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学派和流派的生态平衡（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平衡论文,学派论文,流派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与学派
宏观的沉思
在论述了古今、本外、雅俗、科文、他自、刚柔这六大矛盾的对立统一生态平衡之后，我们可以进而探讨历史发展的平衡与不平衡的总规律了。马克思曾创造性地提出并初步考察了历史发展中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不平衡的问题，列宁也曾经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论证过社会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不幸的是，斯大林等人把阶级斗争和斗争哲学绝对化和庸俗化了，相应地把不平衡、不断革命也绝对化和偶像化了，在国际性极左思潮中，布哈林的经济平衡和社会平衡学说，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的理论，都遭到了灭顶之灾。左倾幼稚病患者实际上曲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平衡理论，忘记了平衡与不平衡相反相成，互相转化的原理，更忘记了斗争和打破旧的平衡只是手段，和谐和建立新的平衡而有益于人民才是目的。现代哈肯学派协同学和皮亚杰日内瓦学派发生认识论共同论证了平衡不仅是运动的状态和形式，而且还是运动的机制：系统从无序到有序的调节。这是积极的合乎发展规律的平衡，它是事物赖以存在的基础和运动发展的根本条件。从动植物群落的生态平衡到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积极平衡乃是人类幸福的保证和共同奋斗的目标。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顺便地而不是专门地、简略地而不是详尽地探讨了物质生产和艺术生产某些时代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以希腊艺术和莎士比亚为例，阐明艺术和社会特定阶段的内在联系以及艺术自身的某些特性，既承认“必然的发展”，也承认“偶然”（自由及其他），既赞成“自然规定性，主观的和客观的，部族，人种等等”是当然的“出发点”，又强调艺术本身具有“不朽的魅力”，“人类社会童年”最美好的艺术可以作为人类社会成年时代的“标准和不可企及的规范”，因为它表现了人类童年“真实的本质”和“天性”。顺着马克思的思路，我们理应在承认艺术时代性局限、阶级性烙印的同时，追求艺术的永恒性和全人类性，在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中总结其共性和各自的特性，在不平衡的现象中探寻原因并努力促进其在未来走向平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致约·布洛赫》等论著中提出了“历史合力论”和精神发展与社会发展双曲线中轴“大体平行论”，更进一步论证了精神与物质、精神史与社会史的平衡又不平衡的辩证法。循此方向前进，我们可更以更科学地和更艺术地把握这一重大而困难的课题。
平衡与不平衡的对立统一，在物质与精神、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艺术方式之间，在上层建筑内部、文化和文艺内部、流派和学派内部都普遍存在。在不同的民族、地区、文化部类、文化样式之间，也普遍存在。有时以平衡为主，有时以不平衡为主。
以文艺与经济的关系为例，希腊伯里克利斯时代和中国盛唐时代，二者同步大繁荣是最平衡最和谐的例子，文艺复兴时代和春秋战国时代文艺或学术很繁荣而经济不大繁荣，是比较平衡的例子，两宋前期、乾嘉盛世和大多数王朝走上坡路时期，经济和文艺都由复苏走向稳定和繁荣，也是比较平衡的，欧美近两个世纪经济和文艺都在动荡中走向繁荣，也是比较平衡的，魏晋南北朝、安史乱后的中唐和元代，经济萧条甚至有所倒退而文艺相当解放、有所创新，是比较不平衡的例子，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下半叶的俄国，经济都比较落后，而文艺在欧洲却后来居上，超过经济先进的英法等国，也是比较不平衡的例子。现当代最不平衡的例子有三：香港经济起飞时期文化文艺寂寞，被讥讽和夸大为“文化沙漠”；中东某些石油输出国人均收入很富裕，但文化落伍贫乏；中国大陆大跃进民歌和样板戏盛极一时，当时经济不繁荣乃至面临崩溃。此外，同是移民国家的美国和加拿大，都是发达的工业国，但美国文艺繁荣在世界文坛举足轻重，加拿大却显得平平，也构成了对比鲜明的不平衡。
