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有间：两代人话语中的新孝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孝道论文,有间论文,话语论文,亲密论文,两代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89(2014)04-0083-07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趋势已不可逆转，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大陆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为8.87％。2013年，新施行的《老年人权益保护法》中有一条引人注目的修改：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问候老年人。这一规定也被大家通俗地理解为“常回家看看”。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逐步强烈；瑞典、芬兰等北欧福利国家的法律中都有关于子女对父母精神赡养的具体要求。在中国，这一趋势也日益明显，尤其是城市中的老人大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对子女经济供养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少，开始日益关注自身精神层面的需求。然而“常回家看看”却在法律实践层面备受质疑，因为精神上的满足太难量化，完全取决于老人的主观感受，实际上也有赖于代际间固有的交往模式和亲情来维系。在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一代，自身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同时也必须迎面承受日益严峻的养老压力，他们应该如何调整自身来适应这种现实的变化? 一、文献回顾 从中国养老问题和孝道的现有研究结论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矛盾：一些研究认为，中国社会存在日益严重的养老危机，并得出“孝道衰落”的结论；[1][2][3][4][5]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孝道观念仍得到普遍认同，老年人也对与成年子女的关系表示满意，没有发现“孝道衰落”的迹象。[6][7][8][9][10][11]对比结论相异的两类文献，孝道“衰落”的结论主要来自农村样本，而城市样本的研究并没有得出孝道“衰落”的结论。为什么不同的样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回答在什么意义上，孝道被认为衰落了?对孝道衰落与否的评价，究竟来自父母的感受还是子女的孝道行为?细读文献后发现：一是，孝道衰落与否的评估标准主要来自父母的感受而非子女的行为。因为如果仅从孝的行为来看，城乡两类样本中的子女孝道行为都减少了，但父母感受却不一样：农村父母感觉孝道衰落了，而城市父母基本没有这样的感受。二是，导致父母感受差别背后的原因是亲子权力关系的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导致了亲子间对于孝道标准的理解可能不尽相同。这一发现对于解释孝道是否变迁以及如何变迁至关重要。 (一)孝道衰落论：亲代地位衰落，亲子间关于孝道的理解不同 郭于华对河北农村的研究[12]和阎云翔对黑龙江下岬村的研究[13]均发现，代际交换的公平逻辑仍然存在，但交换倚重的内容却不同了，亲代注重生养之恩(即要求子女无条件回报)，而子代则强调生养之外的交换资源(即子代成年后亲代的付出，也即子女要求有条件回报)。因此，农村赡养危机突出表现为老人所要求的无条件回报不得不让位于小辈人所认可的有条件回报。那些在“生养之恩”之外没有更多交换资源的亲代，“为了防止老来无靠，讨好子女成为一种公开的竞争”或者任由“小辈人指责”。而少数在家里还受到尊重的父母“统统都是要么有钱要么有权”，“其他大部分大家庭里的父母都得设法有所贡献”。