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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号 1207.22
公元1038年10月，西夏首领元昊经过长时间的准备，毅然筑坛受册，宣布称帝，国号大夏，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摆脱了臣属于宋的地位。随后即对北宋发动了大规模、连续性的掠夺战争，一时间，鄜、延、环、庆、泾、原、秦、凤等州，烽烟四起，战火连绵。仅在宋宝元二年(1039)三月至庆历二年(1042)九月的3年多时间里，宋师就连遭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砦三次惨败。边关不断告急，宋廷震恐惊慌，群臣议攻议守莫衷一是。当时官僚文人如韩琦、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尹洙等人，都密切关注着宋夏战事的进展。他们或躬身御敌于疆场，或进御戎之策于庙堂，同时也采撷了大量的边塞题材入诗，推出了宋代边塞诗创作的热潮，其中梅尧臣、苏舜钦的边塞诗最为突出。
梅尧臣的边塞诗广泛而深刻地涉及到当时围绕宋夏战事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政治、军事、民生各个方面，表现了诗人那种爱国赤子所特有的焦灼、忧虑、愤慨以及因败绩不断而蒙羞受辱、痛苦悲哀等各种复杂丰富的感情世界。梳理其边塞诸诗，我们便可清晰地感受到诗人感情脉搏的强烈感动和那种赤子报国的火热心胸。
一 心系边塞思报国
宝元二年(1039)初，宋夏边塞屯兵，战争阴云密布。这时诗人任襄阳知县。虽身在内地，却心系边关，写下《襄城对雪》二首，表现对戍边将士苦寒的关切与同情。其二云：
登城望密雪，浩浩川野昏。
谁思五原下，甲色千里屯。
冻禽立枯枝，饥兽啮陈根。
念彼无衣褐，愧此貂裘温。
这首诗是梅尧臣边塞诗的杰作。其可贵在于对雪触起体恤边塞苦寒而生自愧之情。比起那些对雪娱赏、自命闲雅的文士来，其精神境界迥然有异。以晏殊而言，《宋人轶事汇编》卷七录《东轩笔录》语云：“庆历间西师未解，晏元献为枢密使。会大雪，欧阳永叔与陆学士经同往候之。遂置酒西园，永叔赋《晏太尉西园贺雪歌》，其断章云：‘主人与国共休戚，不唯喜悦得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深不平，语人曰：昔韩愈亦能作言语，赴裴度会，但云：‘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不曾如此作闹。”欧阳修对雪诗与梅尧臣对雪诗皆无意娱赏而心忧边患，与晏殊这位早将边塞战事戍军置之脑后，只顾胜赏寻乐的“清客相公”却格格不入。晏殊对欧阳修“如此作闹”，其心地之狭私、名实之不称显而易见。欧阳“主人与国共休戚”之殷勤勉励，岂非变为绝妙讽刺？
梅尧臣少年时就以边关报国而心许。在任襄城县令之八年前，他任河南县和河阳县主簿，正值20多岁少壮年华，他写了《环州通判张殿丞亢》一诗，其中有“欲向萧关外，穷阴雪暗沙。碛寒鸿雁少，冰合水泉赊。自有从军乐，应无去国嗟”等句，是勉励张亢，也是表明自己守边卫国的情志。那时，元昊初继父德明位，雄心勃勃。为解除以后南下侵宋的后顾之忧，用兵矛头尚在河、洮、湟、岷一带的唃厮啰、吐蕃政权，宋夏边塞暂时无大战事。但小战时有发生，未雨绸缪，当是志士备边应当预见得到的。梅尧臣十分清楚地意识到：宋夏之战，迟早难免，英雄用武，必有其时。所以在《张修赴威胜军判官》诗中，他投笔从军志向表达得更为明确：
青骊渡河水，侠气动刀环。
入幕沙尘暗，临风鼓角闲。
地形通柏谷，秋色满榆关。
谁复轻儒者，难淹笔砚间。
