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转轨的社会成本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论文,成本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928(2002)04-0001-0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的成功。然而，任何社会改革都有社会成本的付出。本文借助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成本理论，对我国经济转轨成本的形成原因及其表现，进行一些分析，并对如何采取恰当的对策，降低经济转轨社会成本，提高社会对现实改革成本的承受力，提出一些看法。
一、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成本形成的原因
由于社会是不断运行和发展的，也存在着社会本身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因此社会也是一个“投入—产出”系统，既要为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提供社会成本，也会获得体现社会存在和进步的社会收益。在正常均衡的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社会收益呈正效应，即：社会收益≥社会成本，而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问题就复杂得多。这是因为新的体制刚刚建立一时难以凑效，社会要为破旧立新付出较多的社会成本，一般不可能及时获得相应的社会收益，这时社会收益往往表现为负效应，即：社会收益＜社会成本。社会运行须通过作为过度期的适应阶段，社会收益才会由负效应转变为正效应。在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时期，作为社会投入或付出的社会成本，从形态上看，不仅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从性质上看，不仅包括经济的，还包括政治的、思想意识的、文化的，以及社会道德和社会心理诸方面。所以，构成社会成本的“支付”项目方方面面，它既包括经济的、物质的，可以用货币衡量的成本，也包括不便或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时间、社会环境、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损失付出。这是无形的社会成本，往往更为重要。
我国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转轨是一次重大制度变迁，即经济的市场化过程，它包括经济主体的独立化、宏观调控的间接化、经济活动的法制化等几个方面的制度转轨。转轨的路径无论是采取激进式的还是渐进式的，都是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都是漫长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更重要的是它需要花费成本。经济转轨成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替代成本，或称实施成本。也就是制度经济学家布罗姆利所说的“学习新制度以对新的和从未有过的事情作出恰当反应的成本”（注：D·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A].蒋青.世界一流经济学名著精缩[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407.），即对新制度要成立机构进行搜寻、探索、实践、分析总结，随后是宣传、安排推广新制度过程中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另外，在一种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中，由于制度的惯性，原有制度的运行规则，仍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特别是我国的渐进性改革，在很多改革过程中存在过或是存在着双轨制），而新制度则刚建立，规则很不完善，要真正全面运转起来，还需要一定时间。这样，旧制度、旧规则正逐渐减弱，有的已完全消失，有的尚继续发挥着负作用。而新制度新规则又不能立即到位、跟上来，这样转轨时期在经济社会生活很多方面很可能出现规则和监督混乱或者规则和监督的真空或相对真空，从而导致经济社会生活的失衡、失范、混乱，出现社会心理失衡、道德滑坡、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寻租腐化等现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改革的负面效应，其实这是新旧制度交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因为改革而付出的社会成本，构成经济转轨社会成本的第一方面。二是改革的“摩擦成本”。这种成本就是布罗姆利所说的“制度创新还受到达成社会一致的成本的巨大影响”（注：D·W·布罗姆利.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A].蒋青.世界一流经济学名著精缩[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407.）。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就是旧的利益主体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利益主体格局逐步形成的过程。这样新旧利益主体之间以及新利益主体之间必然会出现认识上的或利益上的摩擦。这样一方面会阻碍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改革摩擦成本；另一方面，如果国家因此还要进行宣传教育或进行利益调整，这也要付出成本。这方面主要表现在新制度安排推广过程中，旧制度往往不能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这样成了转轨的巨大阻力，克服阻力也需付出成本。如一种对普通社会成员的特权利益赎买被称为“补贴改革”，即一部分社会成员在旧体制下享有一些特权，这些特权在新体制下将会丧失，这部分成员就可能反对改革，政府为弱化改革阻力，采取补贴的方式，换取这些成员的同意。如住房补贴、价格补贴。当然，摩擦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社会成本，必然大于国家为减少摩擦阻力而进行调整的社会成本。所以，一般都要对各利益主体进行调整。
