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的理想社会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同论文,康有为论文,理想论文,社会论文,洪秀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在寻找救国道路的同时，对未来社会前景亦进行过一番设想和憧憬，洪秀全太平天国理想、康有为大同社会蓝图和孙中山民生主义理论共同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辉煌篇章。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条件和所属的阶级地位不同，因而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就表现出许多差异。
一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三人理想社会的特征有如下几点不同。
第一，主要的思想来源不同。
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主要来源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他对这些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进行了超阶级的处理，真诚地希望人类社会能够消灭国家、阶级和私有制，全面彻底地贯彻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他天真地以为只要人们按照这些原则来做，就可以很快实现大同社会。因此，我们从大同思想中较多地体会到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特殊价值。作为一位饱受封建儒家文化熏染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家转化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必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强烈的震撼作用。但旧的封建包袱，使康有为等人缺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许多启蒙思想家那样一种现实斗争精神，于是，只好在《大同书》中淋漓痛快地表现一番，砸碎一切封建枷锁，撕破资本主义不合理的面纱，幻想真正自由、平等、博爱的境界。
洪秀全则不同。他的太平天国理想主要来源于基督教思想。在举义以前，洪秀全就深受《劝世良言》这本基督教宣传品的影响，从中借来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比皇帝的权威还要大的上帝，来打倒、否定和扫荡世间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权威。他用基督教思想反对儒、道、佛思想，还用实际行动打碎孔子偶像，并成立拜上帝教，组织拜上帝会，崇奉“独一真神皇上帝”，充满了基督教的色彩。在资本主义刚刚起步，资产阶级思想尚未形成的时代条件下，洪秀全等人借助基督教思想来构筑理想，就必然会带上浓重的小农意识和宗教色彩。太平天国在洪仁玕到来之前是排斥工商业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占主导地位，这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落后思想意识，时代条件和阶级属性的局限使洪秀全无法提出更高的理想和目标，其思想来源的落后性也起了很大的负作用。
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要来源是社会主义。他真诚地希望“平均地权”能够发挥“社会主义”的作用，以消除资本主义的弊害，后来他又将“平均地权”思想发展到“耕者有其田”的高度，反映了他是以社会主义为依归的。至于“节制资本”，孙中山曾用“集产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等术语来表达控制私人资本的意向，说明在资本问题上他还是主张采取“社会主义”的方法的。因此，孙中山多次把民生主义解释为社会主义，并把它的实现作为自己的理想。
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社会矛盾不断尖锐的时代背景下，孙中山敏锐地把握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社会主义潮流，把它作为医治资本主义弊病的良药。孙中山是顺应了社会发展大势的杰出思想家。但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他所追求的是没有欧美垄断资本主义“病毒”的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或者说是社会主义原则和资本主义实业相结合的新型社会。
第二，未来社会蓝图的差异。
在康有为大同世界里，明确规定了社会财富归人民选举产生的公政府来管理和分配，公政府在整个社会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公政府的存在也使“天下为公”真正地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和财富人人共有的社会特点。在大同世界里，自由、平等、博爱得到全社会的提倡和尽可能的落实。但是，一切都不是绝对的，特别是货币还存在，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所以，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得到扬弃。
需要指出的是，大同世界是康有为在书斋中专心构思和精致雕琢出来的，所以，设想得十分全面细致。在全面性和具体化方面，康有为胜过洪秀全、孙中山。另外，康有为强调享乐主义而反对禁欲主义，强调平等主义而反对平均主义，强调独立自由而反对集体强制，这在某种情况下来说，是与洪秀全的理想完全不同的。同时，康有为强调世界大同而不是国家社会主义，强调一切公有而不允许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强调超脱现实的理想而不是立足现实的方法，这样，又与孙中山的理想严格区分开来。
洪秀全关于太平天国的设计显得支离破碎和陈旧落俗。他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主要体现了小农的愿望和基督教的精神。所以，《天朝田亩制度》重点放在农副业的生产和分配以及宗教生活的安排和监督上。如果没有解决土地问题，太平天国就会失去它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如果没有礼拜讲圣书颂天父的形式，太平天国就会失去它的精神支柱和感召力量。于是，土地、礼拜被绘入理想蓝图的显著位置。
由于太平天国一直处于与清军作战的状态，所以，军事共产主义色彩相当浓厚，天王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民主和自由根本谈不上，平等和博爱更是不沾边。平均主义成为主导思想，什么“天下一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不过是平均主义原则的具体发挥而已，在那样的社会组织和经济模式下，这些原则能够做到多少就很难说了，即使落实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也只能维持较低水准的小农生活而已。再加上严格的军事化组织和连听教也要“分别男行女行”的禁欲主义，生活的清苦就可想而知了。至于工商业如何发展、人民生活如何提高等等则没有纳入理想蓝图，所以，其蓝图是苍白、支离和落后的。
孙中山民生主义理想既强调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道主义原则，又强调发展实业造福人类的物质文明建设。孙中山理想蓝图中给私有制经济留下了一定的活动余地，但特别突出了国家在未来社会中的积极主导作用，他是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和功能来实现其民生主义理想的，离开国家，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孙中山虽然向往“天下为公”，但是，他并未主张所有财富都由社会或国家来“公”，而是通过国家把“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时，把社会主义的某些原则推向社会。于是，怎样有效地解决“土地”和“资本”问题成为孙中山所关注的焦点，他在理想蓝图中所浓彩重抹的两大主题，使我们看出他务实的作风。民生主义理想的现实感反映出空想社会主义正在逐渐成为历史，人们已经开始把理想与现实有机结合，从现实社会的问题入手来展望未来。从天国到大同再到民生，说明了空想家正在走向现实。
