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与文明的辩证法：“话语网络”与基特勒的媒介物质主义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辩证法论文,话语论文,主义理论论文,物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带来了人类交往形态的重大转变，也让越来越多的传播学者重新重视媒介研究的价值和潜力。长期以来，华人学者对媒介研究的历史书写都以北美媒介环境学派为主导(林文刚，2006/2007)，或多或少忽视了欧洲学者的贡献。不过近年来，德布雷等欧洲学者的成果正日益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使得此种状况有所改变。作为欧洲媒介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开创性地将技术、话语和权力等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理论思考，推动了媒介研究在德国的发展。自1990年代起，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风潮，他的作品被陆续翻译成英语，从此蜚声于欧美学术界，被誉为“数字时代的德里达”。彼得斯甚至将其与北美詹姆斯·凯瑞相提并论(Peters，2008)。 基特勒将媒介视作广义上的文化技术(Kulturtechnik)，探索媒介何以对文化、社会和政治环境产生深远的影响。对“二战”中技术破坏力的深切体验，在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所在大学)求学的学术背景，以及法国的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使其在媒介与人的关系上展示出比北美学者更加冷峻的态度。本文以基特勒媒介理论体系的奠基性概念“话语网络”为入口，揭示其生成的学理基础与理论脉络，描述其基本构想，勾勒其基本特征，探究其对我国媒介研究的启示。 一、“话语网络”的学理基础和理论脉络 1980年代开始，基特勒的学术兴趣转向技术。“话语网络”成型于此时期，构成了其媒介理论的关键概念，其阐述集中体现于《话语网络，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和《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Film，Typewriter)两本著作中。“话语网络”的德语名是Aufschreibesystem，直译为“铭刻系统”、“标记系统”。这一概念来源于精神病学史上被援引颇多的法官丹尼尔·保尔·史瑞伯(Daniel Paul Schreber)的著名案例，Aufschreibsystem在其中表示一个神秘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史瑞伯“所说所做的一切都会马上被记录下来……有时是从好的角度，有时是从坏的角度来记录”(Armitage，2006)。这个概念被基特勒所挪用，他力图通过对人类历史中的文化记录系统的研究，探寻技术、话语和社会系统之间的连结。 福柯构成了“话语网络”的重要思想资源(Griffin，Herrmann & Kittler，1996)。英语版《话语网络，1800/1900》中，Aufschreibsystem被明确翻译成了“话语网络”(discourse networks)，这样的翻译透露出基特勒与福柯话语理论的亲缘性。他和福柯一样使用了知识考古学，揭示权力之网对于知识、真理、主体的支配、控制关系。在《词与物》中，福柯提出了“知识型”(epitome)概念，即决定思想和科学的深层秩序和构成规则，每一种“知识型”都有自己的确定性原则，并赋予某些特殊的科学知识以确实性。他将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划分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型、古典时期的知识型、现代的知识型以及后现代的知识型(福柯虽没有明确指出这一新的知识型，但他的分析已说明了存在一种现代之后的知识型)(米歇尔·福柯，1966/2001)。