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路还是新途？——试评西方发达国家的“第三条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三条论文,发达国家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三条道路”既是欧美发达国家政党政治竞争的产物，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顺应时代变化的又一次革新尝试。它之所以引起世界性的关注，并不仅仅是由于媒体社会中人们对新信息的敏感，而更在于它触及了一些关系到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及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根本性问题。
曾几何时，当德裔英籍自由主义思想家拉尔夫·达伦多夫在新保守主义兴盛时期预言“社会民主主义世纪的终结”，当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冷战结束之际宣告“历史的终结”，西方许多人士认定，20世纪蓬勃发展的左翼政治进程已经划上了句号。可就在这世纪之末的短短几年之间，一个接一个的欧洲国家又组成了以社会民主党人为首的中左翼政府，欧洲政治版图呈现出一片耀眼的粉红色，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竟成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共同的趋势。而作为它的一种象征，“第三条道路”盛行于大西洋两岸，且大有战胜新保守主义而成为21世纪时代旗帜的意味。那么，“第三条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它要把世界（或西方世界）引向何方？它能否如其鼓吹者所宣传的那样成为21世纪的“新政治”？或者如它的反对者所言无非是一种改头换面的自由主义？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名词。30年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奥托·鲍威尔提出的整体社会主义主张，即发展一种吸收“改良的”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的共同长处、克服它们各自短处的社会主义，可以看作是“第三条道路”的一种早期形式。50年代，社会党国际恢复活动并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之后，明确提出要走一条介于集权共产主义和野蛮资本主义两个极端模式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后来，前苏联东欧地区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及西欧国家的“欧共派”共产党人，又提出要建立一个克服苏联式共产主义体制的基本消极面而又有别于认同资本主义体制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社会主义模式。1968年的青年运动、学生运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以基层民主为基本诉求的种种社会运动，也是在超越现实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旗帜下展开的。
当前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第三条道路”，与这些历史上的“第三条道路”的内涵是不同的。它的提出，并不是针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思想和两种制度的冲突，也不是针对所谓改良社会主义与革命社会主义的历史分野，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传统的左/右政治意识及其政治运作模式。回溯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左/右政治意识和政治模式的演变我们可以看到，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代表的各种左翼政治实际都是要将社会公正注入到资本主义之中，试图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公正结合起来。凯恩斯主义及福利国家思想适应了这种需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以后普遍形成了以国家干预主义政治为中心的福利国家政治模式。进入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及福利国家模式累积的弊端的暴露，新保守主义开始兴盛并日益猖獗，而它的根本武器依然是经过重新包装了的市场原则。新保守主义方式无疑对纠正福利国家模式所形成的社会弊端起了一定作用，但它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
90年代出现的左翼政治复兴正是以此为背景而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所针对的正是上述传统左翼的国家干预主义政治模式和新保守主义的思想意识及其政治模式。在形式上，它提出要超越这两种传统政治意识和政治模式而走一条新的“第三条道路”，可从内容上看，它所围绕的核心问题依然是规定20世纪左／右政治的基本问题：社会公正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能否结合以及如何结合。作为一种新的中左政治主张和政治运动，“第三条道路”试图在抛弃这两种传统模式的弊端的同时，将两者的积极方面结合起来，即试图在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公正、自由和机会平等、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等基本价值观念的基础上，吸收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积极成分，既让经济富有活力，又让社会以团结一致为基础。2
“第三条道路”之所以在政治及思想领域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由于它直接涉及到了现代民主政治及社会发展道路的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无论人们怎么评价“第三条道路”，它至少在以下一些方面足以引起人们对世纪之交人类社会走向的思考。
