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生态——纪念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年有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年前的今天，即1992年的初春，邓小平同志出京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 表 重要谈话。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通过这次谈话要点的公开发表正式 推出的。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 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 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 3页。）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从此，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大目标到位，将改革开放推向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新阶段，比以往的改革更具广度、深 度、力度、新度。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十年经济体制改革，最大的成就是在中国人民的经 济理念上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认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作用；破除了公有制独占的单元 经济结构，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有转折意 义的开创性成就，是实现党的“三个代表”的经济基础。邓小平真有魄力！别的不说，仅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倡导，他的伟大精神与历史价值就将与日俱增。
但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在初生形态，模式幼嫩未定型，机制弱力未成熟，市 场混乱未规范，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培育。估计再过十年的成长期，将趋于定型、成熟 与规范，能在宏观合理调控下合乎市场规律地运行。
一、经济结构的制度安排与市场配置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定义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遵守价值规律和按比 例发展规律，由市场机制运行并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这个定义是否确切，可以讨论 。但它既包含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公有制为主体”；又包含了市场经济一般：“由市场机 制运行并有国家宏观调控”。
世界上原来只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1992年以后新增加了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的市场 经济。从此世界上就有两种市场经济了，一种是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另一 种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者合而为一，就是当今的世界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以公有制为主体，从理论上说，是因为社会化大生产需要公有制，以 消除私有制狭窄的经济外壳阻碍强大的先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矛盾。现在看来这个理论也 要发展。在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面前，私有制有两种变革方向，一种是变革为公有制的社会 化，如社会主义国家所实行的那样。另一种是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的社会化，如资本主义国家 所实行的那样。所谓保留私有制前提下的社会化，就是私有制自身的社会化，即由个人、个 别 家族的个体私有制，通过股份制变为许多人、许多家族的群体私有制。如美国的摩根财团、 电报电话公司就有数百万股东，它的财产再不是个别家族独有的，而是许许多多私有者的群 体所有制，实际上是挂在私有制名下的社会财产，谁也不能肢解它再占为个人私有，永远会 留在社会，给社会提供就业，给国家提供税收，给人类创造物质文明。这是私有制在现代的 一种新实现形式。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与资本主义的经过社会化的私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 现阶段，可以并存不克，并行不悖，升沉荣枯全由自身竞争优势发挥如何自然裁定。
