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高地——评长篇小说《仰角》兼论九十年代军事文学创作生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仰角论文,高地论文,长篇小说论文,文学创作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徐贵祥无疑是当今军事文学创作队伍中的成绩斐然者。尤其新世纪以来，自他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于2000年出版，徐贵祥进入到一个旺盛的创作高产期，接连有《明天战争》、《八月桂花遍地开》、《高地》等长篇问世。它们每一部都四五十万字，密密匝匝、堪称巨著。这些作品不但为作者赢得了众多荣誉，同时也为其带来了巨大的现实利益和市场利润。一切迹象似乎表明，徐贵祥是一个走运的家伙。
而在我看，徐贵祥的成功或许来得快了点儿或猛了点儿，但丝毫不令人意外。徐贵祥从事军事文学创作已二十年。对于一个对写作有自我要求的作家，二十年笔耕不辍并不稀奇；但若一个作家二十年里只专注于一个主题而心无旁骛，他把他全部的热情与智慧都倾注在这个领域，就像一个战士二十年来只执著于一个军事目标，只想攻上一个高地，那他的努力就值得尊敬了。时至今日，徐贵祥全部的文学创作几乎都是有关军队的：战争、战争准备，军人、军人使命，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如此等等，都是最正面的角度。
但这一条路徐贵祥走得并不顺畅，甚至艰难、寂寞。徐贵祥创作的起步和成长阶段，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社会重心向经济力量严重倾斜，无论整体的人文环境和创作生态，还是个体的阅读需求和审美趣味，都相应发生变化。像徐贵祥这样正面表现军队生活、探讨军人内涵、谋求军队发展的写作理念，在当时是很不流行和不被看好的。当时，徐贵祥虽然也有二三个中篇获得一些奖项，但尚未得到来自文学批评界学术界的认真关注。举一例说明：直到上个世纪结束，徐贵祥还没有属于自己的作家论。这对一个几年后就登上中国文坛最高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来说，似乎是不应该的忽视。
我居然成了第一个为徐贵祥写论的人。当时，我还是军艺文学系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专业文艺学，方向现当代文学，主攻军事（文学）。因为课题的原因，徐贵祥和其他许多军旅作家一起进入我的视野，成为我关注的对象。在完成学位论文，即对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做了整体观照和陈述之后，我又选择了徐贵祥一个人深入下去，展开更细致的个人研究。我下了一些功夫，掌握了徐贵祥出道以来发表的全部文字，连小说后记和创作谈都没漏掉。然后我给他写了一篇激情充沛文采飞扬的作家论，题为《战争与人的诉求》，副标题“徐贵祥和他的战争小说”。这件事发生在公元1999年，徐贵祥当时还没有出版他的第一部长篇《仰角》。
我“看中”徐贵祥，并为他慷慨作论，基于我对当时军事文学主体创作生态的不赞同立场，和我对徐贵祥几乎孤军奋战的写作努力的肯定。而这两点理由，又都源于我对军事文学这个命题本质的理解和坚持。并非我有多么卓尔不群的文学眼光，只是我介入军事文学的节点，恰巧是在又一个大的历史转变期到来的前夜。新世纪以后，国家对强化民众现代化国家意识、激发他们内在的爱国情怀，尤其感到了必要和责无旁贷；而普通民众也在经济获得满足之后，重新发现了对诸如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等精神化力量的迫切需求。军事文学因此迎来了它又一个春天。
