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综合型旅游度假区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旅游度假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合型度假区（Integrated Resorts）最早出现于二战后的夏威夷[1]，主要是为了降低缺乏规划的旅游活动对目的地社区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社会、环境压力。度假区的综合开发模式摈弃了以往旅游开发过度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无视目的地长远发展规划的传统模式，强调度假区的整体发展和统一规划管理。度假区总体规划的制定有助于在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度假区在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均衡可持续发展[2]。在世界旅游组织（WTO）的支持推广下，综合型度假区开发模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成为目前世界范围内旅游度假区开发的主流[3]。
伴随着综合型度假区快速发展，相关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总的来看，国外研究成果大多比较零散，缺乏系统，亟待加以整理和提升。国内学者对于综合型度假区的研究以刘家明博士论文为代表。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经历了以国家级度假区设立和开发为标志的第一轮度假区发展热潮，由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及对度假区开发规律认识不足，绝大多数度假区开发进退维谷。进入新世纪，国内度假区开发热潮涌现，最具代表性的是海南三亚亚龙湾国家旅游度假区的迅速崛起，成为国内最成功的综合型海滨度假区。此外，在珠三角和京沪等大都市周边也出现了众多经营火爆的中小型度假区或度假酒店。针对此番国内度假区开发热潮，现有研究几乎仍处于理论盲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国外有关综合型度假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有助于深化对已有综合型度假区发展规律的认识，并发现本土化研究的方向，促进国内相关研究的提升。
一、综合型度假区的内涵
在英文词库中，涉及“度假”的单词主要有三个，分别是resort，holiday和vacation。其中后两个主要指度假者（如holidaymaker,vacationer,vacationist）或度假行为（如make holiday），而度假活动的发生地，即度假地或度假接待设施等，都用resort来表达。文献研究发现，resort的学术意义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具有度假功能的旅游目的地（destination area），空间尺度上可包括岛屿、城镇、国家公园、景区及景点；另一类指度假酒店（resort hotel property）或度假酒店集群（resort hotel complex），强调在统一的管理和所有权下，为游客提供综合性旅游服务的设施。因此，大型度假酒店和主题公园也常被称作resort。其中欧洲学者的学术习惯倾向于前者，而北美学者则倾向于使用后一种含义[4]。
广为接受的是美国旅游规划专家因斯科普（Inskeep）对resort的分类[5]。他将resort主要分为城镇型旅游度假区（Town Resorts）和综合型旅游度假区（Integrated Resorts）两类。城镇型度假区在原有城镇社区功能和用地类型的基础上，依托海滨、滑雪、历史遗迹、宗教朝圣等资源衍生出的旅游度假功能，从而成为游客、城镇和度假功能合一的度假区。综合型度假区则是经过严格统一规划的，完全为游客服务的旅游服务设施聚集体。除接待设施以外，度假区还常常配备有各种类型的服务设施，包括商务中心、娱乐与运动设施、文化设施，有时还有会议中心及其他会议设施。
显然，综合型度假区的内在规定性在于“综合”（integrated）两字。因斯科普将综合型度假区作为与城镇型度假区相对立的概念提出，说明前者应具有后者所不具有的若干属性，这些属性包括完全的游客服务导向、统一的开发管理主体和严格的规划控制，以及自成一体的旅游服务功能（如表1）。沃尔（Wall）则对“综合型度假区”这一提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综合性”意味着度假区与社区之间存在显著的社会经济关联，而实际上综合型度假区往往成为东道社区的一块飞地，彼此之间联系非常松散。因此，“综合型”度假区的提法应慎用[6]。
二、综合型度假区的政治经济特征