这显然是充溢着一种乐观豪迈的英雄主义气概。写边塞风光也雄奇壮丽，一洗劳苦愁怨的消沉之气。特别是结句在赞美张修中蕴含着英雄自勉的深意。“儒者”终难淹笔砚，投笔从戎会有时，他非常自信地期待着亲赴疆场杀敌报国的大好时机。恰好就在他作这首诗的景祐元年，元昊开始屡攻环庆一带府州。庆州一战宋师败绩，环庆路都监齐宗矩被俘，苏舜钦愤而作《庆州败》一诗纪其事。战幕拉开，更使诗人疆场杀敌的激情炽热难捺。正在诗人心绪浩茫之时，康定元年三月，他的好友尹洙参军赴边，任权签书秦凤经略安抚司判官事。尹洙参军是因大将葛怀敏的举荐。梅尧臣为之欢欣鼓舞，走笔作《闻尹师鲁赴泾州幕》一诗，尽情抒发企慕勉励之意，云：“胡骑犯边来，汉兵皆死战，昨闻卫将军，贤俊多所荐。”诗还想象尹洙赴边途中飞骑直前的情景：“青山出二崤，白马飞如电，关山冒风露，儿女泣霜霰。”笔势淋漓酣畅，其向往边关，报效疆场之志又一次被振奋起来。但请缨元路的现实使他感到痛苦而又不平，故而又写了《桓妒妻》一诗。诗引述桓司马之妻妒妾转怒为喜的故事，慨叹“嫉忌尚服美，伤哉今亦无”，看来是暗讽妒者以抒不平的。那么讽喻所指是为谁何？朱东润先生认为是指范仲淹。朱先生在其《梅尧臣诗选》本诗释义中说：“范仲淹在陕西担当对敌作战的重任，和梅尧臣又是旧交，也没有加以汲引。”朱先生还引述了欧阳修《答陕西安抚使范龙图辞辟命书》中“今奇怪豪隽之士，往往蒙见收择，顾用之如何尔。然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自重之士，未得出于门下也，宜少思焉”等语，认为欧阳修这封信和梅诗《桓妒妻》作于同年，信中这些话有向范仲淹举荐梅尧臣之意，“是值得注意的”。但笔者认为这一看法尚有商榷之处。一因诗意所指“嫉忌”之人十分隐晦，并未稍露所指对象，或许泛指宋廷妒贤之人；二因欧阳修书称“山林草莽”之士与梅尧臣之县令身份不合。虽云县令位卑，但总是朝廷命官，终究与山林草莽之士不同，故不一定就是为梅尧臣鸣不平。三因欧阳修确无举荐尧臣赴边之事，关于这一点，在欧阳修《圣俞会饮》诗中对尧臣有过“嗟余身贱不敢荐，四十白发犹青衫”的直接说明。但不管《桓妒妻》讽指为谁，诗人请缨无路的痛苦感叹是表现得十分清楚的。
为了迅速而有效地击退西夏的进攻，梅尧臣不顾自己官小位卑的处境，跃跃欲献却敌之策。此时他思维的兴奋点就是“好言兵”。其重要的“言兵”举动就是特意注《孙子》献于宋廷，表现了他积极御敌的战略思想和态度。
梅尧臣注《孙子》一事，其诗亦有记载，见于《依韵和李君读余注孙子》。诗对其注《孙子》13篇的动机有所剖白，其略有三：一是为进御敌制胜之策。他首先肯定《孙子》对御敌制胜的重要作用说：“将为文者备，岂必握武贲，终资仁义师，焉愧道德藩。”二是爱国责任感的驱使。在国难当头之时，他不因自己官小位卑而沉默，而是积极注《孙子》以献却敌之策，诗云：“庙堂盛夔契，正议灭乌孙，吾徒诚合进，尚念有亲尊。”话说得委婉而得体，但赤诚报国之心，炽热可感。三是抒诗人投笔从戎疆场御敌之志。一但有了这种机会，他相信运用《孙子》战策，定会克敌制胜。诗中“挥毫试析理，已厌前辈繁，信有一日长，可压千载魂”等语所表达的正是这种意思。而且细味其说，可知诗人是摒弃了前辈所注不切实战之繁语，以“寻流方见源”为指归，从宋夏实战要求出发，删繁就简，阐发精义，大大增强了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对此，我们在他的好友刘敞的赠诗《圣俞坠马伤臂以其好言兵调之》中也可略知大概，其诗中有“知兵心自许”，“上马常慷慨”，“匹似陈汤病，犹成绝塞功”等语亦对梅尧臣注《孙子》的动机及内容有所涉及。欧阳修对其所注《孙子》也非常重视，必欲先睹为快，在其与尧臣书中说：“《孙子》注说，日夕渴见，已经奏御，敢借示否？”可惜梅注《孙子》久已湮没无闻！尽管梅尧臣一片赤诚，结果恰如他所担心的：进奏不报，石沉大海，并没有引起朝廷的反响与重视。与始料相反，他却被派往南方湖州监管盐税。在无可奈何的心境中与欧阳修怏怏会饮作别，时萧萧细雨，寒色凄凉，诗人于恹恹尽醉之际，尽吐落拓失意之块磊，遂作《醉中留别永叔、子履》诗云：“谈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酒酣耳热试发泄，二子尚乃惊我为。露才扬己古来恶，卷舌噤口南方驰。”其抑郁悲愤之情不能自已。欧阳修席间亦赋《圣俞会饮》诗与以劝慰：“遗编最爱孙武说，往往曹杜遭夷芟。关西幕府不能辟，陇山败将死可惭。嗟余身贱不敢荐，四十白发犹青衫。”思欲报国而无路请缨的境遇，始终使梅尧臣抱恨不已。直到晚岁仍在对雪感叹说：“少壮心空在，悠然感岁华。”（《腊日雪》）