透过现象看本质，虽然文艺的进步和繁荣不能和经济的进步与繁荣划等号，也不能证明二者中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是，经济提供的物质基础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再经过政治、哲学、宗教、科学、教育和其它艺术的中介作用，经济的第一性决定作用仍然是最根本的语境；政治清明不一定立刻带来文学丰收，文景贞观之治便是证明；社会黑暗动荡时期如建安文学、中唐文学、五四时期文学都颇为繁荣，其主要原因是思想比较解放，政治控制力薄弱，人才储备集中、文学积累深厚，积极迎接精神压力，敢于正视社会苦难的合力作用；军事强大，外交胜利也不一定能保证文艺发达，秦始皇、隋炀帝、成吉思汗和俾士麦、希特勒的统治可以证明；但是一定程度的文教发达和相应的人才开发，却是文艺发达的先决条件之一，两宋的官方教育、书院教育、出版事业、科举制度之发达，既超过前代，也独步全球，这是宋诗、宋词和散文、话本、南戏全面丰收、学术上又出现仅次于春秋战国和五四运动的百家争鸣的重要原因。对于文艺繁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创造力活跃，它和文艺政策的开明宽容有直接关系，盛唐之音和古希腊文艺的全面繁荣和唐太宗、玄宗的开明统治、崇文爱艺、兴学储才及奴隶主民主制的一系列奖励文艺的措施分不开。社会转折、文化转型、阶级与民族斗争剧烈、精神刺激强烈的时期，也往往是思想解放的大好时机，如果经济、政治、军事、外交能保证起码的生存空间，而已往与当时的文教事业又能提供足够的文化基础和人才资源、写作和出版的可能，则往往带来文化繁荣，春秋战国、魏晋六朝、五四时期、抗战时期和文艺复兴、19世纪、反法西斯战争时期都是例证。这是仅次于盛世型文艺繁荣的乱世型文艺繁荣。在盛世乱世之间的是治世和衰世，相应的是文艺走向繁荣或走向枯萎，大多数王朝和现代政权的兴亡史都可以划分为初盛中晚或春夏秋冬、晨午昏夜四个阶段，就像人生的幼年青年壮年暮年一样带有必然的规律性，却并非无视主体能动性的宿命性。改朝换代不一定是革命的质变，却至少是准备质变的量变。走向繁荣的文化如遇恶性合力也可能中断而停滞，明中叶以后的市民文艺即随着明末清初社会转型的流产（未能如同期文艺复兴时代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而流产了。走向枯萎的文艺如遇恶性合力，如美洲印第安文明、澳洲上著塔斯曼尼亚文明之受殖民者的屠杀同化，便造成大部失传或全部毁灭的惨剧。如遇良性合力，如晚清以来中国传统文艺，即与整个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一道，在铁血洗礼中新生，在凤凰涅盘中复活而重振雄风，迎接新的乱世型繁荣和盛世型繁荣；而目前正处于治世型走向繁荣的阶段。下世纪中国文艺和文化将迎来盛唐式的盛世型繁荣！我们的使命是促它早日光临。
用合力论来分析前述极不平衡的例证，也可以找到症结之所在：香港的“文化沙漠”是殖民化资本主义经济对文化的异化，经过一定时间文化自身的有效调节，香港大多数文化人和居民心态的调适，沙漠就有可能渐变为绿洲了；石油富国靠卖“黑血”而富，思想解放、宗教改革、文化转型和人才素质的提高均未完成，文学的贫乏是一个时期内的必然现象；大跃进民歌和样板戏是群众运动、极左思潮和小部分真民歌、京剧现代化探索的混合物，主流是虚假的繁荣，没有经济繁荣做物质基础，只有政治狂热的肥皂泡和假花，也不符合整体良性动态平衡的规律。
至于美加文学比较，也证明了在外因基本相同时内因的决定性了：在思想解放、精神自由、创造力活跃、使命感强烈、人才辈出诸方面，加拿大都远逊于美国，其成就一般化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如果在未来，加拿大文坛提高了迎接精神刺激、关注人类命运的力度，他们是可能突破诺贝尔文学奖零的记录的。
关于世界文明史上东西方及南北半球发展不平衡、各国族及时代贡献不平衡、各文艺样式盛衰流变不平衡，也必须用一元论的双因双源合力曲线生态平衡论来加以阐释。