研究认为，影响代际关系改变的最重要因素还是国家力量，支持孝道的传统机制(包括法律、公众舆论、宗族社会组织、宗教信仰、家庭私有财产等)在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改革开放后已经丧失，孝道观念失去了文化与社会基础。 (二)孝道继承论：亲代地位维持，亲子间关于孝道的理解基本一致 孝道继承论的研究主要来自城市样本[14][15][16]，研究中的老人都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绝大多数独立性强，无论是经济还是自理能力，对成年子女的依靠都不是必须而是辅助性的；二是代际互惠的双向关系非常清晰，在家务、照顾孙辈方面，老人都能给予子女很多帮助；三是在精神方面也具有代际双向互动的特点。这些特征表明，实际上城市父母在“生养之恩”之外依然拥有代际交换的资源。 另外，农村留守父母与外出打工子女关系的研究也没有发现孝道衰落，因为农村留守父母在亲子关系中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对河南、贵州两省的调查[17][18]发现，虽然留守老人在子女外出后，从代际关系中并未明显获益，但代际关系满意度反而提高了。因为除了家庭整体经济收益的增长外，留守父母为外出子女提供的各种家务帮助(如照顾孙辈等)也肯定了老年人的价值，而且子女外出经历隐含着“光宗耀祖”的成分，老人因此间接为家族昌盛作出贡献，这些都使农村老年人的社会交换感、家长角色和权威地位得到维护。 综上，结论相异的两类研究，评价的是不同情境下的孝道。前者的研究中，父母自身丧失了“生养之恩”之外的交换资源；而后者的研究中，父母拥有更多的可交换的资源。资源上的差别对孝道标准的理解产生影响，前者要求子女无条件的回报，后者认同子女有条件的回报。结果是，固守“无条件回报”标准的老人更可能产生孝道“衰落”的感喟，而在实践中已经表现出“有条件回报”标准的老人则与子女较为协调，代际关系满意度更高。 本文认为，孝道作为一种文化因素，其背后必然有结构因素的支持，结构性的变迁必然导致文化标准的改变。因此，与其去争辩孝道是否衰落的问题，不如仔细审视不同结构背景下的不同文化标准，即关注孝道是否变迁以及如何变迁的问题。本文目的正是希望考察现代都市背景下，两代人心目中的孝道标准是怎样的，从中能否看到一种有别于传统孝道的新孝道模式。这对于中国社会日益紧迫的养老危机无疑更有现实意义。 二、关于孝道变迁的理论架构 传统孝道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文化表征。在封闭的农业社会，家庭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团体或组织，人们终其一生可能都在家庭内部劳作、生存。传统孝道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有助于家庭内的权威式结构和尊卑关系，培养了顺从、听话的下一代，保证家族的和谐、团结及绵延。因此，传统孝道与中国农业社会的家庭主义原则和父权家长制唇齿相依。今天的中国已进入工业化时代，虽然家庭主义的取向依然深刻影响着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但人们对个体自由、权利、价值、尊严及幸福的追求与日俱增，家庭主义与个体主义之间的张力已经形成，并对包括亲子关系在内的中国社会关系的权利义务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孝道的演化正是其中之一。 (一)孝的本质依然是“敬” 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以孔子的孝道观为基础，重点就在孝敬。《论语·为政》中记载，子游问孝，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可见，孔子认为“善待”父母关键在于要有对父母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爱，如果只是单纯的物质供养，尚不足以为孝，更重要的是要“敬”，使父母得到人格的尊重和精神的慰藉。《礼记·祭义》中，曾子也承继了这一观点：“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对“孝”作了层次上的区分，尊敬父母为最高层的孝。虽然孝道的变迁成为必然，但“敬亲”这一孝道的本质不会改变。