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崛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崛起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以来，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特点是：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突出和新的国家安全观念的出现。在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和很多国际组织都更加重视跨国性或者称为全球性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并在不断探索保护国家安全的新途径。中国崛起恰逢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紧密联系的全球化时代，国际合作主导着当代国际关系。对于中国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何抓住非传统安全问题，塑造对国际社会负责的良好政治形象和化解“中国威胁论”，是新世纪初中国外交面临的战略任务之一。
关于“非传统安全”概念的界定，国内外有着不少分歧。（注：参见李伟、符春花：“非传统安全与国际关系”，《全球战略大格局——新世纪中国的国际环境》，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著，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pp.485-487)非传统安全因素比较多一些，一般指的是与非军事威胁有密切联系的各种冲突，“指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及人类整体生存与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注：参见陆忠伟主编：《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pp.18-23)“非传统安全是与其他一个或多个国家相互作用、并对本国的生存与发展能够构成重大威胁的、非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所引起的其他领域的安全问题。”①(p.488)因此，非传统安全又可以被称为非军事安全，国内问题也可能成为国家安全问题。与内容比较单一的军事威胁相比，非传统安全因素是非常广泛的，主要包括：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环境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恐怖主义、武器扩散、疾病蔓延、跨国犯罪、走私贩毒、非法移民、海盗、洗钱等。①(pp.489-502)国内问题也属于国家安全的范畴。国家安全概念的深化和非传统安全概念的出现使人们更加正视安全威胁的根源和消除威胁的途径。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说，“非传统安全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人们避免陷入把国家安全仅仅等同于军事安全的片面性，注意到国家安全危机也可能来源于多种多样的非军事威胁；而伴随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上升，人们日益认识到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应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条件，反之战争则可能引发严重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各种非传统威胁。”（注：冯昭奎：“安全：在传统与非传统之间”，《世界知识》2003年第17期；）当安全环境发生变化时，新的安全思维必然会出现。
一、非传统安全改变旧安全观
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追求国家安全的目标是多变的。不过，在冷战结束以前，一个国家追求的最根本目标仍然是单一的军事安全，是要保证没有外来军事威胁，或者有能力抵御外来军事威胁。为了生存，一个国家通过壮大军事力量，并以自我保护和结盟来确保自己的军事安全和绝对安全，宁要“大炮”不要“黄油”。这样的例子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比比皆是。
毋庸置疑，在后冷战时代，军事安全在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这是相对于非军事安全因素作用上升而言的。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人们提出了“综合安全”或者“共同安全”概念。国内事务的国际化和国际安全的合作化是冷战后国际政治形势变化过程中两个显著而并存的特点。一个国家从考虑单一的军事安全到越来越多地考虑自己的综合安全，这种转变是史无前例的，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综合安全概念中，除了军事安全外，经济安全、环境安全、粮食安全等也都占一席之地，甚至在某些时候与军事安全平分秋色。没有军事安全，其它安全可能没有保护，但是，没有其它安全的支持，军事安全也是空谈，至少不会是持久的安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卫·鲍德温是这样描述综合安全的：“为了生存，国家不仅需要无外来威胁的安全，而且需要可呼吸空气、可饮用水、经济利益和其它东西。一个国家没有军事力量防止外来打击可能不会生存下来，但如果没有可呼吸空气或可饮用水，那么它肯定不能生存。”（注：David Baldwin," Security Studi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orld Politics,Vol.48,Oct1995；）可见，安全内容向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扩大化意味着国家安全目标的转移和扩大化。国家安全目标不仅有“大炮”，还要有“黄油”、“水”和“空气”等，而后者都属于非传统安全概念的范畴。两者的完美结合才是最佳的国家安全。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在国家层面上是综合性的，在国际层面上又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因此，各国之间需要建立安全共同点。而非传统安全使不同的主权国家比较容易找到利益共同点。比如，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敌人，各国政府为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必然会加强反恐国际合作。这就产生了“共同安全”概念和实践。
无论是综合安全还是共同安全，都是非传统安全作用上升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各主要大国已经在研究和探索一种新的国家安全理念，并将其应用于日益走向大国协调与合作的国际关系实践中去。同时，冷战结束以来所出现的军事冲突和非传统安全危机也使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得更趋复杂，一方面，大国军事实力相互制约和制衡；另一方面，各国不得不抛弃“零和游戏”，更加注意能够实现“共同安全”的“多赢”和“双赢”“游戏”。尤其是后一种情况的出现，为实现“集体安全”中“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原则打下了基础。
