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换概念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先污染后治理”误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误区论文,曲线论文,概念论文,环境论文,库兹涅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原名倒U曲线(inverted U curve)，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anets)1955年所提出来的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是发展经济学中重要的概念。库兹涅茨曲线在经济学界引起广泛的关注和共鸣①，之后有经济学家将这种研究方法引入到环境问题的研究中，提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概念②。但在生态学者和环境学者以及发展中国家中，其延伸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受到一致的批判，被认为难以接受③。在这个时代，一些经济学家在坐等“拐点”出现④，另一些经济学家却为“难以恢复”的环境污染伤透脑筋⑤。谁是谁非？ 本文追本溯源，从经济学、生态学及生态经济的最新理论来重新规范与实证EKC曲线的来龙去脉，力图澄清事实真相，还给该曲线以一个公道。 二、研究思路及分析框架 与许多试图证实和证伪其“先污染后治理”推论的文献一样，我们先用原模型作“规范”方式的范式研究，然后利用广州水污染的实际数据来建立相关的数学模型，证实其“偷换概念”，得出的是错误论断。 我们同样利用1995年Grossman与Krueger发表的《经济增长与环境》(“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一文中的“原模型”⑥。在这篇文章中，他们“继续研究”经济增长是否会带来环境的恶化，选取不同污染物排放量进行回归，选取的归回方程为：
其中：
是第i个国家在第t年的空气或者水污染物的排放量(注意：这里指“年度排放量”)；
是第i个国家在第t年的单位资本生产的GDP；
为前三年单位资本生产GDP的平均值；X是其他影响污染的变量。空气污染的变量选取的是日污染排放浓度的均值，水污染的选取为水污染物排放的年度均值。 我们先顺着其路径走，然后把“偷换的概念”再换回来。 三、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来源及其相关的争论 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rossman和Krueger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1992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发展与环境”为主题，扩大了环境质量与收入关系研究的影响。1993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⑦(图1)。
图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 很多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对于经济增长不是“不可避免的”带来环境的污染，在一些贫穷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会恶化，但是一旦增长到某一特定的值，空气和水环境都会得到改善，这个某一特定的值就是“倒U”曲线的顶点(拐点)值。而且作者还指出，“倒U”曲线的“顶点”(拐点)不是自动实现的，污染不会自动下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从发达国家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保护环境。”研究者在后一句话中似乎有或没有“先污染后治理”的暗示，不得而知，但后来研究者演变成“先污染后治理”，甚至有人要“坐等拐点”出现，是有目共睹的⑧。 继Grossman和Krueger之后，许多“实证”研究都认为“在大多数环境质量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确存在一个倒U型的关系”。Selden和Song对大气污染的排放量进行了研究，其研究结论是：总悬浮颗粒物和
的EKC转折点发生于低于人均1万美元，而
排放量的EKC转折点超过1万美元。应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其所研究的EKC转折点高于大部分国家目前经济发展水平，故他们认为全球大气污染在未来的年份里将趋于进一步恶化⑨。 Xepapadeas和Amri认为，对于大气中
的浓度也存在同样的结论⑩。Hilton和Levinson研究了汽车尾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其研究结果也表明“倒U型”曲线的存在，其对应的人均GDP转折点为7000美元(11)。 Carson等人利用美国1988-1994年数据发现7种空气污染物与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关系，并且转折点明显在用截面数据计算出来的转折点之上，从而认为存在EKC曲线。Kahn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私人小汽车的尾气排放情况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EKC曲线是存在的，转折点大概出现在人均收入为3万美元附近。 上述研究文献均认定“EKC曲线”的“拐点”存在，但是也有一些学者的实证分析并不支持EKC假说。Shafik、Selden和Song、Skonhoft和Solem等学者的考察指出：水环境指标、生活相关类指标、自然资源类指标，跟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并不明显。 