由于综合型度假区大多数出现在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游客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高消费人群为主，且与东道社区的经济联系相对薄弱，因此常被冠以“飞地（enclave）”属性，由此所衍生出的政治经济特征受到众多学者关注。
综合型度假区拥有完善的服务设施，度假区的开发商会通过各种方式尽量减少游客在区外消费，如将度假区与当地社区隔离，设置门禁系统阻止商贩进入[8]，等。因此游客的绝大部分消费被限制在区内，度假区对东道社区的经济带动作用相当弱[6]。尽管有些度假区已经开始采取措施改善与社区的经济联系[17]，不少学者仍对综合型度假区的飞地属性感到厌恶[9—11]。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学者将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Paradigm），即经济基础薄弱的第三世界国家必须建立起依附于发达国家的经济体系才能求得发展，运用到国际旅游关系研究中，用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的一种旅游依附关系[12,13]。
布里顿（Britton）描绘了第三世界国家的飞地旅游（enclave tourism）发展模式。第三世界国家开发的综合型度假区主要服务于发达国家的大都市游客，而与本地游客和居民无关。这种客源地——目的地关系类似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的团队游客到达度假区附近的国际机场后，直接被安排送往特定的度假区飞地，返程也同样如此。在周密且严格的行程安排下，游客与东道国居民极少发生社会经济关系。很多时候度假区是由发达国家企业投资并控制的，外国资本以很低的代价占有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却摄取了绝大部分旅游开发收益[13]。因此，这种非地形的旅游发展模式被认为是一种新殖民主义，被看成是西方富有的都市文化对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的侵略剥削[9]。
三、综合型度假区的开发研究
尽管综合型度假区天生的具有飞地属性和某种殖民主义色彩，但由于其对发展中国家旅游外汇收入贡献巨大，且规划控制措施成效显著，因此受到众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青睐。上世纪90年代初，为了进一步推广综合型度假区的发展模式，世界旅游组织（WTO）在世界范围内选定了6个成功开发的综合型度假区，并委托有关专家进行了详细的评估考察工作。研究成果于1991年结集出版，名为《旅游度假区的综合开发模式》。此外，因斯科普教授的著作《旅游规划：一种综合且可持续开发方法》，对综合性思想在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作了全面深入的介绍，也具有很高的理论参考价值。
（一）度假区管制
为了避免无规划开发带来的后果，综合型度假区要按照开发商和管理当局设定的规划蓝图，高品质、可持续性的发展。因此必须在既定的规划原则和目标理念框架下，对度假区的土地使用、项目引入、环境营造等方面进行严格的控制。正是在这一点上，史密斯对东南亚综合型度假区发展进行研究后指出：综合型度假区发展的核心理念是管制（control）[8]。
必须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开发管理度假区，不能多头管理。该机构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威，能够在公有和私人部门之间进行高层次的协调工作[2]。在很多时候，中央政府直接介入协调，对于度假区成功开发是必不可少的。如负责开发努萨杜阿度假区的巴厘旅游开发公司（BTDC）是印尼中央政府直接成立的；负责坎昆度假区开发的全国旅游开发公司是墨西哥中央银行的下属机构。
（二）度假区选址
综合型度假区开发前的选址工作特别重要，成功开发的度假区在选址方面都做了大量研究和评估工作。从现有文献看，不同度假区在选址时考虑的因素不尽相同。因斯科普介绍了在区域层面上使用栅图法确定印尼努萨杜阿度假区位址的过程[5]，其中，靠近国际机场，便利国际度假客人进出是最重要的评估标准。墨西哥坎昆度假区在选址时除了考虑海滨度假区对沙滩、气候、周围环境的一般要求外，特别强调度假区周围社区居民的利益，即度假区要靠近传统的农业中心，有可能通过度假区开发带动整个地区经济发展[15]。此外，靠近北美客源市场、用水条件较好等也是重要的评估指标。
