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部门选择与性别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动力论文,过程中论文,中国农村论文,差异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被人为地分成两个相互隔离的部分：城镇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通过户口以及与户口配套的制度安排，政府严格地限制了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门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从而在根本上分离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并导致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在收入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其中，Knight and Song(1999,2005)，Meng(2000)，Meng and Zhang(2001)，蔡昉、都阳和王美艳(2003，2005)等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历史原因和社会经济后果均做了系统的研究。然而，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以及随后20余年快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的快速扩张。随着户籍管制的逐步放松，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迁移至城镇，并在城镇开始工作。图1描述了农业部统计的1983年至2003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情况。虽然在整个20世纪的60至70年代，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Knight and Song,1999,256-257)，但是1989年中国跨省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总量已经达到了700万，而这一数字在2000年时已经上升到了3 000万。同样，这一趋势也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量占全部就业总量比例的变化趋势中看出。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例超过了70％，这一指标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稳步下降，至2003年时已经不到50％了(《中国统计年鉴》，2004)。因此就迁移劳动力总量和规模而言，以上数据均表明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劳动力迁移。
图1 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规模：1983—2000(百万)
数据来源：蔡昉、都阳、王美艳，2003，《劳动力流动的政治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68页。
同时，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中国的经济改革导致了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改革。在经济改革之前，全民所有制企业占据了国民经济的主导，辅之以部分集体所有制企业。然而至2003年时，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国有部门、私有部门与国外部门的比例已成三足鼎立之势。图2描述了2003年国有部门、私有部门与国外部门的生产总值占GDP的比例①。从中可以清楚看出，虽然国有部门仍然占据了最大比例的份额，但是其比例仅为38％，略微超过私有部门和国外部门的31％。因此，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私有部门与国外部门已经在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图2中国各所有制部门所占GDP份额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中国统计出版社。
那么，农村劳动力在迁移的时候是如何在这三个部门之间进行选择的呢？迁移过程中的女性劳动力在哪些部门拥有比较优势(或劣势)呢？这是本文研究的中心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加深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的理解，并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虽然目前已有大量的文献对中国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展开了理论和经验方面的探讨(Zhao，1999，2002；Knight and Song，1999；易君健，2006)，但是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部门选择行为的分析却相对缺乏。同时，虽然王美艳(2003)、Liu，Meng and Zhang(2000)，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姚先国和谭岚(2005)等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歧视与性别歧视行为进行了计量分析，但是几乎所有的文献均集中于工资水平上的歧视研究，缺乏对农村劳动力在城镇不同所有制企业选择行为上的性别差异的系统研究。如果转型期间不同所有制企业存在不同的工资结构(Blau and Kahn，1995)，同时不同性别的劳动者在不同部门就业决策上存在自选择(self-selection)行为的话，那么应用Blinder-Oaxaca对性别工资差异展开分解的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因此，对农村劳动力就业过程中部门选择行为性别差异的分析将弥补直接对工资水平性别差异展开分解的不足。