Shafik的研究发现，河流中溶解氧、大肠杆菌、人均城市垃圾产生量以及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收入呈正相关关系，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增长。Skonhoft和Solem对挪威的土地开发研究则发现，剩余土地随着收入的增长而减少，这说明经济增长使得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水环境和城市环境)污染加剧，土地等不可再生资源呈衰竭趋势。Shafik同时发现，清洁水缺乏率、城市公共卫生设施缺乏率与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呈单调递减趋势，这是因为清洁水和城市公共设施是反映城市居民生活的主要指标，收入增长首先会带动其增长。 Seldon和Song的研究结果则显示，与全球变化相关的碳排放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而上升，说明全球性环境污染物难以得到有效控制。Kaufmann等的研究表明，人均收入和
排放量之间长期关系呈正U型曲线。Dinda等则研究人均国民收入和固体悬浮颗粒密度之间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他们之间长期关系呈“正U型”曲线。 近些年来国内学者也对EKC曲线研究表现出较大兴趣。张晓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人均GDP与人均废气排放量、人均
排放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存在“倒U型”的“弱”EKC曲线关系(12)。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存在“弱”EKC曲线关系，并且目前正仍处于“倒U型”曲线的左侧，尚未达到转折点，即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处于逐年上升阶段(13)。 赵细康和李建民则利用我国1980-2003年的经济、环境数据，考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14)。范金以我国81个大中城市1995-1997年度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总悬浮颗粒物浓度和年人均降尘量的面板数据，对EKC曲线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除氮氧化物浓度外，其余污染物与收入存在“倒U型”关系，但二氧化硫和总悬浮颗粒物的转折点处于几乎不可能达到的高收入水平上(分别为人均24974058美元和7276610美元，1985年美元不变价)(15)。陆虹考察了我国人均
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关系，通过三次样条插值法扩展数据和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分析，表明人均GDP与人均
排放量的当前值与前期值之间确实存在相互之间的交互影响作用，而不是呈简单的“倒U型”关系(16)。解振华认为“西部开发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17)。徐匡迪提出“中国不希望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18)。赵云君对EKC曲线提出质疑并进行了修正(19)。钟茂初提出了EKC曲线的虚幻性并研究了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影响(20)。 由上述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并不是所有的污染物与经济之间都是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 由于经济发展涉及众多的因素，如人口、经济结构、原材料和能源使用类型、技术水平、政治体制、政策变化以及各国的数据统计口径等因素；同时，环境质量除了受经济活动直接影响外，还受到公民环境意识、消费观念、文化传统等因素的间接影响。近些年的研究估算考虑了一些其他影响因素，例如国家或地区收入差异、文化、政治、城市化、人口密度、政策变数、技术水平、单位面积GDP以及贸易活动等。研究表明，EKC的存在并不是一条普遍规律，指标、地区的选取不同则得出的结论也不同；而且，目前的研究选取的主要变量是各种污染物排放量的指标，而生态退化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很少研究。 从EKC的实证研究中得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是呈“倒U型”的关系后，就有学者认为，既然污染会随着经济的增长先上升后下降，那么“先污染后治理”就是一条规律，发展中国家也必然要走这条路。由于环境破坏后的不可恢复性和现实的资源与环境的情况，有学者批判这种观点。苏杨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从污染带来的损失和治理后带来的收益作对比，发现“先污染后治理”是得不偿失的，而且我国现有的资源与环境也不允许我们走这条路(21)。 靳乐山从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入手来探求“先污染后治理”道路形成的原因。假设环境污染处于一种均衡状态，即污染环境的厂商受到政府的管制，从而能把它对社会的污染损害转化为厂商运行的内在成本，厂商和受到污染损害的社会之间的利益达到一种平衡。MCA是减少污染的边际成本曲线，表示为每减少一单位污染，厂商所要支付的成本随污染水平的变化趋势。MSD是污染的边际社会损害曲线，表示在不同的污染水平下，每增加的一单位(如“吨”)污染时对社会增加的单位(如“元”)损害；MSD也是减少污染的边际社会收益曲线，表示社会从每减少的一单位污染中所得到的收益随污染水平的变化趋势。这两条曲线的交点就是均衡的污染水平。随着经济增长，MSD上移，MCA下移，均衡污染就会减少(22)。 