二 战事纪实悲伤逝
对于边塞战事实况，梅诗也多有反映，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战事纪实。有关于固原之战的战况纪实诗二首：《故原战》和《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故原”即今宁夏固原县，当时为宋之镇戎军。这里是宋军前线指挥中心地，领一城七寨二堡，为战略要冲，是宋夏战事最为激烈的地方。著名的好水川之战（1041年2月），定川砦之战（1042年9月）以及1040年9月西夏进攻镇戎军的三川砦之战都可称为故原战。因为这三次大战虽各有处所，但都在镇戎军周围不远。那么梅诗《故原战》究竟是指哪一次战事呢？根据朱东润先生《梅尧臣诗选》和《全宋诗》第五册，此诗编年当在庆历元年（康定二年十一月改元庆历）。朱先生注云：“康定二年二月环庆副都部署任福与西夏战于好水川，为敌所杀。好水川在甘肃（今为宁夏）隆德县，地近固原，诗中作故原。”《故原战》诗云：
落日探兵至，黄尘钞骑多，
邀勋轻赴敌，转战背长河。
大将中流矢，残兵空负戈，
散亡归不得，掩抑泣山阿。
据史料载，康定二年春，元昊亲率十万大军，声称将攻渭州，但其真正目的是要在固原一带消灭宋军泾原路主力。采取的战术是诱敌深入。即：先在好水川（隆德县城北五里处）设下伏兵，引诱宋军钻入口袋，围而歼之。当元昊统兵南下时，安抚副使韩琦巡边正在高平，闻讯后急趋镇戎军集合本部兵马，又新募勇士八千，共一万八千人，令环庆副总管任福率军迎击，并以泾原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珪各率所部出战，从任福节制。韩琦的作战计划是，或“出敌之后”，或“据险设伏”（宋史·任福传），但任福、桑怿却急功邀勋，刚愎自用，盲目冒进。当时“谍传敌兵少，福等颇易之。”（同上）结果导致全军覆没，大将任福“身被十余矢”，但仍“挥四刃铁简，挺身决斗，枪中左颊，绝其喉而死”，并大呼：“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尔。”这一仗，宋军死伤近万人。当韩琦率军接应残兵败卒时，行至途中，数千名阵亡者的父兄妻子，手持死者旧衣、纸钱，阵前招魂，面对韩琦哭诉曰：“汝昔从招讨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魄亦能从招讨以归乎！”哀恸之声震天地。诗云：“散亡归不得，掩抑泣山阿”正指此事。这样一次残酷的战争，梅尧臣只用短诗一首40字，便作了高度概括。以史证诗，字字有来处，句句有所本。对于这次战后狼藉之战场残景，梅尧臣在其《故原有战卒死而复苏来说当时事》一诗中也有具体的记载：
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
饮雨活胡地，脱身归汉城。
野獾穿废灶，妖鵩啸空营，
侵骨剑疮在，无人为不惊。
诗所记述是一位死里逃生的战场幸存者口述亲历目击之惨景，所描绘的是一幅千军万马厮杀过后横尸遍野、血肉狼藉的充满着血腥气的悲惨画面。其笔调哀伤沉痛，蕴含着诗人哭时伤逝的破碎心情。
他的《寄永兴招讨夏太尉》内容比较复杂，从战事记实角度看，所记述的则是固原好水川之战以前的三川口之战以及其它战事，可作史诗来读，诗前段云：
宝元元年西夏叛，天子命将临戎行。
二年孟春果来寇，高奴城下皆氐羌。
五原偏师急赴敌，昼夜不息驱战场，
马烦人怠当劲虏，虽持利剑安得强。
二师覆败乃自取，岂是廊庙谋不臧。
朝廷又选益经略，三幕贤俊务所长，
或取李悝备边策，或欲五道出朔方。
