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近代史（1840—1949）是中国历史学中的二级学科，比较而言，它是现实性很强的学科。由于中共党史已经从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本文所谈一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包括中共党史的研究。
一、近代史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及史学理论
近些年，中国近代史研究很活跃，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问题，其中，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应用，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对反帝反封建及革命与改良等一些重大问题，表达了一些否定传统观点的意见， 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1995年以来，刘大年、张海鹏、龚书铎、李文海等在一些学术讨论会上，在已发表的文章中，与上述否定意见展开了争鸣。这种争鸣起了一定的作用。1996年下半年以来，这种否定意见在报刊上，不大能看得到了。对于健康的学术争鸣来说，这不一定是个正常的现象。健康的学术争鸣，应该是在争鸣中各持己见，在对方的批评中完善自己的论证。现在似乎不是这种情况，说明上述那种否定意见或者比较浅薄、浮躁，经不起批评，难以在学术界立足；或者被批评者感受到压力，不愿意起而继续争鸣。如果这两种情况都存在，是今后在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中应加注意的。
1996年下半年以来，一些学者继续就近代史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即如何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发表意见。在科学研究中，方法论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中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说，由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各种社会矛盾异常激烈、异常错综复杂，所以呈现出的社会现象也非常复杂。对同一个历史事件、人物、运动、现象，如果运用不同的认识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在近代史研究中，方法论的问题可能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刘大年在《方法论问题》一文中说，“科学研究没有思想理论指导，就会成为盲目的，原始的”，“事实上人们对社会历史的了解、认识，常常不受这种思想倾向影响、左右，就要受另一种思想倾向影响、左右，区别只在于自觉不自觉。有人热衷标榜讲历史要‘浩然中立’，只讲事实，不讲指导思想，那不过是表示他拒绝某种指导思想，而偏爱另外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中国近代史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两个矛盾并存。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抓住近代中国两个矛盾，社会变动中的两种趋向这个特点，应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由它们构成的矛盾、各种事变、社会势力、人物，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演变发展过程和结局，这就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本思想方法。迄今为止，只有它够得上现代的方法论。”他认为，在近代史的历程中，来回变化的只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哪个为主为次，暂时哪个最尖锐，而不是改变民族独立目标，不是改变民族矛盾的存在。但是中国的近代首先存在民族不独立，中国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问题。他进一步认为民族独立与近代化是不能替代的两件事，但又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走革命的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打开新的天地。”〔1 〕张海鹏在《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一文中从阶级斗争、生产力标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稳定压倒一切这几个方面在近代中国和现实中国的社会背景、社会条件等方面的本质不同，明确提出：“观察、研究历史中国，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观察、研究现实中国，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但“同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作研究，从历史中国和现实中国中是否能得出共同的结论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现实的中国毕竟不是历史的中国。两者已发生了质的不同。”所以，“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研究中国近代史，就要从近代中国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现实中国的国情出发。”“如果不注意领会这个浅显的道理，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可能发出不和谐的声音，就可能找不到历史的真谛。”〔2〕郑师渠在文章中强调， 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有一个基本立足点，其内涵主要有三点：（1 ）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2 ）应当对中国近代历史有一个本质的把握，就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这个时代的主题。（3）应当有良好的学风。 近代史研究中的种种不良倾向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严谨的学风。史学的发展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而并非一切从头做起，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借鉴和吸收就成了必不可少的前提。〔3〕李文海认为，“近代化”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从来就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而近代中国的情况，更加特殊。因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阻碍和限制，所以“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愈来愈成为打开中国近代化前进通道的首要的、第一位的问题。”〔4〕
