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安全”研究：回顾与展望——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理论的更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个体论文,学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616(2009)11-0005-07
当今时代，无论是世界或中国，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多中心化，社会系统的不同层级的叠压扭结，社会运行不同机制的“复式”状态，社会治理也面对未有的复杂局面，管理行动的重心下移已成大势。这一过程正在引发社会学研究领域的一系列“过滤”和“重构”行动。其中，安全研究将更为切实地逼近大众生活的一线，进一步定位于人的实际诉求。作为这一动态的一种反映，安全领域中社会学研究取向的重要影响正在日益显现。从学科生长的意义上说，社会学研究取向在安全领域的发展动向，体现着社会学理论的自我更新和重建意识及其积极尝试。
一、现代性的迷局与社会学的生长
在人类生活经历的近几个世纪中，现代性旅程成为了一个具有持续性重大意义的事件，这一进程牵动着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新型社会科学的许多重要观察和讨论，也是它们用以展现这些观察和讨论的知识工具(概念、范畴、预设、命题、体系等等)的现实来由和起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把社会学视为与现代性旅程一直相随而行并自我更新的一套理论与方法。作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现代性本身就经历了一系列历史性的转变。透过现代性划过的清晰轨迹，我们能够看到它最初的理想、冷峻的现实和当今的迷惘。随着现代性剧目的理想、现实与迷惘的渐次演绎，它对于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促生力量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最初，现代性的美好初旨提供了新兴社会科学的生长点。“就思想视野而言，现代世界是从17世纪开始的。”[1]这一时期，狂飙挺进的启蒙运动推动着旧的宗教神学时代退出历史舞台，也催促着现代性扬起理想的风帆。以科学和人文意识作为人类精神的新的支撑，启蒙先贤们致力于用新的思想来确立现代性的价值意义。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是张扬个性、倡导理性、寻求真和善的过程，它将创造一个以理性为基础的、体现正义原则的理想社会，奠定人类幸福的永久基业。在这些时代思想助推下，“走向现代”成为了一项“价值工程”，个人自由、人的平等、社会和谐与正义的实现程度，被视为现代性推进程度的重要标识。时至今日，尽管现代性显露出了诸多时弊，但它的价值性仍然是众多人们所秉持和坚守的信念。
在启蒙飓风席卷下，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成为了现代性早期的标志性事件。依凭两大革命提供的技术工具和现实手段，最初的思想论证走向了社会现实的建构阶段。工业革命导致了一系列转变——化石动力取代了自然动力，机器生产取代了手工劳动，传统的经济由地域经济扩展为民族经济及世界经济，随之而来的是欧洲的原始资本积累越出了国界，实现了民族资本向国际资本(后来是全球资本)转化。在政治方面，“1789年开始的长达25年的仓皇反复使得整个文明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无论是社会领域，还是政治领域，还是思想领域”。[2]事实上，从16到19世纪的数百年间，尼德兰及英、法、德、美、俄、日等国先后爆发了政治革命，促成了现代性这一不可逆转的现实趋势，形成了一场蔚为壮观的“现代化运动”——工业化、信息化、经济的市场化和快速增长、城市化、世俗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提高、权威法理化、组织模式科层化、现代民族国家崛起、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等等。
然而，正是在现代性雄心勃勃地奔驰之际，它与自己的初旨渐行渐远，陷入了深沉的迷惘。在现代性的实际进程中，人为规划的社会工程成为了目的本身，现代性的手段和工具意义逐渐压倒了它的理想和价值内涵。“现代性过程在个人与社会之间造成了深刻的裂痕——‘走向现代’是一个技术发展、生产力解放、自然生存环境的征服、生存压力得到缓解的过程，它极大地释放了人类的种种潜在渴求，人们的物质欲望超过了、而且往往脱离了生存需要，因而这一过程也意味着资源分配和财富占有的困境、利益集团的冲突和社会革命、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文明间的对抗和战争，人类自身的解放成为一个渐被遗忘的遥远叙事。”[2]即使在现代性的较早时期，这种趋向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如斯宾格勒无情地揭开了西方现代性的面具，指出了这一过程内含的困境：这是从乡村、城镇走向城市再到世界城市的进程，也是城市挑战和灭绝乡村、最终否定和灭绝了自己的历史。他断言，城市本身将在贪婪的吞食中走向自己的尾声。[3]斯宾格勒对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民主政治不过是金钱与政治力量之间所达到的一种均势；金钱毁灭才智之后，也毁灭了民主政治。[4]宾格勒早已看穿了西方现代性的无药可救的趋势，为其呈上了“西方的没落”的一曲挽歌。