在已有的关于劳动力部门选择的研究中，Zhang(2004)在基于城镇住户调查数据(UHS)的基础之上，应用了Multi-Logit-OLS-Corrected技术对城镇住户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政府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部门选择以及在不同的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异进行了计量分析②。其结果表明，年龄较大的劳动者一般选择国有企业，而女性或已婚劳动力更倾向于私人企业。Zhang同时发现，就业渠道和教育程度对部门选择存在显著的影响。其中，通过个人工作搜寻方式的劳动者一般就业于私人企业，而教育程度对私人企业的选择行为存在显著的负面效应。本文同样应用Multi-nominal Logit(MNL)模型对劳动者的部门选择行为展开分析，但是与Zhang(2004)的不同之处在于本文是基于农村劳动力的抽样调查数据，从而集中于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部门选择的行为进行研究。同时，由于农村迁移劳动力很少进入政府部门，而正如图2所示，国外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将整个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国有部门、私有部门与国外部门。与已有文献相比，由于本文所应用的农村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拥有非常丰富的个人特征、家庭特征、迁出地特征、迁入地特征、工作寻访特征与目前的职业特征变量等等，因此，本文可以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的部门选择行为展开非常系统的研究。同时，在基于MNL模型回归结果的基础之上，本文将对农村女性迁移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性别差异展开比较分析。由于数据的限制，目前有关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歧视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城镇居民(姚先国、谭岚，2005)，而本文对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行为拓展到农村迁移劳动力，将加深对中国整个劳动力市场中性别歧视状况的了解。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为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第三节设定了本文应用的计量模型并报告了经验分析结果；第四节讨论了农村女性迁移劳动力在不同部门之间的性别差异；第五节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义。
二、数据描述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人力资本投资与劳动力市场管理研究”课题组于2004年1—3月间以农村迁移劳动力为对象所作的抽样调查(课题号：70233003)。调查范围涉及安徽、河南、湖南、江苏、江西、四川和浙江共7个省份，包括家庭住户399户，劳动力713人，其中外出务工劳动力420人，占58.09％。调查内容既包括了个人、家庭和职业特征变量，同时也包括了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特征变量。其中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婚姻、教育、收入、支出及健康等等；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的人口总数、抚养儿童或老人数量、家庭其他人员的收入、支出、承包土地数量等等；目前职业特征变量包括：就业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行业，是否提供保险、是否签订工作合同等等；同时也包括个人寻找工作的渠道或方式。同时，我们的调查问卷中也包括了农村劳动力的户籍特征变量。虽然农村迁移劳动力中的大部分仍然是农村户口，但是仍然有部分劳动力在迁移之前或者之后，随着中国户籍制度的逐步放松，已经转变成为了城市户口。本调查样本中总计包括拥有城市户口的农村迁移劳动力58人，占13.81％。由于中国的户籍以及与户籍相关的制度安排仍然在劳动力市场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为了更为全面的分析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过程，我们把这一部分劳动者也包括在全部的分析样本中。
根据农村迁移劳动力目前就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我们将部门选择分成三类：国有部门，占16％，私有部门，占23％；国外部门，占61％。令人惊讶的是，我们样本中约2/3的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于国外部门。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部门分布比例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在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随着劳动成本的上升，发达国家逐渐的将其制造业部门转移到劳动成本较低的中国。因此，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大幅增加了对非技术性劳动力的需求，消化了其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表1为变量定义及其统计性描述。通过对各变量的平均值在不同部门之间展开比较，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趣的发现。