二、当前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社会成本的主要表现
上述分析从理论上说明了经济转轨形成社会成本的必然道理。我们以我国经济转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从现实层面来归纳一下改革社会成本的主要表现。
1.改革的实施成本
(1)国企经济效益下降
苏东国家采取激进式改革的路径，使这些国家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前苏联尤为严重。这是典型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的交易成本，在所难免。我国情况有所不同，产出能力没有遭受巨大的破坏。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路径，即在基本不改变传统国有企业制度和运行环境的同时，通过非国有经济，主要是乡镇企业、三资、私企的大规模发展来支撑国家的经济增长，待非国有经济已经足够强大，再来对国企进行实质性改革。虽然这时国企改革仍然不可避免地影响其产出能力，但对整个社会的产值影响大为减小。但就国有企业自身来讲，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改也好，不改也好都具有成本，不改的成本当然大于改的成本，所以从整个转轨过程来看，国有企业（转轨导致产出能力下降，主要从国有企业体现出来）的产出能力下降成本为：
国企产出能力下降成本＝效益下滑成本（不改革）＋新旧制度交易成本（改革）
我国是1993年以后才对国企进行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实质性改革，而我国的市场机制运行先于企业的改制，这样，许多还没有改制的国企，由于制度及观念都没有转变，就不那么适应市场，导致国企效益大幅度下滑或大面积亏损，到1997年国企明亏暗亏的规模已达国企总数的75%。国企是我国的经济支柱，由于市场改革，或国企改制不到位引起的生产经营效益下降带来的社会成本是巨大的，这可以叫作效益下滑成本。同时，如果国企迟迟不改革或改革不到位，造成银行财务状况的严重恶化（目前我国银行不良资产的绝大部分来自国企的债务），以致要拖垮整个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金融风险和潜在经济危机，这构成了国企不改革的社会成本，为此必须尽快对国企进行改制。但改制过程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原因在于经济转规对原有国企的大规模改制，旧制度完全退出，新制度全面到位，需要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运转失常，产出能力被破坏，产出下降。这是新旧制度的交易成本。
(2)大规模失业下岗
经济转轨的失业问题与国企改革问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经济社会的一定时期，经济中存在着一个由资源、制度、习惯、市场结果等因素决定的自然就业水平。这被称为自然就业率，自然就业率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保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完全就业。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经济高涨条件下，也有3%左右的失业人群存在。我国人口众多，虽然在计划经济时代就业水平很高，大大高于自然就业率水平，但在国企中却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计划经济时代，国企附属于政府，缺乏独立性，尽最大限度吸收社会成员就业，承担了巨大的社会责任。而且还承担就业人员福利、住房、养老等一切负担，根本无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缺乏经济效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企要面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必然在追求经济效益过程中减员增效，最终导致隐性失业显性化，大批人员失业下岗，这是经济转轨的又一项成本。但失业增加的负面并不在于经济方面收入减少，失业的主要问题是形成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即使社会保障再好，失去工作也是一种福利的损失，而失业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
(3)通货膨胀
计划经济时代价格由政府按计划确定且很难改变，往往不能反映商品的内在价值及其市场供求状况，最终造成供给严重失衡的短缺经济，居民只能凭票限量购买。那么转轨过程中放开价格的管制，价格成为反映商品价值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动态信息要素必然导致物价的攀升。可以说，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大部分时间，直到1996年我国经济成功地实现“软着陆”才逐步平稳下来。其实我国出现通货膨胀是比较平缓的，最严重时期的通货膨胀也只有22%左右，而不象其他计划经济国家经济转轨过程中物价上涨高达几百倍上千倍，所以其消极负面作用比较小。其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一是通货膨胀引起各收入群体收入发生变化，富有的原有财富发生贬值，比较贫困的生活更加困难；二是通货膨胀导致现行的国家经济运行政策一定程度的失灵；三是国家为通货膨胀进行大规模的价格补贴，形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如1998年国家价格总补贴就达到了712亿元。