现代性旅程从最初的理想、冷峻的现实到今日的迷惘，凸显了现代社会世界的诸多困境。随着这些困境的持续显化、锐化和激化，社会的问题性与人们的失望也日渐沉重。也因如此，“走向现代”的困境成为了社会学的重大题域，从而孕育了社会学的学科独特性，使得社会学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审思，努力提供一种关于社会世界、日常生活、行动策略、结构和系统的知识体系。社会学审思经过形式化、一般化、专业化的提升，以知识的形态重新返回到社会实践之中，成为现代人应对生活实际的基础。如果说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社会生活的问题性关注，那么现代性本身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问题、重大的问题，它也因之成为社会学的成长动力，甚至是社会学得以存在的必要依据。
二、“个人与社会”关系与安全研究
在社会学研究面对的现代社会的重大问题中，社会学家一直在试图寻求更具有解释力的关键命题。1917年，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其《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个人与社会》一著中，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视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事实上，英国政治学和社会学家伯纳德·鲍桑葵(Bernard Bosanquet)是较齐美尔更早关注这一问题的学者。1899年，鲍桑葵在其《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一书中这样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并指出，“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概念是彻底地相互关联的”，“社会和国家的最终目的和个人的最终目的一样，是实现最美好的生活”。[5]尽管他对社会、国家、个人之间关系的解释过于理性化，但其本意在于阐述个人与社会的密切关系。
(一)从“个人与社会”的研究到“社会互构”
我国学者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较深入探讨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期形成了概括性论证，确定了“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6]经过研究，国内学者初步形成了这样的思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理论上说，这个问题贯穿于社会学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是每个社会学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解决的问题。”“从现实上说，这个问题也贯穿在实际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各个方面，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回答的问题。”“两者互生、互动的过程，而不是那种僵死的二元对立的关系。”[7]这一时期，我国社会学家还注意到，上世纪的最后20年，西方社会学的一些著名学者，为了突破和超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僵死的、静态的、绝对的二元对立的理解，再次表明这一问题仍然是世界社会学的前沿问题。①这种现实把握促使我国社会学界将这一问题的研究继续推向了纵深。2001年，由郑杭生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标志着我国社会学界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进入了系统阶段。②在立项后的几年中，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就超过20篇。③整个项目经过历时6年的研究，于2007年3月完成，形成了笔者与郑杭生教授合著的《社会互构导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的最终成果。④
鉴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于现代社会问题的根源性，我们亦称之为“社会学的元问题”，并认为：“社会学的元问题是实存的众多个人与作为现代生活共同体的社会的关系问题。”[3]个人和社会分别表现了人类生活共同体相互关联的二重涵义：个人是社会的终极单元，社会则是个人的存在方式；从共同体的构成而言，它是众多的个人；从众多个人之间的关系上看，它就是社会。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发展就是个人与社会的互构关系的演变过程。[8]从以往的研究看，个人与社会是社会学知识对象的基本事实要素，既是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切入点，也是社会学理论展开的轨道。尽管社会学家的提问、命题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具体形式，但问题的实质仍在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譬如，行动与结构(帕森斯)、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身体与权力(福柯)，以及自由与秩序、差异与一致、分歧与共识、整合与冲突，等等。[8]