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用“档案”(archieve)取代了“知识型”的概念，他提出的知识考古学不是求索始源(arch)，而是描述“档案”，即“一些把陈述当作事件(因为它们具有出现的条件和范围)和看作事物(因为它们包含使用的可能性和范围)的系统”(福柯，1969/1998：167)。受到福柯的影响，基特勒批判长期占德国文学批评主导地位的解释学(hermeneutics)传统，认为它过度关注于文本(话语)本身，却对文本(话语)外部的历史语境有所忽略。他强调话语的外在性，即由主体外的权力所建构。基特勒这里的“话语网络”，类似于福柯的“档案”。 与福柯相比，基特勒格外关注媒介技术的作用。他把“话语网络”定义为“技术与机构的网络，使得一个特定的文化得以选择、存储和处理相关数据”(Kittler，1990：369)。在基特勒看来，福柯未能对“中介”给予足够重视，这使得他利用的档案基本局限于书写文献。然而，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打字机、留声机和电影等自动化媒介技术革新发生，已经颠覆了书写文献作为主导媒介的地位，这让福柯的研究暴露出缺陷。如果说在福柯那里话语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那么在基特勒这里“媒介决定了我们的状况”(Kittler，1999：xxxix)。从“档案”到“话语网络”，基特勒通过对媒介物质性的强调，推进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 二、基特勒用“话语网络”说了什么 基特勒延续了福柯有关认识断裂的思想，在他这里不同时代的认知断裂恰恰是来自于媒介技术的大变革。他从欧洲(主要是德国)不同历史时期中的主导媒介出发，探究“话语网络”与媒介基础的辩证关系，以及不同文化和主体性得以生成的条件。他对欧洲(德国)历史上的两个话语网络——19世纪话语网络和20世纪话语网络进行了细致研究。19世纪话语网络以书写与印刷媒介为基础，以教育的普及、解释学和浪漫主义为特点；20世纪话语网络以自动化媒介技术为基础，以大量数据存储与传输、心理分析和现代主义为特点。在他的分析中，不同的媒介和话语网络，决定了欧洲文明的不同构造方式。 (一)19世纪话语网络：书写的统治与语言的普及 在基特勒看来，19世纪话语网络(大致相当于福柯笔下的现代知识型)的核心是思想启蒙。19世纪以前的话语网络构成了“学者共和国”(republic of scholars)，这是一个与普通民众隔绝的学者组成的知识圈，大致对应于福柯的文艺复兴时期和古典时期；而19世纪话语网络，代表更开放的文化生产、循环、消费体系，大致对应于福柯的现代时期。此时，文字作为连续存储数据的主要形式，构成了此时主要的“档案”。声音、图像等语言文字之外的数据要想被记录下来，必须通过文字书写进行转译。 1.语言观念的转变 在基特勒看来，19世纪话语网络里，人们语言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在此之前，语言被认为来自于上帝，其背后的规律是不可言说的。识字教育强调机械的朗读和背诵，只有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才能掌握读和写。 19世纪话语网络翻转了这种观念。语言被认为来自于自然(nature)，语言学习和探究自然一样需要寻找规律。语言被看成由富有意义的元素按照一定规则构成，识字成了理解词语与声音的自然联系的问题。当时教育改革家们批判传统的识字方法，推崇语音学的教学方式，彻底改革了字母的物质性基础(Kittler，1990：32)。字母表被广泛运用于语言教育，推动着语音的规范化。识字方式的变革，推动着书写的普及化，更带来了人们对书写本身观念的转变。书写不仅是一种实用的技巧，更成为一种个人特质的表达。“个性不再是一个供笔相家或者警察辨认的特殊事物；相反，笔迹的流畅和连贯暗示着书写者全面和连贯的个性在字里行间的体现。”(Kittler，1990：84) 2.阅读和写作的普及化 长期以来，欧洲的书写文化是抄写员文化。由于书面语言需要长期的学习，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掌握并使用文字书写，知识权力的垄断，造成了一种等级性极强的社会权力链。从中世纪的教士和修士垄断，到封建社会晚期的教俗贵族和知识分子分享，写作在欧洲很长时间内是一种特权，只由统治阶级专享。抄写员不需要向普通人读出他们抄写和复制的东西。普通人无需学会阅读和书写，只需听命于权威对文本的评论和阐释。 在基特勒看来，语言观念的转变打破了知识权力的垄断，伴随着全民教育，阅读和写作开始普及化。