所谓“时势造英雄”。用“卧薪尝胆”来形容徐贵祥在过去世纪里的军事文学创作或许有些过，说他“持之以恒”却是恰如其分的。或者叫“一条道走到黑”吧，而今柳暗花明。今天的徐贵祥，写作已经进入到一个自信而自觉的自由天地。在《历史的天空》中，徐贵祥用极大反差的手法，以对个人历史的独特书写，重新书写了历史、创造了英雄主义的“新伦理”，为军事文学拓展了创作视野。在《高地》中，徐贵祥用一对战友纠缠一生的经历，雕刻了军人视若生命的尊严和名誉，读来令人震撼、感慨。《明天战争》和《八月桂花遍地开》是两部内容迥异的长篇小说，作者表达的却同是对爱国主义和民族性格的呼唤，是他认为未来国家强盛不衰必要的保证。有趣的是，这些作品都不是有关当下的。而此前作者唯一一部描写当代军营生活的长篇《仰角》，徐贵祥在就其他作品侃侃而谈之后，却主动放弃了对它的评价，称因其“离自己太近”，一时不能说清。谦虚不是徐贵祥的美德，不自信对他更谈不上，在我看这只有一个解释：即《仰角》对徐贵祥的写作历程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实际上，《仰角》是之前徐贵祥全部创作的巅峰和集大成，是他个人军事文学“战场”上的一个标志性的“高地”。而对于《仰角》的对比性阅读，也能因再回顾世纪前后中国军事文学的创作生态，从中获得裨益。
二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军事文学创作呈现醒目的“两类阵营”现象。它们一类是部队中从农村而来的寒微子弟们奏响的“农家军歌”；另一类是部队将门（或军门）之后们书写的“大院文学”。“农家军歌”又称“军营新写实”，其名称和思想资源深受当时“新写实主义”创作思潮的影响。甚至大家公认的这一流派形成的标志性作品，前军人刘震云的《新兵连》，写的就是基层部队里一些絮絮叨叨的烦心事。“新写实主义”是新时期以来继“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等之后，在中国文坛乃至中国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又一文学浪潮。它以小人物、小事件、小视角为切入，以平和、冷静、低调甚至冷漠和冷酷的叙述，成功颠覆了过去人们习惯了的“高、大、全”的主流叙事模式，而成为一时的流行和风尚。
“军营新写实”主要的创作对象是基层部队中占大多数的农民军人。他们来自农村、来自土地，来自生活的最边缘和最底层，军营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地方，他们希望在这里梦想成真。对于这些军人，他们的梦想就是摆脱土地、摆脱贫穷、摆脱不公平命运的纠缠。“军营新写实”的“原生态”写作和“零度情感”立场，吸引人们关注到农民军人这一类中国军队中一直存在的广大群体，关注到他们现实而细腻的生存境遇、具体而强烈的个人情感上。其对丰富军事文学创作，拓展文学视野、深化文学表现力，有着功不可没的意义。
与此形成对照，“大院文学”则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令人羡慕和必须要仰视的高傲气质。“大院文学”的作家都是部队干部子弟，他们出身名门（或对农民军人而言是名门），从小生活在军营大院，对部队的方方面面了解深入。这类军人在部队不算多数，但比较醒目，有着与生俱来的高贵和优越感。与农民军人相比，他们对部队有着别样的理想，对军事文学抱有更多期待。例如，正是由于“大院文学”的创作，才使得“职业军人”这个在中国军队体制中并不真正存在的群体，成为人们乐于谈论和想象的概念。这里所说的“职业军人”，实为借用。它有着明确的现代含义，指那些发自内心热爱军队，强调军人神圣职责和使命，特别对现代战争条件下国家安全问题孜孜以求的部队中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院文学”对我军现代化建设，不能不说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可是，无论“农家军歌”还是“大院文学”，这两支队伍里都没有徐贵祥的身影，他哪一部分的都不是。徐贵祥的出身并不显赫，门第也不高贵，他从一名战士一路走来，大约也历经曲折坎坷。按说，徐贵祥应该加入“农家军歌”的合唱队伍中，借势为自己打下一片创作的天地。然而，徐贵祥没有这样做。在徐贵祥的早期作品中，虽然不乏探索风格，总的来说还是朝着塑造“职业军人”的方向在努力着。徐贵祥笔下的“职业军人”和“大院文学”中曾被论者评价“标准得像正面照”一样的军人形象不同，他们来自农村，身上带有农民固有的优点和缺点，个人境遇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对现实利益有着精明的打算；但他们和“农家军歌”中的农民军人又不一样，不同在于他们的品质在军营这个大熔炉中得到了锻炼，人格得到了提升。