关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刘大年认为，“半殖民地指民族不独立，国家领土主权遭到破坏，重点讲的对外一面；半封建指长期的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但没有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重点讲的对内一面。它们互为表里，密切不可分，取消其中的一面就不存在另外的一面。”“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其他任何社会一样，是一个整体运动过程。民族压迫与近代工业同时存在的下降与上升两条线，两个走向的矛盾运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整体运动的两个方面，两种方向。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推进了黑暗深渊，民族工业、新的社会力量出现，给中国前景带来了光明。否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存在，那既是否定经济基础变化、新的社会力量出现推动了中国开始朝着光明的前景行走。”〔5 〕汪敬虞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殖民主义观点问题》一文中，以中外经济关系为例，认为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国虽有某些促进作用，但从总体来说其负面作用是主要的，否定这些负面作用，过分强调其促进作用就是殖民主义观点的表现。〔6 〕刘克祥在《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帝国主义侵略》一文中认为，殖民地化不能实现资本主义化，不能美化帝国主义侵略。〔7〕张海鹏认为， 反帝斗争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之一，是近代历史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中国走向近代化，如果走进的是殖民地化，是畸形的近代化，那并不能给中国人带来幸福，不可能做到福国利民。”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西方列强给我们设置的近代化，而是中国人民自己争取来的近代化。这只有在中国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国家独立以后才有可能实现。”〔8〕
关于阶级分析方法和反对封建主义问题，刘大年在《方法论问题》一文中认为：“研究私有制的历史，阶级分析是基本的分析方法。所谓基本的方法，是说不能牵强附会，把什么都拉到阶级上来解说，反过来，也决不可以丢掉阶级分析去认识、评定历史上一切重要的人和事，去认识看待历史的运转变迁。”是否坚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会导致对历史人物和事件非常不同的看法。他以对太平天国运动和曾国藩的评价为例，认为前几年出现的贬低太平天国、抬高曾国藩的观点，其原因就在于放弃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同样，前几年出现的贬低、否定辛亥革命的观点，也是由于放弃了阶级分析方法。〔9 〕张海鹏在《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若干原则性争论》一文中认为，不用阶级观点分析社会矛盾，就会导致对辛亥革命和近代中国一切革命的否定。
针对阶级斗争史观，蒋大椿在《为建设而研究历史》一文中提出；当代中国的历史科学应当为建设而研究历史，今后应当把阶级统一史和社会建设史的研究提到应有的高度。人类文明史是阶级斗争和阶级统一、革命和建设、社会革命和社会建设的上升循环的发展过程。〔10〕
与几年前相比，近代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化”的宏观研究明显减少。汪林茂在《中国近代化历史纵横观》一文中提出，鸦片战争后，在严重的民族危机、急迫的救国救民历史任务的促逼下，中国人仓促地以采借西方文明的形式发起了近代化运动。从只根据于直觉、完全出于防御目的的被动姿态开始，经历了价值观裂变、人文主义思潮兴起、政治变革、社会全面革新、制度层次近代化、“人”的近代化等阶段。整个过程曲折但又快捷，然而却又十分浮皮潦草，所以它虽然改变了近代中国社会的面貌，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作了准备，但终究没能使中国“化”向近代社会。〔11〕
也有一些学者从史学理论的角度对中国近代史发表意见。姜铎在《关于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一文中认为，毛泽东的中国近代史论的主要贡献有六点：（1）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这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的基本根据。 （2）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诸阶级和阶级分析方法，突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农民群众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广大劳动人民是主要的历史创造者。（3 ）明确了资本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势力是阻挠中国近代化和造成长期贫穷落后的主要因素。（4 ）明确了近代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应划分成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从而加以区别对待。 （5）明确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意义、目的与方法。（6 ）创造了一套完整的新民主主义学说，这是毛泽东近代中国史论的精华和结晶。但姜铎同时认为由于毛泽东的身份主要是革命领袖和职业革命家，而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他的近代中国史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必然会出现某些历史局限与不足，而且有些历史局限与不足，还牵涉到执行者的过错。姜铎认为这些局限与不足主要表现在：过分突出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出现严重的片面化和简单化倾向；重政治轻经济，片面强调三个中央政权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对其有益于中国近代化的经济措施，也一笔抹杀和全盘否定。如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主要人物，对国民党政府30年代的某些经济改革，以及在抗战后方的经济建设等等，都未能采取实事求是的评估；片面强调了农民起义推动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导致过分提高了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把迷信愚昧、狭隘排外的义和团运动，列作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高潮之一，而作为中国近代化开端的洋务运动和作为新兴中国资产阶级初次登上政治舞台的维新运动反而被摒弃在外，“这显然是不够公允的”；对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另一面作用，即促进中国从落后的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客观作用，估价不够；对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基本国情，虽有所认识，但没有把这一认识提到社会发展必经阶段的理论高度。〔12〕
史学理论方面，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向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近年越来越被溶进一个范围更为广泛的所谓“文化研究”中，作为文化现象的一部分予以研究。这对于扩大研究范围和视野方面不无积极意义，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史学理论原有与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文献学紧密联系的特点，却在淡化和弱化之中。五四以后的许多资产阶级史学家如胡适、傅斯年、钱穆、陈寅恪、顾颉刚等，受到学者正面评价是空前的，尤其是陈寅恪的所谓“心史”更成为读书界的“热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这种情况，或许与80年代以来的文化思潮现象不无联系。80年代的文化思潮趋于“激进主义”，“全盘西化”论大有市场；90年代则趋于“保守主义”，“东方价值”受到某些人的青睐。二者的共同趋向是：告别马克思主义，要建立所谓“新的价值系统”。