在“社会互构论”中，我们阐释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转变——从前现代性到现代性、从旧式现代性到新型现代性，分析了起源于西方的旧现代性模式的弊端。随着现代性的推进，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性也日益凸显和严峻。以往的“常人”经由社会化、理性化和功能化，成为了“角色人”，与这一新型人类的崛起相应，社会也从熟人世界走向了陌生人世界——传统生活的情境几乎彻底瓦解了，“现代人”走进了现代性布下的迷局。人们的行动越来越遵循理性的法理规制，而与人性、情感愈行愈远。与此同时，理性化和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对传统文化、习俗、礼仪、伦理道德规范形成了很强的排斥力，从而加剧了现实生活中各种关系之间的紧张度。当人们普遍接受了理性人假设和理性选择理论时，各自的利益似乎存在着难以相容的矛盾、难以化解的对立和冲突，行动过程也更容易为紧张关系所支配。为了以最低成本和代价后获得更多的财富占有和物质享受，个人孤独的算计、谋划、制衡或者临时组合的共谋、博弈成为了盛行的游戏，而恶性竞争、独赢、零和或者临时组合的破裂、解体也就在所难免。在“财富社会”、“丰裕社会”、往往也是贫富悬殊的社会中，各利益群体围绕着自我的、物化的、短期的利益期待，进行着没有硝烟的战争，社会疏远、社会冲突、社会分裂、社会排斥、社会压抑、社会冷漠成为了普遍的生活体验，人们对这类流行现象的容忍、默认、接纳甚至成为了现代社会秩序的一种基础。
“我们身处于社会互构的时代(the Age of Social Mutual-construction)”。“社会互构论”通过这一宽阔而深入的研究视野，阐发了“社会互构”这一核心理念，力图从社会生活本身提取出广布而深藏其中的一种关系、机制和效应。通过对当代社会生活的重大现象和过程的研究，“社会互构论”摒弃了关于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市场与国家、自治与政府，西方与东方、世界与中国、全球与本土的二元对立或相互排斥、压制、支配、制衡的眼光，基于不同社会现象及过程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着力理解和阐释多元行动主体间的相互型塑、同构共生关系。“社会互构论”表达了新的理论诉求：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畸变，自然界的日益人化、社会化和风险化了，极大地动摇了西方旧式现代性赖以产生和维持的基础。也因如此，更新原有的整合方式，寻求新的认同和共识，培育起共存一体、共同生活的理由和方式，成为了一项迫切的社会要求。“社会互构论”进而阐述了现代社会不同主体的互构关系、互构类型、互构过程、互构机制及条件的探索，促成多元社会主体的求同存异、因异而和、和而兼之、兼而谐之，对于不断增进社会生活和谐度具有重要意义。
(二)安全议题的关注与“个体安全”的聚焦
“社会互构论”促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研究获得了新的感悟和认识，同时也奠定了拓展新研究领域的基础，对安全问题的关注就是这一过程的一个收获。约2004年，我们基于“安全的社会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这一基本判断，指出当今社会的风险化趋势对社会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对现有社会安全机制及其结构性缺失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9]现代性以来，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界的因果关系规律的把握，实现对危险的预测、分析、防范，从而降低风险、消除威胁，发挥了重要的安全作用，并培育了社会安全机制及其两大支柱——风险防范和安全保障。社会学科以自然科学为楷模，运用实证方法探索和揭示社会现象的因果关联，推进了理性化、技术化、标准化、程序化过程，使安全体系成为了社会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基于科学和技术理性的社会安全传统机制也有其内在缺陷，现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弊端(事后型、治理型、惩治型、限制型等)、程序的至上性(无论实际效果怎样，符合程序的就是合理的，以程序上的合理性取代了事实上的不合理性)、“程序技术”的流行(当事人籍此规避责任、相互推诿，以至“有组织的”共谋，变集体负责为集体不负责)等，与社会安全传统机制的缺失一脉相通，既是现有行政和管理体制中的盲点，也是社会安全的隐患。我们认为，由于风险本身的超前性、非事实性特征，必须建立社会安全的新型机制——未来型、能动型、主动型、积极型等，才能以有效的超前预警功能来提高对风险的防范能力。
在“社会互构论”中，“个人”是一个重要的分析侧面。我们将“现代个人”视为现代性的产物，他随“现代”而来并经历了一种创生和成长，不断获得和扩展自己的丰富内涵。在当代，现代性提出的最基本的问题依然是：如何将个人的激情和行动汇入到集体和社会的事业之中。当现代性面对着自己的新生之时，“个人”也走上了自我创新的临界点。当代社会与个人的不断发展的弹性、柔韧、包容和耦合能力，是使我们的世界从差异走向认同、由分歧达成共识，达成一致、实现和谐的现实依据。⑤这一理解使有关个人的分析在“社会互构论”中形成了更为具体的理论域，通过“个人化”、“个人分化”及其“类型化”、“个人丛化”等范式，我们对“个人”进行了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这些思考为“个体安全”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约2006年，我们对安全议题的关注逐渐向“个体安全”聚焦，开始了“个人安全”的研究。[10]安全是个人的基本需要；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成员普遍安全感低落，这样的社会是难以达到和谐的。一个社会的安全需要涉及到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整体社会和国家的安全需要，二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需要。