张燕等从制度原因和技术原因两方面来分析“先污染后治理”的形成。我国制定的污染排放标准也是“从高到低”，环境管理制度并不完善。从技术层面来看，“制造污染”与“治理污染”技术的分离也是存在这一现象的原因。那么要想根治“先污染后治理”，就要从这两方面入手，完善环境管理制度，使用“绿色环保技术”(23)。 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产生“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原因并且否定了这条道路，但是他们都是对现象的解释，并没有动摇根本的理论根基。于是，两种对立的观点开始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必须解决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本着严谨求实的态度，对EKC曲线重新作一次认认真真的规范和实证分析，力图还真理以本来面目。 四、规范分析：偷换概念的EKC及其“先污染后治理”的推论 规范分析方法是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作为出发点和基础，提出行为标准，并以此作为处理经济问题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探讨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的分析和研究方法。 EKC曲线的出现，首先是出于“实证”研究。EKC曲线的初始方程是(24)：
式中E表示污染物的排放水平或者是其他的环境污染变量，GDP是研究区域每年的生产总值，P代表研究区域的人口数，GDP/P就可以表是研究区域的人均GDP，是扰动项。这样EKC曲线的拐点就在一阶导数为零的点上，即： Ln'(E)=EXP(-C(2)/2C(3))=0 如图1所示的D点，EKC曲线确实是呈“倒U型”分布。于是，EKC曲线被“证明”存在“拐点”，经济发展(GDP或人均GDP积累)到一定阶段，“环境质量”自然会提高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理论被“鼓噪”起来。当然，有相当的人是被以上的“实证”研究蒙蔽的。 从Grossman此后的研究中得知，EKC曲线选取的变量不同，得到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形状是形形色色的，但不论是选取哪种“污染物的排放量”，都只表示“一种污染物的年度排放”，是不能与“环境质量下降”之间画上“等号”的。两者之间有如下区别和联系： 其一，“污染物的年度排放量”会导致“环境损失”，但结果不完全相等同，前者小，后者大(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可以坏了一锅粥)。 其二，“污染物的排放量”会年年累积在环境生态系统中，不会一次又一次地“烟消云散”。第二年的“污染物量”应该是第1年和第2年的累积，第N年的“污染物量”应该是第1年到第N年的累积。 其三，“环境损失”除了包括“污染物年度排放量”是第1年到第N年的累积之外，还应该加上一个每年通过环境生态系统中生物链锁关系传递、放大的“富集”增长系数。 EKC曲线用“一种污染物的年度排放量”偷梁换柱式地替换了“环境质量下降”(参见图2的坐标纵轴)的概念，因此，由“一种污染物的年度排放量”随经济增长到一定时期出现“拐点”的真实事实，导出的确实是“偷换概念”后的“环境损失”随经济增长到一定时期出现“拐点”的弥天大谎。
图2 库兹涅茨曲线(EKC)及其“环境损失”修正曲线 事实的真相可以用图2来说明。图2中虚线部分表示的才是真正的“环境损失曲线”或修正的EKC曲线。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污染物排放的积累，环境污染的程度可能导致环境生态系统一次又一次地突破原有的生态系统容量而不断降级和退化。沿着“逆行演替”的生态次序退化成为“死亡之地”或生物完全灭绝之地。 从图2中可以看出：EKC曲线和真正的“环境损失曲线”或修正的EKC曲线在原点都等于零，当EKC曲线在A点时对应时间或GDP积累为H，这时的修正的EKC曲线在B点，已经突破第一层次的“高等动物生态系统”或“地带性顶级生态系统”的生态容量，原生生态系统崩溃并降级或退化成为“高等植物生态系统”。 当EKC曲线在D点时对应时间或GDP积累为E，这时的修正的EKC曲线在C点，已经突破数个层次的“环境生态系统”的生态容量，次生生态系统崩溃并不断降级或退化成为“厌氧微生物”才能生存的“水生生态系统”(标志是：水中的溶解氧为零)。 当EKC曲线在G点时，对应的修正的EKC曲线在F点。这时的污染物排放量已经接近“停止”(大大减量)，但由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多年积累和生态链锁关系的富集，受损害的“环境生态系统”仍然保持不断“恶化”的趋势，不会随着污染物排放量的减量或“停止”而停止，极限生态系统仍然在不断降级或退化成为“厌氧微生物”才能生存的“水生生态系统”甚至无生物生存的“物理或化学环境系统”。 EKC曲线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污染物的排放会开始下降。人均收入对环境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三种效应，即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消除效应，这三种效应共同作用会使污染物的排放减少。这是十分荒谬的。 污染物的减少是不是可以缓解环境的退化呢？虽然生态系统是有自净的能力，但生态一旦被破坏后，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逆转性，不是减少污染物排放就能恢复的。所以如图2可以看出在EKC曲线的顶点后污染物排放下降，即过点D后排放量开始下降，可是环境损失曲线在该时间点上的值对应为C点，比D点的值大，而且环境损失曲线是继续上升的。