仲夏科民挟弓矢，季冬括驴赍道粮，
官军未进复犯塞，搴旗杀将何猖狂。
遂令士卒愈沮气，欲使乘障胆不张。
此诗所记史事，大略有四。其一为三川口之败绩。朱东润先生注云：“二年孟春疑当作三年孟春。宝元三年即康定元年，正月刘平、石元孙与西夏战，败于延州三川口。”朱说甚是。宝元二年元昊虽有侵宋之事，但与“孟春”时令不合。这年三月元昊先对延州外围金明寨守将李士彬施反间计，被李识破。九月围攻延州保安军，被巡检指挥使狄青击退；又以三万骑兵攻承平寨，被宋军奋力抵抗，又被环庆钤辖高继隆等抄其后路，元昊惧而退兵；同时，夏军又攻宋镇戎军之陇竿城（今宁夏隆德县城），被宋将刘兼济击败。一时战火不绝，延绵数百里。但均不在“孟春”。正能与“孟春”吻合的则是宝元三年正月的三川口之战。至于作者何以将宝元三年之事记在二年，概因一时误记所致。
三川口在今延安西北约二十公里处，当时边帅范雍是一个懦弱无能不识兵机的书生，闻说元昊进攻延州，“惧甚”，急请朝廷增兵，又无布防措施，又中了元昊诈降之计，使号称“铁壁相公”的李士彬十万甲兵一夕崩溃。在调动鄜、延、环、庆副都部署刘平及石元孙救援时，惊惶失措。而刘平亦轻敌冒进，《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126记其“素轻贼，谓其下曰：‘义士赴人之急，蹈汤火犹平地，况国事乎？’因昼夜倍道兼行。”致使“马烦人怠”，于三川口兵败被执。而主帅范雍在延州被围攻的危急关头却惊恐无措，置城防于不顾，急忙去郡南嘉岭山求神保佑，又听从钤辖内侍卢守勤的主意，欲派都监李康伯去“见元昊，为偷生之计”（宋史·叶清臣传》）。幸好李康伯以宁可“死难，不可出城见贼”之态度拒绝受命。其慵懦无能、贪生怕死可见一斑。由此看来，梅尧臣将三川口败绩之责一古脑归于刘平、石元孙，说“二师覆败乃自取”是有失公允的。而当时的枢密院知事陈执中总结其败因则是“范雍纳诡诈之说，失于戒严；刘平任轻躁之心，丧其所部。”（《长编》卷126）此说较为公允。时隔二十多年之后，欧阳修以更清醒客观的头脑总结反思此战及好水川、定川寨等战之败因时说：“盖往年以不知边事之谋臣驭不识干戈之将，用骄兵执朽器以当桀黠新兴之虏，此所以败也。”（《欧阳文忠全集》卷一一四）。
其二记宋廷边关易帅，议攻守策。三川口败后，宋朝“上下纷攘，远近惊骇”，急忙撤范雍边帅之职，命夏竦、韩琦、范仲淹三人共赴陕西御边，即诗“三幕贤俊”所指。仁宗于三川口败后，“出手诏赐两府及执政旧臣，俾条上陕西攻守之策”，于是，内臣边将议攻守者纷纷攘攘，逐渐形成两派。论攻者请五路入讨，扫灭元昊；论守者则欲严边城，实关内，绝互市，待其困弱之时，众心离叛，乘隙讨伐。韩琦主攻，范仲淹主守。主帅夏竦及边臣于康定元年十一月派韩琦、尹洙，将所画攻守二策进呈京师，“求决于上”。韩廷用攻策，乃下诏令鄜延、泾原两路于正月上旬会兵“入讨西贼”。此诏一出，遭到枢密副使杜衍、经略判官田京、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人强烈反对。此间范仲淹亦六次上书，陈述利害，云：“今须令正月内起兵，军马粮草，动逾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众。”（《长编》卷130）因此，他请求延缓出兵，待“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易制”之时，再举兵讨伐。仲淹此议，也是度上意不可逆而用缓兵之计以阻其五路出兵之冒险计划。其实，边帅夏竦也是主守的。《长编》卷129载：“夏竦等合奏：‘今兵与将尚未习练，但当持重自保，俟其侵轶，则乘便掩杀，大军盖未可轻举’。”
其三，记“科民”与“括驴”之事。诗中“仲夏科民”、“季冬括驴”，皆于《长编》卷129有载。康定元年夏六月，“诏陕西、河北、河东、京东西等路，量州县户口，籍民为乡弓手、强壮，以备盗贼”。十二月，“诏开封府、京东西、河东路括驴五万，以备西讨”。