（三）度假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建设在综合型度假区前期开发工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世界旅游组织的专家将度假区综合开发的成功归结为下列因素：为游客和职员提供便利、畅通的交通基础设施（包括连接度假区和度假区内部的交通）；建筑设计的风格要与周围环境相吻合，能反映当地传统特色，应尽量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应保护好一些自然景观，并尽可能使自然景观与度假区融为一体；应提供完善的公用设施，如水电供应系统、通讯设施、污水及固体废物处理系统[2]。
（四）度假需求支撑
综合型度假区的市场需求主要来自邻近国家的高端国际市场游客，但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国内特殊的高端度假需求有时会成为度假区起步阶段的重要推动力。墨西哥坎昆度假区在建设之初就经历了市场结构由国内游客为主向国际游客为主的转变。坎昆度假区原先的市场定位是北美国际度假市场，但首批接待设施开业不久后便发现，没有哪一家航空公司愿意最先开辟到达坎昆的国际航线，承担初期很高的开发成本。经营国际旅游的旅行社也都不看好坎昆，除非确认该地有利可图，否则不愿意预订房间。幸运的是，坎昆度假区对国内游客的吸引力超出了规划者的预期。原先的估计是国内游客占到度假游客总数的10％—20％，但1976年国内游客的比重却高达63％，1980年虽有显著下降，仍超过47％[2]。国内游客在坎昆的开发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与三亚亚龙湾度假区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比较相似。
（五）度假区与社区关系
度假区和东道社区之间的关系在每个成功度假区开发中都得到了规划者的重视。首先，从空间关系上看，综合型度假区要求相对封闭、自成一体，在选址时尽量选择人烟罕至的僻静所在。如果选址区域内有自然村落，则需要将村落搬迁，实现度假区与社区的空间隔离。
其次，规划者重视通过度假区开发使当地社区受益。具体措施包括：大力改善社区交通、水、电等基础设施；组织社区培训，鼓励开办小型企业，如手工艺品商店和餐馆来为游客服务，提高社区参与旅游程度；充分利用本地资源，推进原料供应本地化，如酒店直接由当地渔民提供新鲜的海鲜食品和蔬菜[16]。
第三，跟踪监控度假区对本地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潜在消极影响，最大限度合理利用现有人文和自然资源。如印尼努萨杜阿度假区由政府提供资金，建造一小型示范农场，帮助当地农民种植并销售到酒店的蔬菜和水果，同时提供技术援助，以改进食品的生产和销售[2]。
（六）筹资渠道
综合型度假区开发主要包括基础设施投资和旅游设施投资两部分。通常的做法是政府提供度假区前期基础设施投入，待开发条件成熟后通过招商引资，吸引私人资本开发商业旅游设施。高品质度假区对于基础设施的要求很高，前期投入巨大，一般地方政府或私营企业根本无力负担。国际上成功度假区一般都是由中央政府出面协调，或者中央财政直接支持，或者争取国际金融机构项目资助或国际贷款。因此，寻求雄厚的资金支持是度假区基础设施建设顺利开展的关键。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度假区在开发初期具有较大投资风险，私人资本往往不愿贸然进入。政府或国有公司应带头兴建第一批饭店，产生示范效应，鼓励并推动私人投资。
四、综合型度假区形态规划研究
度假区形态（Resort Morphology）研究关注度假区的土地利用、建筑形态及目的地具有的各种功能[4]，相关研究直接为度假区规划设计提供理论支撑。严格统一的形态规划和自成一体的服务设施是综合型度假区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也是综合型度假区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度假区功能分区模型
国外较为流行的几种旅游区功能分区理论包括：冈恩（Gunn）的旅游地功能分区（TDZ-Tourism Destination Zoning）模型、沃尔布林德（Wolbrind）的娱乐同心圆（RC-Recreation Centric）模型、佛思特（Forster）的同心圆保护利用模型，以及特拉维斯（Travis）的双核原则（Twin Principles）模型[3]。在实践中应用较多的是冈恩的TDZ模型，其核心理念是“服务社区—吸引物聚集体”。冈恩认为，度假区通常由两种功能组团和线状连接通道构成，一种组团是服务社区，一种组团是吸引物，两者之间通过道路连接系统贯穿起来，整个度假区与外界的连通通过服务社区作为枢纽实现[17]。
TDZ模型在我国国家级度假区规划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几乎每一个度假区都规划出一个综合服务区，对应于冈恩的服务社区。其他的功能分区主要是旅游吸引物的分区，相当于冈恩的吸引物聚集体。但需要指出的是，TDZ功能分区理论是一种普适性的旅游区概念模型，并没有揭示旅游区功能定位及主导吸引物的差异对于综合型度假区形态规划的具体要求。
（二）综合型海滨度假区形态模型