那么根据EKC曲线而得出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结论，不但是违背Grossman等研究者的初衷，十分荒谬，而且也可能造成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五、实证分析：证伪EKC及其“先污染后治理”的推论 实证分析方法是在分析经济问题和建立经济理论时，撇开对社会经济活动的价值判断，只研究经济活动中各种经济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运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在求证中检验假设”的方法，在作出与经济行为有关的假定前提下，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后果。 实证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时超脱价值判断，只研究经济本身的内在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分析和预测人们经济行为的效果。它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规范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时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某些标准作为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标准，并研究如何才能符合这些标准。它要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是否以一定的人价值判断为依据，是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的重要区别之一。实证方法与规范方法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实证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客观性，可以根据事实来进行检验，也不会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实证方法与规范实证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尽管有上述三点差异，但它们也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规范方法要以实证方法为基础，而实证方法也离不开规范方法的指导。一般来说，越是具体的问题，实证的成分越多；而越是高层次、带有决策性的问题，越具有规范性。 下面我们以广州为例，建立实证模型，印证以上规范分析的命题。 (一)EKC曲线的实证 1.EKC模型的基本方程 根据EKC曲线的计算方程：
其中：E仍然表示污染物的排放水平(这里是广州市1981-2014的污水排放量)；GDP是广州市的1981-2014年的国内生产总值；P代表1981-2006年广州市的人口数；GDP/P表示广州市的人均GDP，是扰动项。 2.数据与变量的选取 我们选取的变量数据是1981-2014年来自于相应年份的《广州统计年鉴》。选取的数据有1981-2014年的广州市的废水排放量(万吨)，广州市人均GDP(万元)。 3.估计方程 根据面板统计数字，进行回归估计建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拟合出的方程为：
由表1可以看出曲线拟合的效果较好，各个系数都很显著。
由方程及图3可以看出：这个二次方程的开口是向下的，即得到的方程表达的是“倒U型”的曲线。这个拟合出来的结果符合EKC曲线的“倒U型”结果。实际情况是，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排入珠江(区域最低的地势处是河流)废水量是随着GDP的增长先上升，到达某一值后开始下降。根据以上实证曲线方程可以得出转折点是在2003年左右。现在广州是已经在“拐点”之后，直排珠江的生活和工业污水排放量由于大担沙、猎德污水处理厂的建成并运行，已经开始下降，目前的城区的污水处理率为49%左右，整体的处理率还在不断提高。 但是，虽然模型拟合的结果和EKC曲线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们在不“偷换概念”的情况下，实事求是地评价“广州珠江的环境质量”，确实是：在近50年之内，珠江的前后航道(广州城市中心区域水道)的环境质量仍在不断恶化。污水排放的“拐点”出现了，环境质量恢复的“拐点”没有出现，也根本不可能出现，最多只是监测指标的严重程度的“增速”减缓而已，藏污纳垢几十年的珠江积重难返啊！ (二)修正EKC曲线的实证 EKC曲线用“偷梁换柱”方式将“年度排污量”指标替换了“环境损失”指标。于是，当“年度排污量”指标随着经济发展出现“拐点”，就声称“环境质量恢复”的“拐点”出现了。使许多学者痴情地鼓吹“要坐等拐点”的出现，更甚者因不懂“生态容量”原理固守“发展经济必须破坏环境”错误认识，掉入“先污染后治理”的陷阱之中。 为了揭露EKC曲线产生“先污染后治理”谬论的根源，我们在直接和间接的评估“环境损失”方法中，仍然采用EKC曲线的“排污量”指标来表征“环境损失”。只不过表征“环境损失”的“年度排污量”应该作往年的“累加生成”。即：
环境损失指标D应该是逐年累计的“年度排污量”与“年度生态富集量e”之和。即：
主要数据仍然选取广州市1981-2014的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污染物的累计将废水的排放量逐年累计。环境损失的富集损失量可以从0(没有富集损失量，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到足够大(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浮游生物)，甚至无穷大(珍稀物种灭绝)都有可能，在这里我们只是将1981年的废水排放量作为初始值，以每年10%的富集损失量累积计算。 修正后的EKC曲线的环境损失曲线是污染物排放量累计与富集损失量之和与人均GDP的关系拟合的曲线。本文用线性关系来表示这种环境损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用经济计量软件计算并拟合后的方程为： Log(D)=13.68752317+0.731803log(GDP/P) 其中，D为环境损失，GDP/P为人均GDP量。 拟合的方程的T检验和F检验的P值都为0，各个系数都很显著，而且方程的R[2](相关系数)为0.99，拟合的效果令人满意。 从图3可以看出：修正后EKC曲线的“环境损失曲线”是一条快速上升的不可能有“拐点”存在的曲线。环境损失是随着人均GDP的增加而增加的曲线，而且数值很大，没有修正的EKC曲线在其下方。即使在“没有修正的EKC曲线”发生转折(出现“拐点”)之后，环境损失曲线依然是向上的趋势。 图3说明了：随着经济的增长，污染物的排放不断增长，但是达到某一经济点后污染物的排放量可能会下降甚至“停止”，但由于历年(或以前)污染物只会积累而不会消失，以及生态系统中通过生物链锁关系的富集和放大，环境损失是不会停止或下降的。就像1987年大兴安岭的火灾被扑灭后，到现在30年过去了，环境损失仍然在继续，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也难以恢复甚至根本不可能恢复到火灾以前的“原始森林”状态。