新旧安全观的一个本质差别在于：前者强调国际合作和实现共同利益，后者则强调国家安全的独立性和排他性。按照后者，一些国内安全事务，如政治动荡、内战、饥荒、流行性疾病等被当作内政，不能算是国家安全问题，外部势力是不得干预和影响的。结果，国家间的安全合作是相当困难的。这种安全观在冷战时期几乎影响着每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新安全观则截然不同。在重视传统军事安全因素的同时，它也认为许多国内问题（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国家安全威胁，也可能是国际冲突的根源。说得简单些，就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不仅直接影响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而且对外部环境产生影响，由此形成各国安全的互动关系，这就是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新安全观具有的另一个特点，是我们采取的保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方式和方法发生了变化。按照传统的军事安全观，国家安全只能靠强大的军事力量才能保证，即使自己没有，也要通过结盟和外交手段，搭强国的“安全便车”，依靠他国的保护伞。可是，提高这种“硬国力”的手段难以摆脱“安全困境”。在全球化时代，非传统安全使得国家安全不全是对抗型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合作性的。“国际安全概念的所谓好处是在思考安全问题时将注意力放在国际相互依存和安全困境问题上”。④不论是军事、经济、空气污染还是跨国界的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活动等，都使各国的国家安全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冷战结束使许多国家的外来威胁，也就是传统安全，显得并不那么紧迫，而国内问题却引起国内外越来越多的注意。“非传统安全挑战比传统军事安全挑战具有更大的跨国性特点，有效地应对此类挑战，既需要各国努力，更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②(p.6)20世纪9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震动全世界，连遥居欧洲的英法德等国也表示要为恢复东南亚经济做贡献；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大火带来的浓烟不仅使国内人民出门戴上口罩，也让马来西亚等邻国深受其害；也没有人怀疑“9·11事件”对国际社会形成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领域的全方位的冲击。原来被视为国内安全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并成为国际安全的一部分。全球化使人们认识到，仅仅靠军事力量一种手段，国家安全中的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得不到解决和保障的，它们需要得到经济、科学技术、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等力量的综合支持，也就是说，维护安全的手段正走向多样化。这也是产生新安全观的根本原因。
二、中国的新安全观及其实践
非传统安全的出现是推动中国建立新安全观的重要因素，尤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开始重视经济安全和金融安全，并倡导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安全观。2000年中国国防白皮书就已经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新安全观，它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国家安全内涵和国际关系准则的新思考和新理解。熊光楷认为，“面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单个国家的行动往往难以奏效，国际合作才是最有力的手段。”（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2005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中新社北京2005年6月22日电；）从外交成果上看，中国的崛起因此受益匪浅。
2001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六国元首相继签署了《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建立起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国际社会树立了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范例。“9·11事件”发生后，中美两国迅速建立了合作反恐机制，并取得了很好的合作效果。同时，中美两国在打击跨国犯罪、毒品走私、保护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也在不断加强合作力度。2001年11月，中国还与东南亚联盟国家决定到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些成功的外交实践显示了新安全观的巨大潜力，也说明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前景是广阔的。事实上，推动新安全观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维护中国的传统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而且有益于维护国际安全。这也是中国政府极力倡导新安全观的内在动力。
在2002年7月31日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中国政府认为，新安全观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内容由军事和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寻求安全的手段趋向多元化，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9·11事件”突出表明，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加深。中国政府还正式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注：参见“中国代表团向东盟论坛提交新安全观立场文件”，新华社2002年8月1日电；）
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发表了《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启动了中国与东盟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全面合作。宣言明确指出，双方严重关注贩毒、偷运非法移民包括贩卖妇女儿童、海盗、恐怖主义、武器走私、洗钱、国际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认为这些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影响国际和地区安全的重要不确定因素，对国际和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新的挑战。双方认识到非传统安全问题十分复杂，需要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法律、科技等手段加以应对，并认为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加强地区和国际合作。（注：“就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中国与东盟发表联合宣言”，《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4日；）