印刷书的市场开始繁荣，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技术革命或是社会结构变革，而是话语实践本身的转变(Kittler，1990：108-109)。印刷文字推动着义务教育和读写的普及化，为民主铺平了道路。文学和科学都改变了传播策略，不再像以前那样大段引用学者精英的话或者推崇修辞记忆术，而开始朝着解释学的路径发展。人们通过解释学的方式寻求意义，哲学和浪漫主义文学(如诗歌)崛起成为重要的文化实践，不仅促进和控制社会和家庭关系，而且为国家认同观念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3.女性角色的变革 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视为西方女权运动的开端。1791年，法国妇女领袖奥林拍·德·古热发表了著名的《女权宣言》，主张妇女与男人有同样的天赋人权。1792年，英国女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写就《女权辩护》，为争取妇女的教育权与社会地位平等呼吁。19世纪的欧洲，女性逐渐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权利，如教育、财产、离婚等。 在基特勒看来，女性角色的转变恰恰与新话语网络的出现相关。在19世纪话语网络中，女性成为自然的化身和语言的起源。词语和声音的自然联系需要通过“母亲之口”传授给孩子，教授孩子读写成为母职。女性不再简单听命于家中的男性，而是处于与男性互补的位置上(Kittler，1990：60)。新型字母表和新型教学法书籍出现，它们协助母亲对孩子开展身体教育、心理教育以及识字教育，以培养合格的国家公民。女性地位提高了，也有了接触文化作品的机会。但她们的角色是受限的。印刷书籍代表的知识流通体系依旧由男性所主导，作家和读者主要是男性，女性常常仅仅是给予他们灵感的缪斯。 (二)20世纪话语网络：自动化媒介的兴起和媒介物质性的显现 在基特勒看来，如果19世纪话语网络造成了媒介物质性的遮蔽，那么20世纪话语网络则标志着媒介物质性的重新显现。20世纪话语网络以打字机、电影和留声机等自动化媒介为主导，以大量数据存储与传输、心理分析和后现代主义为特点。此时期的典型人物有尼采与弗洛伊德。 1.主导媒介的转换 在基特勒看来，20世纪话语网络中的尼采体验到的语言幻灭与无意义标志着19世纪话语网络向20世纪话语网络的转换。尼采借查拉斯图拉之口，摧毁了19世纪话语网络的核心和基础：书写的普及恰恰破坏了思考。书写作为线性信息处理和存储渠道的统治地位被自动化媒介所终结。其霸权被拆解并分散到各种媒体中，这被称作“语言渠道”的分裂或是“数据流的分化”(Winthrop-Young & Wutz，1999)。 在基特勒看来，我们熟知的心理分析，正是19世纪话语网络的产物，因为它把人的心理和认知功能想象为自动化媒介的机制。在艾宾浩斯对记忆运作过程的研究中，被测者需要记忆的，不是有意义的词语，而是无意义的音节和任意的声音。语言学习过程不再遵循自然的方式，即通过母亲之口传授给孩子，而是以强制性甚至暴力的方式将语言印刻在人的大脑中。从弗洛伊德到拉康，精神分析重构了主体性观念，稳定的主体不复存在，书写也不再是自我个性的表达。现代主义者探索着对语言的拆解和重组。对他们而言，语言不再对应着自然秩序，而只需遵循“纯粹差别性”逻辑所构成的惯例。 基特勒创造性地运用了拉康的理论，将20世纪话语网络的媒介渠道的分离——打字机、留声机和电影——对应拉康的三种精神辖域：象征的(the symbolic)、真实的(the real)和想象的(the imaginary)。基特勒认为，后两种辖域在20世纪首次与书写分离开来。打字机与象征秩序相对应，它通过不同能指的组合制造出意义。留声机与真实秩序相对应，它捕捉的声音先于任何有序化的符号，与表征之外的东西相连结。电影则与想象秩序相对应，它将单个框架进行连续性的处理，将其转化为整体性和完整性的影像。真实的说话功能由留声机担当，而原先说话和书写中想象的东西则可以靠电影产生。(Kittler，1990：246) 2.书写的自动化 作为计算机键盘技术的前身，打字机的发明便利了人们的书写，也使得书写行为自动化。基特勒认为，用手书写隶属于眼睛，而打字机的出现赋予了写作独立于视觉的力量。他以尼采为例，阐述了打字机技术如何改变了作家和文本的联系。由于长时间地盯着书稿，尼采视力急剧下降，甚至伴有严重头痛。在他担心很快就得放弃写作时，打字机让他重获新生。当尼采可以熟练运用打字机时，他可以闭上眼睛，只靠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即可完成写作。词语再次从他的大脑流向纸张。 