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新政权的“以日制中”战略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布什论文,战略论文,新政权论文,日制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1月20日的美国政权交替之所以引进世人广泛关注，不仅仅在于“驴”，“象”之间紧张、复杂且富有戏剧性的选举之争，更在于布什新政权在竞选过程中和上台后所显示出的美国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与变化。这其中，布什新政权对中国采取了露骨的强硬姿态，引发了中国的高度警惕和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极大关注。人们注意到，布什新政权在“降温”美中关系的同时，正在全面“升温”美日关系，“以日制中”正在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基石。虽然这并不标志着美国对亚洲战略的根本转换，但无疑将对21世纪初期亚洲地区的发展和稳定产生重大影响。鉴于国际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何因应对策，自然成为中国政府在新世纪初期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
布什新政权“以日制中”战略的基本动向
布什新政权在处理对华和对日关系方面，采取了明显的“零和游戏”手法——在声称将美中关系由“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改变为“并非敌人的战略竞争对手”的同时，显示出高度重视对日关系的积极姿态。去年10月11日，以超党派的“知日人士”为核心的美国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INSS)发表了针对即将诞生的美国新政权对日关系调整的“政策提言”——《美国与日本——面向成熟的伙伴关系》(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Advancing Toward a Mature Partnership)。12月末，共和党的外交和安全事务专家又向新政权提出了一份《对外政策报告书》。美日两国舆论界普遍认为，这两份文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布什新政权亚洲战略的基本走向——由重视美中关系或以美中关系为中心，转向了公开强化美日同盟关系、遏制中国的“以日制中”战略。（注：参见[日]河本弘：《新世纪日本外交担负的使命——以新的日美同盟再构筑为目标》，载[日]《自由》月刊2001年3月号，第78～82页。）
《对外政策报告书》批评了前克林顿政权“削弱美国实力与影响力”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忽视日本”的亚洲外交政策，认为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强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形成“潜在威胁”，所谓的中美“战略伙伴关系”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应当对中国采取“并非敌视的保持适当距离的政策”。与此同时，《美国与日本——面向成熟的伙伴关系》则从“时代认识”、“政治”、“安保”、“情报活动”、“经济关系”和“外交”等六大方面，主张应全面重视和提升美日关系，其核心论点是：在亚洲地区“充满前途但却暗藏危险的形势下，美日关系前所未有地更加重要了。拥有世界上第二位的经济实力和装备精良且有战斗力的军队、并且是美国民主主义同盟国的日本，今天越发成为美国对亚洲关系的关键之所在。美日关系是美国国际安全保障战略的支柱。”因而它主张：在安保方面，应大力提高“美日安保新指针”的实效性，推进其走向实用化，应当将“有事法则”和“警戒领域”具体化。特别令人瞩目的是，该项“政策提言”明确指出，“日本对集团自卫权的禁止制约着两国的同盟协作。如果予以解除，两国将会产生更加紧密且有效的安全保障协作。”（注：参见[美]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INSS)特别报告书《美国与日本——面向成熟的伙伴关系》（精选）上、下，[日]《世界周报》2001年1月30日号第68～72页和2月6日号第69～72页。）显然，这是在要求日本修改“宪法九条”。如果说以往美国一直是在暗中支持日本增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之限制的话，那么此次则是公开主张和支持日本“修宪”。虽然这仅仅是一项“政策提言”，并未直接地出自布什新政权之口，但其所具有的“超党派”背景足以说明：这样做及其结果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着美国重视和提升对日关系的直接后果。