图3 广州市排污水造成的环境损失及修正的“库兹涅茨曲线(EKC)”实证比较分析图 工厂向水体排放污水，起到的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的环境损失负面效果。少量的污水导致高等动物伤害、低等动物死亡、环境本底污染。这些污染在工厂停止排放污水后是不可能同时停止“环境损失”的。播下的“恶果”同样会“循环累积”，通过生态系统结构崩溃和功能紊乱长期地甚至永久地体现出来。伦敦的泰晤士河、巴黎的塞纳河以及广州的珠江前后航道及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就是很好的例证。 如果用“先污染后治理”的方式来对待环境，在污染物排放量达到一定值后开始治理，即使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了甚至是停止了，环境的损失也是在继续扩大的，环境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甚至是完全不可能复原的。“先污染后治理”是未经修正的“EKC曲线”将“排污量”偷换成“环境损失”而给我们造成的巨大误区，谬误的影响十分巨大，本文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消除其在理论界的极端不良影响。 (三)EKC曲线和修正的EKC曲线的对比分析 我们根据以上的EKC曲线和修正的EKC曲线进行对比，利用广州市1981-2014年的废水排放累计量
和环境损失
绘制成图3。 从图3中可以看出，当广州市1981-2014年的EKC曲线在A点时对应时间或GDP积累为H(对应年份为1990-1991年)，这时的修正的EKC曲线在B点(这时广州市累计向珠江已经排放了76.2万吨—85.2万吨污水)，已经突破第一层次的“高等动物生态系统”或“地带性顶级生态系统”的生态容量，原生生态系统(淡水鱼类生态系统)崩溃并降级或退化成“低等生物生态系统”。这时的珠江死鱼漂浮，惨不忍睹。 当EKC曲线在D点时对应时间或GDP积累为E(对应年份为2003-2003年)，这时的修正的EKC曲线在C点(这时广州市累计向珠江已经排放了211.1万吨—222.5万吨污水)，已经突破数个层次的“环境生态系统”的生态容量，次生生态系统(淡水鱼类生态系统)崩溃并不断降级或退化成“厌氧微生物”才能生存的“水生生态系统”(广东省环保局中心监测站多年在广州市江湾河段的东豪涌汇入主航道处测得水中的溶解氧为零，这意味着珠江中已经没有需氧生物生存的可能)。 当EKC曲线在G点时(对应年份为2006年)，对应的修正的EKC曲线在F点(这时广州市从1981-2006年累计向珠江已经排放了248.1万吨污水)。这时的广州市的污水排放量已经由于城区的两大污水处理工程以及珠江两岸的截污工程完成而开始减量，但由于污染物排放量的多年积累和生态链锁关系的富集，受损害的“环境生态系统”仍然保持不断“恶化”的趋势，不会随着污染物排放量的减量或“停止”而停止。广州珠江河段的生态系统仍然在不断降级或退化成“厌氧微生物”才能生存的“水生生态系统”。50年之内难以改变，恢复到原状只是梦想，充其量只能是在减量污水排放的严格措施中尽量控制住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虽然生态系统是有自净的能力(生态容量)，但生态容量一旦被突破后，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逆转性。就像打破“杯子”容易，恢复原状就不可能了。物种的灭绝，其损失是无可估量的。根据误解的EKC曲线而得出“先污染后治理”的结论，是十分错误的。 六、小结与讨论 EKC曲线开创了研究经济发展要素和环境污染、环境损失变量之间的定性定量研究的先河，总结出了“环境污染年度排放量”会随着经济发展指标(GDP积累指标)的增加而出现“拐点”的规律，影响巨大并被普遍接受，这一科学研究“结果”必须受到随后的“规范与实证”研究跟踪、重视的。 前人在EKC上作出大量的贡献，同时也有其不足。我们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对比了支持和反对EKC的两种观点的大量文献之后，运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EKC假说进行了新一轮的分析，去其糟粕，存其精华，以正视听。 在规范分析部分，本文引入“环境损失曲线”的新概念，这条曲线可以用污染的排放量累计和富集增量效用之和来拟合。在此基础上纠正了EKC曲线的不足之处：选取污染物“年度排放量”指标来表征“环境退化”程度是不科学的，其中有“偷换概念”导致“先污染后治理”的错误结论，是十分发人深省的。 在实证部分，本文选取1981-2014年广州市的废水排放和人均GDP的数据，对废水排放量进行拟合，得到了完全符合EKC曲线“倒U型”的结果。 在纠正“偷梁换柱”的理论误区的过程中，本文采用废水排放的累计量和富集增量拟合出“环境损失”曲线，并对得出的EKC曲线和修正的EKC曲线这两条曲线进行对比分析，实证了产生“先污染后治理”误区的所在。 实际上，在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中的生态容量之内发展经济，是合理、充分、有效、最优配置资源的前提，实现污染物质的“废料—原料”的循环经济模式的更替，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我们没有必要“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超过生态容量将导致“覆水难收”。