首先，在选择国有部门的劳动力当中有39％拥有城市户籍，而这一指标在选择国外部门的劳动力当中仅占5％。这表明国外部门的企业对劳动者的户籍特征更少的关注，而仍然处于政府管制下的国有部门，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仍然倾向于招聘具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其次，国有部门中59％的劳动者是通过正规的工作搜寻渠道(劳动力市场)而就职于目前的工作岗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国外部门中的大部分(74％)是通过个人渠道(朋友、亲戚或老乡)而找到工作的。这一点与Knight and Song(1999，2005)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表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还远未达到成熟的阶段。由于在劳动力市场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逆向选择行为，国外部门的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早期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中招募到素质合格的职工，因此这些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前已有员工的推荐或介绍。而国有部门由于在当地劳动力市场中拥有相对信息优势，所以主要通过本地劳动力市场招募职工。最后，在农村迁移劳动力对待签署合同的态度和部门选择之间的分布可以看出，几乎所有就业于私有部门的劳动力(91％)均认为合同在保护其合法利益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一比例在国外部门仅为59％，其原因部分的来自私人企业或个体企业普遍存在的相对恶劣的工作环境、超过国家法定的工作时间以及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而国外部门虽然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其情况相对较为缓和，提供了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并在遵守劳动法律方面较私人企业更为严格。
另外，表1表明农村女性迁移劳动力更加倾向于选择私有部门企业。其中32％的女性迁移劳动力选择了私有部门，然而这一指标在国有部门仅为14％。根据Zhang(2004)和Liu et a1.，(2000)，在所有的部门，特别是私有部门，女性工资系统性的低于男性劳动力。因此，私有部门更多的利用了女性劳动力劳动成本较低的优势，从而女性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可能在私有部门可能存在系统的歧视。教育水平在本文中被分为四个层次：小学，占7％；中学，占50％；高中，占31％；专科及以上，占12％。其中，拥有较高学历的农村迁移劳动力倾向于选择国有部门，而国外部门一般雇佣较低学历的农村迁移劳动力。这说明国外发达国家主要向中国转移的是其劳动力密集型的，以降低其劳动成本为主要目的的制造业。另外，Dong and Bowles(2002)发现在政府部门和国外部门的就业行为上存在着选择性偏差，而本文的调查数据表明这种选择性偏差可能来自于教育水平效应。
注：(1)：浙江大学经济学院2004年1—3月针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抽样调查；(2)括号中为标准差；(3)avgincome为取值1—5的离散变量，其中1代表收入在1 000元以下，2代表1 000—2000，3代表2000—10000，4代表10000—20000，5代表20000以上，单位为元。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部门选择的决定因素分析
(一)Multinomial Logit模型
根据经济学的理性选择假设，我们假定农村迁移劳动力能够在三个相互排斥(exclusive)的部门选择行为所带来的效用进行排序，并且在给定其偏好和预算约束时，选择给其带来最大效用的部门就业。然后根据McFadden(1973)，我们设定迁移劳动力效用方程的随机表达式如下：
(2)
其中，Y[，i]为一随机变量，表明第i个农村迁移劳动力选择了第m个部门就业。由于任何劳动者选择三个部门的概率之和为1即
通过将第一个部门的选择概率进行标准化(即γ[，m-1]=0)，那么得到如下标准化后的选择概率为：
(3)
(4)
MNL模型的一个重要的性质是选择任何两种部门的概率之比与第三种选择无关(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ⅡA)，这是应用MNL模型的一个很强的假设。根据方程(3)和(4)中，我们可以清楚的推导出MNL模型的ⅡA性质：
(5)
从方程(5)中可以看出，劳动者i选择第m个部门的概率与选择第k个部门的概率之比独立于第三个部门。如果令m=2，3，k=1，我们就推导出MNL模型最后需要估计的两个方程(虽然有三种可能的选择，但是由于选择三个部门的概率之和为1，所以最后仅需要识别两个方程)的随机表达式为(γ[，k=1]=0)：
(6)
(7)
(9)
这是因为
③。
(二)经验分析结论
MNL模型中的变量包括：年龄、年龄平方、家庭成员数量、家庭人均田地拥有量、家庭中除被调查者外其他成员的人均收入，以及性别、婚姻状况、寻找到目前工作的渠道、是否认为合同重要、是否学过手艺、是否接受过培训、教育水平等虚拟变量。因此，回归方程中的基准个体为一个单身男性并拥有农村户口的，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并未参加过手艺或培训的，而且通过劳动力市场寻找到目前工作、认为合同并不重要的农村迁移劳动力。MNL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其边际效应(marginal effect)报告在表2中，其中国有部门作为基准选择项。边际效应的计算取值于年龄、年龄平方、家庭成员数量、家庭人均替代拥有量、家庭其他成员人均收入变量的均值，和所有虚拟变量为零。根据边际效应的定义，任一特定变量对三种部门选择的边际效应之和应为零。如上一小节中方程(7)所示，虽然MNL模型的回归系数可以表明相对于选择国有部门，该系数对应变量影响选择私有部门或国外部门的方向(符号)，但是却不能在国外部门与私有部门之间展开直接比较。同时，也无法得知该变量影响选择三个部门的绝对大小。所以，通过将回归系数转换成为边际效应，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边际效应系数对影响三个部门选择行为的变量展开比较(Lee，1996)。