以东西方文明比较为例：在古代是东方占优势，四大文明古国都在东方，三大宗教都起源于东方，四大宗传的四分之三也来自东方，人类文明的基础大部分奠基于此，世界八大奇观的一大半如金字塔、长城、空中花园、法罗斯灯塔等也在东方，但古希腊罗马博采众长、有后来居上的贡献，大部分欧洲和整个美洲则落后了许多世纪；在中世纪尤其是公元三至十三世纪，东方更占有绝对优势，亚洲文化最为灿烂，中、印、阿拉伯、波斯乃至日本，各自高峰迭起，四大发明及其传遍全球是中国和阿拉伯之功；唐朝、阿拔斯王朝均有辉煌成就，而欧洲因蛮族入侵、希罗文化中断、神学文化专制盛行而跌入千年黑暗的文化低谷；近现代西方率先跃入资本主义社会，相对于长期停滞落后的东方占有很大优势，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西方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大大超过东方，但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主要在西方。从本世纪下半叶起东方正奋起追赶西方，差距在缩小，日本等亚洲四小龙和中印等大龙变化迅猛，举世瞩目，就全球发展必然趋势看，东西方的对抗将进一步缓和，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南北半球贫富的悬殊也将大为改观。
鸟瞰人类文明史不平衡发展的轨迹，不但可以发现其今后趋于相对平衡发展的势头，而且可以透视既往不平衡的某种平衡：东西方及其各国族社会发展与精神文化发展的两条曲线的中轴，是大体平行的。历史合力包括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历史合力也决定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潮涨潮落的大体同步的走向。血迹斑斑的历史陈迹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哲理：希腊文明因希波战争的胜利而兴盛，又因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内耗而衰亡；罗马帝国随罗马文明的健康发展而登峰造极，又随罗马文明的腐化溃烂而土崩瓦解；基督教文化的僵化专制是中世纪落伍的内因，经过宗教改革的新教文化却成了推动欧美领先世界潮流的动力；任何民族的先进或落后都不是偶然的，关键在于发挥主体能动性、努力调整机制以激活、开采、解放那物质与精神生产的合力，以加速度增强那伟大的历史合力！
再以古希腊、古印度、中国和日本戏剧艺术发展的不平衡为例：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奇迹般地兴盛繁荣，名家辈出，名作如林，举世无双，但不久就早熟后早衰了，至今已成绝传的绝响；公元二世纪至五世纪印度梵语戏剧大放奇葩、瑰丽卓绝，堪称独步，但七世纪后渐渐地中熟中衰了，后来也基本上失传了；公元十三世纪起，中国的戏曲大器晚成而晚熟不衰，元杂剧、南戏、明清传奇戏、清花部和本世纪京戏等三百多剧种构成了六个高潮，剧目数万，享誉全球；公元十四世纪以来的日本戏曲也是晚熟而至今不衰，能乐、狂言、木偶净琉璃、歌舞伎四剧并立，独树一帜。表面地孤立地看，这种不平衡难以理解，深入地调查研究以后，深层结构和整体性的生态平衡规律便显露出来了：依然是“古今本外雅俗科文他自刚柔”这六大生态平衡的合力，决定了戏剧艺术在人类历史大舞台上极富戏剧性的表演。古希腊戏剧的早熟得力于奴隶主民主制的政治经济繁荣，其早衰也根源于社会内部的危机和外族入侵造成的全民族的衰落，相对而言，外因力突出；而印度梵剧的兴衰则内因力明显：宗教性文化资源丰富和天才辈出是兴盛的动力；但进入封建社会后，虽有较繁荣的经济，但梵剧理论规范的神圣不可侵犯而过于宗教化，严重脱离人民的典雅化，题材脱离现实而狭窄化，再加上形式主义的僵化，它无可挽回地没落了。中国戏曲则受惠于内外因的综合推动：城乡世俗为主的社会需要、三教合一的支持或宽容、宫廷的玩赏和扶植；起源和发展的多源连续性使它具有开放兼容的胸襟：表演与剧本兼重的传统，高度综合性、一体性、程式性、虚拟性、写意性和主情性等特点，使它始终不脱离人民与现实，不丧失审美的民族性为大众性；流派众多而并无恶性竞争；历史悠久又能够随时代而改革，甚至敢于和善于吸收西方影剧之长，因而能够保持活力，创造了世界戏剧史上的奇迹，在维护和重建六大生态平衡方面是一个成功的幸运儿。在古今贯通、雅俗共赏、刚柔兼备、他自合力四方面是范例，在中西融汇、科文整合两方面已有良好开端，尚有进一步创造性尝试的潜力可挖。日本戏剧先是受到新兴武士阶级的保护和扶助，后是扎根于町人兴起后的市民文化，又从中国戏曲和中华文明中移植了许多精华，结合其民族特性，形成了以表演为中心乐舞型四大剧种：能乐与狂言悲喜分途，净琉璃揉和木偶与说唱，歌舞伎后来居上，兼取前三者之长。它们都有高度综合性、技艺性、严密规范性，也有一定的宗教性和亲华性。在建立本外、古今、雅俗三组生态平衡方面是成功的，在大胆拿来和内部分工方面尤有特具的勇气和创造性。