布什新政权对美日关系的注重和提升，还明显地体现在其组阁成员的构成上。虽然由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和国家安全助理等四人组成的总统外交班子，被公认为是“东亚问题的门外汉”，但与此同时，从通商代表部(USTR)代表、副国务卿、国防部副部长到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的成员等等，均为主张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或注重日本之亚洲安保贡献的“知日派”。而且新政权发足伊始，小布什为了突出其“重日轻中”的外交战略，不仅提早会见了日本首相森喜朗，更是对到访的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摆足了架子。当钱其琛副总理几经周折终于实现访美之后，小布什竟以要亲自接待“来日不多”的森喜朗为由，推迟了同钱其琛的会面。这同1998年6月克林顿前总统访华时路经日本而不过的做法（此事颇令日本政府妨忌和寒心），恰好是南辕北辙。
在经济领域，美国新政权也一改前克林顿政权对日本施压的强硬态度，更加强调双方的经济协调与合作。去年11月22日，以原总统经济咨询委员会委员长罗拉·泰森为议长的美国外交评议会，发表了关于美国新政权应采取的对日经济政策的研究报告——《美国将来对日经济政策的方向》(Future Directions for U.S.Economic Policy Toward Japan)。（注：参见[美]外交评议会独立作业部报告《美国将来对日经济政策方向》（精选）上、下，[日]《世界周报》2001年2月13日号第70～72页和2月20日号第70～72页。）这篇报告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主张改变以往对日本施加市场开放等各种经济压力的做法，从投资、市场开放、金融改革到经济体制调整和转换，美国应当对日本采取全面的协调、支持和配合的立场，力求使美日经济关系的基调从过去的摩擦、竞争转向良好的协商和协作；二是针对东亚地区ASEAN和日、中、韩日趋紧密的贸易和金融合作，该报告一改过去美国长期坚持的强硬反对立场，认为这是对全球多边贸易和金融协作的有益补充，美国和日本应当共同促进其向着不违背WTO原则和多边金融协作的方向发展。这实际上是有条件地认同日本在东亚区域经济、金融合作体系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不同寻常的是，被认为对布什新政权有着深刻影响的前布什总统时代的副总统奎尔，3月22日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对日本政府和经济界披露了其创设“美日共同市场”的构想，该构想计划于2015年实现美日两国在人员、商品和资金方面的自由流动。（注：[日]《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3月23日。需要指出的是，一些美国的民间人士最近也对此做出呼应。美国在日本的一家投资基金的负责人彼德·塔斯克尔，针对日美经济共同面临的困境，也提出了“日美合并”的构想。参见[美]彼德·塔斯克尔：《“日美合并”乃根本的解决方策》，[美]《NEWSWEEK》（日文版）2001年4月25日号，第15页。）尽管该构想的提出“出乎日方的意料”，姑且不论其现实性如何，但它足以反映出美国对21世纪美日经济关系的高度重视。
总之，布什新政权在急剧降温美中关系的同时，正在综合、全面地提升美日关系。美日两国新闻界一致认为，美国的亚洲战略已经从以美中关系为核心调整为以美日关系为基轴，（注：[美]Alexander Young：《预测布什政权的对中、对台政策》，[日]《世界周报》2001年2月20日号，第8页。）“以日制中”明显地成为布什新政权亚洲战略的基石。
日本对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基本认识与判断
日本政府高度关注此次布什新政权对日关系的调整。由于这种调整带有明显地“针对中国”色彩，日本自然格外关注美中关系的基本走势。迄今为止，日本外交界人士关于布什新政权对华战略调整的基本认识与判断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外务省比较“慎重”的见解。日本《世界周报》2001年新年合并号刊载了外务省事务次官川岛裕题为《2001年日本外交的课题》的答记者问，他只用一句话概括了美国新政权对华关系的“变化”，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基本上仍然是考虑“如何继续发展两国的关系，并非是突然转变为高度紧张的敌对关系，因而应更关注实际行动而不是口号。”（注：[日]川岛裕：《2001年日本外交的课题》，[日]《世界周报》2001年1月2～9日新年合并号，第22页。）另一种见解则如日本国际安全保障学会会长神谷不二等人认为，布什新政权将采取“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更加重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实力，因而其言必行，将采取遏制中国的外交战略。