对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反思方面，有的研究令人瞩目。田昌五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时，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各个流派都是以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解释开始，然后按照五种生产方式的模式建立起来，而不是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解剖刀进行剖析，由此建立历史学体系……这样，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只能另起炉灶，从头开始了。〔13〕他还认为，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虽成绩斐然，但无一能逃脱公式主义、教条主义。马列本是好经，但被一些歪嘴和尚念糟了。〔14〕
署名“雷戈”的文章引起关注。雷戈是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近两年连续发表史学理论文章，引起史学理论界的注意。他在《史学批评学论纲》中说：应“排除和取消历史观在史学理论层面的合理存在”，“将历史观从史学理论层面驱逐出去，至少也可以凭借史学观去对历史观进行一些必要的解构，使历史观不能继续盘踞在史学领域对史学观构成过多的限制和干涉。”要以“鲜明的先锋意识和强劲的超前追求”来进行“史学革命”。〔15〕雷戈批评“惯于‘弄虚作假’的历史学”，说“大话”加“空话”似乎从来都是史学语言的基本风格。他认为，史学变革要想进行，就必须首先建立新的理性史学观。有了理性史学观，历史学与社会转型之间的界限就有了一个本体论的可靠依据。〔16〕雷戈认为，中国当代史家存在心理障碍，他说：“对中国当代史家来讲，历史观向来是历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础地位向来也没有受到有力挑战。这种对历史观功能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从五十年代就开始逐渐形成了。”“（当代史家）接受唯物史观，并不是基于一种自由的理性批判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所致；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思想需要，而是出于对自身的生存利益的考虑……因而就必然导致了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盲目接受、机械运用、死搬教条、胡乱比附、浅尝辄止……历史学家变得僵化了、教条了、浅薄了、庸俗了……从总体上看，中国当代史家大都经历过一种病态的心理过程，对现实的绝对肯定是其病态的原因，对历史的绝对否定是其病态的表现。”〔17〕
二、关于近代政治史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一般分为晚清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十余年前，学者们的注意力大多在研究晚清时期。此后，研究兴趣逐渐下移，近年尤其。从1996年以来发表的论著来看，研究19世纪的少，研究20世纪的多；同时研究者的兴趣也从过去单一的政治史，更多地向经济史、社会史、思想史、学术史诸方向转移。晚清政治史的论著数量减少，论题也多为旧题新做，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仍然存在。近年似未见值得注意的研究著作。年来由于召开了孙中山和张之洞的学术讨论会，有关孙中山和张之洞的论文较多，但新意不多。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杨国强发表的论文《清末新政：历史进化中的社会圮塌》〔18〕，描述了新政进程中种种社会动荡及社会进步过程中的巨大代价，值得注意。四川保路运动，在史学界一向被正面肯定，被誉为“辛亥革命的先声”。萧功秦最近发表文章反思“保路运动”，罗列商办铁路的三大弊端，即资金不足、管理不善、缺乏统筹；认为铁路筑路权国有，几乎是后起各国的先例。他认为，四国借款合同“相对于过去清政府与外国所签定的铁路借款合同而言，这份合同还是较为有利的”。作者认为“保路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经济排外主义，经济排外主义者对现代实业所需要的条件的复杂性知之甚少，这实际上是一种传统封闭心态在新的条件下的延续；保路派的政治力量，还在于地方主义的分利集团与经济民族主义者成功地利用了地方谘议局作为自己的政治舞台，谘议局成为地方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发起保路运动的大本营。〔19〕苏全有就辛亥革命的影响发表论文，认为辛亥革命有正面影响，这是主流，也有负面影响，并专就负面影响提出三点看法：（1 ）中断了近代中国的改良进程。“中国近代的历次改良运动，使中国稳定地近代化，而辛亥革命爆发后，旧的社会积累扫荡殆尽，消耗仅有的社会财富，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2 ）促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混乱、“辛亥革命后全国混乱、分裂局面所造成的军阀分散性及地域性特色，使军阀混乱不可避免。”（3）民主观念并未深入人心。 “一个拥有数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度要过渡到民主阶段，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到位的。”〔20〕
1997年的民国政治史研究，在平稳中发展。1996年出版的三本民国史著作：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中华书局出版）、王宗华和刘曼容著的《国民军史》（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莫济杰主编的《新桂系史》（三卷本，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值得注意。《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利用国内外已刊未刊资料，对1926—1928年间北伐时期中国的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做了全面研究，尤其对国共双方和北洋军阀间围绕中国的统一和分裂、国共之间从合作到分裂的发展过程、列强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等都有较深入的研究，得到学界好评。《近代史研究》为此在1996年8月召开了该书讨论会， 与会学者均对该书的成就予以较高评价。《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发表了对该书的书评。《国民军史》和《新桂系史》较为全面的介绍了民国史上两个较有影响的派系的活动及其影响，在民国专史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民国政治史方面的论文，较有影响的主要集中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上。本年有两篇论文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可补以往研究之不足。申晓云的《南京国民政府“撤废不平等条约”交涉述评——兼评王正廷革命外交》，叙述了“革命外交”的主要内容及其成败得失。作者认为，评价“革命外交”，应以其是否真正坚持废除不平等条约及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为原则，从这两个标准出发，“革命外交”几无成果可言，甚至在维护国家根本权益的许多重要方面较北京政府更有后退，而国民政府之所以高唱“革命外交”，一是宣传需要，二是对付异己，三是推卸外交失败的责任。〔21〕邱松庆的《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期财经政策述评》，认为国民政府成立初期所采取的财经政策，既有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巩固国民党统治，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工商业，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上这两方面的讨论，都还值得深入研究。王云骏对民国时期的保甲制度作了初步考察。作者认为，保甲制度的出现，既是国民党强化基层统治、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对基层社会组织建设的客观要求，同时迎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心理。这一制度对于抗战时期总动员和统制民力，以保证抗战胜利，起到了一定作用。〔22〕以往的研究对保甲制度评价不高，这篇论文值得注意。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一文，从宏观角度勾画出了近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进程，认为其特点有三：第一，它是几代人和数届政府不断努力的结果，第二，群众性反帝运动与历届政府的废约外交构成了中国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第三，废约过程是渐进的，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23〕杨奎松继其关于西安事变的著作之后，继续对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进行深入研究。他在《西安事变期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协商与部署》一文中，对以往学界注意不够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之间“三位一体”的军事同盟作了全面的探讨。〔24〕