他们不一定是英雄，也不一定能成英雄，有可能自始至终都是生活中的小人物、军营里的小角色，甚至寻常价值体系下的失意者；但他们身上又确实散发着英雄主义的光彩，你从他们未必辉煌的人生履历上又分明感受得到动人的魅力。回顾徐贵祥那一时期的创作，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文本线索和一个明确的写作目标。他试图站在农民军人的立场，实现作为职业军人的理想，打造出一种新的英雄主义风范。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比起之前提到的两类声势浩大的写作阵营，徐贵祥可谓势单力薄、形只影孤。纵观当时，如果把英雄主义比作军事文学创作阵地上最大的一个高地，其他大多数人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对主阵地的正面强攻，转而去攻打别的“山头”（比如“农家军歌”的写作主题），或试图以巧制胜（比如“大院文学”的写作模式）；只有徐贵祥，这个曾经真正参加过战争，切实经历过枪与炮的考验、血与火的淬炼、生与死的洗礼，凭血肉之躯担负过军人职责和国家荣誉的人，依然留在这个战场上，几乎以匹夫之勇，单枪匹马地向英雄主义的高地发起冲锋。这不能不说是战争涤荡了他心灵中寻常的卑微与平庸，点化了他骨子里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军人责任的执拗尊重。
一些情况下，数量即优势。所以，那时徐贵祥的战绩并不那么显赫；但他像最顽强的侦察兵一样坚持了下来，以单兵的形式最终冲上了军事文学最险要和重要的高地，并获得荣誉。这时，再回头寻找那两支人多势众喧嚣一时的创作队伍，他们反而出乎意料地偃旗息鼓自行撤出战斗了。这是有理由的。我始终认为“大院文学”的写作中，存在着可以讨论的自恋和矫情。尤其后期作品，它们简单化了中国军队里真实的复杂性，把谋求军队发展的重任戏剧性地交给那些有着特殊背景的“特殊人物”——这些人不是与生俱来地携带着将门的高贵血统，就是被哪个首长千金（或侄千金外甥千金）一眼看中、龙凤呈祥。后来，这类作品甚至陶醉于对军队机关大院里藏匿着的阴暗腐败气息的玩味与炫耀：权力、特权、女人、恣情，世俗的享受与快乐，貌似风流倜傥……。到这时，“大院文学”已经衍变成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符号，而离作家最初的写作理想，相去甚远了。
对于“军营新写实”创作，人们在经历了最初文学式样上的新鲜感和价值判断体系多元化的获益之后，也逐渐认识到这一写作潮流存在的一些消极因素：如没有节制地渲染人物阴暗晦涩的生存境遇和心理状态，以致达到了祥林嫂式的重复；停留在个人化细节的合理性表述层面，而不能在文化根源和传统思想上完成深刻的剖析；遭遇过分的同情和理解使这些人物一再坠入生存的具象形式中，而精神内核一再遭遇崩溃并丧失了发展和提升自我的可能；在刻意消解意识形态禁锢的同时，也放弃了社会批判的责任和能力等等。每一个事物都有它独有的品质和品格，战争如此，战争文学军事文学亦如此。过分沉溺于军队里那些非战争素质的东西里面，事实证明是有害的和危险的。
这一点上，“农家军歌”和“大院文学”在经过了十分迥异的创作道路之后，竟意外地达到了殊途同归。这个结局既是作家本身的创作难以为继造成的，也是读者和社会对他们主动的背叛和抛弃。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一个健康发展的时代，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都是不能长期缺席的，更不可能被取缔。人们需要描绘理想以作为现实世界的北斗，人们需要寻找英雄以作为庸常生活的支撑。
而这时，徐贵祥以一部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仰角》，一件依然纯粹的军事文学作品，登上了他一个人的“高地”，完成了对即将过去的旧世纪最后的献祭，和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纪第一份厚礼。
三
此前，除了《错误颜色》、《天下》、《决战》，它们分别是关于抗战的一个小品式的短篇，和两个古代战争故事的寓言式的中篇，徐贵祥其他的军事文学作品都是描写当代军营生活的。