(4)收入差距不合理
计划经济时代，侧重的是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转轨后，提倡效率优先，提倡按劳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无论是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分配，由于每个人自身条件和拥有要素的差异，市场经济条件下必然导致收入差距。但差距应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这个合理的差距，就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形成的，能有效地促进竞争，提高经济效益的收入差距，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之为效率差距。如果这种差距是由于非诚实劳动和非法经营形成的，如腐败寻租，假冒伪劣，这种差距就会破坏社会公正和经济运行秩序，资源无法优化配置，造成巨大浪费，必然导致付出经济效益损失的社会成本。如果收入差距本身就属于效率差距，但由于市场规则的不完善，这种效率差距过大，也会破坏公正。经济发展应该促进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福利增进，而不是极少数人的福利膨胀，因为这会导致两极分化，会带来更大的社会不公正，这也是一种社会成本。
(5)寻租腐败蔓延
在新旧制度交替转型时期，难免会出现市场环境混乱，宏观调节失灵，法制薄弱，监督职能不能及时跟上，这种软约束的市场和法制环境很容易导致寻租腐败现象大规模的滋生蔓延。这必然会引起以下成本的付出：一是干扰破坏正常经济运行秩序，导致经济效率下降；二是破坏党和国家的形象，这是一种形象损失；三是为防止、监督、惩治寻租腐败而付出的代价。
(6)精神文明滑坡
以上五方面主要侧重于经济转轨引起经济、物质方面的付出，还应考虑精神文明建设的损失。虽是无形的，却是重要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必然会引起思想认识和精神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如果缺乏及时正确的宣传教育，再加上法治滞后也就是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必然会出现一切向钱看，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官僚腐败成风、人情冷漠、缺乏社会正义等现象。这种现象造成的恶果必然是道德失范、价值混乱、法制不张、人际关系恶化。这种环境下即使经济福利有所提高也未必获得满足。特别是目前社会上官员的贪污腐化，不仅使经济效率损失，更重要的是对党和国家的形象以及人们对社会主义信仰的损失，这种损失可谓大矣。
2.摩擦成本
经济转轨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必然破坏旧的利益主体格局，同时产生新的利益主体格局的过程。新制度下，这些利益主体之间并不是相安无事，而是相互摩擦，有时这种摩擦还相当激烈。有摩擦就有阻力，就会有社会成本的付出，它主要从两方面对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影响。一是摩擦自身成本。这主要是指腐败行为、经济领域违法犯罪行为、收入差距过大、认识滞后等方面造成的社会摩擦损失。这些不仅直接破坏市场经济运行环境和规则，影响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对改革、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更重要的是人们认识上滞后，再加上国家的利益调整措施不能及时到位，直接导致人们对改革的不满。这种不满表现为：一方面表现为对改革持反对态度，直接阻止改革的推进；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已实施的新制度不积极去适应，导致新制度无法正常运转，改革效果无法及时呈现出来，如一部分国企职工、领导及一些政府官员习惯于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不能积极去适应新的运行机制，使企业改制有其名而无其实。二是克服、消除摩擦所付出的成本。摩擦降低经济运行效率，甚至阻碍改革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尽量减少或消除摩擦。为此，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利益调整措施。一方面对改革造成的利益损失进行补贴，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住房补贴费。另一方面对改革中产生的不合法不正常收益进行控制和调整，如惩治腐败，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等。
三、如何降低当前经济转轨时期的社会成本
分析我国经济转轨社会成本的目的是为了降低转轨成本。转轨成本必须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才能保证改革收益大于成本，才能使人们对改革过程给予支持，从而保证改革顺利进行和深化（注：张泽荣.20世纪的经济发现[Z].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363.）。要将我国经济转轨成本保持在一定限度内而不致危及转轨过程本身，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降低绝对成本；二是降低相对成本，即在成本大致不变的情况下提高社会对成本的承受力，从而相对降低改革的摩擦阻力。
1.降低绝对成本
经济转轨实施过程中，从绝对量上说不可能一点成本都不付出，只不过成本付出有大有小。这主要与改革路径选择有很大关系。我国国企的改制选择的是体制外推进与体制内改革相互结合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就是先通过大量非国有经济，如乡镇企业、私营、三资企业的发展来支撑国家经济的增长，为以后国企根本改制减轻压力。当非国有经济足够强大（具体情况是产值超过整个经济产出的50%），传统国有企业在经济中的份量大大降低以后(＜50%)，再来对国企进行改革。虽然这时国企的改制仍然不可避免的影响其产出能力，但对整个社会生产能力的影响已大为减弱。如果一开始国企改制就采取激进式的改革路径，由于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占主导，必然会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产出能力大幅度下降，导致巨大社会成本的付出。
