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近代广东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东论文,近代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广东是孙中山的家乡，他在此生活、学习，发动反清起义，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民国建立，广东又成为他从事捍卫共和、寻求中华民国新生的政治活动主要舞台；他三次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与南北军阀的强权政治抗争。广东，是他实践自己政治理想的根据地、推行三民主义的试验场。因此，孙中山与广东的研究日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
日本人宫崎寅藏1903年著的《三十三年之梦》，黄中黄（章士钊）据此改编为《孙逸仙》，着意宣传孙中山的革命言行；美国人林百克（Paul Linebarger）通过访问孙中山写成《孙中山传记》； 孙中山大学时代的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在1912 年写成了《孙逸仙与新中国》一书，都较好地介绍了孙中山的革命经历，包括他在广东、香港生活和学习情况。
孙中山去世前后，有一些他的追随者撰写的有关传记和回忆资料出版。蒋介石《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李烈钧《孙大元帅戡乱记》、古应芬《孙大元帅东征日记》、黄惠龙《中山先生亲征录》等，分别叙述了某一时期孙中山在广东的革命活动情况。
民国时期，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也有不少资料集、回忆录或专著出版，与广东相关的内容不少。如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民国开国革命史》，邹鲁《广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中国国民党史稿》，邓慕韩《潮汕革命纪略》，叶夏声《国父民初革命纪略》等。学者撰写的专著较有价值的如罗香林《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之大学时代》，高良佐《孙中山先生传》，此外，胡去非的《总理事略》和许师慎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也较为严谨。
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研究进入了新阶段，50年代出版了陈锡祺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60年代发表了段云章的《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段思想初探》等文章，对孙中山赖以活动的阶段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特别是以丝业为主体的广东民族资产阶级和华侨资产阶级以及广东农村社会状况进行了研究，以揭示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孙中山何以选择广东为革命策源地的原因所在（注：段云章：《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初探》，《中山大学报》1962年第3期。）。70年代以后，尚明轩《孙中山传》，李时岳、 赵矢元合著的《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魏宏运的《孙中山年谱》和广东省哲学社科所历史室等单位合编的《孙中山年谱》等。以及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中下卷），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相继出版，开创了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的新局面。以1979年11月在广州召开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为标志，孙中山研究日见活跃，尤以1986 年11 月召开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 周年的“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最具影响， 此后的1990年8月“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6年11 月“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逐渐深化。
随着《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长编》的陆续出版，有关孙中山研究不断有专著问世。所有这些研究成果和学术活动，都有助于孙中山和近代广东这一研究课题的展开。
对孙中山与广东这一课题较早给予重视的，是孙中山研究专家陈锡祺教授，在1982年的一次讲演中，陈教授即以“孙中山与广东”为主题，提出从三方面研究：广东为什么能产生孙中山这样的伟大人物？孙中山和广东的关系怎样？孙中山是如何对待诞生和哺育过他的故乡——广东的？（注：陈锡祺著：《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增订本），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第348 页。）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孙中山研究所也在1987年以“孙中山与广东”课题立项，拟组织全所力量集中研究，并草就提纲，准备从政治史等角度展开研究，惜半途中止。近些年来有些学者撰文对孙中山在广东的活动或有关的事件与人物展开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虽未有专门论著出版，但涉及了不少有关方面的内容。