其理由是，共和党的对华政策一直是以基辛格的“中国牌”理论为基础的，（注：[日]《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3月23日。）即为了牵制前苏联而将中国作为“大国”，同其进行“战略握手”，虽然克林顿前政权在一定程度上继续了这种策略，同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但由于在“冷战”结束10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政治、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再次超过欧洲和日本占有明显优势，它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hyper-power)，因而其内外政策将日趋“内向”(inward-looking)。布什新政权同克林顿前政权相比，显然是抛弃了“理想主义”而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更加重视“实力”、“国家利益”而非“理念”。（注：[日]神谷不二：《布什新政权的外交政策与日美关系》，[日]《世界周报》2001年1月16日号，第7～8页。）作为当今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亚洲的国家利益显然是，阻止或遏制任何一个能够在该地区对美国的利益造成威胁或损害的国家的崛起，换言之，在该地区任何一个有可能破坏由美国控制的势力均衡的国家，都会被其视为潜在或显在的敌人。很显然，在今天的亚洲地区，这个国家就是中国。（注：[美]Alexander Young：《预测布什政权的对中、对台政策》，[日]《世界周报》2001年2月20日号，第8页。）
虽然在如何认识布什新政权对华政策及其走势的问题上，日本外交界有所分歧，但在有关美国全面提升美日关系的认识上则完全一致，即认为布什新政权将采取更加现实地、重视日本的政策。因而早在美国总统竞选开始之前，日本政府就高度关注可能出现的日美关系的新变化，在小布什竞选获胜并明确了其对日政策之后，更是加快了做出相应调整和研讨对策的步伐。新年伊始，外务省北美局局长藤崎一郎早早访美探风；在小布什就职前的1月15日，外务省日美安全保障课课长上月丰久又急急飞往华盛顿同布什新政权的对日政策班子接触。
总体而言，日本对布什新政权的“以日制中”战略有着清楚的认识和判断，并正在积极做出各种回应。正如日本政治评论家河本弘指出的那样：美国前政权的亚洲战略偏重于社会、政治体制全然不同的中国，将其视为“战略伙伴”，其结果，不仅“忽视了作为同盟国的日本”，使日本增强了对美国的不信任感，更向中国传达了“美国视中国为亚洲中心”的错误信息。而布什新政权明确地将美日同盟关系作为其亚洲政策之根本的举措，完全消除了中国的这种“错觉”，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不是中国，而是日本。（注：参见[日]河本弘：《新世纪日本外交担负的使命——以新的日美同盟再构筑为目标》，[日]《自由》月刊2001年3月号，第84～85页。）
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主要背景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世界战略发生了重大转变，其核心目标从“封杀苏联”转向重视“美国的国益”(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的“美国第一主义”(American-Centric)。其结果，对内关注经济增长与发展，实现了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对外则奉行重视“实力”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将过去实施的在全球范围内强化资本主义阵营的“团体战略”，改变为以重视自身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以应付地区事务为主的“个体战略”。在此过程中，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前苏联东欧解体、欧洲统一步伐加快等原因，美国对外战略的重心曾一度西移，而在21世纪初期，它将采取更加重视亚洲的地区战略。究其缘由，除了该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且伴随着经济增长积累了巨额财富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很有可能打破美国现今在亚洲地区维持的“战略均衡”。针对中国的未来实力及其走势，美国进行了认真的中短期预测。