现在中国经济是多元结构，除公有制（全民所有制、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之外，尚有多种 非公有制经济，结合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经济结构。这 种经济结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性安排，是建立在公有制经济更能适合 社会化大生产和更能推进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理论基础上的，最终要由市场实践来检验。如果 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有超越其他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就能在多元所有制经济结构中保持 主体地位，且能带动和主导其他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这时，经济结构的制度安排与市场配置 是一致的。反之，如果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没有显示超越其他所有制经济的优势，就在 客观上难能在多元所有制经济结构中保持主体地位，更谈不上有什么强势能带动和主导其他 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了。这时经济结构的制度安排与市场配置是矛盾的。长此以往，市场配置 的经济结构将取代制度安排的经济结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农村集体经济实行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和城市国有企业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都是为了公有制经济在实 现形式上能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国有企业改革从1984年10月起，至今已历17年，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特别是实现了1997年十五大和十五届一中全会提出的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 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初步建立现代企 业 制度的目标。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 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那是 新世纪最初十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9年）。）其中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是完善现代企业制 度。要达到“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水平非常不容易。光是“政企 分开”分了20多年还粘在一起。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还下过决心，“要坚决实行政企 分开”（注：见1998年12月10日各大报发表的新华社12月9日电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可见难度之大。如果再不分开，断难有真正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也断难成为真 正的市场竞争主体，国有经济大部分会不幸消亡。当前最紧迫的是要解决三个问题：
1.要坚决彻底地整顿上市公司的违章、违规操作，保障股民合法权益，塑好股市形象，确 保股市信誉。
到2000年底，境内上市公司达1088家，市价总值达48091亿元，收取证券交易印花税478亿 元。2001年因查处郑百文、银广夏、美尔雅等一系列股市黑事件，许多普通股民深感受黑庄 愚弄欺骗，使股市行情震荡下挫。这是股市积黑多年必有暴露的一天。主要问题是某些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有诈，实际是连年亏损折本的空壳公司却年年发布“盈利”假信息，不仅不要 分 红，还可以提高股价增发和配股圈钱。这些早该下市的空壳公司其黑庄就这样靠造假圈钱来 填补漏洞和中饱私囊。这是“公司亏损股市补”的老把戏。真要治他们，非常容易，就看想 真治还是假治，是大治还是小治。如果想真治大治，只要证监会采取一项暂时性措施，就可 以办到：规定凡披露盈利信息的公司必须给股东分红，要派股、配股听凭股东自愿。这样， 谁还敢造假盈利蒙人！这本是股东大会可以自决的事，但现在的股东大会绝大多数是虚设， 如 股东真能行使权力，黑庄也不至如此猖狂了。所以，只有证监会介入处置。股市无信誉形象 ，不仅股民会分崩离析，还会阻碍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最终损伤国有经济的支柱作用。
2.要依法减持国有股。