民国史上的人物研究向受学者关注。邓野以《顾维钧回忆录》（全13卷）为基本资料，撰写了《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的文章。该文认为顾氏的外交思想是联美抑日、赖美为助，在实践中为废除不平等条约付出了主要精力，其谈判原则是现实主义，坚持主要目标，而对次要目标予以变通。顾氏主张超党派超政治超民众超舆论的独立的职业外交。顾氏虽对国民党不满意，但因为对共产主义本能的恐惧而最终倒向国民党。作者认为，顾氏在政治上力求保持超党派的中性立场，但在北洋和国民党政权失败之际，两次选择与失败者为伍，又表明他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25〕作者对顾氏的评价平和求实而有价值。金光耀认为顾维钧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审慎地考虑所面临的现实，采取适当的策略，以尽最大可能争取最有利于中国的结局，收到了一定成效。〔26〕顾维钧以其丰富的外交实践，几乎参与了民国外交的全部过程，对顾维钧的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进行仔细研究是有意义的。罗志田以其《前恭后倨：胡适与北伐期间国民党的“党化政治”》一文，从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由主动呼应大革命到尖锐批判国民党的“党化政治”，即前恭后倨的过程探讨了既希望超越政治、又不能超越政治的民初精英知识分子在面临实际政治运动时的两难局面。〔27〕作者运用的是常见的资料，但从中发掘出了新的意义，表现了作者的见地。赵兴胜对因“四·一二”政变而以负面人物形象出现的国民党重要人物张静江，从另一角度做了有意义的探讨。作者认为，张静江在1928年以后担任建设委员会委员长期间，主张经济建设，主张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与蒋介石发生矛盾，被排除出国民党领导核心，但也造就了他在经济事业上的辉煌时期。这也应当是评价他在这一历史时期功过的基本依据。〔28〕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提出了张静江研究中的新问题，但是对于张静江与蒋介石的关系，文中所引材料显得单薄，不足以说明张蒋政治同盟的破裂。这方面还需要更多地收集资料，进行深入研究。
三、抗日战争史研究
抗日战争史研究是民国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从1991年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后，该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举办了三次关于抗日战争的大型国际学术讨论会，又创办《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大大推动了国内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从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到1997年“七·七”事变60周年，抗日战争研究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
1997年出版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的大型学术丛书，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丛书》续编共23种；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纪念卢沟桥事变十周年丛书》共8种。 其他有关抗日战争研究的学术专著，有北京出版社修改再版的《中国复兴枢纽》（刘大年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卢沟桥事变史论》（曲家源、白照芹著）、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居之芬、张利民主编）、华文出版社出版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李蓉、叶成林编著）、金城出版社出版的《工合历程》（朱健著）。大型史料汇编有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共9卷（章伯锋、庄建平主编）。 专题史料和图册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七七事变的前前后后》（李惠兰、明道广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拉贝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两册。以上统计并不完整，但可以看出，今年抗日战争史图书出版仍然处于高峰。
1996年以后发表的有关抗日战争研究的论文少于1995年，但与其他历史研究领域相比，数量仍然可观。从研究内容来看，近一年来有以下问题比较突出地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
（一）关于战争史观问题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为当年侵略战争翻案的活动从未停止，并且愈演愈烈。如何评价那场战争的性质，两种截然对立的历史观的矛盾无可避免地尖锐起来。值得重视的是，日本右翼为侵略战争翻案出现新的动向，即由对个别史实的纠缠上升为理论上的诡辩。目前在日本颇具影响的“自由主义史观”，就是企图在理论上彻底否认战争侵略性质。“自由主义史观”，发源于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藤冈胜信为首的“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它标榜“要打破日本史学界的三个史学观点，即东京审判史观、马克思主义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认为东京审判是站在美国立场对日本的“不公正审判”；“谴责侵略战争、抨击天皇制”是站在受益国苏联的立场，“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分析和研究这场战争”；“这场战争的元凶……是图谋通过世界大战实现共产革命的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29〕这些观点的政治企图十分明显，但它们却是以学术研究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因而特别引起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关注。
除有人介绍和剖析“自由主义史观”的内容及其在日本的影响外，一些学者在理论上做了批判。“自由主义史观”说到底还是军国主义史观。有人认为：“日本对侵略战争史的恶劣态度的背后，是军国主义的历史观在作祟，对此必须予以批判和清算。这种历史观的要害，是否认和抹煞日本发动对外战争的侵略性质。今天在日本持此历史观的人，不是少数，军国主义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日本神道，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思想根源……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亚洲主义，种族优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等等，都是军国主义的思想根源。军国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是日本对亚洲邻国的优越地位观。”〔30〕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还很不充分。虽然发表的观点涉及了对“自由主义史观”某些内容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在理论上的具体针对性还不明显，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史观”和“共产国际史观”问题上，还未见观点鲜明的文章发表。很显然，批判“自由主义史观”是理论战线上一个长期任务，结合具体史实的研究，展开对“自由主义史观”的批判，今后还需继续加强。
