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萼楼[1]2008年在《我国金融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实证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资产价格波动与货币政策的关系问题已成为近几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金融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主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央银行决定货币政策时,是否应将金融资产价格考虑在内,是否应当关注金融资产价格?如何将金融资产价格纳入到货币政策的视野中?除导论与结论两部分外,本文实体部分共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是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理论分析,主要针对导论中提到的问题进行了定量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能够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既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我国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当关注资产价格波动,以便更好的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第二部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理论模型。如果传统货币数量方程是一个两部门的模型,那么通过引入虚拟经济变量,就可以把两部门模型的剑桥方程式拓展成为叁部门模型。第叁部分,在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叁部门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建立了VAR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首先从局部分别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与利率)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再从整体上建立五变量的VAR宏观经济模型进行了一系列的检验和实证分析,并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方差分解等实证分析方法对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定性的回答。基本结论是:金融资产价格波动与经济增长、物价变动、货币供给及实际利率之间存在有长期的协整关系;股价指数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相互的Granger关系;股价指数是利率的Granger原因,而利率却不是股价指数波动的Granger原因,而上证综合指数与其他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和货币供应量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股票价格的波动除了自身的影响外,宏观经济变量的扰动会影响股票价格当前和未来取值。另外股票价格也会影响到宏观经济变量。最后在结论部分对中央银行决定货币政策时,是否应将资产价格考虑在内,是否应当关注资产价格?如何将资产价格纳入到货币政策的视野中?等这些中心论题做了初步的探讨,得出了一系列的实证结果,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王佳佳[2]2017年在《股价波动对货币政策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有效性体现在其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调控上。股票价格对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影响主要由于股价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产出和通胀产生影响,进而导致货币政策的实施不达预期效果。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量化货币政策反应机制,从而明确股价因素对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影响程度。本文首先理论阐述不同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理论基础包括其传导机制以及与股票价格的相关关系。其次分析股价如何影响中介指标的有效性,包括对实际产出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财富效应、通货膨胀效应、托宾Q理论和流动性效应,即探讨股票市场传导路径。同时,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发展规模、股价与经济发展目标关联性以及中介指标与经济发展目标关联性进行现状分析。实证分析中首先通过相关性和回归分析明确股价因素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存在影响但并不完全显着。其次,构建一个封闭经济体下的IS-Phillips模型,通过总需求方程、通胀方程、资产价格方程、央行损失函数,求解包含股价因素和不包含股价因素的最优货币供应量反应函数以及最优利率反应函数,并把泰勒规则、货币政策如何反应股价因素的间接和直接融于一体。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联立方程的估计,推导货币政策最优反应函数,通过参数设定和结果的模拟,发现股价对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影响与央行的目标函数设定相关:(1)当央行严格盯住通货膨胀目标时,股价因素会使得实际产出更贴合预期值,从而提升中介指标有效性;(2)当央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兼顾通货膨胀和产出缺口稳定时,股价因素会导致通货膨胀的更不可控,因而降低中介指标的有效性。再者,比较利率和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对通胀的控制程度优于利率,而利率对产出缺口的控制更优,考虑我国目前货币政策采取双重目标制,利率的有效性高于货币供应量,采取利率中介指标央行的损失函数更小,并且表明我国目前的货币政策不应对股票价格做出反应。最后,基于上述结论,对我国货币政策中介指标选择、货币政策应对股票市场波动以及股市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吴韵雯[3]2010年在《论提高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文中提出随着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深化,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逐渐加大了对货币政策调控效果的影响。