第三，理想与现实的距离不同。
太平天国是理想与实践合一的运动。革命政权建立以后，把没收封建地主的财产、起义者变卖的田产、战利品以及农民余粮等全都归入“圣库”，一方面作为军队的给养来源，另一方面则作为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的来源。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分配原则和生活原则，虽然在革命初期对于维持这个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成为《天朝田亩制度》的经验依据，但由于它违反社会的规律，也就很难坚持，只得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即承认原来的剥削方式，放弃“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理想方案，出现实践与理想严重背离的情况。从合一到背离，反映了农民政权的封建化演变过程，宣布了太平天国理想的破灭。
康有为始终把理想与实践远远地分隔开来，认为理想是将来的事情，实践是现实社会的变革，所以，在戊戌变法运动中，他考虑的是如何救亡图存、使中国社会发展能够和平进入资本主义的问题。他十分强调“君权”的重要性，故在变法运动中不但讳言自由、平等、博爱，连“君权”也不敢碰一下。而《大同书》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同时指出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局限性，它的归宿是天下为公、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主义。如果说“其志虽在大同，其事乃在小康”反映了他的理想与实践的矛盾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它的理想是有意背离实践的主观空想。
孙中山始终把理想与实践有机结合。为了实现民生主义理想，孙中山坚持资产阶级革命立场，用武力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同时提到社会革命的实践中来，通过推翻满清封建王朝实现“民族主义”，通过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实现“民生主义”，前两大主义是具体实践的革命内容，民生主义则是建立共和国之后通向理想的具体方式。孙中山是希望采取“自下而上”的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建立新国家，然后采取“自上而下”的政治手段推行民生主义，实现其理想蓝图。因而，孙中山所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伟大实践本身，就包含着他的理想内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他的民生主义理想成为空想，但他关于用社会主义原则和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却开启了中国社会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契机。
二
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的理想社会有差异之处，但也有共同的地方。
第一，都以“大同”相标榜。
“大同”是中国人追求理想社会的一个缩影，千百年来鼓舞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洪秀全、康有为和孙中山都不同程度地从传统大同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洪秀全是用拜上帝教理论来构想太平天国理想的，并因砸碎孔子牌匾而闻名遐迩。在严格的宗教思想体系中，拜上帝教是排斥儒家文化的，但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以肯定和赞颂的态度，引用了《礼运·大同》全文。他反复指出的“天下总一家，凡间皆兄弟”，“何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等，虽然是来源于拜上帝教的理论，但明显与《礼运·大同》思想相通。洪秀全还说：“遐想唐、虞、三代之世，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尚德。尧、舜病博施，何分此土彼土；禹、稷忧溺饥，何分此民彼民；汤、武伐暴除残，何分此国彼国；孔、孟殆车顿马，何分此邦彼邦。”[1]这实际上是借古抒怀，寄托对传统大同思想的追忆和标榜。
康有为不仅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大同理想，而且以“大同”作为未来社会的代名词，既著过《大同书》，又办过“大同学校”，可谓掀起了一阵“大同”热。康有为心目中的理想蓝图就是所谓的“大同太平世”，他说：“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2]这就是说，大同社会是人类社会最完善最理想的境界，它不光体现着《礼运》“大同”的精神，还充满了民主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近代气息，并且必然超越现实的时空，指向虚无飘渺的遥远未来。
与洪秀全把“大同”作为人类社会远古时代的产物这一看法完全相反，康有为认为未来社会才可能建设出真正的大同蓝图，其大同社会更能代表人类未来的趋向。在他们三人中，康有为是论得最多，做得最少的一个，他对大同社会进行了精心构思，却不敢公开自己的大同思想，更没有勇气去树起大同的旗帜，号召人民为之奋斗和实践。
孙中山也是经常称引“大同”的思想家，他把民生主义等同于大同主义，声称自己的理想就是建立大同社会。民生主义、大同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孙中山那里是可以互换通用的。孙中山的理想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行“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社会，他的大同理想与前人相比，不仅摆脱了封建思想的羁绊，而且提出了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走向理想社会的道路。尽管他对大同社会的描绘是粗糙不具体的，但它反映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要求摆脱困苦，建立一个人人劳动、人人快乐、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美好社会的理想。
孙中山的“大同之世”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在原则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在结构上则存在明显差异。另外，孙中山重点放在探寻实现“大同”的具体路径上，康有为则着力构想大同社会的宏伟蓝图。
第二，以“公有”为特征。