（二）关于日军罪行问题
日军侵华期间的罪行问题，近年来成为抗日战争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今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60周年，对南京屠杀的研究自然成为热点。北京出版社今年出版、孙宅巍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可以代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论述了大屠杀的背景、范畴、过程和影响。与同类著述比较，它不仅叙史更为准确详实，而且提出了新的观点。如针对日本右翼“虚构论”者关于当时南京人口仅为25万的谎言，该书将南京人口分成常住人口、滞留军人和流动人口三部分，根据确凿的史料，证实日军屠城时南京人口在60万以上。又如，该书考察了日军部队和施暴的具体过程，首次对南京屠杀做了时空范畴的界定，指出日军屠杀时间超过通常所说的城陷后的6个星期， 屠杀地域也超出当时南京12个行政区，而应当包括南京周围县镇。该书还提出，不能抹煞或缩小南京人民反抗日军暴行的事实，承认这种事实不会减轻日军的罪责。在资料方面，该书除引用了中外公布的档案史料外，还从基层单位发掘了一些原始史料，其中包括首次披露的南京下关发电厂保存的《扬子电气公司首都电厂人口伤亡调查表》。
除《南京大屠杀》一书外，今年出版的《拉贝日记》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为人们研究南京屠杀提供了新的史料。德国人约翰·拉贝在日军南京屠城期间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目睹了日军暴行。1942年拉贝回国后整理1937—1938年的日记，写成书稿《轰炸南京》，《拉贝日记》就是根据这部书稿翻译出版的，全书共52万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收入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图片约800 幅，这些图片选自罗瑾、吴旋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收藏的照片，当年日本军人和记者拍摄的照片，还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藏档案图片。在约800幅图片中， 有1/4以上属迄未公布或鲜见者。该书通过这些图片，并配以文字说明，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过程。
在慰安妇研究中，有人对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动机和成因作了考察，提出慰安妇制度决不是商业行为，而是日本军队以进行侵略战争为目的的决策。日军中的中国慰安妇，来源于抢夺、俘虏、诱骗和强征妓女。关于慰安妇人数，有人考证在36—41万人之间，其中大多是朝鲜和中国妇女。〔31〕但是，究竟有多少中国人被迫充当慰安妇，现在还没可靠的答案。另外，慰安妇问题的史料搜集仍有很大困难，几乎没有进展。与日本、韩国相比，中国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
在细菌试验和细菌战研究方面，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郭成周和廖应昌编著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是最新研究成果。该书作者查阅了大量档案文献，走遍了国内各主要现场，采访了受害者、知情人，并多次与前日本细菌部队成员会谈。在充分掌握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该书详实地记述了日军进行细菌试验和细菌战的全部过程，披露了一些过去鲜为人知的史实。如关于日军细菌部队的组成，该书系统地记述了关东军第731部队、长春满洲第100部队、华北甲字第1855部队、华中荣字第1644部队、华南波字第8604部队、新加坡冈字第9420部队的组成过程及其试验生产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的详细情况。另外，该书还披露了战后美国与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交易的内情。
（三）关于国共合作问题
1996年是西安事变爆发60周年，西安事变研究再次成为热门。在西安事变研究中，关于中共策略转变的研究有新的进展。以往已有人提出，中共对待西安事变并非一开始就抱着和平解决的方针，现在有人进一步提出，在12月17日周恩来等人到达西安之后，中共才正式提出和平方针。在此之前，“审蒋”与“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的主张为中共大多数人所赞成。而这种主张不仅违反了中共已经提出的“逼蒋抗日”方针，而且与张、杨发动事变的初衷不符。毛泽东事后也总结说：如果没有张学良送蒋回南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32〕还有人提出，在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制订过程中，张闻天起了决定的作用，当中共中央多数人主张“除蒋”、“审蒋”的时候，他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最终是由他主持，中共中央才决定采取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33〕
第二次国共合作有无共同纲领，仍是受人关注的问题。过去，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共同纲领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点之一，少数人持相反意见。今年又有人提出，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即是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所据理由是：第一，“共同纲领是建立统一战线的前提”，这在毛泽东、张闻天、王明在抗战爆发初期的讲话中都有所表述，也可见中共中央文件。第二，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两党都对共同纲领做过酝酿，中共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要求、四项保证”，实际就是中共提出的国共合作的具体纲领；蒋介石提出成立“同盟会”时，也表示要讨论共同纲领。第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与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且为中共所拥护。第四，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坚决地执行了《抗战建国纲领》，并且以这个纲领作为孤立和反对顽固派的武器。〔34〕
（四）对国民党抗日的评价
如何看待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和作用，从1985年以后就有很大争论。多年来，关于抗日领导权问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主次作用问题等等，一直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现在还有文章继续讨论。在基本的史实尚未研究透彻的情况下，这种讨论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结论。但对具体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最近有所进展。从今年发表的有关文章来看，有两种观点值得重视。
