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功要勤要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用功论文,要勤要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流年似水，带去了许许多多如烟的往事，唯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还会不时从脑海深处浮现出来，犹如一抹亮光在苍茫暮霭中掠过天际。
在我平淡无奇的生涯中有一段弥足珍贵的岁月，那便是我的中学时代。
我10岁（1938年）小学毕业，正值日本侵略军疯狂肆虐之时。国难当头，生灵涂炭，本已十分拮据的家境至此愈益窘迫不堪，不得不举家迁至成都西郊光华村，在祖茔的菜地上盖一间茅屋聊蔽风雨。上中学几乎成为不可实现的梦想。所幸1940年初上海光华大学成都分部在光华村建校，设有附中，我才得以就近进入这所中学。
曾由著名教育家廖世承任校长的上海光华附中是一所名牌中学，内迁到成都后教师班底尚多旧人，流风余韵依稀犹存。这所与大学一体的附中不仅师资力量得天独厚，而且在图书资料等方面的优势也非一般中学所能企及。在校执教的先生中不乏江浙中学师资的名宿，好些位还是大学教师。他们大多出身于知名的高等学府，功底较厚，见多识广。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们背井离乡，历经艰难，来到抗战后方，一时造成了当地人文荟萃的环境。他们的爱国热忱和育人精神在学校内形成了新鲜的政治空气和浓郁的学术气氛。正是他们的言传身教使我在小小年纪就懂得了敬业乐群、为国为民的道理，自觉地发愤读书。当时学校设有“品学兼优”“家境清寒”等奖学金，每学期我都靠自己的勤奋获得其中的两三项，借以免除了失学之虞，并且得以成绩优秀免试升入本校高中。
由于老师们（如教国文、历史、英语课的赵贞信、金宝祥、徐福均、赵善诒等先生）常常给我们介绍当代学人和学界情况，推荐课外读物，校长（主任）还不时敦请名流学者（如叶圣陶、吕叔湘、冯友兰、贺麟等先生）来校给我们讲话，这就激发了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极大兴趣，高中期间在文史和英语方面用功愈勤。当时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月刊》等杂志内容充实，水平很高，我几乎每期必读。这对丰富我的语文知识、提高中英文能力都大有助益。同时我利用大学图书馆的馆藏，开始了对中国文中论著的广泛涉猎。比如多达数十册的梁启超《饮冰室合集》，就是那时通读的。每天课后我便在田间阡陌上边走边背英语单词，直至夕阳的余晖散尽，方才回到茅屋里，在如豆的菜油灯光下苦读到深夜。仅“本国史”一科，我就阅读了从夏佑曾《中国古代史》到钱穆《国史大纲》计数百万字的参考书，而对其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和钱穆《国学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类考镜学术源流、指点治学门径的著作尤为注意。这里还应当特别提及当时认真研读过的五部书，即林语常《开明英文文法》、范存忠《英语学习讲座》、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王力《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书中采用的新的语言学原理，作者的眼光和方法以至他们的言语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后来走上研究语言学的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学六年焚膏继晷的学习使我在知识领域开阔了眼界，打牢了根基，摸到了门径。虽然少年时代在艰苦生活条件下的过度用功损害了我的健康，可是我至今仍然主张“用功要勤要早，基础要广要牢”，因为中学时期的努力的确使我得益无穷，受用终身。回顾我中学时代的学习，尤其值得强调的是认识到了学好外文的重要性。当时我虽然立志钻研“国学”，但却同时刻苦学习英语，并且遵从陈述民校长“从事专门学问，光是英文还不够”的教导，在高中后期已开始自学其他主要外语，并坚持下来。正因为如此，我日后研究汉语史这类“国故”之学，才能充分利用多种外文工具作为得力的敲门砖，突破“闭关自守”“抱残守缺”的陈旧模式，努力拓宽学术视野，扩大知识源泉，让固有的传统学科与国际汉学和东方学接轨，给汉语史的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时序不留，世事沧桑，当年的成都光华附中早已无复踪迹，老师们给我的教诲言犹在耳，而他们却多已谢世，令人感念不已。我自己也是华年水逝，渐近黄昏。然而六年中学生活中种种影象的余光仍时时映照在我心头，给我以无名的尉藉和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