“公有”是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理想社会的共同特征。太平天国主张废除土地私有，“人无私财”，一切收入归“圣库”，实行公有。天下的土地虽说是按人口平分给农民，但它并没有承认为农民所私有。农民耕种土地，所收获的产品，除了自己的消费，统统交公，他们实际上是为社会“一大家”生产。土地和收获等归“公”有，那么，谁最能代表“公”呢？洪秀全等人自然想到只有所谓的“天父上主皇上帝”，所以，物物都属于上主所有，而这个“上主”的人间代表正是以天王为其代表的太平天国，于是公有变为国家所有。太平天国通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方式，把公有财物包括土地、粮食、布帛等分配下去，从而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境界。这种天王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形式，不但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也排斥了工商业的发展，明显违背了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而天王国家所有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天王洪秀全个人占有一切，这就为其所追求的公有制埋下了必然失败的伏笔。太平天国的公有思想是可贵而又忤时的。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强调大同社会的公有性质，不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工、商、农三业归公有公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也全归公有公营，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真正体现“天下为公”的社会。在这样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生产和分配是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的，公政府不光是“公有”的代表，还是公有制经济的直接操纵机构，各部各院在经济运营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各种产品的分配不是按照平均主义原则，而是按劳取酬，通过发放工资，体现多劳多得。与洪秀全的公有制建立在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不同，康有为的公有制理想是建立在大机器生产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那时社会物质财富将极为丰富，人生的正当物质和精神欲望将得到满足。由于大同世界是遥远未来的幻影，是书斋中构思的精品，所以，康有为大胆设想的公有制形式是彻底的和健全的，但完全是十足的空想。
孙中山向往天下为公，并以“天下为公”为座右铭。他曾认为解决现有社会问题的办法是“一则土地归为公有，一则资本归为公有。于是经济学上之分配，惟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分之利，是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分子之利益，而资本家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3]孙中山所提出的“公有”，实际上是控制私有的国有，并没有完全排斥私有制度。他认为只要实行了土地国有和发展以“国家”为主体的实业，社会财富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手里，那时再通过国家来实行社会主义或大同主义，就能把国有转化为民有，全体人民就都可以享有地权和国家资本利益了。所以，孙中山的“公有”与洪秀全有一点是相似的，即通过国家来体现公有制原则，但不像康有为那样的彻底和健全。这当然是因为孙中山从现实社会问题入手来提出“公有”的缘故。在社会生产力低下和经济比较贫穷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如何走向公有制的道路，这是值得重视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大课题。
第三，以“空想”为结局。
洪秀全太平天国理想反映了农民阶级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一种田园式的社会主义，小农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主干，坚决地排斥了大工业生产和城市商业，把所到地区已经萌发的资本主义因素全部扼杀，这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不可能创造出丰富的社会财富和持久的社会活力。天王国家所有制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更使得小农经济基础的乏力和脆弱雪上加霜。在洪秀全的理想社会结构里，行政——生产——军事——宗教四位一体，这个简单化、一体化的结构本身表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生。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正说明了其实践与设想者的主观愿望不断悖离，要求平均，却恰恰产生新的差别；要求天下一家，却正在导致新的分化；要求公有，却只能带来更为严重的私有，而愈想迅速推翻封建统治，结果却是加速了重新建立封建制制度的步伐。太平天国理想随着其实践的展开不断化为泡影，成为空想。
康有为大同世界理想在理论上是极为先进的，在结构上是相当完整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可是，他一开始就把理想与实践完全分割开来，没有从现实世界的变革入手来探索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他从来就不敢为理想去奋斗，并且害怕它会被人们接受而带来社会混乱，于是，秘不示人，独自欣赏。所以，康有为大同理想本来就是一种空想境界。
孙中山也是谈大同理想的，他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着重探索如何实现大同问题。孙中山从中国国情和世界大势着眼，提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再通过民权主义实现政治民主和自由平等，通过民生主义实现经济腾飞和全民幸福。但是，孙中山的主观愿望却遇到自身理论的严重挑战。本来，为了摆脱落后贫穷，必须发展资本主义，而为了防止欧美的社会弊端，又必须防止资本主义，这种考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他的民生主义理论在实践运动中能否达到大同愿望？这又要看他的土地国有和国家资本主义能否与社会主义接上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自称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境界。但是，用土地国有的办法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根本不会导向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他自认的社会主义办法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由于理论认识上的主观性和混乱性，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都很不彻底，结果，资本主义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社会主义也不会自动出现，反而引起实践上的盲目性和妥协性。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并没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这事实上为他的民生主义理想划上了句号。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社会理想虽然先后成为空想，但是，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和向往，对理想社会的描绘和设想，以及对现有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否定和抗争，都反映了他们思想的进步性。
注释：
[1]《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
[2]《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
[3]《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批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3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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