首先是关于国民党敌后游击战问题。几年前已有人提出过国民党军队也开展过敌后游击战，今年又有人进一步论证了国民党何时决定采用游击战、其游击战的发展状况以及主要特征。唐利国提出，早在全面抗战之初，蒋介石就已经注意到游击战的运用，在抗日相持阶段中，国民党投入敌后的军队有30个师30万人，另有地方部队30万人，第一、二、五战区的敌后游击战在牵制日军、配合正面防御方面起到了很好效果。他总结国民党游击战思想的特点，一是强调对正面战场的配合，二是依靠正规军而轻视人民力量。他在肯定国民党敌后游击战作用的同时，反对台湾刘凤翰关于“敌后战场是国军与国军游击队打出的天下”的观点，认为与中共敌后游击战相比，国民党相形见绌。〔35〕在承认国民党进行敌后游击战的前提下，还有人论述了国共两党敌后游击战的关系，提出两者间虽有矛盾和摩擦，但在抗日的目标下，相互配合、相互协作、相互依存，仍是两者关系的主导方面；两者的区别在于两种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同，对游击战战略地位的认识水平不同，抗日的坚决程度不同。正是由于这些不同，国民党的敌后游击战难以长久坚持，最终失败。〔36〕还有人从战略战术、根据地建设、军队素质等方面分析了两种敌后游击战的区别。〔37〕
其次是国民党消极抗战起于何时。过去的观点一般认为，1938年广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后来又有人认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产生依赖英美的思想，开始消极抗战。张设华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广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不是单纯消极防御，而是多次实施反攻。他提出，1940年初冬季攻势的失败，是国民党开始消极抗战的标志。这是因为，第一，冬季攻势之后国民党尽管仍说要举行反攻，但实际在战略上已经退到了单纯防御姿态；国共关系不断恶化，蒋介石决心保存实力以便战后对付共产党。另外，他还对中日双方伤亡数字变化进行统计和分析，以论证自己的观点。〔38〕
（五）关于战时外债的研究
有人对战时中国外债数额进行了比过去更为详细的统计。提出除苏、美、英、法以外，抗战时期向中国提供过新的借款的还有捷克。另外，还指出计算外债数额应注意区分达成协议但未执行和正在交涉之中尚未达成协议者。论者还分析了外债的动用与偿付情况。最后结论说：中国举借和使用外债的必要性、合理性应基本予以肯定；无论是在对新借债款履行还本付息义务还是对积欠外债偿付本息方面作出的停付摊存决定，都没有引起中外之间的重大交涉，中国债务信用基本得以维持。中国没有因外债问题导致国家主权新的丧失，中国在外债问题上所处的地位，也要优于其他任何时期。这些都与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外关系新格局的形成，有着密切的联系。〔39〕
（六）关于战争遗留问题
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并非学术问题，但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却是学术问题。很多学者认为，通过对历史的研究，为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提供充分的依据，是研究者的重要责任。因此，近年来关于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开始多了起来，并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进展。
（1）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 1894 年日本实际占领了钓鱼列岛。 1945年后，该岛受美国托管，1969年美日签署协定，把钓鱼岛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归还给日本。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多次申明中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但日本称该岛原为无人岛，且根据旧金山和约美国对该岛实行托管时，中国并未提出异议而否认中国对该岛的主权。为了批驳日本窃据钓鱼岛的辩词，中国学者对钓鱼岛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吕一燃撰文，以大量可靠的文献资料，论述了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他提出，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早在15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发现了钓鱼岛并为之命名。以后几个世纪，在日本图籍中，不仅沿用中国对钓鱼岛及附近岛屿的命名，而且明确将其划在中国海域之内。又据明清文献数种，钓鱼列岛列入中国版图之后，曾先后划归到中国福建和台湾海防区域。通过大量历史文献，他做出确凿的结论：钓鱼列岛自明代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他还指出，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后吞并了钓鱼列岛，但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向日本提出的条件，日本理应将钓鱼列岛归还给中国。〔40〕
（2）战争受害赔偿。1937年—1945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期间，造成中国3500万军民伤亡和1000亿美元以上的财产损失，依照国际法规和惯例，中国有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要求。但是，台湾方面在1952年旧金山和约生效时与日本签订《和平条约》，宣布对日本放弃战争赔偿要求。1972年，在中日恢复邦交的《联合声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1992年4月1日，江泽民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国家赔偿已经放弃，但对民间赔偿要求不加限制。以后，关于战争受害赔偿的研究逐渐深入。近年来，关于战争受害赔偿提出以下理由。第一，认为“战后以来原轴心国的战争赔偿实践表明，民间赔偿已经成为战争赔偿的主要渠道和主要内容”。他们把日本与德国进行比较，指出德国至1993年止，已经向战争受害者赔偿了651 亿余美元，以后还将继续赔偿直到2030年。而日本没有向中国战争受害者作过任何赔偿，却根据《战时伤病者、战殁者及遗属等援护法》，向包括战犯在内的本国旧军人、军属、遗属支付大量抚恤金，截止1993年，已支付3888亿美元。第二，在同样的国际法律依据下，日本曾以战时日本侨民和日裔受到不公正待遇，向美国和加拿大索赔成功，但对受害的中国劳工和慰安妇却拒绝赔偿。第三，赔偿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还关系到战争责任问题。而没有充分的战争赔偿，正是日本右翼至今仍极力否认侵略事实，拒绝反省的重要原因之一。〔41〕
四、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
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也是近代政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97年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交涉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这一年的中英关系史研究，多与香港问题有关。刘蜀永编写的《香港历史概要》（AN OUTLINE HISTORY OF HONG KONG）， 是中国内地学者编写的第一本介绍香港历史与现状的英文书籍。在论文方面，值得介绍的有下面两篇论文。刘存宽、刘蜀永的《1949年以前中国政府恢复香港的尝试》，对以往历届政府收复香港未能成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文中指出，1942年中英新约谈判中未能收回新界，当然和英国坚持殖民主义立场有重大关系，与国民政府争取不力、态度软弱也有直接关系。当时收复新界得天时地利，又有绝好的国际环境，如能坚持原则，据理力争，即使英国顽固不让，也不妨拒签新约，以待来日。〔42〕刘存宽《英国强占香港岛与所谓“穿鼻条约”》指出，目前中英两国关于香港岛交涉的档案保存良好，完整无缺，且已全部解密。不但中文档案里找不到义律所说的割让香港岛的“协议”的踪影，遍查英国国家档案局有关案卷，也找不到那个“协议”的文本和存在此“协议”的任何证据，考察这一段历史，所谓“穿鼻条约”或“穿鼻草约”并不存在。〔43〕