另外，Hausman and McFadden(1995)的研究结论表明，MNL模型的大样本一致性估计性质强烈的依赖于可供选择项目的不相关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ⅡA)的假设。ⅡA的原假设认为是否存在第三种选择并不影响原有的两种选择的概率之比。因此，我们应用了Hausman检验对ⅡA展开检验。然而，我们在应用Hausman检验对回归结果中展开检验，其未受约束和受约束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之差为非正定，因此Hausman检验失效。我们进而应用广义Hausman展开检验，其卡方统计量
，p值为0.632。因此，我们并不能拒绝ⅡA假设，而表明应用MNL模型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部门选择行为展开分析是合适的。
表2报告了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MNL模型(方程(6))的估计结果，括号中为经过了异方差调整的稳健性标准差(heteroskedasticity adjusted standard error)。从表2中可以看出，年龄对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的影响较小，但是年龄较大的迁移劳动力一般选择在私有部门，而选择国有部门或者国外部门的概率较小。其中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就业于国外部门一般需要跨省迁移，而就业于私人企业或者个体企业在通常情况下仅限于省内迁移，而年龄较大的迁移劳动力一般倾向于就业于离家庭较近的地区。另外，家庭成员的数量和家庭人均土地拥有量对迁移劳动力几乎不存在任何影响。与上一节中的统计描述保持一致的是，城市户口使得迁移劳动力选择国有部门的概率提高5％，而使得选择私有部门的概率降低了7％，同时使得选择国外部门的概率提高了2％。但是，估计出来的户籍变量前面的系数对所有选择部门的影响均不显著。考虑到本次抽样调查是举行在2004年的春季，已经距离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之时已经整整26年了，因此户口因素对现代农村迁移劳动力的部门选择已经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了。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劳动力显著地偏好于选择私有部门。其中，性别为女性使得选择私有部门概率显著地提高了14％，而使得选择国有部门和国外部门的概率分别降低了6％和8％。Zhang(2004)对城镇居民就业的部门选择展开分析时得到了相似的结论，性别为女性使得城镇劳动力选择国有部门的概率降低了6.8％，而使得选择私有部门的概率提高了5.8％。因此，我们认为农村女性迁移劳动力在不同的部门可能拥有不同的优势或劣势，并在下一节中将对部门选择的性别差异进行分解。而已婚的农村迁移劳动力同样倾向于选择私有部门，其选择私有部门的概率提高了5％，而其选择国有部门的概率降低了6％，这一点同样与Zhang(2004)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我们对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的研究与Zhang(2004)对城镇居民就业的部门选择的分析相似说明：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市场与城镇劳动力市场正在逐渐的融合，从微观上来看城镇居民与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就业行为特征开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注：(1)变量定义与数据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2)括号中为异方差-稳健性标准差；(3)在Multinomial Logit Estimation中国有部门为基准项；(4)边际效应是基于样本中age,agesq,avgland,No.member,avgincome为均值，其他变量为0时计算所得。
正如上一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所示，寻找工作的渠道对部门选择行为的影响高度显著，并且从统计意义上看其影响程度非常之高。其中，通过个人渠道(即朋友、同学、亲戚或老乡的介绍)寻找工作的迁移劳动力选择国外部门的概率显著地提高了29％，而选择国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概率分别降低了12％和17％。其次，在“认为劳动合同是否重要”的问题上，不同的对待态度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部门选择存在显著地影响。这说明不同部门的企业在遵守国家劳动合同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而且其“口碑”显著地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部门选择。另外，家庭其他成员的平均收入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部门选择同样存在显著的影响，其提高了选择私有部门和国有部门的概率，而降低了选择国有部门的概率。最后，接受过手艺或者其他正规培训提高了农村迁移劳动力选择国有部门的概率而降低了选择私有部门和国外部门的概率。这部分的原因来自于私有部门或国外部门企业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仍然停留在低技术性水平。