杨国枢认为善待父母是孝道之所以为孝道的核心要素，是属于孝道不应也不会因社会变迁而改变的部分。[19] (二)从“顺从”到“尊重”：孝的标准发生改变 传统孝道为了维护权威式结构和尊卑关系，要求遵从父母的意志，即对父母无条件地服从，否则视为忤逆和不肖。因此传统孝道的“敬”具有更多敬畏、顺从的成分。这是因为儒家文化发轫之初对社会秩序的关注，“无违”才能维持一个“礼”字。而新孝道追求亲子关系的平等性，强调亲子双方的个体价值和尊严，尊重个体的独立和自由，因此新孝道的“敬”重在“尊重”，而“顺从”弱化。 (三)从“奉养无违”到“亲密有间”：孝的模式发生改变 旧孝道的“奉养无违”模式强调物质上要供养父母、精神上要绝对服从父母，压抑自我的个性。这一模式强调父母身份的权威性、优先待遇和子女身份的依附性。而新孝道的“亲密有间”模式则强调精神赡养的重要性，将孝道要求从物质层面的供养提升至精神层面的关心和满足，同时尊重亲子双方的个体价值和自由意志。 1.新孝道重实效：“养亲/侍亲”弱化 相比于作为社会规范的旧孝道在养亲、侍亲方面的强制性和仪式性，新孝道则在表现形式上更加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家庭的需要。比如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四二一”家庭结构，使“侍亲”可能更难办到。另外，城市父母的经济独立也使经济供养可能不再成为尽孝的必然要求。因此，物质赡养的重要性在新孝道中可能整体弱化。 2.新孝道强调情感表达：“悦亲”强化 旧孝道对角色规训的强调，可能使子女对父母敬畏有余，亲密不足。新孝道将亲子间的交往、交流还原到了个体层次，尤其在少子化甚至是子代唯一性的今天，更加促进了亲子间的亲密相处和陪伴，情感表达和精神交流成为亲子间的主要表现形式。另外，社会发展的日新月异也使亲子关系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反哺的特点。 3.新孝道凸显互益性和关系：“显亲”强化 旧孝道中“轻慈重孝”的倾向比较明显，强调父权的稳固。但在新孝道中，施慈和尽孝同样重要，代际间相互履行责任、资源流动，以形成长久而密切的关系。这种代际互惠的“关系”体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经济利益和情感因素的一致性，由此生发出的亲子间的付出与回报不仅具有感恩的意义，更具有利他的情怀。因此，子女自身的成就以及亲子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将在新孝道的实践中占有相当重要和独特的位置。 可见，区别于旧孝道的“社会规范”取向，新孝道更多表现出一种“个体福利”的取向。这里不仅有物质的供养、生活的扶助，更包括对个体情感和价值的尊重和认同，尊重老年人的独立性、情感需要和在代际关系中的自我效能感和自尊感。因此，要实现新孝道的标准，精神赡养至关重要。 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在现代中国城市家庭中，孝道标准已由“顺从”向“尊重”演化，从而使亲子间的互动模式由“奉养无违”转变为“亲密有间”。本研究将证实或证伪这一假设。 三、资料分析：两代人关于父母晚年回报的态度 研究资料来源于2009年对25—40岁的上海常住居民及其父母的调查，访谈样本30个，并辅以问卷资料的佐证。 (一)物质赡养 1.养亲：父母普遍不求“经济回报” 问卷数据显示，只有2.4％的父母表示希望从子女那里得到“经济支持”，可见城市父母由于自身经济独立，普遍不求“经济回报”。访谈中还发现他们希望经济上能“完全自足”。S阿姨家里一直经济压力重，儿子工作后获得高薪收入，极大地缓解了家庭经济压力，但她不希望增加儿子的经济负担：“我替儿子想想，他们今后压力也蛮重的，以后两个小的要管四个老的。现在社会竞争这么厉害，看看他们这些钱，也不是好赚的。”谈到自己的经济压力，她会说：“身体好点还不要紧，万一身体不好，压力就大了。讲难听点，我一下子去了嘛也算了，就怕不死不活吊着，现在医药费都很厉害，就怕这种。”同样经济不宽裕的Q阿姨也表明不想依靠儿子：“反正日子过得过去嘛就可以了，子女那里你再去问他们拿呢……也不会拿他们当摇钱树的呀，最好我们退休工资再加点。” 比较两代人收入水平后发现，有60％的子女经济水平好于父母。可见父母不需要子女的经济回报并非因为父母的经济状况好于子女，原因可从下面的个案中得到。一位父亲说：“按照我们以前的讲法，孩子现在的收入很好了。