中美关系方面，王立新的《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一书， 是继顾长声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之后，又一部较为系统探讨来华外国传教士活动利弊的著作。作者认为，过去用“文化侵略”概括外国传教士在华的全部活动是片面的。他认为，由于客观历史条件决定，标榜以传播“福音”、改造中国文化为使命的传教士，成了19世纪在华传播西学的主角。他们所引进的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对近代中国的改革客观上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传教士传播西学的目的并不是想将中国引向现代化。传教士既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又是西方殖民势力的一员。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无论做出绝对肯定或者绝对否定的评价，都是片面的、极端的。于群、程舒伟的《美国的香港政策（1942—1960）》一文，利用美国官方档案文件，对美国的香港政策进行了初步考查。该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美国并无香港政策可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从战后摧毁英、法在世界各地的庞大殖民体系，确立以美国强大经济实力为基础的自由经济贸易体系的总体构想出发，先后在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敦促英国将香港交还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华进行经济封锁。1953年10月19日，美国制定NSC152/3号文件， 强调了香港和澳门在对华经济封锁中的地位；1957年7月17日，美国制定了题为《美国对香港的政策》的NSC5717号文件， 又特别增加了利用香港作为对华进行意识形态领域作战的前哨阵地和展示西方生活方式的橱窗的新构想。〔44〕
中日关系方面，沈予的《国民革命与日蒋关系》以大量历史档案、文献为依据，揭示了国民革命从胜利高潮转为失败的历史转折时期，日本通过外交手段破坏中国革命、诱使蒋介石背离三大政策，走上联日反共的道路的历史真相。1926—1928年蒋介石对日持屈从立场，正是30年代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变本加厉而国民政府一味奉行退让妥协政策的滥觞和渊源。〔45〕为纪念中国派遣留日学生100周年， 张海鹏在《中国留日学生与祖国的历史命运》一文中，分析了1896—1937年中国派遣留日学生的情况、留学生对祖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以及日本政府对待中国留学生的政策，指出，留日学生在学数与毕业数为10∶1； 在整个42年间，发生约13起学生集体回国事件。作者在分析了这一现象后指出，为什么世界上接受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日本，不能培养中国留日学生对日本国家的亲善感情呢？作为一个问题，日本人在本世纪初叶就提了出来，并作为政治问题提到了国会的议事日程上。问题的症结何在？不在细枝末节，而在大政方针。日本相关人士所设计的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与其国家秉持的对华根本方针是不合拍的。日本自明治开国以来，进一步说自甲午战争以来，再进一步说从东方会议以来所实行的所谓大陆政策，是有计划地、分步骤地、由缓及骤地推行灭亡中国的国策。又要留日学生亲善日本，又要对这些留学生的祖国实施肆无忌惮的侵略，这真好比鱼与熊掌，岂可得兼耶！〔46〕
中法关系史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的薄弱环节，近年来逐渐被研究者所重视。葛夫平的《法国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根据对大量法文档案和有关文献的研究，指出，法国之所以与英国一道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既有法国政府迎合国内天主教派势力以稳定国内政治局势的政治需要，也有与英国竞争、为法国资产阶级在远东寻找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的经济需要。在战争中，法方为改变其在远东与英国相比所处的劣势，积极调兵遣将，表现出少有的狂热性；在外交方面与英国合作的同时，又展开了激烈的竞争。〔47〕霍益萍在《法国政府对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立场和态度》一文中，根据法国外交部的有关档案，对本世纪20年代法国政府对中国学生勤工俭学运动态度的变化，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不管法国政府态度如何变化，贯穿其中的立场始终未变，即仿效美、英、日等国，通过为中国培养留学生，传播法国文化，培植亲法势力，以期在对华交往中为法国赢得更多的利益。〔48〕
中德关系方面，元青的《民国时期中国留德学生与中德文化交流》一文，通过对中国留德学生的总体考察，阐述其在中德关系史上的重大意义。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年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七八年，是留德史上两段黄金时间。大部分留德学生在德国均接受了良好教育，许多人成就卓越，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其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化领域。〔49〕
中苏关系史研究，在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中是一个较新的领域，近年中苏关系史研究有了进展。1997年出版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黄修荣主编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50〕（其中大量是译自俄国刚刚出版的涉及1917—1925年间的档案资料），为研究本世纪初叶中苏关系特别是党际关系提供了第一手材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苏关系课题组主持出版了《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已出三卷）〔51〕，为1949年前的中苏关系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这时期的研究著作，以李嘉谷撰写的《中苏关系：1917—1926》〔52〕和《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53〕为代表。两书为相关时期的中苏关系刻画出了初步轮廓，值得重视。
1949年以后的中苏关系，以往无人问津。近年由于苏联解体，大量档案资料的公布，研究工作已经着手。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如何评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性质，朝鲜战争爆发与中国出兵朝鲜的内幕，苏共20大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分歧到破裂的过程等。
五、近代经济史研究
一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已走出了前几年过热的状况，呈现出稳步发展的态势。这一年发表的论文数量大体与1996年持平。经济史研究多集中在晚清，多集中在工商、交通、外贸方面，北洋时期及其后的国民政府时期经济史的研究则显得薄弱。研究论文中，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比较明显。1997年近代经济史研究显现如下特点。
微观研究有所加强。丁长清的论文《从开滦看中国近代企业经济活动和中外经济关系》，从考察1912—1941年开滦煤矿财务制度和财务状况入手，分析中国近代企业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指出：“我们对开滦做经济分析，一方面是要找到现代企业经营的某些共同的规律性并引以为历史的借鉴；另一方面，则是要指出外国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和对中国人民剥削的罪行。”〔54〕汤可可、钱江的论文《大生纱厂的资产、盈利和利润分配》，截取大生一厂1899—1926年的有关统计和核算数据，着重对其资产负债、盈亏损益、分配结构、积累投资等加以剖析，指出“借鉴系统的统计和财务数据，分析大生集团的投资经营、效益及其分配，不仅有助于民族资本经济研究的深入，而且提示我们认识近代企业史计量研究中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55〕。