各国学者也纷纷研究股票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研究的焦点主要在于是否应将股票价格列入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随着我国股票市场的蓬勃发展,股票价格的波动吸引着大量货币资金进出资本市场,降低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影响到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执行效应,而货币政策的实施也会间接地影响到股票市场的走势与发展。因此,研究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互动效应、疏通股票市场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已成为我国经济领域面临的新课题。文章以国内外丰富的理论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我国经济实情,利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探讨股票价格的波动与货币政策有效性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挖掘实证研究结果的深层内涵,为相关决策部门提出有意义的政策建议。文章首先综述了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了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现状,指出股票价格的波动已构成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冲击,进一步从理论分析研究股票价格的波动如何影响货币需求、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同时也从另一角度研究一国的货币政策改变,会如何影响股票价格的波动。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计量模型,通过ADF检验、因果检验、协整分析、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最新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互动效应的关系进行分析,从分析中得出,股票价格的波动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较大,而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的不完善以及引起股票价格波动的因素众多,因此货币政策对股票波动的贡献度相对较低。最后,以实证检验结果的内涵为基础,提出随着股票市场的发展,中央银行应关注而非“盯住”股票价格的波动；建立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减小股价波动对经济的冲击；疏通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传导等一系列政策建议,对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霍强[4]2016年在《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货币政策传导是货币政策从操作到生效的过程,也是货币资金通过金融体系循环流动及创造信用的过程,对货币政策目标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流动通过金融体系传导进而对货币政策有效性形成冲击。在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形势交错变化背景下,完善货币政策传导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此,论文以国际经济学和货币金融学理论为指导,从金融结构视角出发对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及有效性进行深入研究,尝试构建分析框架,实证检验有关观点,提出相应政策建议。论文在回顾国内外文献和界定有关概念的基础上,采用IS-LM-BP模型图形分析考虑多种情况的开放经济货币政策有效性,梳理金融结构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的有关理论,扩展Karras(1999)开放宏观经济模型并采用数理方法求解经济开放度、金融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进而运用货币资金循环流动及货币信用创造机理加以定性分析论证。在此理论框架下,本文开展了基于金融结构视角的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传导及有效性问题的实证及应用研究,主要内容和结论可以概括为叁个方面：首先,论文实证检验了开放经济下中国货币政策的间接融资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例)和直接融资体系(以股票市场为例)传导问题。第叁章分别从商业银行整体和个体两个维度验证了货币政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存在性以及国际资本流动在其中的影响。结果发现：国际资本流动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着影响；运用整体银行体系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证实银行体系资产配置和负债选择两方面的风险承担行为都显着存在；运用微观银行个体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证实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都具有显着影响。第四章分两个阶段研究开放经济下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果,一是实证检验国际资本流动与货币政策调控如何影响股票市场,二是实证检验股票市场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产出和价格。结果发现,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规模和价格具有显着影响,但股票市场规模和价格对投资和消费的影响效果比较微小甚至不显着,货币政策的股票市场传导效果还较为模糊。其次,论文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结构和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第五章一、二节测度并统计分析了中国金融结构演进和对外开放度变化的历程及现状。第叁节计量分析表明经济开放度提高会削弱货币政策的产出效应和价格效应,并发现金融结构转型能够为经济开放度提高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提供解释。第四节定性剖析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原因,汇率制度、资本流动和货币政策独立性“叁元”实践的历史表明货币政策独立性空间被压缩,货币资金循环流动机理加剧了资本流动,而经济开放度提高会推动金融结构转型,金融市场发展快于银行体系,在商业银行过度承担风险和股票市场传导不畅的共同作用下,货币政策有效性不可避免被削弱。