打字机的发明，使得“手指敲击位置的变化决定了能指……写作不再仅仅是手写的、从自然到文化的不间断转换。它成为一个从可计算、空间化的供给中选择的问题……从键盘到文本唯一需要的任务就是排列和组合”(Kittler，1990：193-194)。用手书写时，眼睛必须注意每个书写行的创造，它必须衡量、指引手的每一个动作，手写的位置是可见的。而打字者用力按下字母键，只会看到刻有字母的装置从隐藏的地方弹出，将字母印在纸上，这个字母完全与手活动的地方相分离。打字机让书写成为文字处理，这解除了个性和书写文本的联系。曾经神秘化的写作不再是内在性的终极表达形式，文字失去了超验的地位。女性被赋予了使用书写技术(更准确说是文字处理技术)的机会，她们写作常常并非为了表达自身的思想和感情，而是听从男性的命令。教育观念也发生了变革。语言失去了它神秘的自然起源，“原生性口头形态”的神话消失。语言学家声称，新出生的婴儿就具有语言天赋，因此不必教会他们怎么说，只需教会他们语言。书写对自身物质性的掩藏难以维系，它的媒介性变得可见。 3.声光媒介的冲击 留声机和电影的重要性不亚于打字机，这两种能够存储声音和图像的新媒介开启了全新的数据存储和传输方式。基特勒认为，它们“以超越人类的精确程度连续存储声光数据……它们对书本自全面字母化以来获得的垄断地位发起了双重夹击”(Kittler，1990：245)。爱迪生发明的留声机，作为现代收录机、CD机和MP3等设备的前身，将声音储存在以声学方法在唱片(圆盘)平面上刻出的弧形刻槽内。它能够记录真实的声音，简易地大量复制，并反复播放提前录下的声音。在基特勒看来，这恰恰是通过避开词语的想象层面(能指)到达词语的真实层面(所指)，替代了词语的功能。留声机无需像母亲那样通过口述教授孩子识字，也无需像字母表那样把字母构建成声音的对等物，这所代表的，是一种语言的自我关联，它替代了19世纪话语网络中的主要编码者——母亲和国家。 另一种重要的媒介技术是当代人依旧熟知的电影，它的技术基础是“视觉暂留”原理，即光对视网膜所产生的视觉在光停止作用后，仍保留一段时间的现象。电影利用人的双眼把快速运动的画面格感受为画面连续运动的幻觉，通过剪切、拼接，重新塑造出动作的连续性和规律性。在基特勒看来，电影的叙事能力恰恰是想象辖域上运作的。“在象征秩序中是切碎和分割，在想象秩序中则是融合和流动”(Kittler，1999：122)，这构成了电影媒介的悖论。电影“把生命转化为一种被察觉的痕迹，就像歌德时代的文学将自然转化为一种教育原则”(Kittler，1999：150)。通过直接将词语的所指呈现于人面前，电影在另一个向度上消解了语言作为表意符号的垄断地位。 三、“话语网络”带来的启示 “话语网络”并非在网络时AI写作就，但在当前媒介技术飞速发展，媒介融合方兴未艾的当下却凸显出极其宝贵的思想价值。梳理基特勒的媒介思想，能够让我们在这样一个媒介急速变革的时代重新理解媒介在社会文化中的核心作用，拓展新闻传播学研究视野，推动新闻传播学领域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对话。 (一)重构传播研究的边界：跨越人文与技术 如果说麦克卢汉、伊尼斯等北美媒介学者的研究已经具有极其鲜明的跨学科特质，那么基特勒的研究不仅跨越学科界限，更跨越文理边界。基特勒把媒介的概念一般化，将其运用于文化交换的各个领域。他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报纸、广播、电视等狭义上的媒介，更包括字母、注音、乐谱等广义的文化技术。 在基特勒这里，不管我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历史时期，我们面对的都是那个历史阶段的技术条件所决定的媒介。因此，他纵横于文学、艺术、心理学、物理学、工程学、光学、光纤科学、甚至计算机编码等领域，在不同学科之间穿梭游走。他对19世纪话语网络的探讨偏重文学，有关20世纪话语网络的内容则聚焦技术媒介，而看似属于完全不同学科范畴的两部分由媒介贯通起来——无论诗歌、文学，还是公式、数字，都由媒介所限定。自动化媒介技术构成的20世纪话语网络确实替代了书写构成的19世纪话语网络，但无论书写还是自动化技术都是媒介，因为它们都是数据生产、处理、传输的物质装置。 传播学隶属于社会科学，但在当下这个新技术的发展已经突破既有学科边界划分的时代，打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壁垒，甚至打破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壁垒，已经成为摆在传播学者面前的当务之急。