过去我们主要侧重于强调社会和国家的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人生活中的安全。实际上，后者是每一个社会成员更经常、更普遍面对的问题。目前我国个人生活中的安全状况已经大大降低了中国社会的安全度，构成了影响甚至威胁社会和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因素。我们进而分析了个人安全威胁的结构性成因，是我国日常生活世界和社会再生产体系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的一系列反映。譬如，个人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与退休后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意外事件和不确定性(如职业、健康、家庭等)对个人生活带来的影响，个人的自我保障预期与金融投资和套利行为的普遍化，等等。日常生活世界不安全性与社会系统世界不安全性的相互反馈，造成了社会深层结构的风险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我们初步提出了个人安全问题的两种实际成因——“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
也是在2006年，通过“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的探索，我们关于“个体安全”研究的理论视角逐渐成熟。⑥我们提出了当今社会实践结构性变化的两个维度——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我们目前面对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可以视为全球与本土的种种变化所共同造成的现实效果，个体安全问题正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个体安全研究应当体现出全球与本土、现在与未来、宏观与微观、社会系统与日常生活等重要研究视角的结合。在宏观视野上，采取“社会实践结构的二维视野”，即我们所说的现代性之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与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有助于透视和把握个体安全问题的基本动向和持久走势。除此之外，我们也强调要以社会学的日常生活视角、以普通人的眼光，对个体所感受到的极为生动的安全问题予以具体的观察和研究，深入探索那些影响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对社会变迁进程中的具体情节，包括种种偶然的、局部的和个人的遭遇，作近距离的观察、描述和分析，以便解释发生在个人生活中的较为近期的困扰，探寻与之相应的社会政策和对策。
约2007年，我们关于“个体安全”研究的理论框架基本成形。[11]首先是关于现代社会与安全问题的内在关系：现代社会作为一个人为性系统，具有与生俱来的种种开放性(甚至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开放)，譬如交往沟通的开放性、知识和经验的开放性、选择的开放性、运作的开放性、时间的开放性、因果关系的开放性等等，构成了现代社会遭遇风险的内在原因。无论对于个体、群体、社会还是国家，安全都是一种基本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安全研究应当具有的两个基本角度：个体性安全研究与整体性安全研究。然而，在以往的安全研究中，主要侧重于强调整体性安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个体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当前，我国处于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因素的新的活跃期，这使我们的社会管理和治理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必须对积极型、建设型、未来型的管理和治理作深入的探索，有关个体安全的研究则可以为此提供一个新的基础。
其次，是关于“个体安全”研究的基本假设。[11]我国目前的个体安全状况与现代性之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与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有着直接的联系，或者说，这两股力量导致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我国个体安全问题的直接成因。我们进一步从现实性和潜在性这两个角度来进行表述，个体生活中遭遇的不安全因素及其影响可分为“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所谓“现实困境”，主要是指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及其造成的个体安全威胁。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改革面对着一个非常复杂、不确定因素增多的时期，社会系统各部分、社会生活各领域存在一定的不协调性，这些导致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直接削弱了个体的安全性。所谓“未来威胁”是指社会风险对个体安全造成的潜在性的、前瞻性的威胁；风险本身就是一个超前性、非事实性概念，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对个人安全的威胁。