2000年6月，美国国防部发表了一份有关中国军事力量增长预测的报告书，预计在2005年以后中国大陆的军事实力将超过台湾，并强化核抑制战略，增强同美国核抗衡的能力；2000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其局长的名义发表了美国“国家情报会议”(NIC)与民间国际问题专家共同起草的一份报告书，针对中国做出了如下中期预测：由于日本社会高龄化的进展导致劳动力不足等原因，在2015年中国的GDP总值将超过日本，中国经济力与军事力的增强将威胁日本的“亚洲领导地位”，（注：[日]河本弘：《新世纪日本外交担负的使命——以新的日美同盟再构筑为目标》，[日]《自由》月刊2001年3月号，第85页。）进而挑战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霸权。而且，美国还认定，到2025年，亚洲地区将形成“中国、印度和伊朗的战略协作关系”，各自形成对中国南海、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的战略控制，并最终迫使美军撤出亚洲。为了避免这种对美国不利的战略格局的出现，美国将以自己的一极霸权支配为中心，采取分离亚洲各国关系、各个击破的“车辐条战略”，其中的主要一根“车辐条”，就是“以日制中”。（注：1999年夏，美国防部提出了一份题为《亚洲2025》的战略报告书，对2025年的亚洲战略局势做出预测。该报告还做出如下战略建议：美国应当容忍印度拥有核武器，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对印度尼西亚进行经济援助以谋取关系改善，采取这种分别强化关系的手法，阻止亚洲大国（包括俄罗斯）之间的合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应当同日本携手共同遏制中国。参见[日]西协文昭：《21世纪亚洲的战略地图》下，[日]《世界周报》2001年5月日号，第40页。）通过加强美日战略同盟关系，提高日本在亚洲地区的综合实力与领导地位，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已明显成为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关键所在。
另一方面，近年来日本开始更为现实地看待自己同美国的关系，更加重视日美同盟关系在实现日本国家战略过程中的重要性。经过90年代泡沫经济崩溃后所谓“失去的10年”，日本在“冷战”结束后曾一度发生偏转的对美国地位（继而对日美关系）的认识和判断，又重新得到了矫正。更多的日本人认识到，像石原慎太郎那样仅仅凭借“半导体芯片”等技术优势向美国叫板“说NO”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不仅是创造了长达110个月的经济增长，也不只是创造出一种新的技术范式，而是表明了以美国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及其制度的优势，因而进入21世纪，日本还得继续学习美国，而且同半个世纪前被麦帅逼迫的“学习”不同，这次日本是要主动地向美国学习。可以说，在进入21世纪的相当一段时期里，日本将更加加强而不是疏远同美国的关系，这是日本积极强化日美安保同盟关系的现实背景。最近，日本学者白石隆写了一本在日本外交界颇有影响的书，题为《海的帝国——如何思考亚洲》，其主题就是把亚洲作为一个“地域体系”来认识，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思考日本应当在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发挥怎样的作用。作者认为，二战后亚洲的地域体系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一种“新的帝国秩序”，日本在此秩序中充当了“第二号的位置”（“亚洲的工厂”和“亚洲兵站基地”），成为美国亚洲战略的关键，但这是以日本的实力增长不破坏有利于美国的亚洲秩序为前提的，故美国一直在“扼制着日本的颈动脉”——将日本的军事力量纳入和控制在以美国为主导的亚洲安保体制当中，使日本成为一个“半主权国家”。然而在今天，亚洲的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在这个地区，日本没有能力也不会去挑战美国，这样做并非贤明，只有中国是“问题所在”，因为正在发生“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域体系的再编”。中国的发展成功了是威胁，失败了也将造成该地区的混乱与失序。因而，继续依靠和利用美国维持该地区的现状，从中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行动自由的扩大”，是日本明智的战略选择。（注：参见[日]白石隆：《海的帝国——如何思考亚洲》，中公新书2000年日文版，第129～198页。）