徐贵祥当兵伊始便参加了“南线战争”，他的文学创作也就此开始。一般来说，作家早期的创作多少都带有个人经历的痕迹，何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中国军队接连经历了一系列跌宕起伏的激变过程：十年动乱结束、国家拨乱反正、南线战争、改革开放、百万大裁军、社会向经济时代转型、军队向现代化发展等等。这些大的历史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军队的发展进程，影响了军队中军人的生活。反过来，军人也以他们各自的方式参与了时代的进程、塑造了军队的形象。徐贵祥在他之前的中短篇小说中，将这个过程以文学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像《瞬间越野》、《某个夏夜的话题》、《胆量历程》、《潇洒行军》、《弹道无痕》等等。在这些作品里，有一种明显的“徐氏风格”，即对军队建设的长远思考和对军人内涵的深入阐发。徐贵祥军事文学的写作历程，就是他思考和阐发这些问题的过程。而所有这些思考和阐发，在《仰角》这样一部大容量的长篇小说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达。
《仰角》是一部时代性很强的作品，但它由作者在十余年后书写完成，如同美酒经过岁月变成陈酿，是这部作品成为一个重要文本的重要原因。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干部制度改革，终止了我军自成立起延续了数十年的士兵提干的选拔制度，未来的部队基层军官全部要经过正规院校学习。这一政策的出台，是我军为适应现代化战争条件做出的重大决定，有着迫切的现实考虑和深刻的长远意义。然而，同样一纸红头文件，对部队原有的成千上万个已经纳入“干部苗子”的士兵骨干来说，却使他们梦寐以求向往已久的美好前程，在一夜之间被粉碎了。矛盾出现，小说就此开展。
当此时，W军区副司令萧天英“抗命”动议，力主在炮兵部队成立了一个预提干部速成培训中队，旨在抢先“把生米做成熟饭”。司令员此举，一是为了“挽救”那些在实践中摸爬滚打练就一身真本事的优秀战士，给他们的人生一个有希望的未来；同时，更为了给我们的部队保留下一些可贵的业务栋梁、技术种子。受命从全军区范围内、几千名尖子士兵中挑选出“精英中的精英”，参与进这一支名额仅63人的特殊队伍的，是W军区炮兵司令部作训处参谋韩陌阡。《仰角》接下来的故事，就围绕这支准干部培训中队而展开。
徐贵祥在小说的开始，简单点染了一下环境后，立即着手这支队伍的选拔工作。他于是有了一段篇幅不短的关于挑选尖子士兵的标准问题的议论。这是一段别有深意的文字。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这支军队，从最高长官到最基层士兵，就是由无数个标准无数次选拔出来的。标准怎样制定，也就决定了军队将怎样形成。徐贵祥希望的军事文学，不但要展现军营里的现实生活，还要深究它的深层内涵和可能的发展，要为军队拍出各个角度各个层面的“全息照”，要为“军人”这两个字撰写解说词。在《仰角》中，徐贵祥反复重复着这个问题——当然，作者有时也会轻松一下，幽上一默。例如，他赋予司令员以奇怪的偏见，非说酒糟鼻子不怎么像好人。这就是玩笑了，他却也说出了自己的道理。
经选拔进入到干部速成中队的，多半是来自农村或小城镇的战士。他们当初选择当兵的理由十分分散，有贫穷孤儿吃不饱饭的，有无业青年闲得没事的，也有想法更简单的：想是当兵能“给老爸搞回来一件四个兜的军官服”穿穿。进到部队以后，他们依然带着这样那样的毛病：有的爱抽烟，嗜烟如命；有的爱种地，有空就去当农民；有的过于讲究、喜欢干净；有的又不拘小节，脚臭不堪；有的心思细密，有自己的小算盘；有的质朴迟滞，却也不乏警惕……不过，这些战士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的军事素质和业务技能都是一等一的，百里挑一、千里挑一，这是他们被选进这个中队的第一理由。
可是，一个合格的军人不止要有过硬的军事技能，他还要有作为一个军人——尤其是现代新型战争条件下的军人，必须要有的头脑和思维、必须要有的思想和意志。所以，萧天英在视察了中队训练之后，又决定将韩陌阡派来训练中队做指导员，意图从全方位将这些准干部们培养成未来优秀的军官。——“农家军歌”和“职业军人”这两个两极的概念，终于在《仰角》中别茨山深处一个代号N—17的训练基地，找到了恰当的契合点和转归处。在这里，农民军人们有望被培养成真正的“职业军人”，而导致这个反应过程发生的触媒，就是小说里被徐贵祥特别强调的部队特有的一种文化“军营文化”。