综上所述，马克思关于不平衡、恩格斯关于平衡的理论，经过展开论析就可以整合为体现历史辩证法的完整学说了：历史，包括自然史、社会史和精神史，都是既平衡又不平衡的复杂系统和不断展开的复杂过程。虽然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从人类主体性立场出发，必须区别平衡与不平衡各有良性恶性即积极有益消极有害之分，相对的平衡，尤其是良性的，值得人类珍视，而绝对的不平衡，尤其是恶性的，必须加以防止和纠正，而绝对不能把它美化、革命化、偶像化、对它实行盲目的绝对崇拜，因为这种对不平衡的拜物教，正是世界范围内左右倾极端主义的护身法宝，尤其是前苏联、中国和其他国族不断发生惨绝人寰的“左祸”的思想病根和哲学依据，不从根本上割除它，击碎它，人类将依然面临这思想恶魔的诱惑！在我看来，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就是不幸的转化，就是恶性的不平衡，克服异化就是重建良性平衡。对于人性复归、人类本质力量的解放和世界大同这一终极目的来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生产斗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乃至学派流派，都是供人类选择和综合性适当使用的手段而已。
站在本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之交的制高点上，我们只有自觉地追求多学科全方位的整体动态思维即生态平衡思维，才能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从文化哲学的高度看，前述六大生态平衡和历史本身的平衡与不平衡，以及真假（是非）、善恶、美丑三大核心范畴，以及有无、一多、表里、精粗、高低、久暂、繁简、离合、恒变、异同等一般范畴，都是相反相成，各具个性的生态平衡。就总趋势而言，都是进步的、向上的和发展的，都是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低趋高、由简趋繁、由合趋分、由同趋异、由自发到自觉、由经验到理论等等，但是，同时又有许多逆向的反拨和反馈，既有螺旋式的上升，也有暂时性的倒退，进化中有退化，胜利时有代价，分中有合，异中有同，繁中有简，变中有恒，多中有一，失中有得，且所得愈来愈超过所失。人类的未知将永远大于已知领域，但已知领域确实在加速度地扩大，这是人类认识史、精神史和生存史在同步回旋上升中所演唱的胜利进行曲！
人类愈来愈乐观自信，从动物中脱离出来了，但人类也愈来愈有勇气和智慧向盲目乐观、自私自大告别了，其标志之一是向民胞物与、万物并育、天人合一的回归，是狭义生态平衡的重视，其标志之二是对广义生态平衡的觉悟，是对人类古老箴言“认识你自己”的最新阐释，是对人类自身弱点、局限的承认和理性态度。人类及任何个体或集体，其中包括伟人和伟大的学派，都必然有其盲点和误区，可怕的不是这些盲点和误区本身，而是对它们失去应有的警觉性乃至陷入拒不承认、视而不见的盲目性，这才是更致命的盲点和误区。中世纪的宗教裁判、禁止异端，封建帝王的政治高压、文字冤狱，希特勒的焚书坑儒，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派和日丹诺夫派的唯我独左、禁止一切异已流派，四人帮的极左运动制造文祸，都是妄图结束真理、制造偶像、龚断真善美的创造权、探索权、解释权的愚蠢卑鄙的罪行，实质上是假恶丑的疯狂的表演，充当了全人类的反面教员。幸而人类已经走出了可怕的魔圈，已经总结了沉重的经验。
宇宙本身是不可穷尽的，因为它拥有无限的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系统和结构，而且这一切永远在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客体的大宇宙和作为主体的小宇宙（人类整体和个体）的关系也永远在发展的过程中。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矛盾是全人类永恒的困境。积极的辩证思维者由此受到启示：外宇宙和内宇宙的不可穷尽性便是无限的多元性和多样性，便是人类物质与精神生活具有无限多元性和多样性的根据，便是刺激和鼓舞人类合理选择、自由创造的大前提，也就是人类学派和流派将永远层出不穷、愈变愈逼近真理、愈变愈日新月异的最伟大的源泉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潜力！在无穷奥妙的宇宙面前，人类能走出困境、超越悲观的不可知论、无所作为的宿命论，因为作为整体在加速度进步的人类，其认知能力与创造能力也是无可限量、无穷奥妙的！人类对自身潜能和外部潜能的开发利用也是无可限量、无穷奥妙的！正是在这一根本观点上，马克思关于人类几千年文明史只是“前史”和共产主义才是人类青春的预言，乃是从未来汲取诗意为人类大同奠定了理想的基石。