其四，记宋夏好水川战事。前引《故原战》诗二首，正指此战。此战确使宋军“士气愈怯”，胆气不张，关右震惊。仁宗为之旰食，夏竦、韩琦、范仲淹皆被免职。宋廷下令“陕西诸路总管，司严边，毋辄入贼界，至则御之”。（《宋史·仁宗纪》）至此，宋军五路进讨之攻策也成为泡影，而西夏军则更志骄意满，嘲笑宋将无能。西夏中书令张元题诗界上云：“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辈，犹自说兵机。”
三 赤心忧国复忧民
梅尧臣的边塞诗还广泛涉及到其它与战事相关的许多方面，大略如：
1.进御敌决胜之策。其《寄永兴招讨夏太尉》诗中，认真总结宋师屡败的原因，冷静思考，客观分析，提出“所宜蓄锐保城壁”，“守而勿追彼自困”的战略主张。即便是遭到边境小的“夺攘”，也不轻举妄动。反观宋军之缺乏训练，他又提出“况今鹰犬乏雄勇，便拟驰聘徒苍惶，且缓须时励士卒，终期拉朽功莫当”的战略思想。在其《疲马》诗中借疲马暮途以喻战，阐明同样观点：“疲马不畏鞭，暮途知几千，当须量马力，始得君马全。”应当说，他这种不因小骚扰而敌大谋，守外实内，知己知彼，待机决胜的主张是有一定战略眼光的，可惜宋廷在屡遭败绩后，方寸已敌，无所适从。
2.抒边患扰民之痛。梅尧臣的边塞诗不仅深切关注着前方战事的胜败，还把眼光投注于战争给后方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深刻地反映“塞上备胡羌，关中调兵食”（《送栎阳宰朱表臣》）战争扰民这一重大社会题材。他的代表作《田家语》和《汝坟贫女》皆因此而作。宋廷虽面对强敌软弱不堪，但搜刮百姓却毫不手软。在战事吃紧期间，屡次下诏“括马”、“括驴”、“括粟”、“括钱”、“科民”筑城修寨，科弓手御“盗贼”，竭尽搜括之能事，使举国百姓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深渊，尤其是陕西、河北、河东、京东、京西等路百姓更不堪其害。《田家语》和《汝坟贫女》二诗中所反映的正是河南襄城县强征弓手，祸害人民之事。诗及小序中“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以及“老幼俱集”、“僵尸相继”等语，言百姓之苦难；“恶使操弓
”，“老吏持鞭扑”，“郡吏来何暴”等语，言官吏之残暴；“主司欲以多媚上”以及《送栎阳宰朱表臣》诗中“塞上备胡羌，关中调兵食。秦民尚苦输，汉吏勤求职”等语，则揭示恶吏暴虐百姓、贪残媚上之肮脏心态。上述三个侧面构成一幅有机完整的社会黑暗图景，深切表达作者忧国忧民的痛苦心情。
3.赞筑城水洛之功。其《董著作尝为参谋归话西事》诗，所记述的则是对宋夏战事中发生的围绕修筑水洛城引起争论乃至诉讼刑狱的一件大事的看法。“董著作”究系何人？朱东润先生《梅尧臣诗选》注曰“未详”，其实正是当时受命筑城水洛的著作佐郎董士廉。据《宋史·郑戬传》载：“初，静边寨主刘沪谋筑水洛、结公二城，以通秦渭援兵，招生羌大王族为边卫。戬使沪与著作佐郎董士廉督其役。”韩琦《安阳集，故崇信军节度副使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尹公墓表》中记此事始未甚详，亦有“时宣徽使郑公（戬）为陕西四路帅主，静边寨主刘沪议遣其属官著作佐郎董士廉与沪于章川堡南入诸羌中开道二百里，修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等语，可知董著作为董士廉明矣。这次修筑水洛城之役，边将争议颇大。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147载，兴役之初，韩琦、文彦博、尹洙、狄青等人皆以未便，纷纷上奏朝廷请罢。但陕西四路帅主郑戬则“固请终役”。甚至郑戬被韩琦奏罢四路帅主，改知永兴军后仍“命刘沪、董士廉督役如故”。朝廷一时难决，命鱼周询等人行视、相度“修水洛城利害以闻”。知谓州尹洙反对修城，先命“沪、士廉罢役，且召沪、士廉”，但二人既不罢役，也不奉召，却“日增版趋役”。《宋史·尹洙传》载：“洙不平，遣人再召沪，不至；命张忠往代之，又不受。于是谕狄青械沪、士廉下吏。戬论奏不已，卒徙洙庆州而城水洛。”事情闹得挺大，为平息事端，谏官孙甫、余靖、欧阳修等人皆上本陈说“利害”，终以迁官尹洙，平释刘沪、董士廉而了断。但尹洙却因对此事操之太切而多受指责。那么梅尧臣态度如何？姑引其《董著作尝为参谋归话西事》诗以资证，诗云：