原规定选择一些信誉好、发展潜力大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不影响国家控股的前提下， 适当减持部分国有股，目的是为了提高这些公司的融资比重。可是一减持起来就出乱子，又 不 得不暂时收场。咎其原因，主要是主操者一厢情愿高价减持的动机及由此造成的股市波动等 后果难以让众多小股东接受，也难以让股市承受。有些信誉不好的上市公司也乘机减持卸包 袱。国有股本来就是享有特殊权利的特殊股，1股1元的底本，不仅享受与溢价数元购买的普 通股“同权”，而且处支配地位，现在又要高价减持，股民与股市必然有反弹。实际上，国 有股比重本来就太大，不论上市与否，信誉好坏，都可以酌情减持。主要问题在减持股的 价格变现上。现在公开征求减持方案。我以为如真要减持，是很简单的事，只要按《公司法 》做就立即可行。《公司法》规定每股发行价相同。只要国有股去掉特权性，返朴归真，按 原始股发行时的“同价”缩水，就可以一劳永逸、一步到位，既不存在减持问题，又可以与 社会股一样立即上市。假设某公司国有股占70%，原始股发行价是1股5元，现在国有股按“ 同价”缩水，原来的国有股就减少五分之四，占比由70%降为14%了。这样缩水后的国有股就 不存在减持问题，可以直接上股市交易。这个意见我在去年就提出来了（注：参见拙文：《矫正国有股》，《中国经济问题》2001年第1期。）。如果国有股不愿 执行《公司法》，要保持特权股地位就复杂了，必定是“理还乱”。
3.股市结构应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经济结构相对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应当普及到社会经济领域，资本市场不该例外，股市一 家独占就谈不上“共同发展”，而且必定会衍生出独占必有的各种弊病，失去平等竞争的环 境。
二、投资的国家财政主体与社会资本主体
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家财政是唯一的绝对的投资主体。中央决定后，国家计划委员 会提出发展计划，财政部筹集资金，银行融资控制货币投放，物资部门集中统配生产资料， 各部门、各企业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投资生产建设。社会唯一的投资就是城乡居民把余钱 存储银行取点利息。这种计划统上统下、资金统筹统投、生产统揽统办、流通统购统销、分 配统收统支、外贸统进统出的大一统体制，在百废待兴或百业凋敝的非常时期是必要的、行 之有效的，我国在上世纪的50年代前期就曾凭借这种体制取得过奇功异效，迅速恢复国民经 济、安定人民生活，并成功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但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种反市场 的体制是行不通的。我国1978年末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以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 革，经过渐进阶段，终于在1992年抛弃计划经济体制，是顺乎经济规律要求的明智选择。
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1950 —1980年的30年中，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年均27.37%。“六·五”期间占比年均 降为23%，“七·五”为17.32%，“八·五”为12.4%，“九·五”为12.8%。整个90年代的 年均占比不及计划经济时期的二分之一。这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的一个明显变化。虽然“九 ·五”期间占比又逐年回升：1996年10.9%、1997年11.6%、1998年12.6%、1999年13.9%、20 00年15%，“十·五”计划期间这个占比还会逐步提高，但决不可能回复到计划经济体制时 期的占比。一般情况下，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低，是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 一 个标志，占比低，发展程度相对会高些。我国市场经济刚起步十年，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 济体制蜕变的产痛当未平复，不论原来的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还是新生的个体、私营经济， 作为市场竞争主体都还很软弱，一般经不起国外资本的竞争，国家要集中财力扶持一程是必 要的。
从长远看，甚至在“十·五”以后，我国投资主体应由国家财政逐步转向社会资本，国家 不应当承担目前这么大的投资份额。从广义上讲，国有经济的投资也属国家的财政投资，因 为它是国家财政部直接管辖的经营性国有资产。目前，在全社会固定资产的投资中，除国家 财政直接拨款兴建一些公共产品工程和特大能源、交通等工程外，国有经济的投资占最大比 重。如2000年，全社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32197.7亿元，其中国有经济完成16504.4元， 占51.26%。而个体、私营经济只完成4709.4亿元，仅占14.63%。国家既当司令坐帐指挥，又 当小兵冲锋在前，大半个市场经济扛在自己肩膀上，由政府来运行，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初生态的一个现象。只有大大提高各种所有制经济的投资比重，国家财政才会减轻负担，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才会下降。同时也会减轻企业的税赋，增强投资能力。国家经济本 是全社会的经济，只有调动起社会投资的积极性，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才开掘到位。