毛泽东曾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只是为认识真理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这是一条来自实践又回到实践接受检验、经过由感性到理性的第一次飞跃、由理性到实践的第二次飞跃而无限循环、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三大革命的基础是生产斗争，但精神和物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变一一互相转化，有时精神可以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决定者。人民内部矛盾必须正确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发展文化、推进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和对人民态度如何是评价一切的主要标准。这一切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晚年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正是背离了上述思想的恶果，教训极为深刻。今天，当我们宏观沉思人类文明史而展望未来时，我们无权忘记教训，而上述颠扑不破的真理依然是我们指导思想的主要基础。
列宁也早就揭示出人类认识史的辩证法：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没有止境的接近。宗教、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等精神现象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胡说八道，其实是对客观真理作为螺旋式曲线的某一片段加以主观化、直线化、夸大化的结果。由此可见，一切学说和一切学派都有复杂的二重性：真理性与荒谬性、绝对性与相对性、永恒性与暂时性等等，任一学派只能代表人类认识史上某一阶段，任一高峰只是一座里程碑。地心说并不全错，且代表人类必经的一个天文学阶段，日心说是巨大的飞跃，但也并不全对，太阳和太阳系已被证明并非宇宙的中心；天体物理学和现代宇宙学、天体演化学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的宇宙观，基于观测时空已达一百亿年×一百亿光年，观察仪器的灵敏度以天文速度在提高（前一百万倍的提高用去300年，后一百万倍仅用16年），不能不发生巨大的飞跃。一切随时间空间和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牛顿经典力学和现代相对论力学、量子力学，古代欧氏几何和现代非欧几何、布尔巴基学派，其原理在各自不同的范围内都是真理，又都有相对性。中国地质学六大学派，从李四光地质力学派、张文佑断裂断块大地构造学派到板块构造学派，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而独特的贡献，既有不可替代性又有互补性，从不同方向、用不同方法去揭示地质内在规律，要完整地深入地把握它，则有待将来更进一步的发现和更全面的整合。这一典型启示学者：能在前人基础上发前人所未发、察时人所未察，且有益于后人的发明创造，乃是一切学者和学派的共同的光荣和恰如其分的使命。要求自己或他人为人类一劳永逸地发现永恒的终极真理，创造出登峰造极、尽善尽美的最佳艺术，不是自我神化的吹嘘，便是偶像崇拜的变形，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和超负荷而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精神生产是比物质生产更高级更复杂更有个性的生产，精神生产力所受物质性限制较少较小而所受精神本身条件限制则较多较大，偶然性、天才性、主观能动性、突发性、不可重复性、不可逆性则更重要更明显，诗人和哲士的大脑、才情，书和思考的方法更具有自足性自主性和自由调节的创造性。就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方式言，精神生产也更自由、更普遍和更有永恒性，其物化的载体虽也有商品性、排他性和价值规律，但其本质和内涵却有超商品性、非排他性和使用价值（认识和审美）规律。可以肯定，精神生产品更易于实行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各显神通、各得其所、共同富裕、共同提高的理想原则。学说和学派、艺术和流派，也确有深浅不同的阶级、民族和时代的烙印，但真理和艺术含金量越多者其烙印愈浅愈淡愈无关紧要，就象德国谚语所说的孩子不能和洗澡水一起泼掉，洗澡水也并不难泼掉，又象恩格斯所说的壮丽辉煌的殿堂里藏着许多珍宝，它外面那难看的脚手架应该拆去也不难拆去。从战略上应作如是观，在战术上则应高度重视其复杂性，因为某些学者学派的得失是非有如连体婴儿，其剥离手术极为繁难乃至危险。