《广东辛亥革命史料》、《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辛亥革命与广东》、《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库藏海关档案选译）等资料陆续出版，《陈炯明与粤军史料》、《〈申报〉广东史料选辑》也辑录印行，莫世祥《护法运动史》，邱捷《孙中山革命运动与清末民初广东》（论集），汤锐祥《护法舰队史》、《孙中山与护法海军论集》，胡波《岭南文化与孙中山》，周聿峨、陈红民合著的《胡汉民评传》，周兴梁的《廖仲恺与何香凝》，段云章等合著的《陈炯明的一生》，陈福霖、余炎光的《廖仲恺年谱》等论著也陆续出版，使孙中山和广东辛亥革命运动的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
海外港台地区，孙中山研究也是受到重视的课题，成果不少，其中较有影响的如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而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韦慕庭《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的论著也在中国大陆陆续翻译出版。与广东省辛亥革命相关的研究专著，则有路康乐《中国的共和革命：以广东为例（1895 —1913）》等。
（二）
有关孙中山家世和青少年时代活动的记述，1949年前出版的，先有林百克的《孙逸仙传记》、康德黎的《孙逸仙与新中国》，后有罗香林的《国父家世源流考》、《国父之大学年代》，胡去非的《总理事略》等书。国民党党史会也曾派员到翠亨调查，访问过孙中山胞姐孙妙茜等亲属，并有一些报告。在50年代，陈锡祺出版《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等早期活动的重大问题提出创见，并对罗香林论著中的一些错误作了订正。黄彦、李伯新等人也于60年代到翠亨等地调查访问，写成了《孙中山家庭出身和早期事迹》，此后李伯新汇集调查资料为《孙中山史迹忆访录》，丰富了对孙中山的青少年时代的了解。1991年出版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卷）也勾勒出孙中山家世和青少年时代生活、学习轨迹。值得注意的是，史扶邻的《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利用不少海外档案和报刊资料，对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的学习、生活都有细致的分析。胡波《岭南文化与孙中山》一书则从心理学、文化学等角度，对岭南文化于孙中山文化心理的影响作了分析，不失为孙中山研究新的尝试。
孙中山祖籍问题在民国时期即已有“东莞说”和“紫金说”，未有定论。近年来海外也不断有文章进行争论。邱捷、李伯新充分利用孙中山故居保存文献材料及其他史料，对罗香林在《国父家世源流考》中所持“紫金说”提出异议，力主“东莞说”，并引起学术界内外人士的关注和争议。（注：参见方式光：《评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载《南方日报》1987年12月21日。）
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形成的经济条件和阶级条件如何？段云章认为，甲午战争前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孙中山的思想大体代表了这个阶级的中下层的利益，并以广东的资本主义发展为例，把孙中山的早期思想解释为广东中小资产阶级，特别是丝业资产阶级对现状不满的反映，从而认为国内中小资产阶级和华侨资产阶级共同构成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基础。（注：段云章：《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阶级基础初探》，《中山大学报》1962年第3期。 ）邱捷的《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在广东的发展》探讨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工商业及广东资产阶级在广东发展情况，认为广东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及运动的中心地区，是有其阶级和社会基础的。（注：《学术研究》1983年4期。 ）也有论者提出了在甲午战争前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看法，并推论出孙中山的思想是形成中的资产阶级政治要求和愿望的反映。
孙中山早期革命思想形成于何时？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大多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早期思想是革命和改良的混合体，“既含排满谋反的成份，又寓维新变法的因素”，争论的焦点集中于如何看待这两种成份在这个矛盾体中的位置。一种认为孙中山到1894年建立兴中会之前，已基本上确立了反清主张；另一种认为孙中山思想上仍动摇不定，还想尝试是否可以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上李鸿章书》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下产生的，早期孙中山的改良思想占主导地位。