最后,论文尝试提出了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调整优化和相关金融改革的对策建议,主要是第六章的内容。本文提出“叁元”选择的可行路径是“货币政策独立程度较高+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较为宽松的资本管制”；货币政策框架应调整为最终目标加入金融安全的“五目标函数、权重动态调整”体系,中介目标循序渐进向价格型转型,操作工具注重开发结构性工具,加快构建利率走廊形成政策利率体系；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和资本账户开放应审慎有序、协调配合,完成的时序和程度应是利率、汇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金融改革应回归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本质,加快发展并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稳步提升直接融资比例,构建稳健高效、灵活竞争、共享普惠的现代银行体系,推动金融结构向金融市场型转换。
马志扬[5]2016年在《房地产市场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应对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8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和21世纪初美国房地产泡沫给两国经济金融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特别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国际性金融危机,严重损害了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运行。虽然时隔多年,这两次泡沫破裂的深层次影响至今仍未彻底消除。我国自1998年停止实物分房、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以来,房地产市场发展迅猛,房地产价格总体不断上扬。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当年年底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影响,房地产价格出现快速反弹暴涨。此后在一系列不断升级的严厉调整措施作用下,各地房地产市场走势出现分化,总体有所趋缓。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不断加大的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前期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逐渐淡出,不同地区房地产市场走势分化严重,叁、四线城市去库存压力巨大,一线城市和部分核心二线城市自2016年初以来又出现超预期的火爆行情。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不仅给普通大众的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也对国家宏观调控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货币政策作为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日益受到房地产市场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挑战。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是我国货币政策的法定目标,而传统上通常用一般物价稳定来衡量货币币值稳定,因而维护一般物价稳定也就成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从日本资产泡沫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发展的现实情况看,若中央银行仅仅将维护一般物价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货币政策目标,对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采取放任自流的做法,可能难以真正实现其维护货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基于以上背景,就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而言,很有必要深入研究房地产市场对其货币政策的影响,并进而探索如何加以有效应对。本文从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影响入手,阐释房地产市场是如何影响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货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和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影响程度如何以及应如何加以应对,以避免因出现类似日本资产泡沫和美国房地产泡沫膨胀以及破裂的情形,最终导致货币政策无法实现其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是导论,包括选题的背景及研究目的和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思路等。第二章是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影响分析的框架,阐述了房地产市场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货币币值稳定和经济增长)与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问题。第叁章在对我国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全国投入产出表进行拆分合并调整的基础上,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技术考察了了房地产价格变化对一般物价的影响和房地产业(含房屋建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第四章和第五章选取1999年第一季度至2015年第二季度相关数据,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就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之间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第六章通过剖析20世纪8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和21世纪初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实例,对其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并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影响货币政策的现实情况进行了回顾与分析。