子说颇骁勇，筑城收汉疆，
提兵无百骑，偷路执生羌。
大将罪专辄，举军皆感伤，
归来出万死，羸马亦摧藏。
显然是对尹洙所为隐有指责之意。他首先以“子说颇骁勇”等四句赞颂刘沪收服“生羌”、立功边塞的战绩。这是有据可查的，《长编》卷148载余靖言：“今刘沪一战而服数百千户，因其势而城之，虽留援兵，不足为罪。”欧阳修亦赞其功：“刘沪经营水洛之初，先以夺身力战，然后诱而服从，乃是诸蕃族畏沪之威信。”这就足以说明梅尧臣所颂非虚，刘沪之功有目共睹。然而，令诗人感慨万端的是大将有功未赏反而获罪，故以“举军皆感伤”、“羸马亦摧藏”咏叹之。值得称道的是，诗人与尹洙乃为洛阳故友，在闻尹从军事边时为之欢欣，及闻处事不当又不为之偏袒护短，更不因尹洙有过而与之疏远，在尹洙谪死之后，其《哭尹师鲁》诗云：“谪死古来有，无如君甚冤”，“平生洛阳友，零落几人存”。这种不因私废公，又不因公有隙而远私情，始终置国家利益于私交之上的品格，确实可贵。
4.勉励边关将帅建功。梅尧臣的边塞诗还有不少以“清边尘”而勉人之作，如：《送潘供奉承勋》：“长大实好带弓剑，何不往助清边尘”；又《邵伯堰下王君玉饯王仲仪赴渭州经略席上命赋》：“未破河西寇，朝廷尚有忧，淮南命儒将，塞上足封侯。莫擐黄金甲，须存百胜谋，昔尝经黠虏，今去正防秋。”又《送顾中舍赴德顺军》：“闻从垅坻去，垅坻多羌兵，……志士莫忆家，将军亦儒生”。还有一些赞颂边将功业之作，如：《送赵仲宝永兴乾耀提举捉贼》：“知君少以勇，曾向萧关战，横刀突虏围，夺马伤胡箭。”在赞功诗中，有两首《送渭州经略王龙图》诗写得很有气势。其云：“儒将一临塞，虏臣无犯边，卷旗瞻汉地，收马入胡天。”其二云：“西城橐驼来贺兰，入贡美玉天可汗。萧关夜开月团团，弹筝古峡鸣哀湍。”从上举诸诗中，我们皆可清楚地感受到诗人在勉人中夹有自勉，在赞功中流露向往疆场的拳拳爱国之心。
四 小结与思考
综观梅尧臣的边塞诗，其特点是非常突出的，撮其要者有如：（一）包容量大。其诗以边塞战事为核心，辐射旁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前方军事战略及战况、后方所遭边患之祸害，百姓以及诗人的情感态度等等方面，从而构成北宋社会形象的整体画面。以其诗歌所集中反映边塞主题的深度和广度而论，虽然北宋诗家林立，除苏舜钦之外，恐怕罕有其匹。（二）记实性强。其边塞诗或涉及边塞题材之作有数十首之多。皆以诗写史，按以史籍，皆确凿有据可稽考，绝无空泛虚构之病。因此，可作诗史来读。诗人曾有“我与诗言岂徒尔，因事激风成小篇”，“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等创作主张，其边塞诗正是作者“因事”有感，激发而成的篇章。反观当时那些只顾“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经营唯切偶”、“所作皆言空”的浮靡派诗人来，梅诗的价值就越发值得称道了。（三）富于批判精神。宋廷的昏慵无能，边将的寡谋轻敌，官吏的贪残暴戾、嫉贤妒能，人民的灾祸连结，都引发起诗人万般愤世嫉邪之气，其边塞诸诗对这一切都有深刻的揭露与批判，毫无巧言媚词以求荣身之意，从而显示了他崇高的人格力量和刺美究弊的伟大精神。在《依韵和达观禅师赠别》诗中，作者对自己的人格操行有过剖白：“平生少壮日，百事牵于情。今年辄五十，所向唯直诚。既不慕富贵，亦不防巧倾。宁为目前利？宁爱身后名？文史玩朝夕，操行蹈群英。”可见他就是这样一位将祸福荣辱置之度外，而只关心国家安危、生民苦乐的人。（四）笔势淋漓酣畅，心潮奔腾激越。梅诗向以风格“平淡”为论者所推赏。