城乡居民在银行的巨额存款余额不能转化为投资，这是多年来难以消解的经济大困惑。199 2年居民存款余额突破1万亿以来，到2000年已升至64332.4亿元。2001年因股市景气走低， 又 没有新增投资渠道，存款增幅略会提高，余额肯定会在7万亿元以上。这么多的人民币既不 购买商品又不能转化为投资，白白沉淀在银库里，是资源的极大浪费。消融途径目前只有两 条，一条是进一步降低贷款利率，鼓励投资。现在存贷利差太大，一年期存款利率2.25%， 贷款利率5.85%，利率差3.5个百分点，比1996年5月1日下调前的利差1.08个百分点增加2.42 个百分点，扩大一倍多，把银行不良资产的部分风险转嫁给告贷者是有负面影响的。另一条 是国债改为国贷，即国家停发国债改为向银行贷款。这样还可以节省利息支出，建更多项 目。国家作为投资者，为什么银行有钱放着不用，要以高利率去发行国绩呢？
三、市场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
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以后，全国经济史无前例地突然火爆起来，到处出现投资热、股票热 、开发区热。直到1993年7月才开始收缩，逐步趋于平稳，到1996年叫实现“软着陆”，止 住通胀，也就从此时起明显表现出市场疲软状态，出现双储双增现象，一方面银行居民储蓄 增加，另一方面商品仓储增加，过剩购买力与过剩商品同时存在。这种世界少见的经济现象 至今像鬼打墙一样地困惑着市场。从供需关系着眼，理论界一般都认为这是有效需求不足所 致，主张加强管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扩大内需。我个人则尚有异议，一直坚持认为这 是有效供给不足，抑制有效需求的实现所致。所以竭力主张也要加强供给管理，只有优化供 给才能扩大需求。因此，我主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优化供给政策可以同时实行，双管 齐下，两手共抓，既能扩大需求，又能优化供给，相辅相成，自然更能奏效。
历史上，扩大需求为目标的积极财政政策最早是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开始 实行，随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理论根据的，他们的 共同背景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是重灾区，损失最为惨重，1932年工业生产比1929年减少 50%，钢铁产量倒退30年，银行破产5000多家，华尔街股票市值由870亿美元缩水至199亿美 元，损失78%，失业人数1700—1800万，全国工人的工资总额下降60%，饿死不少，1931年仅 纽约出现2000多起饿死人的惨案。罗斯福的新政和凯恩斯的需求理论就为挽救经济危机出台 的。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总统，国会授命他为解决这场危机有权采取任何措施。他先后 颁布了746个法案，采取一系列措施，如整顿银行业，降低利率，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不 能再兑换，动用财政处理一些农业剩余产品，如犁掉1000万英亩棉花，杀掉600万头猪，倒 掉大量牛奶，无法安置的失业工人回各州登记，由州政府提供伙食，让他们去整治河道和种 树等等。因此，援用罗斯福新政作仿效来解释我国今天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似是欠妥。有 篇文章为了说明财政支出可以启动经济增长，就说：“著名的美国罗斯福‘新政’是本世纪 三十 年代初运用财政手段启动经济的成功范例。其主要内容是兴办社会公共工程，增加社会需求 ，改善就业状况”，“1938年，美国出现衰退迹象，罗斯福向国会建议增加三十亿美元的财 政支出兴办公共工程。实施这个计划后经济形势迅速好转。”说的是事实，但背景不同。我 国没有面临1933年那样的大危机，也没有面临1938年那样的经济衰退。要财政支出，就是经 济繁荣期也可以。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不是靠财政支出也曾获得过高速增长的吗？问题在于 什么条件下需要加大国家财政支出、怎么支出？
历史上任何国家的经济萧条虽然有各种原因，但没有市场供给的产品质次价高、伪劣欺诈 造成供给过剩的原因，也没有购买力过剩居民有巨额存款的原因。而这些却是中国市场经济 突出存在的问题。所以用以大萧条为背景的罗斯福新政来说明我们今天的积极财政政策有南 辕北辙之嫌。现在的问题是：有货想卖卖不出或不愿卖，有钱想买买不到或不愿买。于是只 好让货堆在仓库里，让钱放在银行里，过剩供给与过剩需求各踞一方。解决办法是使货钱在 市场会面换手成交，其中关键是优化供给，使低效或无效供给转化为有效或高效供给，价廉 物美服务好让顾客满意。中国是世界上潜在的最大消费市场，又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长 期短缺经济基础上实行市场经济才几年，远没有到可能过剩的时候。市场之所以存在消费品 供给过剩，主要是低水平的无效或低效供给抑制有效需求的结果。衣、食、住、行、用的消 费品，哪样让人放心？服装、商品房质次价高，粮食、油盐、蔬菜、鱼肉、烟酒、药品掺假 拌毒，车子拼装，服务部门宰客，医院缺德，股市黑庄操作等，整个市场充满欺诈、坑害， 令人恐怖。这样缺乏信用的市场如何扩大需求？消费者出于生活必需，已忍痛化了不少冤枉 钱。供给管理是根本管理，非常重要。2001年美国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 阿克尔洛夫、斯彭斯，就因为是提出了信息不对称理论。这种信息不对称理论实际上也是供 给学派的理论，供给者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对称，对市场完善影响极大。中国目前市场信 息就极不对称，需求者常受骗被坑，结果劣品驱逐优品，假货驱逐真货，伪币驱逐良币。