第七章就中央银行如何应对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进行了探索,在阐述中央银行应对理念和目标、分析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的基础上,以我国货币政策利率调控条件日益成熟为背景,利用最小二乘法估计了考虑房地产市场因素的泰勒规则型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第八章是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房地产价格变化对货币币值稳定有重要影响。房地产价格变化本身意味着货币币值的改变,其变化也会通过成本推动、需求拉动和预期效应等渠道向一般物价传导,房地产市场发展还会通过增加货币需求而减轻货币因素带来的一般物价上涨压力。基于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就房地产价格变化对一般物价影响的分析发现,房地产价格上涨会对一般物价产生较强的推升作用。一方面,2002年、2005年、2007年、2010年和2012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各部门产品价格的影响总体有所上升。叁大产业中,第叁产业部门受到的影响均大于第二产业部门,第二产业中制造业受到的影响较大,第一产业部门受到的影响最小。另一方面,cpi、ppi和gdp平减指数等物价指数受到的影响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体是不断提高的,其中cpi受到的影响最大,gdp平减指数受到的影响次之,ppi受到的影响最小。房地产价格上涨1%对cpi的影响由2002年的0.1017个百分点提高到2012年的0.1288个百分点,对ppi的影响由0.0180个百分点提高到0.0230个百分点,对gdp平减指数的影响由0.0986个百分点提高到0.1033个百分点。2.房地产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随着房地产增加值占gdp比重呈现总体上升态势,其对经济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拉动作用和较高的贡献度。此外,在开发建设阶段,房地产可以带动相关原材料和建筑机械设备行业的发展,在建成销售后,又可以带动对装修、家电、家具等的消费,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就房地产对经济增长影响分析发现,尽管房地产业(含房屋建筑)的带动系数在国民经济19个门类中排名比较靠后,即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相对促进作用较低,但由于房地产规模较大,房地产业(含房屋建筑)增加值和总产出在整体经济中的占比相当高(增加值占比分别为7.8%、7.7%、7.9%、9.5%和10.2%,前4年均排名第叁,第5年上升至第二;总产出占比分别为8.0%、6.3%、6.4%、7.2%和8.1%,在前2年均排名第叁,后3年均排名第二),故房地产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绝对促进作用较大。特别是,采用虚拟消除法去除房地产的关联效应后,整体的增加值、总产出会大幅下降,其中增加值分别下降20.11%、18.12%、19.31%、21.71%和23.03%,总产出分别下降20.62%、17.25%、18.69%、20.49%和22.11%,这一降幅比简单剔除房地产(不去除其关联效应)时更大,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房地产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3.房地产市场发展对货币需求产生了重要影响,对货币供给产生了吸纳分流作用,引起了货币结构的变化,减轻了一般物价上涨的压力,改变了传统上货币总量与一般物价之间比较稳定的关系。基于狭义货币和广义货币两个视角对房地产市场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m1增速的变化会引起一般物价涨幅、房地产价格涨幅和经济增速的变化;而m2增速的变化会引起房地产价格涨幅和经济增速的变化,但对一般物价涨幅的影响不显着。这表明就对价格的影响来说,m1增速变化会在一般物价和房地产价格上均有所体现,而m2增速变化则更多地体现在房地产价格的变化上。就房地产价格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看,房地产价格涨幅的变化不会引起m1增速的变化,但会引起m2增速的变化,且为总体负向影响,这意味着房地产与资产属性程度更高的m2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4.房地产价格上涨离不开信贷支持的作用,而房地产所具有的良好抵押品属性,同时也使房地产价格上涨进一步刺激了信贷规模扩张两者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正反馈效应。基于广义信贷(国内信贷)和狭义信贷(金融机构贷款)两个视角对房地产市场与信贷规模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发现,国内信贷增速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涨幅变化的影响不显着,但房地产价格涨幅变化会引起国内信贷增速的变化;而金融机构贷款增速变化会引起房地产价格涨幅变化,房地产价格涨幅变化又会引起金融机构贷款增速变化,两者之间存在互相的正反馈效应。5.在影响房地产价格、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变化的因素中,除这叁个变量各自自身外,利率具有显着的作用。在房地产价格与货币供应量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存款利率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涨幅和货币供应量增速均会产生负向作用,且在引起这两者变化的影响因素中,为除其各自本身之外,影响最大的变量。在房地产价格与信用扩张的实证分析中,发现贷款利率变化对房地产价格涨幅和信贷规模增速均会产生负向作用,且在引起这两者变化的影响因素中,为除其各自本身之外,影响最大的变量。这意味着,调整利率既可以起到直接作用于房地产市场,又可以通过影响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间接作用于房地产市场。6.对日本资产泡沫和美国房地产泡沫形成发展实例的剖析、以及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影响货币政策现实情况的回顾分析均表明,采取适当措施就房地产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加以应对在我国具有现实的紧迫性。在日本和美国泡沫形成发展阶段,经济增长表现较好,且一般物价走势基本稳定,使中央银行误以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得了成功,忽视了资产市场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正在不断积累的风险,未能及时调整货币政策,使得泡沫在低利率的环境中不断膨胀。当因一般物价上涨加快而不得不收紧货币政策时,利率水平不断上升引起房地产价格调整,泡沫破裂给经济金融带来严重后果。