显然，今天的中、美、日关系同70年代明显不同。那时三者之间关系的发展主要是为了对付前苏联的威胁，是一种静态的势力游戏，而在今天，“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快速崛起，使得美日两国认定中国将是它们的共同对手。美国和日本有着共同的利益，而且这种利益远大于它们相互间的矛盾和分歧，因而才能真正地搁置争议、强化同盟。按照日本外务省官员的说法，日本的“国家利益”就是要确保日本繁荣和安全的环境，然而“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现代化和它追求繁荣的努力能否稳定地实现，对其自身、对周边东亚所有国家而且很可能对全世界，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注：[日]川岛裕：《2001年日本外交的课题》，[日]《世界周报》2001年1月2～9日新年合并号，第20～21页。）正因为如此，在迄今为止中美关系的两大核心问题即台湾问题和NMD或TMD问题上，日本同美国的立场完全一致。日美两国鉴于历史和现实，都认为“维持台湾海峡现状”是最优的战略选择，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遏制一切有可能破坏这种“均衡”的动向。这正是小布什“以日制中”的这张“日本牌”格外沉重的原因或现实背景。
布什新政权“以日制中”战略的影响与后果
从确保“亚洲局势稳定”这一核心目的来看，美国的亚洲战略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布什新政权采取的“以日制中”战略，无疑预示着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继而是中日关系的重大变化。小布什向中国抛出的这张“日本牌”着实分量不轻，它将直接或间接地对亚洲地区的国际关系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1.日美安保同盟的进一步加强和实效化，将导致整个亚洲地区出现连锁性核军备竞赛。1997年9月“日美防卫新指针”的签署，使日美安保同盟已经由单方面的“美国保护日本”发展成为针对“周边有事”的“双方军事协作”，而且这种军事协作的内容从陆、海、空发展到了空间领域。尽管美国开发NMD和美日两国联合部署TMD均冠以“防御”之称，但它们无疑会使中国的洲际弹道导弹系统无力化，这将在客观上逼迫中国采取相应的军备对抗措施，从量和质上增强核战力。其结果，不仅将使中国面临着前苏联的困境——在黄油与面包（鱼与熊掌）之间做出抉择，还会促使印、巴等国家采取同样的强化核战力战略，一连串的军备竞赛必将耗费巨额资金，严重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并使整个亚洲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和平环境遭到破坏。
2.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综合影响力明显上升。为了避免“欧洲统一的悲剧”的重演，促使一个矛盾与分歧多于共同利益的分散的亚洲的出现，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上上策。同时，由于布什新政权采取“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正如小布什在竞选中强调的那样，“美国不想充当世界警察”，那么在亚洲地区扶植一个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片儿警”，也自然是切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上之上策。因此，布什新政权不仅需要日本在军事上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参加所谓的“集团自卫”，而且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也批评克林顿前政权将日本当做美国“属国”的战略理念，主张构筑更加“平等的美日关系”，在外交上理解、支持日本的多元化、多样性，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合作上容许日本发挥更大的主动性，为日本在亚洲事务中拥有更显著的主导地位创造条件。
3.相应地，日本很有可能突破宪法制约，通过修宪成为“公开的军事大国”。日本早已是一个“半公开的军事大国”，虽然它的陆上自卫队数量和质量有限，但考虑到其海洋国家的特点，它的“空军”是亚洲第一流的，“海军”在数量和技术质量上均排在世界前三位，并且正在积极引进空中加油机和发展轻型航母，从技术上看它开发核武器也只是一步之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一二十年来，日本国内主张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甚至突破“宪法九条”的限制，使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力量及其呼声不断高涨。