首先，它涉及资本主义民主的基本理念。如上所言，20世纪左/右政治意识分歧的根本问题在于能否将社会公正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说，它涉及到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对资本主义民主和自由的界定。20世纪的左/右政治意识实际是对近代自由主义的两种继承方式。在市场万能原则之下，右翼保守主义实际继承了传统自由主义的精神。而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理论家托玛斯·迈尔所言：“现代社会主义是近代自由主义的自由运动的彻底继续发展。它克服了由资产阶级的财产利益决定的对近代自由主义概念的限制和歪曲……要使所有的人在一切生活领域的自由成为现实。”这种意识曾经在凯恩斯主义以及福利国家模式中找到了结合点，也随着凯恩斯主义模式的失败而陷入困境。相反，新保守主义者则从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中重新获取了政治意识的主动权。可新保守主义政治在经济上取得一定成功的同时，也凸现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这给左翼政治的复兴提供了基点，也为“第三条道路”准备了现成的旗帜：经济发展与社会公正能够结合。尽管许多人抨击“第三条道路”并没有真正的新观念，可“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和批评者们总是把它与欧美左翼政党的复兴联系在一起，把它与人们对社会公正的期盼相提并论。这说明人们在承认新保守主义政治的经济成就的同时，并不完全认同它所谓的社会根本原则。无论主张“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及其政党的政治命运如何，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的关系问题将仍然是影响资本主义发展方向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其次，它看到时代发展的一系列新问题。从理论上讲，“第三条道路”在继承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主要以全球化发展时代的一系列新问题作为它超越传统左/右政治意识的一个理论支点。全球化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的传统市场原则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的传统民主概念，即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控制方式的极大挑战。它还带来了一系列传统左/右政治未曾面对过的新问题：新的经济不平衡，更为激烈的竞争，强大的市场力量与防止家庭和社区衰亡的需求之间的平衡，生态环境恶化……以新方式把这些问题纳入到现代民主政治范畴之中，这是“第三条道路”新民主思想的基本着眼点。正如新工党的理论智囊安东尼·吉登斯所论证的那样：按照传统的左/右两分法，中间必然是空无一物的，中间派的政治哲学只能是一种折衷；可是，现代社会出现的许多新现象已经是左、右两派的关注范围所不能涵盖的了，这就给中间填充了实质性的内容；中间由虚变实为中间派提供了新的活动舞台，使之获得了超越传统左、右两派的价值力量，进而从温和的“中派”发展为积极的“中心”。“第三条道路”倡导者及其理论家们的解说是否成立，我们姑且不论，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确是关系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一些新问题。
第三，它提出改革福利国家的新思路。如何对待战后普遍建立的福利国家，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70年代以来，应该说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了传统的福利国家模式的弊端，但问题是如何对待福利国家的遗产。在这一点上，“第三条道路”明确表示它不同于传统左翼的方式，吸收了新保守主义的一些做法（主要是对市场原则的运用）。在福利国家问题上，传统左翼、新保守主义和“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现代福利观；传统左翼把福利理解为国家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符合人道尊严的生活；新保守主义毫不客气地把这些人简单地推向市场；“第三条道路”则主张为这些人提供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提高他们进入市场的能力，帮助他们适应就业，以防止一些人滥用福利。也就是说，“第三条道路”改革福利国家的做法与新保守主义方式的不同思想基点在于：它在强调社会成员责任意识的同时，坚持与市场竞争中的弱者一同前进，而不是简单地运用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在主张“第三条道路”的国家中，一些新的改革福利国家的措施显示了这种思路。
第四，这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普遍认为，现代国家对一些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解决负有重大责任，但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不通过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指令式的方式，而从其他社会层面予以解决。因此，国家不应当再是高高在上的命令发布者，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调节人。它在给各社会力量赋予适当的公共事务并鼓励社会力量承担更多的政治责任、独立解决各种问题的同时，引导国家目标的实现。在网络迅速普及、社会分层日益复杂的当代社会，对国家作用的重新审视和探索，无疑是很有意义的。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涌现出一批新兴技术产业的从业者。他们对政治动向很敏感，掌握的信息特别多，但对传统的党派之争不感兴趣，而是积极推进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这是一批“理智的流动选民”，同传统的政治中间派相比，属于社会学意义上的中间派。“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不但及时意识到了这支方兴未艾的社会力量，而且将其视为他们的“新政治”的主要社会基础。