对兴中会在广东的革命活动——主要是组织发动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研究者中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广州起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共和国实行武装起义的起点，另一种观点认为广州起义不具备完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并非辛亥革命的开始，只算是透露了这个时期行将到来的信息。有的研究者认为1900年惠州起义只是旧式的农民战争向正规的资产阶级革命的过渡，革命派在国内还没有自己的阶级基础，孙中山最早发动的两次起义都是依靠会党。直至1900年，民主革命实际上还处于酝酿阶段，还不是一个旗帜鲜明的、完全独立的政治运动，孙中山那时还在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之间摆动。（注：参见林增平、李育民：《孙中山早期思想研究述评》；黄彦：《兴中会研究述评》，载《回忆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
有些文章还就兴中会章程和组织、兴中会内部派别问题、孙中山与杨衢云、刘学询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出于对地缘、人缘考虑，把进行武装斗争、发动起义的重点放在广东，在孙中山领导革命派所发动的10次起义中，有8次是在广东进行的，次数多、规模大、影响深刻。但是， 在当时同盟会中就有人对孙中山把发动起义的重心放在广东表示不同意见，谭人凤更公开表示不满。研究者中则有人将这些起义称为“单纯军事冒险”。
对孙中山革命派在广东组织的起义和起义领导人的评价。80年代起就有数篇文章认为并不是军事冒险主义。对黄冈起义组织者许雪秋的生平和评价，是广东学者注意的一个问题。
孙中山与广东会党，涉及了组织发动革命的依靠力量问题。有论者认为惠州起义前，孙中山主要依靠联络会党、绿林和军队，1904年以后开始实行“会党、知识分子双方并进”，但没有进一步考察到如何直接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另一种意见认为，通过军队尤其是通过会党，也就是发动和依靠了农民群众，这是一种特殊的结合，具体到广东的起义斗争，会党始终都参与其中。陈剑安的《广东会党和辛亥革命》一文是较全面地对此专题展开论述的；（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文选》上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钟珍维、陈列的《孙中山与会党》也是以广东会党为研究对象；（注：《华南师大学报》1987年4期。 ）丁旭光《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也对两者关系作了分析， 指出这只是一种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注：《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2期。）
孙中山与辛亥广东各地光复也是研究者注意的问题。武昌起义后，广东各地“民军”蜂起响应，对清政府地方统治造成威胁，广州士绅出面要求张鸣岐、李准逃逸，宣告“和平光复”，广东地方府县也多“光复”。湖汕地区局势较为复杂，推翻了清政府地方统治的起义者之间又陷入了一场流血冲突。美国学者爱德华·费里雯的《革命运动还是流血事件——潮汕地区与辛亥革命》指出地方商人未能利用革命来创立议会制民主、实行进步的改良措施。而由于急进的城市知识分子与被遣散的民军之间的微妙关系被切断，就发生了流血事件，如果这两股力量能够重新结合，其结果将会是革命。 （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 2 辑（1980年）。）赵立人也认为，对潮汕地区的冲突事件，陈炯明的处置失当。
（三）
民国初年的广东政治、军事、财政、教育文化和社会问题等方面的变化以及与孙中山的关系都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对广东军政府的政绩和定性问题，王晓吟在《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述略》文中称为“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注：《广东社会科学》1986年1期。 ）周聿娥、陈红民的《胡汉民评传》也分析了胡汉民任广东都督期间所实施的政策。周兴梁的《民初广东军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奋斗与挫折》总结了民初广东军政府建设的得失，并得出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方案不能挽救与振兴中国的结论。
民初任财政厅长的廖仲恺根据单税法的原则，主张土地换契，1912年6月广东省临时议会讨论通过了“地税换契案”。王晓吟认为， “这是广东军政府支持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思想，土地登记须从税契入手主张的实际行动”；周兴梁据此称“廖仲恺实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积极实施平均地权社会革命纲领之第一人”；陈福霖、余炎光在《廖仲恺年谱》中不同意这种说法，指出廖仲恺的换契案还有它的现实的一面，换契的收入，亦可以算是“一种救济金的性质”。
对广东的“二次革命”，倪俊明、陈敏在《二次革命在广东》文中叙述了广东反袁斗争的二次革命经过，并分析其失败原因。（注：《广东社会科学》1989年1期。）
广东民军，可以称为广东辛亥革命前后史事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民军”以何成份组成？广东军政府对待民军态度如何？胡汉民在《自传》中表达了一些看法。50年代，广东省政协出版文史资料时，亲历其时其事的当事人的回忆就各有出入。