在其他层面的研究受到重视的同时，在政治学社会学层面上，根据时代的民族的阶级的标准和需要，对学派流派作左右中、敌我友的划分是允许和必要的，但必须防止机械唯物论、庸俗社会学所惯用的简单粗暴、随心所欲地乱贴标签、否定一切、无限上纲的错误作法，再不能重蹈历史的覆辙了。用人为的行政命令的横加干涉的方法，对李森科学派拔苗助长，对摩尔根基因遗传学派一棍子打死之类的悲喜剧，也不容再上演了。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提倡学术民主和自由竞争，尊重科学和艺术的特殊规律，以多元并存代替一元独霸，以互相制衡、从容整合超越你死我活的敌意和急于大一统的急躁。真理愈辩愈明，艺术愈赛愈艳，凡真有真理和艺术含金量的流派决不会被历史埋没，因为一时的不合时宜不等于永远不合时宜，小语境的胜负成败、兴衰荣辱也不等于大语境的千古是非、千秋功过。科学史上的冤狱（如伽里略、布鲁诺、哥白尼），艺术史上的不公正（如陶潜被列为中品，狄金森生时默默无闻），终究会平反和重新评价的。较之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本身是单纯得多了，尚有许许多多因研究条件、重点、角度、方法、师承、风格不同而不同的学派，对活跃学术空气、推进科学发展、创立新学科和造就人才大有裨益；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内容、形式更广阔无边、更丰富多彩，与人类自身的利害、情感有更多更深的瓜葛，在发展的进程中它遇到了更多更大的艰难险阻，也形成了更多更复杂更震撼人类心灵的数不胜数的流派，这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它们对于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性，也必将随着人的解放这一历史总尺度的提高与日俱增，并较之自然科学占有相对优势，这是合乎人类本性全面发展的需要。
人类把握世界的四种方式：实践、宗教、科学、艺术，其中实践是第一性的，其他三种是第二性的，但第一第二之分是就哲学本源而言，并不等同于重要不重要或主要次要之分。就重要而言，四者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随历史进化而演化。宗教的重要性在逐渐减少，科学和艺术的重要性则与日俱增，对不同时代、国族和职业、气质的人，四者的重要性自然不同。就整体而言，四者都是重要的和不可替代的，都具有永恒的普遍意义。
我所主张的广义生态平衡论，是以承认物质和实践第一性为前提的，因为是一元论的双因双源合力曲线有机整体动态平衡论，与形形式式的唯心论或二元论划清了界限，但与经典的唯物史观相比又有所引申和变化：依据人类实践与理论的新发展，对同一系统的要素的结构地位有所调整。这种调整和提升改变了主要 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力量比重，也就是改变了系统质，往往导致更新观念和方法，导致某种质变。科技上升为第一生产力，个人在集体中享有更大的重要性和自由，都是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消灭阶级的条件。外师造化（外宇宙）与内法心源（内宇宙）同等重要，二者结合则更加重要，可趋于高妙。内因和外因，人的内在需求和外在压力，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知识与艺术的直接源泉与间接源泉，源于物质生活（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群体关系）和源于精神生活（求知欲、表现欲、创造欲、游戏欲）个体生活（灵肉关系），一旦获得平等的地位，对话的权利和互动的自由，整个系统就更加活跃和有能力良性循环加速飞跃了。
以文学学的发展为例，在文艺四要素（世界、作者、作品、读者）的不同关系模式中，自然而又必然地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学派。例如以世界为中心的是社会伦理学派、历史文化学派、马克思主义的卢卡契学派等等。以作者为中心的是，传记批评派、冯特、弗洛伊德和荣格、瑞恰慈等人的心理学派、心理分析派、心理主义派、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派（主观现实主义）等。以作品为中心的是：封闭文本的诸形式主义学派，如俄国彼得堡诗语研究会与莫斯科语言学小组派，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学派，如塔尔图——莫斯科结构诗学符号学学派，美国分解主义学派；重视内容的新人文主义学派；带综合性的英加登作品本体论派和巴赫金话语诗学派等。