”是卜问的主体，主体不是王，所以是“非王卜辞”。
凤雏卜甲没有出现“周公”，只有“太保”（召公）、“毕公”等，周公庙卜甲据种文称：“‘周公’一词有四条，是最常见的人名。由于有周一代，周公爵位世袭，有若干人可称周公，故刻辞上的周公是赫赫有名的周公旦，还是其子孙尚待研究。但这么多的‘周公’刻辞，对判断周公庙遗址的性质，甚至推断周公庙大型墓葬墓主身份皆具重要意义”[4]，这是完全正确的。不管出现的是周公旦，其次子君陈，还是哪一代周公，总是同“周公”家族有关。
“周公”之“周”的写法值得注意。字作梯形，方格中不加点，下不从“口”。同样写法见于凤雏卜甲H11:31和H11:104的背面，还有H11:117“祠自蒿（郊）于周”的“周”也是这样。凤雏建筑基址及扶风召陈建筑基址出土的不少陶器上所刻不从“口”的“周”字，则改呈正方正形[5]。在西周金文中，这样写法的“周”字仅见于西周早期的堇鼎、成周戈等器[6](P70)（注：所列无
鼎疑系翻制，姑置不论。），应该说是有时代性的。看来01号卜甲应划归西周早期。
第二片：H1:82卜甲
这是一版腹甲的左尾甲部分，左侧保留原缘，右侧顺千里路齿纹解离，上边则沿兆枝折断，中间偏上有一条盾纹。刻辞在右边靠下，一行两字：
新邑。
据种文说，周公庙这批卜甲中，“‘新邑’一词有五条，是最常见的地名之一。”1981年，在距周公庙不远的岐山祝家巷村出土一件西周前期的戈，也有“新邑”铭文，见《殷周全文集成》10885[7](P325)。
“新邑”见《尚书·洛诰》，指成周而言，以其在周初新建为东都，故称“新邑”。有学者主张“凡器铭中称新邑的，都是成周之名未定时”[8](P45)，这个说法是不是对，可以进一步考虑，但无论如何，“新邑”的称呼只行用于一个很短的时期，这片卜甲属于周初是肯定无疑的。
读《尚书》可知，周公旦与新邑的兴建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新邑”卜辞与兵器在周公庙地区的出现，是非常启人寻味的。
这一条卜辞只有“新邑”二字，其他西周甲骨也有过类似现象，如1996年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灰坑H108出土的卜甲有辞“成周”[9](P15-16)，似颇费解，实际上，这是那时甲骨卜辞的一种缩简形式。
在殷墟卜辞里看到，有些辞是完整的，有些辞则由于兆旁空间有限，不得不加缩简。比如一些宾组卜骨，在兆旁刻上缩简的卜辞，完整的则记于宽广的骨扇部位，彼此对照[10]。凤雏和其他地点的西周卜辞也是如此，有的是完整的（有时将字刻得微小[3](P141)），有的是缩简的，像“新邑”、“成周”一类就是后者。在甲骨有关兆旁刻上这种缩简的卜辞，只起着标识的作用，意即指示该兆所卜是“新邑”、“成周”之事。《周礼·占人》云：“凡卜筮既事，则系币以比其命，岁终则计其占之中否。”注引杜子春说：“‘系币’者，以帛书其占，系之于龟也。”郑玄则云：“既卜筮，史必书其命龟之事及兆于策，系其礼神之币而合藏焉。”两说略有不同，但把卜辞另写在简策或帛上是共同的。揣想这些缩简的卜辞，都有完整的文本书写在简帛上面，只是简帛未能在地下存留到现在而已。
了解了这一点，便可以明白上文讨论的第一片卜甲只有前辞，其实也是缩简的结果。
第三片：0136号卜甲
发表的只是局部照片，看不出是腹甲的什么部分。辞为：
马二百两。
“二百”占一字位置，系合文。
古时凡二物配对者称“两”[11](P57)。殷商周初，车大都驾二马，因而讲到马以“两”为量词。因车有两轮，“两”也作为车的量词，后世便衍生“辆”字。“两”字或简作“
”，如《殷周金文集成》2775西周早期的小臣夌鼎有“小臣夌锡贝，锡马两”[8](P229)，马以“两”为量词，写法即是如此。殷墟卜辞也有“马廿两”，见《殷虚书契前编》2,19,1，“马二两”、“马五十两”，见《甲骨文合集》21777和11459，其“两”字写法类似“丙”或“内”字，前人多有误释[12](P257)。看小臣墙肋骨刻辞“车二两”的“两”字也这样写[13]，就不难明白了。
“马二百两”是四百匹马。种文还提到“卜辞H2:19上刻有‘二百又五十两’六字”，是五百匹马。马群规模之大，足与凤雏卜甲H11:125的“五百牛”比拟，可见当时经济生活的发达程度。
周公庙卜甲还有一片是在报端发表的[14]。
这是一版腹甲的右前甲残片，仅存其右上肩部原缘。照片上可以看到其上部一辞为：
□由弗克……
下部另有残辞，只能辨出一个“甶”字。
上部的卜辞，第一字不够清楚，但可估计是人名，
，这条卜辞的文例即近于凤雏
甲H11：6“ 曰：並甶（思、斯）克事”，H11:21“曰： 甶克事”，H11:32“□甶克事”等辞
关于“甶”应读为“思”、“斯”，过去我曾几次讨论过[15]，有些学者则持不同意见。近年这个字反复在战国楚简卜辞里出现，用法与这里还是一致的[16](P599-600)，其释读应该可以确定。
本文所能考察的几片卜甲，给我们总的印象是年代不会太晚。第二片肯定属于西周初年。第一片“周”字的写法，第三片“两”字的使用，也指向西周早期这一时代。总的看来，包括第四片在内，这些卜甲都与凤雏卜甲近似。凤雏卜甲各片年代有一定跨度，最早的如有“周方伯”及商王名号者在伐纣之前，最晚的如有“不栺”人名的可晚到昭王，甚至穆王初，大多数都是西周早期的[3](P140-148)。周公庙卜甲是否包含较晚的，能迟到2004QZHJ被估计的年代西周中期偏晚，须待更多材料公布后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