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和国防白皮书都将传统的军事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提并论，并特别强调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恶化、毒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趋突出，尤其是恐怖主义已对国际和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国际社会面临的安全问题在内涵上已经发生了变化，维护国家安全并不是“你强我就弱”的“零和游戏”，各国存在着共同的安全威胁，这就需要国家间的合作和协调，打击共同的威胁，维护共同的安全，这符合世界各国的利益。这就是新安全观形成的内在根源。新安全观之所以形成还在于中国政府对国际安全形势的长期和稳定的判断。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的命题以来，中国政府对国际形势的总体评估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正是有了这种持久的战略判断，中国才敢断言，21世纪头20年，是中国“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对于正在崛起的中国来说，新安全观是一种符合国情和世情的安全观，也是富有战略眼光的安全观，因为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发展战略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形势；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国际格局和动荡不定的国际社会来说，这是一种富有和平意愿与和平手段的观念，也是一种符合全球化发展潮流的国际性观念。
三、抓住非传统安全时代的外交机遇
当今世界，传统和非传统的安全因素交织在一起，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性不断上升。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出现和扩散为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外交机遇。在新安全观的指导下，如何利用非传统安全因素拓展中国外交空间和化解“中国威胁论”，从而为和平崛起打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重要战略任务。我们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非传统安全给中国外交提供的机遇。
第一，非传统安全是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抓手。历史上，有许多国家依赖军事手段而崛起，他们以保卫传统安全为借口，或者增强自身的军事力量，或者以结盟为手段执行“权力均势”的政策。以传统方式来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很容易导致战争的发生。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是，中国崛起的环境已经出现了本质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已经大大削弱了传统的政治和军事竞争，中国正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大力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中国的发展是与世界的和平同步的。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生活方式在加入WTO之后开始加速与世界潮流接轨。2003年9月23日，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中国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批准书，这将有利于中国加强与有关国家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中国也已经加入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在12项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中，中国已加入10项，签署了1项。中国还在经济安全、环境保护、打击毒品走私和非法移民以及防止艾滋病等领域与国际社会展开全方位合作。中国要发挥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作用，实现和平崛起，就必须牢牢抓住非传统安全因素。
第二，非传统安全是化解“中国威胁论”的重要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满天飞，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非常敏感和警惕。“9·11事件”发生以来，美国强力推进其亚洲战略，使我国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地缘政治压力。如何化解国际社会对我国和平崛起的疑虑和如何建立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的信心是一项长期的外交任务。非传统安全要求国际合作，中国的新安全观强调国际合作。在诸多非传统安全领域，建立起“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是比较容易的。中国能够以此证明自己的崛起是和平的、温和的和负责任的。只有加强国际合作，才能带来共同的好处，才能实现“多赢”和“双赢”。“当美国在越来越沉迷于‘绝对安全’和单边主义的背景下，中国身体力行地提倡‘共同利益’和‘新安全观’，必然会在国际社会中获得积极的理解和支持。”（注：黄仁伟：“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再思考”，《人文社会科学与当代中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p.171)在中国安全与他国安全融为一体的情况下，“中国威胁论”就会迎刃而解。
第三，非传统安全是推行负责任外交政策和塑造和平崛起形象的重要内容。我们的综合国力已非昔日可比，国内有人提出，我们要顺势而为，加入“八国集团”。的确，在一些非传统的国际安全事务中，我们不必固步自封，更多地参与国际合作在客观上也会进一步支持我们壮大综合国力，扩大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塑造中国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新国际形象。例如，在“非典”发生初期，一些反华势力趁机炒作“隔离中国论”，破坏我国的国际政治形象。面对国内外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在短短一个月内就基本控制住了疫情在境内和向境外蔓延，并无私地与国际社会分享防治“非典”的经验，成功冲破全球性“隔离”，赢得了国际舆论广泛称赞，最终将一场国内非传统安全危机转化为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契机。
我们在维护传统国家安全的同时，也需要维护关乎全人类生存的非传统安全。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保护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领域，我们要在充分保护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树立良好的国际政治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