80年代初，丁身尊发表《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民军》，充分肯定了民军的作用，认为民军的兴起是辛亥革命中群众力量的表现，对以往就民军的成份组成、民军的战斗力和民军的纪律性指责作了新的分析并多予肯定，谴责了陈炯明解散民军的做法，指出解散和镇压民军是革命党人的严重错误。（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
王晓吟在《民国初年广东军政府述略》文中，则从“财政与民军问题”角度分析，认为解散民军是当政的革命党人唯一可行的措施，“当时他们若不当机立断地裁撤大批民军，他们就会失去商民的支持，财政就要破产，无须等到二次革命发生自己就会垮台”。邱捷分析了当时广东的社会治安问题与广东军政府的清乡举措，文章的论述从一个侧面支持了解散民军做法。有论者从政府的运作强调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也对陈炯明解散民军的做法予以肯定。赵立人在《辛亥光复前后的广东民军》文中，全面回应丁身尊的提法，认为如果保留庞大的民军，在无法承受的军费重压下，情况只会更严重。
（四）
民国初年孙中山为捍卫新生的民主共和制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政治形式而在广东三次建立革命政权。有关的研究已日渐成为中国革命史的重点。莫世祥在《护法运动史》书中对护法时期孙中山在广东建立的军政府和中华民国正式政府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认为在第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将其（包括其前身——孙中山等人重建的军政府）建设成为继民初南京临时政府之后，存在时间更长、民主特色更浓的又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它的政策和成就，充分显示出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人物在反对列强、反对封建势力，争取民主政治的革命进程中所可能达到的最高政治水平。莫著通过对广州“正式政府”的论述，将第二次革命政权的研究推向深入。书中同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对孙中山令海军炮轰督军署的评价，就着重分析了其负面影响。程璧光被暗杀事件，是护法运动中的一个奇案，莫汝非的《程璧光殉国记》、李培生《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及一些研究文章，都指为桂系军阀所暗杀。黄国盛在《程璧光被刺案考析》文中提出了怀疑。莫著根据罗翼群等人的回忆材料，推论出为朱执信所策划，中华革命党人刺杀。汤锐祥在《护法舰队史》中也有同样看法。
1922年“六一六事件”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孙中山个人更是刻骨铭心、痛心疾首的巨变。在到上海后，孙中山就发表《宣布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列举陈炯明叛变的罪状，蒋中正随后在上海出版《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鲁直之等发行《陈炯明叛国史》。孙中山的言论和蒋中正、鲁直之等人的叙述，多为后来研究者引以为据，或为反对者辨驳的目标。国民党党史和有关孙中山的传说都离不开对这段历史的描述，当然是“褒孙贬陈”。但其时胡适、章太炎等人却有不同看法，而陈氏家人一直没有放弃“翻案”的努力。在康白石的《陈炯明传》，陈定炎、高宗鲁著《陈炯明：联省自治的实行者》书中就试图树立陈炯明的“正面形象”。学者的研究也在孙、陈冲突的原因，陈炯明对事件该负的责任有多大等问题上各持异见。
段云章、倪俊明等著的《陈炯明的一生》较系统叙述陈炯明生平，认为事件是陈炯明个人野心恶性膨胀的结果。海外一直注意探讨孙陈冲突的背景，探讨事件发生的原因，并注意到孙中山在处理手法上是否有失当之处。如李达嘉在《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书中从孙陈两者统一中国手段的不同入手分析，认为其最原始的原因实为武力统一主义和联省自治主义的冲突。这种冲突因为会影响到孙陈左右军人政客的地盘和利益，故不得不趋于激烈化，终于使得孙陈之间永无复合的可能。（注：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出版社 198 6年版，第166页。 ）姚刚的《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原因剖析》一文综合大陆学者的论点，指出陈炯明的背叛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必然性是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岐。偶然性有四点：（一）陈炯明与孙中山手下的矛盾，使得孙、陈之间的矛盾趋于复杂、激化；（二）北伐改道，谢文炳误作聪明，通风报信，引起陈炯明的猜疑；（三）孙中山在广东省财政厅的讲话，措词强硬，加速陈部布置叛变；（四）洪兆麟的密电终于促成叛变的产生。（注：《孙中山研究论丛》第11集（1994年1月）。）
北伐饷项接济是孙、陈其后反复争论的焦点。 林能士在《孙中山1921—1922 年北伐的经费问题——试论孙陈决裂的经济因素》文中指出，事实上，陈炯明对北伐军并非“从未接济”，而只是有限度的支应，认为“如果说北伐问题是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破裂的关键所在，那么北伐军饷问题则为其中一项重要根源”。（注：1996年11月“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对孙中山和陈炯明由合作到分手的关系变化及其原因，丁身尊、方志钦与赵立人各著文分析。（注：均载《“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引起陈炯明及其部属发动事变的原因，孙中山或许有失当之处，但是这种以军事手段迫使孙中山下台，致使革命事业受到破坏延搁的严重后果，陈炯明难辞其咎。