此外，“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研究提供了“个体安全”研究的工作假设。[12]我们分析了当今中国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一些主要趋势：第一，社会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与失谐因素被激活以及社会矛盾和社会动荡高度相关性；第二，社会“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趋势对社会分化过程的强催化作用；第三，劳动与资本的传统关系的破裂进一步推动的社会两极化趋势；第四，有形劳动社会地位的急剧下滑造成的社会分层的消极动力；第五，经济活动性质转变使社会风险的扩大和加深及其对经济与社会的安全基础的销蚀；第六，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的双重社会压力使得社会矛盾的深刻化和复杂化；第七，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关系对社会信念和价值观造成的深度腐蚀；第八，社会中的传统性与现代性、西方旧式现代性与新型现代性，以及全球与本土各种因素之间的盘根错节关系。这些理论分析直接引导出了“个体安全”研究的操作性假设，譬如，我国城市居民的个体安全现状、社会劳动体系转变过程中的个体安全问题、社会阶层和社会网络与个体安全问题、“去集体化”与“弱组织化”过程中的个体安全问题、企业社会责任涉及的个体安全问题、婚姻和家庭与个体安全、老龄化和独生子女涉及的个体安全问题、城市居民个人生活中的安全问题、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公共安全，等等。200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进行的“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个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研究，标志着“个体安全”研究题域的展开。⑦
(三)“个体安全”核心概念的阐说
2009年下半年，“个体安全”在基本理论方面再度取得了新的进展。⑧首先，我们对现有安全概念存在的问题做了更为深入的审视。从以往情形看，人们常常是通过与不安全的对照来确定安全的。如《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安全”的解释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在英文中，“安全”一词的对应词是safety和security，其共同含义也有“免于危险”或“没有危险”的存在状态。我们进一步归结了安全概念界定中存在的问题：第一，安全概念的界定普遍地使用反向解释。人们往往从不安全、没有危险或威胁来对安全作出解释，这导致了一种现象：安全概念的界定不是确定“安全是什么”，而是说明“安全不是什么”。第二，安全的本质属性被消极化、被动化了。由于“安全”常常借助于“不安全”、“危险”、“威胁”等来说明，以至于人们以为安全就是“不受威胁”、“不受侵害”、“不出事故”，这些表述甚至被视为了“安全”的本质属性。第三，把安全的外延理解为了安全的内涵，将具体的安全关注当成了安全本身。这一问题造成安全概念的误用，导致安全理解的过窄(如安全就是国家安全)，过泛(如安全就是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安全)，或仅仅着眼于宏观(如安全是与国家、社会、人类、民族等集合行为体相联系的)等。第四，安全界定的心理学化。这种倾向导致了对安全感、安全认知的过度偏好，增加了安全研究的主观化、个别化的风险。
其次，我们重新定义了“安全”这一研究范式。我们认为，从社会学视角来说，安全是特定的社会行为主体在实际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这一界定涉及到以下方面：第一，所谓“社会行为主体”是指，社会中的行为主体具有多样性和多层性，如国家、民族、社会、群体、居民、个人，等等。第二，所谓“特定的社会行为主体”是指，安全概念有其确定的指涉对象，致力于探讨“谁的安全”、“如何才能安全”，如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群体的、居民的、个人的……安全。第三，所谓“实际生存和发展过程”是表明，安全有基本的安全与更高的安全。前者涉及到生存和生命的安全，因而是底线性安全；后者影响到发展的安全，也是品质性安全。底线安全是消极意义上的安全，品质安全是积极意义上的安全。第四，所谓“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是强调，安全是一种肯定的、正面的状态。从社会学研究来说，这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可以从两个维度体现出来：一个是社会结构和制度的维度，另一个是主体的认知和感受的维度。
在此基础上，我们对“个体安全”给予了较系统的界定：个体安全是指作为个体的人在实际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一种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我们所说的“个体安全”，是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提出和使用的，“个体安全”不仅关注于宏观的、整体的问题，而且重视对微观的、个体的人的实际安全状况，以把握人的现实安全需要及诉求。这一概念的内涵中包含了以下基本方面：第一，这里所谓“个体”是与“整体”相对应的，着重强调的是“个人”。第二，个体安全的研究包含着两个相依不离的侧面，是对个体的、微观的安全研究与对整体的、宏观的安全研究的一种结合。第三，“个体安全”研究将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的互构谐变关系视为个体安全的根本，并考察和评价个体安全的实际状态。第四，“个体安全”要求的“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是从不仅是指基本的底线安全，而且更为重视积极的品质安全，特别是能够确保个体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的稳定、可靠，协调、和谐的社会状态。