要更好地解释当下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常常需要将科学研究的成果有效地运用到传播研究中。这无疑给传播学者带来了极大挑战。而基特勒的这种打破学科边界甚至文理边界的做法具有鲜明的前瞻性，也显得尤为可贵。 (二)重新思考媒介：走向后结构主义 不同于实证主义传播研究以及批判传播研究(如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基特勒眼里，媒介既不是渠道或是工具，也不是被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所决定的“上层建筑”，而是一种展现方式，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决定人之所以为人的方式。媒介不再是政治、经济权力的附属产物，它本身就构成了权力。他聚焦于媒介技术本身的力量，而不是它们使用的方式或者具体的内容。 从这点来看，他与北美媒介环境学派颇有类似之处。但基特勒比后者走得更远。北美媒介环境学派宗师麦克卢汉在处理人与媒介的关系时是左右游弋的，一方面他说“媒介是人的延伸”(马歇尔·麦克卢汉，1964/2000：33)，另一方面也说“所有的媒介”都“完全地作用于我们”(McLuhan & Fiore，1967：26)。基特勒认为麦克卢汉对媒介的理解不够准确，他反对将媒介看成人的延伸，而将媒介视作人的主体性构成之条件。不同媒介技术构建的不同话语网络深刻影响到人类与语言的互动，生产出不同的读写方式与理解方式。 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是结构主义的“媒介存在论”(胡翌霖，2014)，正如他的宣称，“我的方法恰当地说是‘结构主义的’”(麦克卢汉，1987/2005：582)。基特勒的“话语网络”则是后结构主义的。1990年代后，基特勒努力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拓展其媒介技术史研究，从媒介出发探究欧洲的文化史，其兴趣涵盖荷马史诗、古希腊元音字母表、印刷术、计算机技术等。他将媒介整体视为我们感知整体得以可能之条件，作为主体的人从来就受制于媒介技术的力量。长期以来，传播研究将“人”的考量放在学术研究的核心位置，无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抑或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都是试图寻找为人类谋福祉的途径和方式。而基特勒的研究搁置了“人”的利益或者意图，仅仅是分析中介的、技术的、机构的构造方式如何限定了人的感知、经验乃至存在。这对传播研究中的“人本主义”(anthropocentrism)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挑战。 (三)媒介考古学：媒介与文明的辩证法 长期以来国内新闻传播学界对媒介环境学派虽有认知，但沿着这一路径真正开展的研究并不多见。原因既有学者本身的路径依赖以及对媒介研究的偏见(“媒介技术决定论”)，也有方法的难以把握所带来的研究难度的增加。 基特勒的“话语网络”研究，在方法上相比英尼斯和麦克卢汉等要更加清晰。基特勒推进的媒介考古学，常常不是从一个已经稳定的媒介技术开始，而是从断裂的地方开始，即从技术、实践和制度化进程相互影响的开端开始，考察新的技术如何产生并稳定化的过程，以及与其相伴的新话语网络的形成过程。虽然聚焦于媒介，但基特勒建构的理论并非简单的“媒介技术决定论”，他对媒介和文明的理解也并不是单纯的决定和被决定的关系。如果说马克思指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那么基特勒则发现了媒介“基础”与话语网络“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媒介与话语网络之间产生的紧张和冲突，也会带来媒介层面的转变。正如Winthrop-Young和Wutz(1999：xxxv)所指出，在基特勒笔下的19世纪话语网络中，书写和印刷作为主导的媒介和存储技术，为阐释性的阅读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这使读者体验一种“内在的影像”；它带来的结果是，这些读者有了试图发明或者选择新技术的冲动，以制造真实的影像。旧的媒介为新话语网络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但当旧媒介不能适应新崛起的话语网络时，新的媒介就会取而代之。