政府出于对广大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最近一、二年重权出击整顿市场秩序。2000年11月国 务院在全国开展联合打假行动，由国家经贸委、公安部、监察部、财政部、农业部、外经贸 部、卫生部、海关总署、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 、国务院法制办、国务院研究室、国家烟草专卖局等14个部门组成全国打假协调小组，并邀 请中宣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武警总部参加，负责对打假联合行动的协调、 指导监督和检查。2001年4月又开始以解决社会治安、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严打整治 斗争，声势、规模、范围、力度都空前，要求在两年内实现明显进步的目标。整治和规范市 场秩序方面，2001年以打击食品、药品、农资、棉花、拼装汽车等方面的制售假冒伪劣商品 的违法犯罪行为为重点。大行动自有大成效，端掉大批假冒制售伪劣商品窝点。但是这些制 售假冒伪劣商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却像韭菜一样，长了割、割了长，甚至边割边长，还是不断 冒出，割不胜割。这是怎么回事？要研究这个问题。
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这么普遍，说明有它的土壤。这个土壤由四个板块组成；一是地方保护 主义或黑势力支持；二是名优产品供给不足又价高，有空隙可钻；三是犯罪成本低，特别是 商店售假查处只罚点款而已，有“划算”的重犯心理；四是有不少人想办企业又无力创造名 优产品就去制假。这是最主要的。中国现在实行的市场经济原本不是经历长期历史过程自然 发展起来的，而是政策上的体制改变从计划经济石头般的硬体中蹦出来的，除了原来的国有 企业、集体企业之外，任何城乡居民要办企业，都没有资金、技术、人才、品牌、市场文化 和经营管理的长期积累，又急于赚钱，那些道德品质低下的人就必定会走制造假冒伪劣商品 的犯罪道路，以为是致富捷径。试想创造个名优品牌多不容易，是几十年上百年的事，市场 竞争成本巨大，而假冒是瞬间的事。这种情况恐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许多 国家都发生过。例如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马克思、恩格斯写道：“当商品充斥德国市场， 而在世界市场上尽管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销路的时候，一切便按照通常的德国方式，因工厂 的过度生产、质量降低、原料掺假、伪造商标、买空卖空、空头支票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 的信用制度而搞糟了。竞争就成了残酷的斗争”（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这是市场竞争中无道德者求生存爱贪婪 的本能冲动，除了重拳打击、教育与惩罚外，还应当以加速发展有效供给来取代假冒伪劣产 品的有害、无效供给。关于供给质量，马克思说：“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注：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79页。）邓小平说：“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中心是提高质量，把质量摆在第一位。 ”（注：邓小平：《抓住时机，推进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2页。）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大家担心民族工业会被外国挤垮，市场会被外国占有。这种担心不 在需求方，而在供给方。中国人民有购买力，问题在是买本国产品，还是买外国产品？这决 定于产品的供给魅力。
于是，我赞成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资本品需求，这有现实需要，因为中国公共产品供 给、基础设施建筑本来就薄弱。同时主张加强供给管理，引导和支持高新技术开发、新产品 开发、提高产品品质（广义品质）、不断优化供给，加大产品的市场供给力。偏了，就失策， 会造成严重后果。
四、经济行为的规律性与随意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是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结果。任何经济行为只有顺乎经 济规律的客观要求才能达到预期目标，若单凭主观意志的随意行事，只能把事情办糟，劳命 伤财且不说，还会扰乱社会发展进程。