我们进一步阐释了，作为一个社会学范畴，个体安全本身集合的多重蕴义。第一，个体安全既是属性范畴也是状态范畴，它既有确定的、肯定的、实质性含义，同时也表示个体安全状况的具体性、差异性和动态性。第二，个体安全具有确定性、普遍性与不确定性、相对性等多重表征。在一定情形或社会环境中，个体安全状态是确定的、普遍的；在另一情形或社会环境中，个体安全状态则可能是不确定的、相对的。也可以说，个体安全是一个比较范畴和关系范畴。第三，个体安全既是客观的事实状态也涉及到主观的心理感受。一方面，个体安全总是涉及到一种事实性的安全状态，这种状态是客观性的；另一方面，相似的安全状态可能导致不同个体的心智反映(意识、情绪、感受、认知等)的差异性。第四，个体安全既是价值性范畴也是实践性范畴。作为价值性范畴，个体安全内含了价值评价和价值追求，相对于底线安全，强调积极的、更高的、更好的“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作为实践性范畴，个体安全状态总是有差异的、具体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总是与特定的历史、过程、阶段以及空间、场所、环境相联系的，个体安全研究也因而必须重视现实性、应用性、针对性、有效性。
三、结语：从“个体安全”研究看社会学的未来
自近代以来，安全研究逐渐成为了一个独特的知识领域。很长时期中，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国际法学、外交学等是这一领域涉足较多的学科。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个人与社会一直在风险中前行，也一直面对着安全困境的考问，因而安全问题应当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当然题域。然而，较长时间里，社会学更像是安全研究领域的一位“旁观者”。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生活面对着一个新的时期，人的生存和发展安全遭遇了各种前所未有的挑战，高新技术风险、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生态环境告急、经济和金融危机，以及局部战争、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核战争阴影等，随时可能突破安全的底线。不仅如此，社会资本流失、社会信任缺失、信仰冲突等，反映了不同文化和文明共同遭遇的深层困境。在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些非传统性的安全问题使人类生存境况变得更加不清晰、不确定和不稳定，安全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国家安全和政治战略的需要，从而大大扩展了安全研究与社会生活的接触面。在此情势下，社会学取向对于安全研究的意义也就愈加凸显出来。这一时期，以贝克与吉登斯的社会学理论对安全研究做出了关键性的推动。贝克与吉登斯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一是开辟了风险化社会这一安全研究的崭新视点，通过风险社会理论展现了社会学对安全领域的创新性贡献；二是对现代社会制度特征做了深入而系统的分析和阐释，深入剖析了现代性的极端动态性所造成的一个“失控的世界”，揭示了现代性的每一制度维度的运动都可能导致“大毁灭”，对当代社会生活构成的全面颠覆。
自社会学诞生以来，这门学科就一直保持着“重建”的意识，这种意识已经如此根深蒂固，它所主导的重建经历形塑了社会学特有的精神品质。社会学之所以有如此特殊的精神品质，是因为它深深地依托于现代性的旅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自身的未来是一个永远的现代，未来的无限性赋予了现代性内在的不安性，也赋予了现代性的流变性、不确定性。自西方现代性蔚成趋势以来，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走向了难以逆转的畸变过程，社会对自然的“人为化”改造酿成了巨大的风险，完全打破了人们关于社会世界的可预期、可控制的理想。从全球社会来看，人为化造成的各种风险迅速地、大规模地扩散和变异，已经对现行的社会政策、政治体制、服务和管理系统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使得社会对自我既有的规则制度系统必须不断地反思，而个人对自己的行动选择也更加警觉和富于批评精神。社会学作为一门现代生活催生的知识系统，也深深融入了社会与个人的这种典型的现代品性。
在今天，社会学面对的这种精神养料显现出巨大的张力。社会世界正在遭遇一个“危机时期”。对于任何一个深刻影响20世纪的“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塞缪尔·亨廷顿)，这一情势都意味着全新的考问——自由主义的市场化经济能够自发形成合理秩序和美好生活的神话已经破灭，保守主义面对着传统的发明和更新过程如何维续社会记忆和社会认同、提供社会的黏合剂，社会主义也需要回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才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一空前未遇的问题。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我们正在面对又一个“转变时期”。在以往的约3个世纪中，化石能源对自然能源的替代彻底改变了人类文明的基础；今天，与化石能源时代告别的预感也必然引发了有关人类文明基础再次转变的思考。如果说“金融危机”、“货币战争”、“油价保卫战”只是这一转变时期的序幕，那么“绿色能源”、“清洁能源”、“低碳经济形态”等趋势的不断驱动下，最终将是彻底转折的到来。