另外，大量非国有经济的存在，还可以对市场竞争及市场环境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这会对国企改制产生积极推动作用，迫使它们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运转，改革内部管理，逐步走向市场。
我国这种渐进式改革路径的好处是最大限度降低改革成本，具体表现如下：第一，有利于充分采用已有的组织资源，从而可以保持制度创新过程中制度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第二，渐进改革有利于把改革成本分摊到一个较长期的历史过程，允许社会成员边改革边学习边选择，这样可以化解改革阻力，以最小的成本寻找到改革的突破口，并及时修正改革路径。第三，当政府受制度知识的约束无法确定具体的改革方式时，可以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路径，通过放松控制来激励社会成员的自发改革热情和制度创新的灵感，是一种风险较低的改革方式。如果成功了，政府出面肯定并自上而下加以推广，也易于被群众接受，如果失败，也可以从中获得经验教训，政府也不用大面积地承担改革风险，如我国改革初期农业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后来的股份合作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成功，从社会成本方面讲就是因为采取渐进式改革大大降低了改革的社会实施成本，使收益大于成本。
2.降低相对成本
在绝对成本无法再进一步降低的情况下，只能考虑降低相对成本，核心问题就是提高社会成员对改革成本的承受力，从而大大降低摩擦阻力成本。而要提高公众对社会成本的承受力，主要问题是解决改制过程中的社会公正问题。就是说，无论经济转轨是否造成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造成改革成本，只要改革过程是公正的，成本是在全社会范围合理负担的，社会对改革成本的承受力就较高，改革的摩擦阻力相对就低，即相对成本就低，否则，社会对成本的承受力就低，相对成本就高，就会危及社会稳定和改革过程本身，最终使改革归于失败。要做到公正性，降低相对成本，可以从以下着手：
(1)提高公众的改革参与度
改革是一次涉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巨大变革，是全民事业。因此，是否进行改革，如何改革，改革的方式、速度、方法等等均应让广大的社会公众参与进来，提高他们的创造积极性，由他们作出选择，这样会尽量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提高他们对改革的认同感和承受力。
(2)改革的收益和成本应合理享受和承担
从总体上说，承担着改革带来的经济发展的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也都是改革成本的承担者。但是，具体到某些时期某些领域，我们发现，改革过程中受益最多的往往是某些当权者和垄断者，他们依靠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常常可以将社会财富化公为私，成为先富的人。反观广大普通百姓，他们所获得的改革收益总在平均收益以下，不仅几乎承担了全部改革成本，还要面对物价上涨，下岗失业，并且在进一步的改革中不断成为牺牲者。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增加得最少，却被要求以最严格的条件参加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福利的市场化过程。这种改革收益者和受损者的分离最明显的表现是改革过程中公正性的缺陷，增加了改革摩擦阻力，降低了公众承受能力。
首先，坚决禁止权力非法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和财富的分配。经济转轨的成本主要不在于作为结果的收入差距和财富分配状况。经过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社会已经可以承受合法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从事经济活动从而享受分配的权利和机会是不平等的、不均等的。官商勾结、寻租频繁、政治权力作为垄断要素参与经济与分配，民间和私人从事经济活动并由此而获得收入的权利常常被剥夺，至少是在与官方权力不平等的基础上展开的。真正完全独立于权力之外的民营经济却发展不起来，或者只有通过官员的照顾才能获得生存空间。这样的市场经济改革肯定是既无公正也无效率，它所造成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失衡最令人深恶痛绝，造成极大的社会心理失衡，既断送改革，也断送经济发展。为此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对经济有效管理纳入法治轨道，对权力进行约束和监督，杜绝权力非法参与经济活动和财富分配，铲除腐败，严厉打击经济犯罪。
其次，尽快建立和完善利益主体收入调节机制。市场不是万能的，它很容易导致收入上的差距，特别是转型期权力的非法参与，更加增大了收入上的差距。为此，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做到，一方面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进行适当的调整，主要是建立和完善税收调节制度，如个人所得税、赠予税、遗产税等税制，使高收入中有一部分返还给社会；另一方面，需要建立起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对改革中的受损者以及需要帮助的人群及时进行补偿。
收稿日期：2001-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