总之，“第三条道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上的一种更新和一种新的政治实践，尽管有人抨击它概念模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新东西，但可以肯定地说，它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触到了一系列关系当代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对“第三条道路”的强烈反响，实际上是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以及人类未来走势的忧虑和关注的一种反映。
从1997年英国工党重新执政后布莱尔大力倡导“第三条道路”，到1998年标榜“新中间派”的施罗德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台，加上由于克林顿、布莱尔等人的鼓吹和组织而隐隐可见的世界范围的中左运动，“第三条道路”成了世人关注的一个焦点。国内学术界也对它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可从人们对它的评价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很大的反差。鼓吹者称其为“21世纪的新民主”，反对者则认为它不过是一个哗众取宠的口号，甚至说它是新保守主义改头换面、最终胜利的象征。考虑到“第三条道路”涉及到当代社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涉及到一些传统概念和思维方式的更新，出现这种分歧并不奇怪。在充分掌握事实材料和思想材料的基础上，深入分析这种强烈的反差所透露出的一些客观因素，对我们正确认识“第三条道路”是有帮助的。
从理论上看，“第三条道路”的确存在着许多不甚明确的概念，诸如“超越左右”、“现代性”、“全球化”、“新工党”、“新中间派”、“新民主党”、“新民主”、“新社会”、“新政治”，以及其他数不清的“新……”。这之中的许多概念起初只是作为政党政治竞争的口号而提出的，缺乏理论上的严格界定，有些无疑有明显的漏洞。这既容易成为抨击者的把柄，又影响到了它作为一种理论的内在体系的完整性和严密性。
当然，“第三条道路”不只是一种纯理论，它同时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一种新的政治实践，其倡导者和支持者本身大都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色彩。他们往往以一些实用主义的手段或方式来附会“第三条道路”理论，从而使它带有许多为了赢得尽可能广泛的追随者所必需的政治模糊性。这难免会影响到“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思想价值。在现代媒体社会中，要想选举获胜，政治形象有时候比政治理念还重要。当代社会民主党人已经失去了通过公开讨论把自己的政治理念有效地传达到大众中去的自信，而这份自信恰恰是战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得以迅速扩展的心理动力。媒体社会改变了信息传递的手段，缩短了信息传递的周期，随着信息媒体由文字让位于图像，大众对信息的接受由思考让位于直觉，政治信息变得越来越单薄。在这种情况下，再试图通过公开的讨论传达自己的政治信息，效率明显下降了。布莱尔、施罗德等“第三条道路”倡导者的选举胜利，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的智囊班子成功地制订了顺应媒体社会游戏规则的竟选方案。应当说，这种塑造政治形象的努力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必要的。可问题是，漂亮的形式需要有实际的内容来充实，否则就没有多大意义，也不可能持久。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历史上，总是先有政治上的妥协，再予以理论上和纲领上的认可。理论同实践之间经常性的鸿沟，政治充当某种“间歇疗法”，一直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现实存在形式。看来，“第三条道路”也正经历着这种蝉蜕。
与“第三条道路”倡导者的上述特征相类似，其反对者也常常带有很强的政治色彩。他们决定自己态度的依据往往不在于理论认识上的分歧，而在于政治竞争的需要或价值观念上的冲突。在欧美针对“第三条道路”的大量报道评论中，政治立场一目了然，反对最激烈的无非是两种人：保守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中持传统观念的人。这使得整个围绕“第三条道路”的辩论充满了政治竞争色彩而不是理性的论战。
“第三条道路”辩论中的混乱现象，与上述“第三条道路”自身的混沌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可在国内有关“第三条道路”的讨论中出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它也许与我们过去的哲学熏陶有关。我们常常习惯于对一些事物作“定性”分析，有人甚至在还没有弄清“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的时候，就急于给它定性、下断言。这种做法，客观上对“第三条道路”辩论中的混乱现象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客观地讲，“第三条道路”显示了欧美国家“新一代”领导人在寻求适应时代变化的新政治过程中的理论探索。从布莱尔、克林顿到施罗德，在他们关于“第三条道路”的演说背后，有许多有影响的理论家和思想库在认真地思考和论证。这些理论家、思想库对传统政治理论的更新，新时代新问题的剖析，对福利国家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政策，都体现了他们在适应世界的变化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许多问题不只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在做些什么，对我们无疑是有益的，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它的理性批判。
“第三条道路”正处于实践过程中，它的理论及实际意义都有待实践的展示和丰富，人们对它的评说尚限于目前的发展状况而很难有什么定论。尽管如此，对它的全面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对人类21世纪即将面临的各种新问题的深层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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