而我国这些年来的经济运行中,也存在类似日本和美国泡沫形成阶段的一些典型特征,需要引起决策层的足够重视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应对,避免出现类似日本和美国的情形。7.中央银行在确需采取措施对房地产市场变化加以反应时,考虑到一般性货币政策工具和选择性货币政策工具在作用对象范围和作用力度上的各自比较优势和作用特点,应以审慎的一般性货币政策为主,并辅之以差别化的选择性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之所以要对房地产市场做出反应,主要原因在于房地产市场波动会通过影响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中央银行并不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的任何变化都做出反应,只有当房地产市场变化较大,可能通过影响货币政策目标体系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时,才需要加以适当干预,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房地产市场波动给货币政策带来的冲击,而不是为了降房价、去库存或单纯地调控房地产市场。用我国数据对4个不同形式的货币政策反应函数的估计发现,含有房地产市场因素且具有利率平滑特性的泰勒规则能更好地反映以往利率变动的情况。具体结果显示,在利率决策中我国中央银行最重视产出缺口,一般物价次之,房地产市场因素最小。这意味着,在过去的货币政策决策中,我国中央银行确实已经考虑了房地产市场因素。在利率市场化取得关键进展的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转向利率调控的条件日益成熟,这预示着具有利率平滑行为且考虑房地产市场因素的泰勒规则可以为未来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提供一定参考。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新意主要在于:(1)在研究方法上,首次利用投入产出价格影响模型,就房地产价格变化对国民经济各门类产品价格和CPI、PPI及GDP平减指数等一般物价指数的影响进行了考察;(2)在研究视角上,着力阐释了房地产市场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和中介目标的机理,重点从货币政策的机理出发就房地产市场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与以往多侧重从货币供应量或信贷扩张推动房地产价格变化这一角度的研究相比,丰富了对房地产市场与货币供应量、信贷规模之间关系的研究;(3)在数据处理上,通过将投入产出表中划分到建筑业范畴的房屋建筑活动与划分到服务业中的房地产业合并,得到新的“房地产业(含房屋建筑)”数据,可以更全面、准确地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分析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李世美[6]2011年在《房地产价格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研究》文中指出随着货币政策实施环境的重大改变,各国中央银行已经相当成功地抑制住了一般物价水平上涨,但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明显地向以股票、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领域转移。资产价格大幅波动容易造成金融不稳定甚至实体经济的严重衰退。资产价格波动对货币政策提出了新挑战。早在1994年,格林斯潘就提出了“中央银行是否应该更多地关注资产价格泡沫”问题,由此引发了中央银行关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关系的热烈讨论。2005年,欧洲中央银行行长特里谢指出,资产价格泡沫和货币政策关系问题是进入21世纪以来现代中央银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价格在密集的政策调控下仍出现了过快、持续上涨,积累的金融风险和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越来越大,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价格面临新的重大挑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针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全过程,系统研究了房地产价格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形成了一个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传导影响的完整体系。论文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和意义,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确立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框架。接着对本文研究主题进行了系统的文献综述,奠定了研究基础和研究方向,也确立了本文研究创新的突破点。在确定了本文研究基础和研究方向后,本文分别从微观基础和宏观调控两个角度研究了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的传导问题。通过构建个体跨期选择模型,利用有约束条件的效应最大化原理,从静态角度得出影响购房时机的四个决定因素,并且进一步通过改变连续时间最优化问题的初始时间和改变首付比例要求,对房地产价格短期变化进行动态分析。这从微观基础角度分析了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短期变化的影响。在宏观层面上,针对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有效性命题,分别阐述了货币供给量和利率中介目标调控房地产价格的作用机制,从货币供给内生性和利率调控边界条件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价格“失效”进行了理论解释,并且分别建立了SVAR模型和省级平行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与理论分析基本一致。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是整个宏观经济的枢纽,对物价、产出和金融体系稳定都产生重要影响。第五章从交易性货币需求的角度,把货币的交易需求分为实体经济的交易需求和金融资产的交易需求,在传统的货币需求方程基础上,加入股票和房地产的交易货币需求,建立了包含资产价格的货币需求方程,对货币流通速度下降问题进行了理论解释；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价格对货币需求的静态和动态影响；进一步建立沉淀货币和房地产价格的回归模型,分析房地产价格对货币需求影响的沉淀效应,研究结论为现实经济中的物价相对稳定而虚拟经济中的资产价格过度上涨提供了新的解释。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传导包括了房地产价格对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影响。