事实上，二战后日美之间的“安保同盟”一直就是在同日本的“和平宪法”做斗争。过去，日本还一直是在打着“维护宪法”的旗号行军事大国之实，而今，也真的就是剩下最后的“政治决策”了。布什新政权强化美日安保同盟关系的战略举动，无疑是为日本做出这种“政治决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必要条件，它很有可能打破日本国内迄今为止“维宪派”对“改宪派”的力量优势，促使日本更快地朝着“公开的军事大国”的方向发展。当然，修改宪法会遭致日本民众的强烈反对，但一方面，日本政府很可能会采取“旁敲侧击”的做法，如小泉上台后置经济结构调整、改革于不顾，率先提出了国民直接投票选举首相的“首相公选制”问题，目前“首相公选制”已获得了社会83%的赞同率。以此为基础，小泉在4月27日答记者问时指出，对“宪法九条”的修改“今天使之成为政治课题是很难的”，但同时他强烈主张应当为实现“首相公选制”而修改宪法，（注：http://www.yahoo.co.jp/headlines/mai/010429/dom/1845000-maidomm040.html.http://www.yahoo.co.jp/headlines/mai/010427/dom/2130000-maidomm095.html.）如此投石问路、“曲线修宪”，成功的把握显然更大。另一方面，考虑到日本特有的文化特征和国民性格，往往会使国民对“修宪”活动在进行激烈的抗争和反抗无效（既成事实）后，成为沉默的羔羊，战后初期的劳动运动、“60年安保斗争”等等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须冷静判断、沉着应对
实际上，小布什对华政策的所谓“强硬”，不过是道破了中美关系的本质：不论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上还是从“现实主义”的国家利益角度而言，惟8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一直视中国为惟一可能对其在亚洲的霸权产生威胁的国家。虽然近些年来经济利益（当然还有核不扩散等问题）一直是维系中美关系的主要纽带，但国际关系史表明，有两种情况往往会使霸权国宁可牺牲某些经济利益也要为国家的权威、骄傲和影响而战（遏止它所认定的竞争对手）：一种是当它面临衰落时，另一种则是它强大无比时。所以，就美国当今和长远的基本国家利益来看，它在战略上绝对不会容许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强国。相应地，布什新政权对美日关系的所谓“提升”，亦不过是清楚地表明了美日同盟关系的实质。不论是强调“美日防卫新指针”的实效性，美日共同开发和部署TMD，还是要求日本修改“和平宪法”承认“集团自卫权”，都不过是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对日“核保护伞”的扩大和美日同盟关系的延长而已。我们从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和美国“格林维尔”号核潜艇“误撞”日本“爱媛号”渔船后中日两国国民反应的强烈反差，就可以搞清究竟谁是美国的“敌人”、谁是美国的“朋友”。森喜朗首相遭在野党弹劾乃至下台的“悲剧”就在于，他坚信日本是美国的真正朋友，日美同盟关系绝不会因一只小小渔船的被撞并死掉9个人而破裂，正是持有过分的沉着与自信，才使他继续在高尔夫球场上潇洒挥杆不止。因此，任何低估布什新政权“以日制中”这种地区“实力游戏”的想法和做法，都可能招致致命的战略失误。中国必须在充分认识中美关系本质的基础上，对日美关系、中日关系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采取更为现实有效的应对策略。
首先，日美同盟关系并非是牢不可破。近现代日本的所有战略同盟关系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敌对中国的：“日英同盟”是为了同沙俄争夺中国东北，“日德意同盟”是为了对抗因侵略中国而与其发生利益冲突的英美，战后的“日美同盟”则更是直接针对前苏联和中国。虽说同前两个同盟相比，日美同盟关系更为长久和牢固，但这并不表明日美之间没有分歧或矛盾。姑且不论经济领域的摩擦，仅就国家战略目标而言，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在追求成为“世界大国”，它与别国建立的任何一个同盟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服务的，因而其露骨地“说NO”也好，暂时收敛不“说NO”也罢，从长期来看日本都将是美国在亚洲地区霸权的潜在挑战国。而且，从日本固有的传统文化来看，日本所特有的“岛国根性”使其往往产生缺乏理性的自尊，这种自尊与自卑之间的转化是极其容易的，历史上日本对中国从自卑到自尊、自大的转换，不可避免地将出现（已经出现）在它同美国的关系当中。事实上，今天的日本人对日本同美国的安保同盟关系一直抱有非常矛盾的心态，他们在认识到美军基地的存在有助于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的同时，也常常因此带有一种“被占领心态”和“二流国家意识”；对美国事实上的附属地位，一直使经济实力不断上升的日本痛苦不堪，更令石原慎太郎等“右翼”人士愤懑不已。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肯定会继续不断地出现在今后的日美关系当中。