他确有“风格平淡”之作，但其边塞诸诗却没有丝毫“平淡”的风格，相反却总给人一种纵横捭合、起伏跌宕的艺术感受，其间所蕴英雄郁勃之气回环吞吐，更有一股激动人心的冲击力。诚如其《依韵和晏相公》诗云：“微生守贱贫，文字出肝胆。”面对强敌入寇、丧师辱国的现实，他无论如何是“平淡”不成的，所具有的只是“愿执戈与戟，生死事将坛”（《读邵不疑学士卷……辄书一时之语以奉呈》）的报国激情。因此，以“风格平淡”概括梅诗，肯定是有失偏颇的。（五）长于议论思辨。其边塞诗对宋夏战事的经验教训多有分析和思考，亦有对具体人物或事件的评价和看法。往往在议论说理中观点鲜明，褒贬不隐。如《寄永兴招讨夏太尉》诗中分析宋军致败之由，提出御敌决胜之策；《疲马》诗喻战争之理；《董著作尝为参谋归话西事》诗评价筑水洛城之事非等，无不如此。
上述几个特点，是梅尧臣的也是宋代边塞诗的时代特点。和盛唐边塞诗相比，宋人没有盛唐那样气势恢宏，也缺少威猛雄壮的气概。这固然是两朝武力强弱的差别，也是两个时代精神内涵迥异的反映。盛唐主动扩张，杀伐征讨无往不胜，强迫四夷臣服；而宋代被动挨打，防御失措，屡遭败绩，屈己图安以“事夷狄”。这种大相径庭的时代特点表现于诗，自然会形成唐宋边塞诗主体风格的不同。前者往往有一种悲壮慷慨、所向无敌的英雄主义气概，如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之“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后者却时常表现出一种苍凉悲哀、每战必败的悲伤主义基调，如梅诗之“马乏人怠当劲虏，虽持利器安得强”，“遂令士卒愈沮气，欲使乘障胆不张”。
但是，宋承唐绪，虽然二者边塞诗风格迥异，但其相通之处仍然存在。比如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梅尧臣就继承了杜甫手眼诗法，其《田家语》、《汝坟贫女》的内在精神与杜诗《兵车行》、《石壕吏》等是相通的。唐诗中述边塞军营之劳苦，征人思妇的苦情等内容在宋人诗词中同样有所反映。
中国古代边塞文学源远流长，是与戍守征战伴随始终的，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有相当研究价值的重要课题。研究这一课题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形成、融合互补与发展，对今天继承和发扬传统爱国主义精神、对促进民族团结、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可是，过去较多注重于唐代边塞诗的研究，很少涉及其它时代的边塞诗，更少涉及诗歌以外的其它文学形式；只注重于从汉民族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而很少反过来从其他少数民族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因此，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我们应当放开眼界，打破局限，立足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着眼于包括诗、文、词、乃至小说、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在内的整个边塞文学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也许更有价值和意义。这是笔者在探讨梅尧臣和苏舜钦的边塞诗（苏之边塞诗另有专文论及）时产生的一些粗浅认识，附记于此，企盼得到学界的重视与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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