以读者为中心的是：德国康士坦茨接受美学派，美国读者反映批评派，在戏剧表演体系方面，有与斯坦尼体系、梅兰芳体系鼎足而三、强调观众的布莱希特体系。后来，在信息论的影响下，文学四要素进一步被分析为六要素（作品被分析为内容／文本／成规，即信息／媒介／代码三个层次），文学学的流派更加多样化，从现象学、阐释学、符号学角度的研究使语言中心论的文艺理论更加日新月异。无可讳言，许多学派“好走极端”，“作而不述”，但在好走极端的坏处里又有“推向极致”而淋漓尽致的长处。他们对传统和别的学派否定太多，缺点和谬误也就甚多，必须鉴别后予以整合。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层出不穷的学派既是生态平衡的必然成果，又是生态平衡继续发展的动力，应予珍惜：它们各自强调不同的要素，共同丰富了系统质的内容。
任何流派都必须回答四种挑战：实践的、理论本身的、流派外部和内部的。经得起实践检验和理论批判的才是有生命力的，善于向论敌学习和减少内耗、激活内部创造性分化，才是大家大派兴旺发达、跨越时空而不朽的原因。毛泽东曾说过：党外无党，是帝王思想；党内无派，是千奇百怪。这是彻底辩证法的命题。历史上凡是较重要的流派，无一不是派中有派，从原创性的流派演化出许多各具特色又共同壮大了本流派的衍生性的流派。身在派中而不被派性的有色眼镜所惑，当局而不迷，对自身的弱点和谬误也能洞若观火，对敌手的强点和优长也敢于承认和拿来，才是最值得作为座右铭来警醒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学者化，使流派学派化、社会化，也许是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克服盲目自大自满或自卑自馁的有效途径。
流派史和人类史都是在同中求异，又在异中求同的历史。世界文艺一代有一代的典型创造，往往成为后代不可企及的典范和难以重复的里程碑，后代只能以自己另外的特点、形式和方式超越前代，而不大可能用原来的特点、形式和方式与前辈争高低。于是代代有独创而历史不断地在演化中前进，诗经是春秋以前诗的典范，战国时代只能有继承更有发展的楚辞的形式去超越它；后来的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民歌、五四后新诗，亦复如此。不过，不同时代的成就仍有高下之分，就创造性和整体完美的程度而言，唐诗既高于诗骚汉赋，也高于宋词元曲，古希腊戏剧大师和莎士比亚，也比莫里哀、易卜生更为完美。马克思所说的不平衡正是揭示了不同国族不同时代不可比中的可比性。
在历史的比较中，纵向的绝对高度和横向的相对高度应结合为一整体，但由于历史的继承性，绝对高度的后来居上不足为奇，故横向比较的相对高度更为重要，要能反映其独特成就。两千多年后的新儒家们，在知识的绝对高度上超过孔子并非难事，若在哲学意蕴的相对高度上与当今世界第一流哲学学派相伯仲，那才值得自豪。相反的情形大约是可度量的体育竞赛：相对高度的世界冠军固然可敬可贵，绝对高度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和打破者则更属难能。而不可度量的即艺术性的体育比赛，则介乎二者之间，绝对与相对高度都比较模糊，但不同时代、国族的球艺、剑技、武术，象书法、绘画一样，难以比较其绝对的高低，但相对的可比性确实存在，只不过它需要评判者具有更公正、高超、渊博、内行、精细的鉴赏力，更科学也更艺术的整合判断力。
这里已涉及天才问题。真正的天才和伟大的流派不可分。而天才既不是大家努力就一定会出现的，也不是平均若干人若干年就有把握诞生的。天才的不规则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超越性，是公认的事实和尚未破译的密码。为什么李白未能全面超越屈原？为什么至今无人超越李白？为什么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乃至鲁迅只有一个？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这样伟大的学派不能多出几个？在人才学、流派学的许多灰箱被透视和显影以前，人类还找不到大家都信服的答案。
真正伟大的学派总是代表全民族乃至全人类思考和探索一切的，总是能继往开来的。人类永远在山坡攀登着一个又一个新的高度和难度，而仰望中具有无限风光的险峰，其本身也不是静止的，它也随着新的造山运动在继续升高，攀山的速度越快，造山的速度也越快，这是一组永无止境的神奇壮丽的比赛，这两道曲线的生态平衡也就成了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象征。人类的精神探险，是无数个向上的螺旋，为了发现无限新美的天地，也是为了回归那无比亲切的家园！（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