但是年轻人用钱的地方比我们多呀，那么我们就体谅点呀(笑)。因为我们年纪大了，用钱的渠道也比他们少呀。”这位父亲的“体谅说”道出了原因，子代在客观需求和消费水平两方面都明显高于亲代，因此决定代际间经济流向的是需求水平，而不是收入水平。 2.侍亲：身体照顾是子女最难达到的 本研究的子代调查对象年龄为25—40岁，因此其父母多数还不需要身体上的特别照顾，但我们也询问了他们对未来养老的愿望和预期。多位父母提到会考虑去养老院，无论是考虑去养老院还是居家养老，父母都认为子女由于工作或自身的压力，可能很难亲身来照料他们的生活。独生子女的父母更是都提到“四二一”家庭结构对于养老问题的现实困境。60岁的Z阿姨有一个独生女：“现在小孩都是一个，她也没有更多的能力像上一代一样……讲最简单的，大人住院了，你有四五个小孩，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后天一个，不吃力的，你天天吊牢一个人，肯定不行的。”57岁的W阿姨明确表示不想依靠儿子，她考虑以房养老：“养老我想过的。如果生活有了矛盾，烧饭很吃力了，我就把这套房子卖掉，就好像交按揭，住养老院去，钱换劳动力。和儿子住在一起我觉得不大可能了，他们工作都很忙的，等他们40岁以后，年龄大了，工作更吃力了，这时候小孩大了，我们也带不动了，他要负责了。我觉得他没这个能力管我们。” 正如父母谈到的，在养老问题上，经济能力是先决条件，最终的出路是去养老院。对于未来父母养老的预期，子女普遍认为经济回报可能是他们更容易达成的一种回报方式。原因除了有父母谈到的压力和时间精力之外，也有个体意识层面的原因，子代对于自我的关注和个人独立性有着明显高于亲代的诉求。37岁的Y女士说她母亲说过将来要去养老院，退休金全部交给养老院，不够子女贴。对母亲的这个态度，她说：“我蛮赞同的。因为我结婚晚，我属于那种正好孩子要读书，我必须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要多一点。我如果把他们(父母)交给一个很专业的机构去养老，这样会更好。找一个很专业的，不是那种一般的、随便送进去，真的是比较专业一点的，那钱不够没关系，我觉得我完全可以省下这笔钱……因为我做子女的，特别是有家庭的子女，你工作、孩子都要兼顾，不可能再有时间去照顾老人了。但我能保证一周，或者最少两周去看他一次。”32岁的R女士的态度是要看整个社会的环境，目前来看更可能选择居家养老，但她也提到“最后的出路是去养老院”，因为“倒不是说孩子不肯养你，因为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他们其实也知道，不可能天天陪着他们，除非真的更长寿一些，我退休了，但基本上不太现实。”对于子女对父母的晚年回报，R女士有这样一段话：“现在他们生活上帮到我们很多，我们以后也会赡养他们终老，这个是很必然的，我从来没去想过别的一些东西。可能我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照顾老人，可能我们到那个阶段还在上班，那比如说一些经济上的，可能到最终真的就是经济，因为你想投入一些东西也很难，你不可能放弃工作，你没有经济能力更不要谈别的，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这个是蛮残酷的。因为父母现在投入的很多是他们的感情，这个是不能用钱来衡量的，但是可能最终我们回报他们的是钱，去找一个可靠的阿姨来服侍他们，或者找一个福利好的养老院或医院，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可能我们不能经常地或者很好地去照顾他们，只是周末或者在有空的时候尽量地去看他们而已，这个蛮不公平的，但是可能就是一个社会现象。” 以上两个个案的说法在子代中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关于父母的养老，访谈中多数子代赞同的仍然是居家养老，但都表示出可能没有时间或没有能力亲身服侍父母，而更愿意请人来照顾父母，同时都特别强调了经济回报更具有现实可行性。 (二)精神赡养 访谈中，我们一再听到父母强调对子女是“不求回报”的。本文认为，有必要对父母的“不求回报”作进一步的讨论。这就涉及父母最看重的东西是什么，当哪些方面得到满足时，父母就会有较好的满意度。“回报”在一定程度上也得以实现。