区域研究成为热点。一年来，发表了97篇近代区域经济史论文，约占论文总数的40%，说明区域研究已成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不过，较之先行开展区域研究的国家和地区，中国近代区域经济史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只有少数几篇能够将区域内的研究和区域间的研究结合起来。戴鞍钢的《近代上海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变迁》，考察了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的经济关系，指出上海开埠，使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发生结构性的深刻变化，推动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并形成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产区；且原先面对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传统手工业生产转向国际市场，反映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了近代都市与周边农村互动的双边经济关系。〔56〕李宝金的《青岛近代城市经济简论》，考察了青岛和周边地区，和山东省，和全国以至和德国、日本的经济关系，研究了青岛的经济功能和辐射网络，指出，近代中国沿海港口城市的兴起与经济发展，不但取决于其良好的自然地理条件、资源优势和历史文化传统，而且也取决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尤其是政权机构对这些情况的综合分析、宏观认识所作出的开发决策。〔57〕此外，涉及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多是以地区为单位孤立进行研究。有的文章由于缺乏有关理论的指导，往往套用一般经济历史研究的模式，看不出本地区经济内外关系的特点，或在功利目的驱动下予以拔高，出现被一些学者称之为“孤立化”和“自夸化”的倾向。
运用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统计学方法。这样的论文有10余篇。茅海建收集并研究了大量涉及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经费开支的资料，以确凿的数据得出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所花军费为3000万两〔58〕，使这一有疑点的问题画上了句号。曹树基对太平天国战前各省的人口数量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在施坚雅的论述〔59〕中，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表现为忽高忽低的波动，与我们对中国人口发展规律的认识不相符合，他所建立的清代以来的四川人口系列实不足取。他还指出：“施坚雅所指示的人口数字的浮夸现象并不能代表所有的省区，而姜涛所说的清代人口统计中对实际人口的低估〔60〕也不具有普遍意义。”〔61〕张远鹏就东北沦陷对关内民族经济的影响作了量化研究，指出，东北沦陷使中国丧失了一个面粉、纺织品等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市场，丧失了一个土布、丝织品等手工业品的重要市场，丧失了一个茶叶等农产品的重要市场，丧失了一个近百万关内民众谋生的好地方，急剧地降低了中国的市场购买力，导致了1932年开始空前的经济危机。〔62〕陈争平以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了1895—1930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引进了一个统计指标—MP，即部门间分工参与度。MP越大，表明一国参与部门间分工与世界经济相关联的程度越高；反之，则表明该国经济较不发达。他经过计算，得出当时中国的MP，1894年为0.35，1920年为0.27，1930年为0.26，MP值比较低，而且越来越低。 这说明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半殖民地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推销制成品和榨取原料的场所。〔63〕对于定量分析来说，只有建立在严格分析基础上的统计数据才是可用的。以上四文体现了这一原则。但是，定量分析的数学方法，即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在本年的论文中未有体现，说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使用定量分析方法还处于初始阶段。
经济史研究中社会学方法的采用。罗苏文的《路、里、楼——近代上海商业空间的拓展》，从上海的街、巷、弄到路、里、楼的变化，反映商业文明取代农耕文明在上海的迅速推进，近代上海都市生活的演变，从时间到空间，说明上海的走向不仅是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侧面，也是世界文明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64〕忻文的《清末新政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认为，清末新政加剧了正在发展的城市化趋势，直接导致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政治结构的嬗变与社会结构的分化，导致走出传统角色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打开了封闭已久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闸门，引起生活方式与观念形态的变化，说明清末新政是一场全面深刻的改革。他指出，“清末新政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终结，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分水岭。它以并非自愿的自我毁灭为代价，较为全面地开启了现代化的闸门，为辛亥后走上正式起跑线奠定了基础。”〔65〕
抗战时期经济的研究，也有进展。有人重新评价1935年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提出法币改革带来了历史的正效应。这表现在：第一，以法币统一全国的货币，是货币发展史上的巨大进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第二，法币改革成功地推动了经贸和国内生产的发展。第三，法币改革的实现，有利于以后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调整和转变。第四，法币改革的实现，在抗战时期对于国统区大后方资金供应的改善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66〕有人重新评价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论述它参与国防重工业建设的全部过程之后，指出它对中国抗战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增强了抗战的国防经济实力，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战略物资；第二，奠定了大后方的工业基础，推动了大后方的经济发展，同时，客观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第三，提供了部分民生必需品，在一定程度上平抑了物价。〔67〕有人论述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集市贸易，引据资料详细介绍集市贸易的由来与发展，指出它是根据地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起到了刺激根据地生产、提供军需、调剂人民物资联系、战胜伪币、支持抗日货币、促进根据地经济繁荣的重要作用。〔68〕有人研究淮北苏皖根据地的“粮政”，指出正确的粮食政策是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条件之一。〔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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