第六章通过建立房地产价格和物价关系模型,理论上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对物价影响的作用机制,并分别利用分布滞后模型和回归分析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房地产价格对物价的影响以及日本和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物价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均得出：房地产价格包含了部分通货膨胀的信息,但是房地产价格和物价关系并不确定,房地产价格上涨并不一定会导致通货膨胀。根据经济增长理论、投资理论和消费理论,第七章研究了房地产价格的经济增长效应问题。考虑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分别建立了房地产价格对经济增长的总量效应、投资效应和消费效应的省级平行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房地产价格对经济增长总量及结构的影响,得出房地产价格对经济增长和投资需求均具有正向显着作用,但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意愿,不利于消费需求的增长。为了形成房地产价格的货币政策传导效应研究的完整体系,在充分考虑房地产价格对货币政策目标影响的基础上,对物价稳定、金融稳定和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全面分析,从而确定未来货币政策规则修正方向。通过建立房地产价格与产出缺口的叁阶段关系模型,推导出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价格干预短期内可能使产出偏离目标值,但不干预会导致更长时间内金融不稳定和更大产出波动；通过经济稳定与金融稳定均衡关系研究,对房地产价格的适度反应有利于实现短期经济稳定和长期金融稳定均衡；通过物价稳定与金融稳定关系分析得出物价稳定和金融稳定并非相互统一,房地产价格泡沫更易在物价稳定环境下形成。所以,中央银行必须改变传统的单一通货膨胀目标制,提前对房地产价格上涨做出积极反应。综合以上研究,本文对泰勒规则进行了修正,把房地产价格因素纳入到货币政策规则当中,这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和引导公众理性预期,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房地产价格有效性。这是最终得出的结论,同时也回到了本文研究问题起点。
徐传平[7]2016年在《杠杆率管理框架：理论与应用》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金融因素在整个经济体系中有关作用的认识,并促使金融实务界和理论界在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以及金融与经济的作用机制等领域进行多方面的反思与革新。在金融监管方面,金融危机所产生的巨大破坏力引发了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理念的重大转变,危机之前宽松化、自由化的监管方向得到较大程度的逆转。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国监管当局纷纷出台更为严厉的监管措施,并随着巴塞尔协议Ⅲ的推出开始着手建立更为严格和全面的监管框架。立足于单个机构稳健性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不能满足新的形势下风险管理的要求,以整体视角将全部金融体系纳入监管范围的宏观审慎监管理念已经日渐兴起并慢慢开始走向规范。微观审慎监管需要宏观审慎监管的引导,宏观审慎监管需要微观审慎监管的支持,两类监管需要更多的搭配与更好的融合已经成为当前监管理念的共识,而如何将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更好的结合起来以预防和控制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和传染也正是目前人们最为关注的经济话题之一。在货币政策方面,旧有的框架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挑战,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与升级已经迫在眉睫。危机之前以物价稳定为主的最终目标正在遭受越来越多的质疑,货币政策也应该适度关注金融稳定问题已经慢慢成为新的共识。进一步的,如果货币政策确实应该关注金融稳定的话,货币政策应该如何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更好的融合?以利率为主的单一工具调控体系能否在新的环境下较好的行使货币政策的职能?新的政策工具能否被开发出来?既有的政策工具能否发挥更好的效力?传导机制是否已经在既有认识的基础上发生了某些或大或小的改变?等等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有待我们更为深入的研究。然而仔细梳理目前有关宏观审慎政策的有关研究我们却发现,立足于整个宏观审慎框架对其监管理念、最终目标、构成要素、工具构成以及框架实施等方面做全景式分析的研究较多,但是围绕着宏观审慎的目标来深入的挖掘其某一类政策工具的角色定位、传导机制、实施框架等方面内容的研究却较为缺乏。实际上,在目前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与实施框架已经慢慢走向成熟的背景下,这类工作往往却具有更为现实而重大的意义,因为宏观审慎政策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一套政策合集,它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是由一个个更为具体的子政策框架构成,而不同的子政策也往往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因此,笼统地以整个政策合集为对象来讨论它的政策构建与实施容易陷入泛泛而谈的窘境,这反而不如将精力集中于某一类子政策上对其深入挖掘更为具体和明晰。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试图选择杠杆率这一具有较长历史的政策工具进行研究,通过对杠杆率的决定机制、杠杆率管理的相关影响、杠杆率管理的指标选择、风险评估、政策校准、与其他政策的关系以及机制设计等方面进行深入挖掘,最终来构建一个围绕着杠杆率这一政策工具为核心的合理可行的管理框架。杠杆率指标作为一种横跨货币政策、微观审慎监管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工具,我相信关于它的深入挖掘对于各类政策的实施必将具有非常重大的启示意义。同时,在巴塞尔协议Ⅲ新引进的杠杆率要求即将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正式施行的关键时期,相信本文关于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探讨对于巴塞尔协议中杠杆率监管的相关方面也必将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为完成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本论文分为9章依次展开论述。首先,我们在第1章讨论了本论文研究的背景与研究目的,揭示了本论文的研究意义、研究内容以及主要的创新和不足。然后在第2章我们首先对本文中所使用杠杆率以及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涵义进行了明确的界定,然后又围绕着我们所关注的几个核心问题回顾了相关的研究文献。