（五）
孙中山在广东第三次建立政权，召开国民党一大，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试图成立国民政府，建立黄埔军校，提出国民革命口号，开展工农运动；演讲三民主义，引领思想潮流。这一时期是孙中山一生革命活动的高潮，不少问题很具研究价值。与此相适应的是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版和发表。
国民党一大是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革命史上举足轻重的会议。会议开始前后即有争论，邓泽如、冯自由等人反对共产党人的加入。围绕“三大政策”是否存在等问题，自孙中山去世后国共两党就有不同解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一大则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注：参见张磊《孙中山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研究述评》；陈福霖《评述有关孙中山与国共合作的重要著作》，载《回忆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对于宣言的起草形成，三大政策的内涵及是否存在苏俄、共产国际在其中起“操纵”作用，一直就是争论的焦点。而随着苏俄、共产国际档案的解密整理和公布、翻译，一些问题将会得到更符合历史真实的解释。
学术界对国民党改组后的性质问题有不同看法。传统观点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的革命联盟，成为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王宗华主编的《中国大革命史》则指出这是一个革命联盟，不是一个政党；林家有、周兴梁的《孙中山与国共第一次合作》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一大后是否存在“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长期以来是祖国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争论的一个问题，1986年前后有数篇论文集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三民主义是否有新旧之分？黄彦在《关于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几个问题》文中表示了不同看法：“三民主义在其存在的二十年间，它的整个学说体系，指导思想和最基本的政治原则并未发生根本的变化。孙中山在这期间直到他的晚年思想上的进步，乃是一脉相承地由低到高的、逐渐完善化的发展过程，而并非在对原来的在三民主义思想进行根本否定的基础上，以一种新的学说来代替它”，认为用“新”“旧”的概念来区别不够确切。（注：《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
对于这一时期广东的工农运动的研究也有不少成果。早期曰马超俊编的《中国劳工运动史》有相当部分涉及。杨绍练、余炎光合著的《广东农民运动（1922—1927年）》一书对国民党与国共合作后广东农民运动的兴起、发展和高涨作了研究。
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之崛起（1924年1月—1925年5月）》利用《国民党周刊》和《广州民国日报》上的资料对国民党中央为开展广东农民运动采取的措施，国民党对广东农民的宣传组织工作的做法和所起作用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对国民党保护广东农民、保护广东农民运动发展所作努力和所起作用予以肯定并指出其不足。（注：《近代史研究》1993年5期。）
如同陈炯明事变一样，发生在1924年10月的“商团事变”也是备受争论的事件。孙中山在扣押“哈佛号”军火、商团罢市后，在8月19 日致函商团表示“发现出陈廉伯有极大阴谋”，解释政府的做法；平息商团事变后，却未有主动发表通电或文告予以解释，只是在10月31日回复上海各粤侨团体责问的电文中稍予辨释，11月25日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出席国民党组织举行的欢迎会上，才对商团事件的由来作了说明，为自己辨解。孙中山宣称：广州商团企图建立“商人政府”，陈廉伯想当“中国的华盛顿”，英帝国主义策动了“叛乱”，并得到东江陈炯明叛军的配合，商团与陈军勾结反攻广州。同时香港《华字日报》编印了《广东扣械潮》，搜集当时有关资料，为商团喊冤。香港、上海等地报刊指斥孙中山，为商团张目。孙中山革命政权在舆论上受到较大压力。
史学界则充分肯定了孙中山镇压商团叛乱的做法。张磊的《孙中山与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广东商团的形成膨胀、商团叛乱的背景与扣械问题的过程，阐明商团制造叛乱这一性质，以及孙中山对商团事件所采取的态度和手段，分析了商团事件中有关各方如国民党和广州革命政府内的矛盾和斗争、叙述了镇压商团叛乱的经过，充分肯定孙中山镇压商团“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注：《学术月刊》1979年第10期。）。类似的观点还有吴坤胜《广东商团叛乱与孙中山的斗争》，马庆忠、李联海的《孙中山与广州商团事件》等文章。