按经济规律办事，绝对是天大的好事，但真要做起来又像是天大的难事，有意无意地容 易出偏差甚至犯错误。因为经济规律纯粹是实践性和经验性的一种必然趋势，客观存在又不 见存在，不易把握，因此极容易陷入主观主义的盲目性。经济学家是专门研究经济运行规律 的，探求解决阻碍经济增长问题的途径，但也往往是事前诸葛亮，事后臭皮匠。就是获得诺 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也难免遭此厄运。一出经济问题，就有百家争鸣的热闹，提出许许多多非 我莫 行的理论，可是真在实践中运用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举两个典型例子。一个是1976年 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与实践。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和过去一样仍有自我调 节能力，是国家干预、货币发行混乱才造成经济增长不稳定。经济增长与货币发行密切相关 ，只要货币发行与经济增长保持适度关系，经济就能稳定增长。他把货币供给比作钢铁生产 ，钢铁生产控制了，以钢铁为原料的各种产品也必然得到控制，以此说明国民经济运行要依 赖货币。货币供给量可作预警器。于是他提出MV=TP（货币量×货币流速=产品交易量×价格） 的著名均等公式。可是1979年货币主义理论取代凯恩斯主义理论被美国政府运用实践时，却 遭到失败。联邦储备银行为消解通胀的压力，虽然控制了货币总量目标，大幅削减货币供给 量的增长率，但没想到会受到利率上扬的猛烈反弹，1979年利率提高到接近10%，1980年初 逼近18%。利率的螺旋式攀升，抑制公司的投资，使美国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货币主义也 就失去往日的光彩，卡特不能连任总统与此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另一个是美联储主席格林 斯潘的遭遇。格林斯潘自1987年8月11日由里根政府任命担任美联储主席以来，经布什政府 再到克林顿政府，一路辉煌，2000年1月4日被克林顿重新任命为美联储主席时，克林顿称他 是能帮助“创造经济繁荣”的“明智领导”，有人称他是“移动的经济数据档案馆”，是“ 真正的大学问家”。他得心应手地利用利率机制真是神了。如1999年6月以来，为防止美国 经济过热，连续6次提高利率，累计将联邦利率提高1.75个百分点，每提高一次，经济就降 热一次，灵敏度极高。到2000年6月，美国经济增速明显放慢，才决定维持利率不变。可是 到第4季度经济增速下降，从此再没有回升。到2001年，从1月3日第一次降息起，到12月11 日，已连续11次降息，总降幅达4.75个百分点，联邦基金率由6.5%降到1.75%，达到1961年9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可是经济仍然刺激不起来。同是一个格林斯潘，往日的风采不见了，两 级两级上楼梯的健步变得步履迟缓，面部呆滞，失去了魅力。美联储主席这份工作原来他感 到每分钟都是享受，就像吃花生米“一样停不下来”，可是在“9.11”前就曾暗示想提前退 休了。这两个例子说明，就是最有成就、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也不一定就能拗得过经济规律 的力量。我国也有象“大跃进”等那样的历史教训。
现在地方上的改革和建设过程中，有些经济行为是偏离中央精神，也违背经济规律的。有 似“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的现象。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是农村里随意征用耕地的现 象相当普遍。中央的“十·五”计划的《建议》中明明说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建设” ，“要把发展的重点放到县城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建制镇”，还考虑到“我国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差异很大”，提出“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推进 城镇化”。而且明确指出“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镇企业同合理 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 中央的《建议》精神是非常积极又稳妥可行的，符合“发展小城镇是推进我国城镇化的重要 途 径”的规律性要求。可是不少县、镇、乡级政府，把推进小城镇建设的集聚发展企业的产业 行为变作简单的政府行为，有长官意志拔苗助长的倾向，甚至有剥夺农民权益之嫌，土地低 价征购、高价出售，农民有抱怨，而以工业园、开发区等等名目征收来的耕地大片大片地长 期闲置着长杂草、堆垃圾。如此浪费资源与实行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相径庭的。为了解决这样 的问题，应当严格限制征用耕地。除国家级和省级的公共产品工程和项目可以按法规征用耕 地外，县、镇乡级不得征用耕地。任何以盈利目的的商业性开发用地，必须尊重农民的土地 产权，在可以出让的法律规定范围以内，一律按市场价购地。县、乡、镇的政府都可以任意 征用耕地，农民法定的土地权属就没有真实意义了。耕地是农业的最基本资源，应当按市场 经济规律配置和国家调控利用，并由国家法律严加保护。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生态存在的问题，类似婴儿发育中不可避免的胎记，并不影响旺盛的 生命力。只要呵护好，必定会日益完善和成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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