问卷数据显示，父母对于“希望从子女那里得到什么”的回答，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只要他自己过得好”(75％)、“多聊天多沟通”(72.2％)和“能关心我或关注我”(69.1％)，都在7成左右。可见，子女自身的发展以及亲子间的情感维系，是老年父母最看重的。这个结果对于我们解释城市父母对回报的期待是很有意义的。 1.显亲：子代成长是父母最看重的 2011年《社会心态蓝皮书》报告指出，“子女发展期望”在中国人的九大生活动力中排在首位。这与我们的调查结果相当一致，父母最希望从子女那里得到的回报是“只要子女自己过得好”，被选率高达75％。关于这一点，两代人是非常有共识的。数据显示，两代人对于“子女成家立业、过好日子，是对父母最大的回报”的态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高达95％的老年父母赞同这一说法，青年人中的赞同比为90.7％。这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回应，虽然很多老年人希望子女“常回家看看”，但也会非常体谅子女的忙碌和没有时间，只要子女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都能顺利。 所谓“子女自己过得好”首先是不要让父母“操心”。L先生说：“(对子女的)希望呢要看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物质上呢我们是从来不希望的，精神上就是希望以子为荣，希望他们能够成长、争气，不要犯错误，好好过日子，好好工作。希望他们稳定，让我们放心，不要老是为他们提心吊胆过日子。”他的妻子也说：“以前讲养儿养女防老，现在呢，养男也好，养女也好，是一个任务。不要考虑到养老，他不淘气就蛮好了。做大人嘛，就这样，只要你们好，不要来让我们烦。” 除了不让父母“操心”，进一步的要求是希望看到子女的“成长和进步”。S阿姨说：“女儿是我的希望。将来老了，我还能看到女儿怎么样，你好像一直在看她成长进步，这是一种希望。看到孩子一点点大起来，有成绩，这是最幸福的……总希望一代比一代过得好，一代比一代幸福，这就是做人的宗旨呀。”Z阿姨的女儿、女婿工作很忙，外孙完全由他们老两口来带，在家务方面Z阿姨为女儿一家付出很多，但她还是觉得满意度很高，因为女儿、女婿在事业上、经济上都很成功。说起对女儿的希望，她说：“我只要她成长了，她现在可以了，我觉得就好了。我所谓的希望就是，只要她过得比我好(笑)……各方面都要比我好，生活啊，工作啊，还有她的下一代啊，能否成长啊，就是这个希望。”除此之外，她坚定地表示她“不求回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新孝道所具有的“互益性”的特点。如果仅从物质回报看，Z阿姨并没有从女儿那里获益更多，相反她还付出很多，但由于女儿各方面的发展很不错，而这与父母的支持分不开，因此Z阿姨觉得在精神上得到了回报。 2.悦亲：情感沟通是父母最期待的 在子女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亲子间的情感沟通和精神支持是老年父母最期待的方面。33.2％的父母希望与子女“经常见面”。S阿姨：“作为我们(老的)，也希望他们(年轻人)经常来来，这样也热闹点。搭搭伙，只要我们做得动，也无所谓的。”W阿姨：“我跟儿子讲，你一个礼拜要回来一趟，看看我，如果有时间多，你多回来(几次)最好。” 72.2％的父母希望与子女“多聊天、多沟通”。W阿姨举了一个例子：“有时候儿子讲话很简单的，但是……举个例子，我带钟点工过去帮他打扫了一下，第二天他发个短信过来，‘姆妈，你昨天来过啦，很干净的’，我就觉得心里很开心的，其实我每个礼拜都去的，但这样就给人感觉……好像一种肯定一样，是不是?倒不是要他怎么回报，给我送什么礼物。”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其实父母有时候需要的仅仅是一点点来自子女的沟通和反馈。S阿姨的儿子26岁，月薪过万，工作很忙。她对儿子非常满意，但访谈中也流露出一些困惑：“我就希望儿子下班回来，有啥事情跟你讲讲。不管你今天有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能够回来大家讲讲，作为我们，很想听听，很想知道。就是不是说儿子工作了，我好坏都不用管了。我其实很想知道他所有的事情……比如有时候他出差，有可能他和女朋友之间会经常联系的，他跟家里好像就不大会(联系)。