正是话语网络和媒介的动态关系，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变革。 四、结语：在中国语境下思考“话语网络” 每种理论都发端于特定的语境。基特勒考察的“话语网络”是欧洲的，其历史语境与中国相差甚远。欧洲的启蒙运动和自动化媒介技术的兴起发生相隔一个世纪之久，这使得基特勒判定18世纪话语网络和19世纪话语网络成为可能。对中国而言，媒介技术的革新要快得多——可与19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相媲美的“中国启蒙运动”(维拉·施瓦支，1986/1989)发生在20世纪初，而基特勒笔下构成西方20世纪话语网络核心的打字机、电影和留声机等自动化媒介也几乎同时从西方引入中国。新、旧媒介的并置让分散于基特勒笔下两个话语网络中的元素集中于中国的20世纪里——一方面是启蒙运动、语言文字的革命(白话文的普及和拼音的发明)、西方印刷技术的引入带来的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芮哲非，2004/2015：9)、办报办学、妇女运动；另一方面，则是打字机、电影和留声机等技术媒介在西方出现不久后即迅速引入中国并落地生根。然而，这些自动化媒介技术并未像西方一般构成对文字书写的冲击，相反却作为现代性的标志物加入了启蒙的行列。因此，20世纪的中国与基特勒笔下的欧洲世纪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不过，抛开基特勒对欧洲话语网络的研究结论，他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恰恰是媒介物质主义的方法论：从媒介出发，以关联化的视角观照整体文化实践。如果说，一个时代的各种技术、文化与制度化实践构成了话语网络，那么传播媒介史研究也绝不仅仅是报刊研究、广播研究或者电视研究，而是整个文化“铭刻系统”的研究。中国的新闻传播史学者运用“话语网络”这个分析工具，就可能打通相对熟悉的报刊史与原本隶属于其他学科的语言史、教育史、技术史、文化史之间的隔阂，并在各种传播实践之间建立关联。比如，探究20世纪初大众报刊崛起时，可考察其与白话文运动、印刷资本主义、中国启蒙之间的关联，探讨当时这些技术与机构所塑造出的选择、储存和处理数据的机制，让怎样的文化实践成为可能，又把怎样的文化实践排除在外。 对研究当代中国传播现象的新闻传播学者而言，“话语网络”同样具有价值。在对19世纪话语网络和20世纪话语网络进行了深入探索之外，基特勒指出了20世纪末崛起的计算机技术对旧话语网络的冲击——“渠道和信息的总体数字化抹除了媒介的差异……在计算机中，所有数据都变成了数字……光纤网络将先前不同的数据流转换成一个标准化的数字化号码系列，各种媒介都可以被相互转译”(Kittler，1999：1-2)。然而，对信息时代的新技术革命，基特勒并未进行更深入全面的探析，这给后来的研究者留下推进研究的空间。在当代中国，计算机、物联网的飞速发展所表征的信息技术革命，深刻改变着中国人的交往方式，甚至影响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形态。作为信息技术革命的核心，“数字化”解决了文字性媒介与自动化媒介之间无法通约的问题，打开了图像、文字、数字与光、声音等媒介相互转换的可能性。那么，需要追问的是，数字化在当下中国促发了何种新的社会和文化实践，对原有的书写和自动化媒介造成了怎么样的冲击，是否推动了21世纪话语网络的形成？在这个大问题之下，还可以设置许多小问题。比如，基于文本作者控制之外的数据库和xml技术发展起来的博客和微博如何改变了人们的书写方式，让文字被转化为“数字档案”，在流通中不断被复制、引用、改写？又比如，取代了磁带甚至CD的数字音乐，如何成为一种新的文化铭刻程序，重塑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收听、复制和分享音乐的方式，甚至促发音乐创作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再比如，数字化如何借助网络技术塑造出海量的、开放的影音“档案”，如何改变了电影的发行、播放、观看、复制方式，甚至根本上重构了电影本身的样貌？太多鲜活的案例摆在当代中国学者面前，等待我们去探索和追问。而“话语网络”，作为一种辩证的、开放的媒介研究路径，为我们探索这个深度数字化的“大数据”时代开启了别具一格的方法和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