再从日本的外交战略来看，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便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在走着与其他亚洲国家不同的道路，产生了“脱亚入欧”的独特思想与精神。一百多年来，日本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现代化成就，但却一直在为自己的这种独特性而苦恼，常常有着一种被夹在欧美与亚洲之间的“孤立感”和由此而生的危机意识。在1945年以前，日本同亚洲的关系要么是脱离的，要么是暴力的，缺乏良好的和平外交经验。1945年之后，“冷战”的国际格局使得它以日美同盟为后盾采取“低姿态”，专心致力于经济发展，在经历了经济的巨大成功和严重的衰退之后，日本今天仍要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摸索其新的亚洲战略。日本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自己追求“独自外交”的试验场不可能是日美关系，只能是同亚洲的关系。（注：参见[日]孙崎享：《来自日本外交现场的证言》，中央公论新社，中公新书1993年日文版，第135页。）但是，以日美同盟为前提探索独自的对亚洲关系的进程本身，就暗含着巨大的矛盾或风险。一方面，虽然布什新政权容许日本拥有更多的外交自主性，但日本决心对“不附属于美国”的独立的亚洲外交政策的执意追求，迟早要同美国的亚洲战略发生越来越多的摩擦与冲突；另一方面，由日本独特的“耻感文化”（而非“罪感文化”）所决定的日本人特有的“战争认识”，今后不是会减少而是会日益增加它同亚洲各国、各地区的摩擦，政界人事的“失言”和“教科书问题”会长期持续下去，日本同亚洲的“战争”实际上并没有成为历史。这不仅会使美国难堪，而且长期来看很有可能影响美国同亚洲的关系，进而成为美日同盟关系的绊脚石。附带说一句，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亚洲面临的一个难题或困境：是服从一个美国人支配的亚洲，还是需要一个拒不认罪的日本人主导的亚洲？
其次，日本一直对发展对华关系抱有矛盾的心态。70年代以来，随着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发展变化，日本认为发展日中关系对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但与此同时，它对中国也抱着越来越明显的矛盾心态。具体表现在：第一，在战略上，日本希望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致力于经济发展，但却从内心担忧中国的强大会成为自己在亚洲事务和国际事务中的竞争对手。第二，在经济上，日本一直看中中国显在和潜在的巨大市场价值，专心于从中获利，但同时又极其担心被中国利用，它认定中国的外交策略是“笑里藏针”，之所以采取对日“友好”的政策就是为了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日本前驻中国大使中江要介公开强调：中国“之所以要同日本建立友好关系，说得难听些就是因为日本有利用价值”。（注：参见[日]中江要介：《中国的前途》，KK best sellers1993年日文版，第53～55页。）正因为如此，日本在对应中国有关汽车、通讯和磁悬浮新干线等领域的合作要求时，一再显得“犹豫不决”。第三，在政治上，日本格外忧虑中国随经济实力增强会成为一个“专制的军事大国”，担心中国会在台湾海峡等地区采取“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从而破坏亚洲地区的均衡和稳定，故希望中国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赞同美国对中国采取的人权压力政策。但同时它也担心，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过快的民主化进程和过大的人权压力会引发严重的民族矛盾和政局混乱，乃至产生日本难以承受的难民问题。此外，日本还有一个潜在的担忧：一旦中国政治走向民主化，民间对诸如慰安妇、强制劳工和其他战争受害问题的诉求，将会表面化乃至集中爆发，可能会更加不利于日中关系的发展。第四，日本对中美关系的发展从总体上抱着欢迎的态度，不希望中美之间因台湾问题发生直接对抗甚至武装冲突，认为一旦那样日本会因同美国的同盟关系而自动地同中国发生对立，以至于被动地卷入战争（这是日本民众最为担心的问题）。但同时，日本又不愿看到中美关系过分亲密，担心自己成为“大国关系的从属”。另外，日本认为中国人从骨子里对美国抱有好感，而对日本则充满了警惕（包括仇恨），时刻担心中美关系的发展会出现不利于自己的格局。正是因为如此，4月1日中美两国军机在南海上空发生“碰撞”事件之后，美方到是冷静地“不排除事故之可能”，但日本舆论界却大肆鼓噪中国有意对布什新政权进行“战略试探”。可以说，日本之所以早在80年代初就在世界上率先抛出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就在于它对中国抱有如此种种复杂的矛盾心态。
基于以上分析，在21世纪初期，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明显的新变化，面临着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少有的严峻局面，我们必须采取更加现实主义的外交路线，冷静观察，沉着应对。