徐贵祥用了许多笔墨搭建“军营文化”的讨论平台，《仰角》中大部分情节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的。在作者看来，军营文化不只是军营里呈现出来的可称文化的东西，它更是其内部深藏的所以让军营成为军营、军人成为军人的东西，它们才是军营文化真正的组成，有着特殊的“艺术魅力”，是军事文学特别要着力表现的。在“军营文化”范畴里，有明确标准和要求的固然占主体，比如军事素质、规章制度等，但也有一些边界模糊、甚至无法细究的内涵。后者例如：萧天英的养女夏玫玫以炮兵生活为灵感编导了一出现代舞，被司令员“武断地”命令不能上演。司令员不是一个多言的人，不喜欢解释，但之后他也让人明白了，军营不是没有文化，它的文化有它特殊的“语言”，一味拿所谓的现代艺术语言来表达军营，是说不到精髓上的。再例如，韩陌阡曾因不会喝酒被司令员“不屑”，后来他自己也渐渐理解了，“军人嘛，雅兴忽来诗下酒，豪情一去剑留客。”“一个人连酒都不会喝，或者说是不敢喝，他还能当军官吗？”想一想，倒也在理。
当然，大多数时候，徐贵祥还是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在讨论着这个问题。徐贵祥是一个军人、一个军旅作家，天然的身份让他对军人、军队和战争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投入了太多思考。徐贵祥让他笔下一个炮兵战士在做模拟发射时联想到，世界的本质就是在周而复始的战争履带下的循环，而操纵着履带运转的就是军人。军人的意志就在于“打击或被打击，消灭或被消灭，摧毁或被摧毁，征服或被征服……然后是复苏，新生，重建，回归，再然后是新的一轮……”他让司令员将一场训练表演也看成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他由是对属下官兵发表他的“战争观”：“任何一场战争，无非都是由两个阶段组成的，一是起跳阶段，二是跳跃阶段，而我们今天的一切努力，都是在起跳阶段的惯性助跑……”徐贵祥对军人职责、军队使命和战争本质的思考，贯穿在他整部小说和全部小说创作中，成为他与“农家军歌”之间醒目的区格。
这其中，最反映徐贵祥“军营文化”理念的，是小说中培训中队教员祝敬亚的关于“人格坐标系”的理论。“祝氏理论”认为，如果把一个人走向社会作为坐标原点，横坐标是他的才干，纵坐标是他的人格，他的人生轨迹便是由德才这两方面决定了的。品德高尚而能力平庸的人，纵坐标大于横坐标太多，仰角太大，脚下空空，能力有限，好心做不了好事。才华出众而品质一般的人，横坐标值过多大于纵坐标值，人生的射线离原始水平线太近，于社会益处不大。最佳的人生道路，应该是呈四十五度角上向发展。也就是说，他必须有健康的品格和与这品格相适应的能力。为了说明这个理论，徐贵祥甚至放弃了小说文字的完整和自足，让祝敬亚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复杂的坐标示意图——小说的名字《仰角》，即由此而来。
四
一部好的小说，必须是一部好看的小说。这原本是小说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经济时代高节奏生活中读者对作家提出的特别要求。之前一段时间，军事文学曾遭到市场的冷遇，这其中有大的社会背景和人们思想及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有作品本身模式化、简单化、脸谱化的原因。要发展军事文学，不但要写出好的作品，同时还必须写出“好看”的作品。这一点上，“农家军歌”和“大院文学”，以及更早的“新历史主义”流派等许多作家，都曾做出过出色的努力。在徐贵祥的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努力，以及他对其他作家创作的吸取与借鉴。