无论社会学在主观上达到了怎样的自觉度和清晰度，它都要与这场空前的变迁“狭路相逢”。“个体安全”研究反映了在这一危机和转变时期，对于人们如何拥有实际生存和发展的有保证或有保障状态的一种探索。
注释：
①郑杭生：《社会学中一个根本性的前沿问题——个人与社会关系新论》讲授提纲(2001年4月)。《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第401-411页。
②由郑杭生教授主持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个人与社会关系研究”选题获得了2001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五”重点课题的立项(01ASH002)。
③郑杭生、杨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郑杭生、杨敏：《个人权益自主与社会权力规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3期；郑杭生、杨敏：《论社会学元问题与社会学基本问题》，《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4期)；郑杭生、杨敏：《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对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审视和快速转型期经验现实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郑杭生、杨敏：《现代性过程与社会学理论的个性》，《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郑杭生、杨敏：《社会学方法与社会学元理论》，《河北学刊》2003年第6期；郑杭生、杨敏：《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学理论逻辑和研究指向》，《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杨敏：《现代性的新发展与社会互构的时代》，《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郑杭生、杨敏：《社会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
这一期间，郑杭生教授围绕这一题材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如：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36届世界社会学大会上所作主题报告《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步——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为例》(2004-07-07)；汉城第一次亚洲社会学者研讨会主题发言《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2003-12-12)以及与韩国韩相震教授就新型现代性和亚洲“第三条道路”的问题进行的对话；北京举行第二次中日韩社会学会议上的主题发言《社会互构的理路与东亚的共同繁荣》(2004-07)；东京举行的第三次东亚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发表的文章《新型现代性及其在中国的前景》(2005-10-18)等。
④《社会互构导论：世界眼光下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由郑杭生教授与杨敏教授所著，即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⑤郑杭生、杨敏：《现代性过程“个人”的创生与集体化——行走在自我创新前夜的“个人”》，《社会》2006年第2期；杨敏：《个人的当代形貌：社会化理论的世纪挑战》，《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杨敏：《当代个人的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构建》(2006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
⑥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社会科学》2006第10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第6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视野下的社会矛盾》，《探索与争鸣》2006第10期；杨敏、郑杭生：《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与锻铸社会和谐的坚实支柱》，《探索与争鸣》2007第4期。
⑦由笔者主持的200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关于我国社会转型加速期个体安全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课题(07ASH001)，目前仍在进行中。
⑧郑杭生、杨敏：《个体安全：一个社会学范畴的提出与阐说》，《思想战线》2009年第6期。另，由笔者撰写的《瞭望文明：在共同生活中收获智慧构筑安全——关于比较文明研究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观点》一文也即将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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