同样是在人力资本方面，教育水平却呈现出与培训对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行为不同的影响。图3描述了不同教育水平对部门选择的边际效应。从中可以看出在任一教育水平，其对选择私有部门概率的影响程度都超过了对国有部门和国外部门的选择概率。教育对选择私有部门存在显著的正面效应，并且其影响程度呈现出单调递增的特征，具有大学学历的农村迁移劳动力层次上选择私有部门的概率提高幅度甚至超过了25％。反过来，教育对选择国有部门的影响呈现出拐点变化。虽然仅接受初中教育水平降低了选择国有部门的影响，但是从高中教育水平到大学教育水平，其对国有部门选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递减，并且变得不显著。然而，教育水平对选择国外部门的影响正好与选择私有部门相反，呈现出单调递减的趋势。这一研究结论与Zhang(2004)对城镇居民就业部门选择的研究结论相反，该文的计量分析结论表明教育水平对选择国有和政府部门的影响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我们对城镇居民和农村迁移劳动力在不同教育水平对国有部门不同选择的行为特征来自于这两个群体在国有部门就业职位的差异，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国有部门一般就职于那些非正规的临时岗位，其对教育水平的要求一般较低；而城镇劳动力一般就职于那些正规的、具有福利保障的职位，因此其对教育水平要求较高。另外，农村迁移劳动力接受教育水平高低对选择国外部门的边际效应呈现出的单调递减特征部分的可以归因于国外部门职工招聘“二分”的特点。国外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一般处于两个较为极端的角度：一方面是接受过很好教育的管理层白领员工；另一方面是低技术素质的蓝领员工。而农村迁移劳动力一般处于低技术素质的一段。而教育水平对选择私有部门的边际效应存在单调递增的特征可能说明在私有部门，农村迁移劳动力具有一定的职位晋升空间，而不像国外部门和国有部门一样呈现出明显的职位或等级的二分特征。
图3 教育水平对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的边际效应
注：数据来源见表2。
四、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过程中的性别差异
从上一节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农村迁移劳动力在部门选择过程中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因此本节将集中于分析这种差异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性与男性不同的个体、家庭或其他行为特征的差异所导致的(即方程(1)中的Zi的差异)，而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纯粹的性别歧视所导致的？表3的第一栏报告了根据特征变量均值计算出来的总的，以及男性与女性部门选择的概率分布。而表3的第二栏则报告了样本中不同性别在不同部门就业的概率分布。通过比较表3的前面两栏，我们发现根据回归结果计算出来的概率分布与样本中的概率分布存在显著的差异。这是由于选择不同部门就业的农村迁移劳动力全体的特征变量均值存在的差异所导致。因此，为了回答本节首先提出的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全部的性别差异展开分解。接着，我们对不同性别的农村迁移劳动力在不同部门的分布概率进行“模拟”。首先，我们假设样本中所有的农村迁移劳动力都是女性，然后根据特征变量均值计算出全部迁移劳动力进行部门选择的概率分布；其次，我们假设样本中所有的迁移劳动力都是男性，同样根据特征变量均值计算出部门选择的概率。这两次性别模拟计算出来的结果报告在表3的最后一栏。通过比较表3的上中下三栏，我们发现其概率分布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那么，对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可以根据如下三个方程展开分解(Borooah，2000)。其中全部性别差异的计算方程为：
(10)
纯粹的性别歧视的计算方程为：
(11)
特征变量之间的性别差异为：
(12)
分解的结果报告在表5中。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部门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首先，女性虽然在国有部门处于非常明显的性别劣势，但是这种劣势主要是由于女性的个人或家庭特征所导致的，比如说个人的人力资本状况，而从纯粹的性别歧视角度来看，女性在国有部门处于优势地位。其次，女性在私有部门不管从纯粹性别差异，还是从个人特征而言，均处于优势地位。而女性在私有部门所拥有的纯粹优势，可能部分的来自于私有部门所集中的行业特征。因为中国私有部门的发展主要集中于轻纺工业、餐饮业和其他娱乐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具有天然的比较优势。同时，这些行业对技术的要求较低，所以女性在私有部门并不拥有其他特征方面的优势地位。令人感到的惊奇的是，我们最后发现的纯粹性别歧视仅仅发生在国外部门。在缺乏更多数据的前提下，我们无法对这种纯粹性别歧视的源泉展开进一步的分解。一种可能的解释来自于国外部门企业技能偏态型的歧视，即国外部门主要集中于电子、机械和其他制造行业的生产，而在这些生产性行业中对体能的要求较高，因此男性可能具有比较优势①，总而言之，虽然农村迁移劳动力在部门选择过程中虽然存在较为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其纯粹的性别歧视并不明显。本文对部门选择性别歧视的研究结论与Liu et al.(2000)对部门工资性别歧视的分析结果保持一致，其中可能的解释来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竞争促使企业对低成本的追求纠正了其性别的偏好。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经历的农村劳动力迁移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同时，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企业正呈现出所有制多样化的特征。在最近农村迁移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之上，本文对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部门选择行为和性别差异展开了经验分析。经验分析的主要结论为：