在《仰角》之前，徐贵祥写了十几年当代军人的中短篇小说，这像一台大戏的小品训练，为他完成这第一部长篇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打下坚实基础。《仰角》在结构搭建、人物设计、情节安排和节奏进程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看得出作者的深思熟虑和胸有成竹。《仰角》出场人物众多，相互关系采用伞状结构，以司令员萧天英为统摄，参谋指导员韩陌阡为枢纽，教员祝敬亚为支杆，多位预提干培训中队学员及夏玫玫丛坤茗等几位女性人物组成伞骨，共同撑起前面我们讨论过的那个叫做“军营文化”的场域。
小说主要线索是预提干中队的训练选拔过程，那几位年纪不小的战士学员自然成为故事的主角。他们的家庭背景、个人素质、军事才干都不相同，彼此之间便形成了既有竞争又有合作、既是战友又是对手的复杂关系，因而使人物立体饱满、异彩纷呈。在人物的表现上，作者收放自如、统而不死，既尊重他们各自性格的内在发展，又不失大方向的把握和收束。像有经验的驯马师，摸透了马匹的脾气，既由着它们又不放纵它们，让它们在统领者的意志之下，发挥各自的精彩。这种写作策略对军事文学创作是合适的。“军营新写实”曾尝试过的“零度情感”，事实证明并不长久地适合于军事文学。且不说写作立场上的绝对“零度”是否真的可以实现，我们还是要承认不是任何一种创作手法都能完成所有的表达目的。如同不是所有的脚都穿得进水晶鞋。相反，“大院文学”中曾经存在的对笔下人物极为严格的雕琢与塑造，其结果也因为写作者的过于主观，而更像一场像模像样的“沙盘操作”。
徐贵祥的小说总的来说是正面的、积极的，力求表现军营文化中应该被坚持和弘扬的方面，这不妨碍他同时还是个写悲剧的好手。徐贵祥写悲剧不是为了简单摹写或无限放大悲剧本身，而是为了反衬出命运里坚强的一面、人格中高光的亮点。《仰角》中的63名学员，有一半人最终没能如愿提干成为军官。他们有的中途就崩溃了，例如患精神分裂症的马程度。这当然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部队遴选机制的必然，是一支合格军队的“有效减员”。其他人则从这个事故中获得了应对挫折的力量，所以当后来常双群因眼疾同样面临离开部队，他的表现就成熟了许多。祝敬亚同样是一个悲剧。祝教员对军事科学有着一腔热忱、满腹经纶，因为历史原因却没有得到重用，一直窝在山沟训练基地，家庭也不幸，生活龌龊，人生可算是失败。是这个预提干培训中队给了祝敬亚第二次生命，他也将他的丰厚学识和对军队建设顽强的理念，最大限度地传递给了他的学员们，促成了他们军人人格的飞升。祝敬亚最后为了给常双群弄到治疗眼疾的三头蛇中毒身亡。这实在是一个意外。更意外的是，三头蛇并没有治愈常双群的病，他最终还是放弃了考核提干的机会。这是比较让人震撼的，这样一来祝教员等于“白死”了，死得好不值得。而事实不是这样，祝敬亚在他生命结束的瞬间，将他的全部能量和意志力转化给了年轻的战士们，他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他最后的教学授课。《仰角》无疑是一部英雄主义作品，但它塑造的英雄人物就是这样的，于平凡中见伟大，甚至于失败中现崇高。
《仰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时代和平条件下英雄主义的书写范例。这种书写比起前十七年经典的英雄主义文本，有了更潜沉的视角和更平民化生活化的叙述脉络表现纹理。于是，我们在小说中看到了许许多多不完美的英雄、不完美的情节、不完美的结局——包括爱情。当然了，《仰角》中也是有爱情的。夏玫玫爱上了韩陌阡，但韩陌阡却不敢爱夏玫玫。原因很简单：两人的地位悬殊。这一点上，徐贵祥没有“大院文学”作家的那份自信，不敢让司令员的女眷随便与普通军官结缘。韩陌阡娶了一个平凡女子，谈不上有多么激动人心的爱情，但日子过得踏实，是寻常人能感到幸福的那种。夏玫玫虽为金枝玉叶，却情感空虚、生活不幸，最后遭到背叛。小说里，凌云河和丛坤茗、谭文韬和楚兰的爱情也都无疾而终。
也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平凡。但小说的结尾，当战争终于爆发，小说开头第一个出场，其实是最后一个被韩陌阡从字纸篓里找回来的前任士兵、现任由训练大队解散改为养鸡农场场长的蔡德罕，站在教员祝敬亚的墓前，慨然质询他的那些已经当上师长旅长参谋长，已经是大校上校中校的战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你们敢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