之后,为探究杠杆率周期的变化规律以及杠杆率变化对经济的各类影响,我们在第3章首先从长期的视角对总杠杆率水平的演变状况进行了回顾和梳理,然后还分别针对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以及政府部门的杠杆率变化状况进行了结构性分析。之后,我们还讨论了次贷危机以后全球范围内的杠杆率变化状况。此外,在本章的末尾我们还重点总结了杠杆率周期与经济周期演变关系、去杠杆过程的相关经验,并用描述性的方法详细分析了杠杆率的变化对产出、物价水平以及投资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从而先从定性方面对杠杆率在经济周期中的角色进行了揭示。在从定性方面回顾了杠杆率周期演变和其对经济影响的基础上,第4章我们开始从定量方面探讨杠杆率内生决定机制这一核心问题。为此,我们首先在一个抽象的抵押品资产市场上探讨了杠杆率的均衡决定过程,之后交代了杠杆率周期理论的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杠杆率周期分析框架以分析杠杆率变动所产生的一系列微观层面的影响,而且在本章的最后基于这些分析我们还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为例对杠杆率周期机制的运用过程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并对杠杆率周期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在第4章之后,为最终完成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我们还在第5章从演变历程与理论推演两个角度对杠杆率管理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从已有的杠杆率实施经验来看,虽然各国在实施的过程中面临了很多的难题和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讲杠杆率管理政策已经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在此之后,为便于从理论上讨论杠杆率管理的影响,我们从信用供给端与信用需求端两个角度来分别展开分析。在供给端我们基于Kiema和Jokivuolle(2014)的模型构建了一个包含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与杠杆率双重资本要求的理论模型,在完全竞争的银行业市场结构下讨论了杠杆率监管对资产价格以及风险状况的影响。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杠杆率监管的引入能够促使整个银行业朝着风险专业化经营的方向发展,如果监管杠杆率的水平设定比较合理的话杠杆率监管的引入确实可以抑制资产价格的上涨,并且还可以降低整个银行业的风险状况,即杠杆率管理政策存在着“价格效应”与“风险效应”。这就从理论上说明了我们可以通过对杠杆率的控制有效预防杠杆率周期的产生和发展。但是如果杠杆率的监管水平设定的过低或过高都会对经济体系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这也要求我们必须非常审慎地设定杠杆率的监管水平以最大程度地平衡监管的收益和成本。而在信用需求端,我们通过构建一个简单的包含融资约束的跨期优化模型,以贷款价值比(LTV)上限管理为例来探讨了在信用需求端实施杠杆率管理的理论效果。经过求解与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们发现,贷款价值比上限管理政策除了可以直接作用于资产杠杆率即存在“直接效应”之外,还会对抵押品需求产生正向的影响,即还具有“信用需求效应”。另外,在此部分我们还从定性方面讨论了信用需求端杠杆率管理的影响,指出了杠杆率的定性管理可以通过“稀缺性效应”与“结构性效应”对抵押品市场产生多种影响。在这些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在第6章和第7章正式开始了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工作。为此,我们在第6章先对杠杆率管理的政策含义及其构成要素进行明确界定,并详细讨论了杠杆率指标的选取与测算问题。之后我们又从杠杆率角度构建了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的框架,此外在本章的最后两节我们还对杠杆率管理工具的选择以及设定与调整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以便为杠杆率管理工具自身的充分运用提供指导。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在第7章开始将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与实施拓展到杠杆率政策与其他政策之间的关系这一层面,基于杠杆率工具的交叉性特征,我们首先着重对杠杆率政策与风险加权资本充足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这叁大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此之后还对杠杆率政策的机制设计问题进行了论证。这样,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最终提出了杠杆率管理的政策框架,从而就初步完成了本论文构建杠杆率管理框架的主要目的。在完成了这些主要工作之后,最后我们在第8章主要讨论杠杆率管理框架在中国的运用这一问题。沿着第6章与第7章所构建的杠杆率管理框架,在此章中我们分析了中国各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并从杠杆率的视角对我国当前的系统性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回顾了我国银行业杠杆率监管的演变历程和实施状况,并试图运用杠杆率周期机制对A股和楼市最近一轮的周期运行给出一个杠杆率视角的解释。除此之外,我们还对我国银行业以及房地产市场杠杆率管理的政策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自从我国银行业引入杠杆率监管政策以及房地产市场引入第二套房首付比上限动态变动政策以来,我国的信贷增长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而且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也受到了较好的约束,应该说我国杠杆率政策的实证结果较好的支持了本文前几章对于杠杆率管理效果的论证,同时也说明我国应该进一步加强信用供给端和需求端的杠杆率管理以更好的预防系统性风险的产生和传播。在第8章的末尾,我们还在第6、7章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讨论了我国杠杆率管理框架的构建问题并提出了若干政策启示。最后,在第9章,我们对本论文的全部内容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若干有待解决的问题和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王倩[8]2007年在《我国股票市场与货币政策依存关系的再检验》文中研究表明2006年我国股市一反多年的熊市，上证指数一路狂飙，上升到2500点；并于2007年8月23日，冲破5000点大关。如此大的涨幅，在中国股市建立16年的历史上，决无仅有。