“先污染后治理”之举是不可行的，也是十分荒谬的！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审稿意见。文责自负。) ①G.M.Grossman and A.B.Krueger,"Environmental Impact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BER Working Paper,no.3914,1991. ②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③解振华：《西部开发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畜牧市场》2003年第7期。 ④赵细康、李建民、王金营、周春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在中国的检验》，《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⑤徐匡迪：《中国不希望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有色金属再生与利用》2004年第4期。 ⑥F.G.H.Hilton and A.L.Evinson,"Factor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vidence from Automotive Emiss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35,1998,pp.126-141. ⑦T.Panayotou,"Empirical Tests and Policy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Technology and Employment Programme,Working Paper,1993,WP238. ⑧范金：《可持续发展下的最优经济增长》，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 ⑨T.Selden and D.Song,"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Development:Is There a Kuznets Curve for Air Pollution Emissio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35,1994,pp.126-141. ⑩A.Xepapadeas and E.Amri,"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1995. (11)F.G.H.Hilton and A.L.Evinson,"Factoring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vidence from Automotive Emissions,"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o.35,1998,pp.126-141. (12)张晓：《中国环境政策的总体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3)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组：《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 (14)赵细康、李建民、王金营、周春旗：《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在中国的检验》，《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3期。 (15)范金：《可持续发展下的最优经济增长》，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年。 (16)陆虹：《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财经研究》2000年第10期。 (17)解振华：《西部开发绝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畜牧市场》2003年第7期。 (18)徐匡迪：《中国不希望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有色金属再生与利用》2004年第4期。 (19)赵云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及其在我国的修正》，《经济学家》2004年第5期。 (20)钟茂初：《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虚幻性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影响》，《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5期。 (21)陈江涛：《“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不能走》，《中国环境管理》1988年第3期。 (22)靳乐山：《“先污染，后治理”道路的经济分析》，《生态经济》1996年第2期。 (23)张燕、张倩、张洪：《“先污染后治理”的成因及解决对策》，《电力环境保护》2002年第2期。 (24)G.M.Grossman and A.B.Krueger,"Environmental Impact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BER Working Paper,no.3914,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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