综合型海滨度假区在形态规划方面的特殊性受到了国外学者的较多关注。海滨地区受地形和级差地租规律的影响，海滨度假商业设施往往出现线形分布和圈层分布特征，即平行于海滩的海滨商业带密集分布着最拥挤、最昂贵的接待设施，与其他高档次旅游购物商店、酒吧、餐馆组成度假地极核，海滨商业带向内陆方向的接待设施建筑高度不断下降，密度不断变小，价格不断降低[7,18,19]。在东南亚、澳大利亚等一些新兴海滨度假地，如泰国的芭堤雅（Pattaya）、马来西亚的巴图菲里基（Batu Feringgi）、澳大利亚的冲浪天堂（Surfers Paradise），由于缺少必要的规划控制和政府规制措施，私人资本对于海滨商业开发利益的过度追逐，使得这些地区出现了广泛的“海滨度假地城市化”现象（Coastal Urbanization）。
印尼努沙杜阿（Nusa Dua）度假区是公认的成功开发的综合型度假区之一，世界旅游组织专家认为“总的来说，努沙杜阿度假区规划是现实而且成功的”[2]。该度假区也因此成为世界范围内综合型海滨度假区形态规划的成功范例。史密斯（Smith）对该度假区的形态规划进行了较详尽的描述性研究[8]，提出了综合型海滨度假区形态模型（如图1）。
图1 综合型海滨度假区形态模型
来源：文献[8]。
努沙杜阿度假区的形态特征对于其他综合型海滨度假区规划开发有重要的借鉴和示范意义。这些特征包括：保持度假区与东道社区空间隔离、遵循级差地租导向的度假区功能分区、统一规划的度假区通道系统，以及合理布局的度假区商业服务设施等。值得注意的是，此模型揭示出度假区与周边社区以及非正式部门的空间关系，对于度假区发展将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史密斯的研究，尽管度假区开发公司（BTDC）成功地将流动性商贩拒之度假区外，这些商贩集中在度假区入口公路的两侧，形成了无序经营的RBD。此外，由于海滨度假设施线性侧向扩张的内在冲动，在度假区边界以外的两侧海滩上出现了许多乱建的接待设施。在这些地方随处可见拥挤的道路，堵塞的下水管道，路边堆放的垃圾和受污染的水源。这种状况与泰国芭堤雅缺少规划，过度开发的情况极为相似。因此，尽管努沙杜阿度假区的规划管理者在内部环境管理和规划控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从整个大度假区来看，度假区外围的环境质量与其他缺乏规划管理的海滨度假地一样在衰退。这必将对度假区发展产生潜在的负面影响[8]。
努沙杜阿度假区的教训给综合型度假区的“综合性（integrated）”提供了新的注释：度假区内部的规划控制固然重要，度假区外围用地的控制同样不可忽视，即不仅要求度假区内部设施规划建设的一体化，还要注意度假区内部规划与外部开发的综合统一。综合型度假区的规划师和开发商需要对度假区土地利用规划和管理进行重新审视，为避免综合型度假区再度陷入环境衰退危机，需要对包括度假区核心在内的整体用地进行综合性规划和管理，而不仅仅针对度假区核心[8]。
五、结论及未来研究展望
文献检索发现，国外综合型度假区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近十年来相关研究进展式微，几乎没有新的重要成果出现。已有研究侧重于探讨综合型度假区的开发规律及其社会经济影响，《旅游度假区的综合开发模式》一书仍是该领域的代表性文献。现有研究已经得到了一些基本结论，如综合型度假区投资巨大、对基础设施及目的地综合开发条件要求很高、需要目的地中央政府强力介入而地方政府往往难以胜任、对当地社区的经济带动作用有限，等等。这些结论对于总结和反思我国旅游度假区过往的开发政策有启示意义。如国家级度假区设立之初对市场需求过于乐观，对目的地综合开发条件的缺口估计不足，导致度假区数量过多，摊子铺得过大；中央政府支持力度不够，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度假区开发管理，难以提供足够的资金和政策支持，并很可能陷入短期行为的制度陷阱；旅游度假区规划大多套用城市规划或景区规划，没有很好的分析度假客人的需求特征及资源基础条件，度假区规划设计不合理；度假区与东道社区由于空间混杂往往产生难以协调的矛盾冲突，加大了度假区统一管理的难度，等等。在这些方面，基于国内案例的本土化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入，以更好地揭示现阶段我国旅游度假区开发的规律及政策优化的路径。
另一方面，过往研究大多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开发的面向发达国家游客的大型度假区，而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面向区域度假需求的中小型度假区方兴未艾，如广东梅州雁南飞度假区、清远清新温矿泉度假区、东莞御景湾度假区等。此类度假区也具有综合性度假服务功能，但特色突出，占地规模和投资额相对较小，产权也更为明晰，代表了我国新时期度假旅游及度假区发展的趋势。此类度假区的开发条件、市场需求特征、开发模式、区域竞争等问题也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