(1)首先，在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等个人特征变量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部门选择行为上与已有针对城镇居民就业的部门选择行为的经验研究结论保持一致，这说明中国的城镇劳动力市场与农村劳动力市场可能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融合。但是，就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状况(特别是教育水平)对其部门选择的影响而言，却与城镇居民就业的部门选择相反。教育水平对农村迁移劳动力选择私有部门的影响呈现出单调递增的趋势，部分可能的原因是仅在私有部门的企业中农村迁移劳动力才存在职位晋升的空间，而在国有部门企业和国外部门企业中呈现出明显的职位或等级的二分特点，因此农村迁移劳动力仍然在这两个部门的企业中集中于低层。
(2)其次，家庭和迁出地等特征变量对农村迁移劳动力的部门选择行为几乎不存在任何影响。这一点与Zhao(1998)对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决定因素分析结论保持一致，说明决定农村劳动力迁移，同时决定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拉力为主，而迁出地的社会经济状况对其迁移行为的推力并不显著。
(3)另外，农村迁移劳动力工作搜寻渠道对其就业部门选择行为存在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其通过私人工作搜寻渠道(朋友、亲戚、老乡或同学的介绍)对选择国外部门企业存在高度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这种单一、非市场化工作搜寻渠道的依赖，可能导致农村迁移劳动力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职业和部门隔离。这说明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仍然非常严重，特别是在农村迁移劳动力与国外部门企业之间的匹配方面，中国劳动力市场中介机构仍待进一步发展。
(4)最后，虽然农村迁移劳动力在进行部门选择时呈现明显的性别差异，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来自于其自身特征变量之间的差异，纯粹的性别歧视并不特别明显。我们认为在私有部门和国外部门的纯粹的性别差异可能主要来自于这两个部门所集中行业的技术需求特征。
总而言之，基于本文的经验分析结论，我们认为农村迁移劳动力在城镇就业时仍然存在显著的部门差异，特别是在国有部门与国外部门的企业中农村迁移劳动力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经历着职业隔离；同时，针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的市场中介仍然有待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由于中国经济的成功转型有赖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成功转移、安置和就业，本文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部门选择微观行为的分析有助于加深中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机制的理解。加强农村迁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与建立和完善现代化的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是推动经济快速转型、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当然，考虑到本文调查样本较小，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整个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政策含义的解释应该保持谨慎态度。我们期望有覆盖面更为广泛、样本量更大的数据来支持着对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融合过程中微观机制的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本文对企业所有制划分的标准为：国有部门包括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私人部门包括个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国外部门包括中外合作、合资企业以及外商独资企业。
②Liu，Meng and Zhang(2000)将整个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国有部门、集体部门和私人部门。在Liu et al.(2000)与Zhang(2004)中均将中外合作、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划分到私人部门，而本文认为将国外部门和私人部门分开是必须的，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所有制企业，并且面对不同的税收制度。
③关于MNL模型的数学推导过程与统计特征请参阅Lee(1996)与Borooah(2001)。③
④本文仅限于对农村迁移劳动力部门选择过程中的性别差异展开分析，而对部门之间的性别差异展开系统的分析需要同时对其工资或收入水平的性别差异展开研究。由于本文的主题集中于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的部门选择行为，所以对该部分的性别歧视不包括在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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