吴伦霓霞、莫世祥的《粤港商人与民初革命运动》利用《香港华字日报》的有关资料，对自辛亥年广东独立至1924年10月商团事件间粤港商人与民初革命运动广东政局关系作了纵向研究，认为事件是广东国民党政府与商团矛盾加剧导致商人参政、干政的资产阶级政权意识恶性膨胀的结果。孙中山和广东国民党政权实际上都将商人参政局限于筹款助饷，对商人日益增长的要求自治的政权意识则颇为忽视而未能及时引导。随着国民党政权“左倾”和商人被盘剥的程度不断扩大，商人担心因国民党“赤化”而遭受“共产”的恐惧与日俱增。双方由疏离、猜疑演变成对抗，孙中山终于不得不下决心以武力平定商团叛乱。（注：《近代史研究》1993年5期。）
沿着这种思路拓展下来的是敖光旭的《论孙中山在1924年下半年的是是非非》一文。（注：《近代史研究》1995年6期。）敖文认为， 商团事件是广东商人资产阶级与孙中山关系演变的“恶性延续”，而军队的“专横”捐税苛重是激成风潮的基本原因之一。陈炯明在商团事件期间加紧反攻广州是与资料不符的，除北江一角联军与林虎有过短暂的交火外，在此期间东江一带基本无战事，不能把陈军进驻联军放弃的地带看成是“大举反攻”，也不应将东江土匪的活动等同于陈军的活动。这样也基本否定了商团有与陈军勾结围攻广州的说法。
看来，对商团事件的起因、经过，广东革命政权内部在处理商团事件中的分歧、商团与英国政府、与陈炯明军的关系，以及对商团事件性质的判定等问题上，还可以继续挖掘材料，进一步研究。
（六）
有关近代广东与孙中山革命事业相关联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
郑则民的《孙中山与南方革命政权的发展》、吴熙钊的《孙中山在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三次战略决策及其历史作用》等文章对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的政权作了概述。赖泽涵《广州革命政府的建立（1917—1926）》分四个时期（反袁时期、护法时期、大本营时期和国民政府初期）描述了9年间广州革命政府的存在过程， 对内部派系之争作了分析，亦评估了广州革命政府成功的原因。（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编《中华民国初期历史研讨会论文集》，1985年再版。）
森时彦的《第二次广东军政府时期的孙中山》分析了孙中山从夺回广州后到陈炯明叛变这段历史，认为孙中山为实现建立正式政府和实行武力统一为目标的政策，集中力量从理论上战胜与其对立的陈炯明的广东“门罗主义”，更进一步围绕广东省的政治军事领导权问题和陈炯明派展开激烈斗争。 （注：《孙中山与他的时代》（上册）， 中华书局1989年版。）莫世祥的《广州“正式政府”述论》认为广州“正式政府”较诸南京临时政府具有更为鲜明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特色，它的政务活动显示出对外联合被压迫民族和平等待我之民族以反对列强侵略干涉，对内联合共产党人和扶助劳工大众以推翻军阀专制统治的新趋势。（注：均载《“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曾庆榴、王友农在《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述论》中称大元帅大本营“是一个为适应战争与政治需要而产生的特殊的革命政权”，认为“大本营更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性质”，“大本营时期，是孙中山革命生涯是最辉煌的时期”。（注：《近代史研究》1991年3期。）
对这三次政权的制度建设及其运作特点，袁继成等主编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和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也有所论述。赖泽涵的《广州革命政府对外关系（1917—1925）》一文则对孙中山在广东所建立的革命政府外交政策作了叙述，具体分析了广州政府的对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的关系（注：参见方式光：《评孙中山祖籍问题的争论》，载《南方日报》1987年12月21日。）。
在广东财政方面，邱捷《广东军政府初期的财政状况》对广东独立时期库存实况，军政府解决财政问题时遇到的困难，各阶层群众踊跃捐输、军政府发行公债、发行纸币维持财政以及1911—1912年上半年广东军政府财政的总状况作系统介绍。并在《1912—1913年广东纸币低折问题》文中深入研究了广东军政府发行纸币低折而对当时广东经济、政治生活产生的影响，进而考察民初广东的经济生活以及社会各阶层同革命党政权的关系，认为革命党人为实行纸币政策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价。与此论题相接，梁尚贤的《试述1922—1923年广东纸币风潮》一文分析了1922年3月—1923年2月广东出现持续11个月纸币风潮的起因、经过和教训，认为政府处置失当酿成两次银币罢市，孙中山和陈炯明试图以行政手段强使纸币十足使用，结果未能成功。广东政府一直靠滥发纸币来维持，它损害人民利益同样损害政府本身，动摇和破坏了政府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
对孙中山和广东军事问题，20年代丁文江《广东军事记》就展示了当时广东军事力量的一些情况，孙力等人编写的《孙中山军事思想与实践》、汤锐祥《护法舰队史》和邱捷《论孙中山在1923年的军事斗争》等文都对孙中山在广东从事的军事活动作了研究。
有关本专题的研究成果还有不少，未能一一列出，至于外文资料则由于条件限制，所能见到的尚少，只好暂付厥如。
标签：孙中山论文; 陈炯明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广东社会科学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台湾国民党论文; 广州活动论文; 近代史研究论文; 辛亥革命论文; 国民党论文; 军政府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