首先，正确认识日本在亚洲事务中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强的客观现实，看到发展中日关系对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的重要性，进一步提高中日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看到，今天的风云乍起，与其说是中美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莫如说是中日关系可能将出现新的较大变化。在此，依笔者之见，有必要确立两点战略认识：一是时代的变化、战后民主主义的发展和日本民众遭受战争灾害以及通过和平而赢得繁荣与富裕的事实，都决定了日本从主流来看是一个和平国家，日本民众对和平的真诚向往和对战争的内心畏惧恐怕是世界上少有的，因此，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同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同时，由于日本式民主主义的特殊性和日本单一民族的特征，决定了我们必须时刻关注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动向，针对日本国内少数“右翼”势力的“战争言论”需要有理有据地严正驳斥和批判，但要注意避免对日本普通民众进行刻意的说教。二是如上所述，日美同盟关系并非坚如磐石，日本将继续刻意追求对亚洲外交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而且自遭受“尼克松冲击”（1972年美国在尼克松总统出访中国前2小时“通知”日本，导致日本对中外交的极大混乱和被动，甚至导致佐藤政权下台）之后，日本早已确定了对中国外交要“先行一步”的策略，1989年之后它率先解除对中国制裁的政策，就是此项策略的体现。在90年代初再次受到“海湾战争冲击”（美国在多国联合部队向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前10分钟“通知”了被要求提供巨额战争资金的日本）后，日本实际上更加坚定了实施此项策略的决心，更进一步提出了“日本的对中政策必须要经常先行于欧美二三步”。（注：参见[日]孙崎享：《来自日本外交现场的证言》，中央公论新社，中公新书1993年日文版，第141页。）而且实际上，日本对今天美国的亚洲战略调整仍然充满疑虑，担心美国是在周期性地“两方下注”，认为从地缘政治来看，亚洲的几乎所有动向都同中国相关，需要中国的参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对日本是个考验。（注：参见日美专家研讨会发言：《21世纪的日、美、中关系》，（日）《亚洲时报》2001年4月号，第33～35页。）正因为如此，在布什新政权上台三天之后的1月23日，河野洋平前外相在日本时事通讯社主办的内外政策调查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21世纪东亚外交构想》的讲演，突出地反映出日本对中国外交的独立姿态，同布什新政权对中国的强硬立场表现出明显的不和谐。他指出，日本希望中国成为国际社会“建设性的伙伴”，对中国采取“封杀”政策是不现实的，因而希望同中国全面地发展双边关系，增强相互信赖和两国国民之间的互相理解。（注：[日]河野洋平：《推进多元化的东北亚地域协作》，[日]《世界周报》2001年2月20日，第17页。）因此，中国重视发展对日关系，使其在中、美、日关系中从“零和”走向“正和”的概率依旧是很高的，至于如何去做，则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紧迫的外交课题。
其次，中美关系的发展关系到中国面临的总体国际环境的好坏，是中国外交事务的核心所在，因而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布什新政权对中国采取的强硬姿态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在中美之间并没有出现什么“后冷战时代”，既然中国要争取经济发展、要加入WTO、要继续改革开放，就必须在发展中美关系方面确立四点基本的战略认识：一是我们固然落后得过久，崛起之心强烈，但在21世纪前半叶显然不会是“中国的世纪”，中国仍须卧薪尝胆，致力于增强国力；二是在外交上，利益先于理念，改变“敌人的敌人即是朋友”或“敌人的朋友即是敌人”的落后于时代的僵化思维；三是必须认识到，中美关系既是关系到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国关系，同时也是关系到亚洲局势稳定与否的地区性关系，而且后者更应当值得我们重视；四是必须牢记邓小平遗训，不要当头，时刻将中国的国家利益锁定在自己周边环境的稳定，而不是遥远的巴尔干等其他一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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