同时，国际各大股市也很繁荣。2006年，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突破了2000年网络科技泡沫膨胀最严重时期的高点，创下了历史新高，其它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也普遍涨势强劲并突破历史记录。2006年我国股市繁荣、货币供给迅猛增长、消费者价格指数却没有因货币供给的增长而增加、经济仍保持高速增长、平安度过加入WTO的5年过渡期，这一年可谓中国的辉煌年。但是，我国股指上升速度过快也使管理层普遍担忧。在最近一年来，央行四次提高了我国一年期存贷款利率，试图减少流入股市的资金、抑制股票价格的泡沫化。从实际效果来看，政策的调控作用却没有立即显现。那么，是我国货币政策对股市影响太小或者影响滞后，还是调整力度不够呢?基于这些问题，很有必要在理论上更全面、更深入地研究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系。本文首先对货币政策和股票市场作简要概述，对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关联机制进行分析，并对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之间相互影响作了理论阐述。然后，运用ADF检验、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技术等最新计量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与股票市场的依存关系进行再检验，实证分析包括股票价格变动对货币需求产生的影响、股市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股市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利率对股市的影响、货币供应量对股市的影响以及银行贷款对股市的影响。最后，根据上述实证研究结果，笔者认为我国股票市场和货币政策存在一定的依存效应，但这种依存关系是比较微弱且不稳定的，股市对货币政策影响较大，但股市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却较冷淡，原因在于我国股票市场发展还不十分规范，货币政策运作体系还不够完善，传导货币政策的功能受阻造成。然后，根据我国目前股市及货币政策运行情况，分别对提高股市有效性与改进货币政策提出了几点建议。
于辉[9]2005年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文中认为本文以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作为研究对象。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对国内外货币政策实践把握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现实,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等研究方法,对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做了系统分析。论文力图通过对中国货币政策实施进行规范的经济学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建立起一个关于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框架。为此,论文首先从货币政策有效性一般理论的评述入手,在此基础上,依托于我国货币政策实施的经济金融环境,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等方面系统地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进行了研究。论文还着重从量的角度对我国现行货币政策效能进行了实证考察。并在对西方国家货币政策目标、工具、传导机制模式比较、评价与借鉴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模式、传导机制模式等建议,并进一步给出了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路径和对策。
黄泽淼[10]2007年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分析》文中指出货币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是否通畅。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研究货币政策及其工具如何通过各种金融变量对实体经济产生作用的问题。它是宏观经济理论领域中最有争议的研究内容之一,目前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与经济理论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因此,研究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研究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即分析信贷传导渠道、利率传导渠道、资产价格传导渠道和汇率传导渠道的作用机理和效应；二是研究货币政策传导的环节,分析各个传导载体的行为变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效果的影响。本文选择从渠道效应的角度着手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进行研究。本文在对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渠道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ADF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Jonhansen协整检验等计量分析技术,对我国近7年来11个经济变量的月度数据进行了细致的实证分析,以检验信贷传导渠道和股票市场传导渠道的有效性。通过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从货币政策到信贷市场和信贷市场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两个传导阶段都是有效的,因此我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渠道是有效的,今后仍将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股票市场传导渠道在从货币政策到股票市场和从股票市场到实体经济两个阶段的传导中均存在梗塞现象,因此股票市场传导渠道的有效性还有待提高。本文主体部分分为六个部分,分别为引言、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及计量方法介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发展历程及现状、信贷传导渠道有效性的实证分析、股票市场传导渠道有效性的实证分析、提高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效性的政策建议、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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