我有时候就讲你想过家里吗，但我们好像很……很(牵挂他的)，他就说没电话给你们总归是太平的，对他来讲是这样的，但对我们大人来讲就不是这样的……他出差一个礼拜，最多到了给你报个平安，到回来再给你一个电话，中间就不会了，他认为又没事情。”讲到这些时，能明显感到S阿姨的失落。 子代在访谈中同样谈到了父母渴望交流的愿望。Y女士说：“我爸妈虽然不希望与外人接触太多，但他们希望与子女交流多一点。比方说我弟弟，他就喜欢一个人门‘砰’一关打电脑，我妈妈说和他谈话像见首长一样困难(笑)，就是在吃饭时间抓紧和他谈话。”S阿姨和Y女士都是具有相当典型性的个案，反映了现在两代人在处理代际关系时的态度和行为方式有很大差别，有相当一部分亲代并未从子代那里获得较好的精神满足，而且他们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理解子代的立场，从而有意无意地压抑着自身的情感需求。 调查表示，69.1％的父母希望子女“能关心或关注我”。“关注”一词表达的正是在亲子关系中父母对自身价值的期待。访谈中多数父母并没有直接表达出这种愿望，这与中国父母一贯以“无私”、“奉献”、“忘我”的形象示人的文化传统有关，如果用开放式的访谈很难获得这个答案，但面对问卷中设置的这个选项，近7成的被选率足以证明这一点对父母的重要性。32岁的R女士说：“父母最希望的是得到关爱吧。当你长大了，你的信息接受量越来越大、人际关系越来越广，可能父母不再是你生活的中心，哪怕现在我们关系这么密切的一个家庭，父母在我的日常生活中也不算是非常中心的人，我还有我的圈子，我工作的一些东西，还占了很主要的地位吧。所以我觉得父母可能更需要的是子女关注他们，这个可能是他们最希望得到的。关注他们的生活，情绪，就是这些东西。其实他们这代人对经济的要求还是相对会低很多。”R女士的这段话非常贴切地表达了现代城市父母对子女的一种愿望和心境，也非常准确地描述了亲子互动中的一些困境，即子女对父母的关注和关心有所欠缺。 (三)理想的亲子关系：独立的个体+亲密的关系 数据显示，分别有84％的父母和85％的子女认为理想的亲子关系应该是“既是亲密依靠的，又是各自独立的”，两代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非常接近。现代父母普遍认同亲子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将双方都视为人格上平等、经济上各自独立的个体，因此他们特别强调亲子间的“相互尊重”，即子女要尊重父母，父母也要尊重子女。W阿姨说：“互相尊重，互相通气，能帮助尽量帮助，也不用走得很(密切)。按照他们的能力，能够关心我们的(就关心)，按照我们的能力，能够关心他们的(就关心)，就很好了。不要一味地追求他们要对我们怎么样，他们能够尊重我们，很多礼节能够做到，就好了。相互尊重和理解最重要。”S阿姨也说：“(子女)到大了，就像一对好朋友。如果住得近，就像邻里关系，大家客客气气，你帮我、我帮你。你不要一本正经父母喽，怎么样喽，小的现在不服帖了呀。”L先生也强调要尊重对方的独立空间，良好的沟通是前提，他说：“我的感觉，还是平淡一点好。也不要天天待在一起，互相都多留一点空间。该待在一起的时候，大家自然会走到一起，这就是最开心了。双休日，节假日，那么大家在一起，还要看双方的时间。”从对于“理想亲子关系”的描述也可以看到，两代人都强调亲子双方的独立、自由和自主性，认为情感上的表达和精神上的融洽才是亲子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 四、结论与讨论 伴随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在城市家庭中，孝道标准已由“顺从”向“尊重”演化，从而使亲子间的互动模式由“奉养无违”转变为“亲密有间”。“亲密有间”作为新孝道的互动模式，反映现代城市家庭中亲子关系变动的两大基本趋势。第一，亲子双方是拥有独立人格的个体，亲子间的权利和义务具有现代法意义下的清晰界定，亲子双方拥有各自的独立和自由，相互尊重，互不干涉，这有利于减少代际间的依赖，促进代际双方的自立和自主。第二，基于独立人格的亲子关系将真正趋向于平等，使亲子间的互动更具有“利他”的情感和互益的关系，从而在亲子间形成真正亲密的情感关系。 孝道模式的这一转变表明，新孝道对今天年轻一代的子女提出了更高层次的孝道要求，即对精神赡养的重视，要求子女从发自内心深处的情感出发去关心、关注父母，尊重他们的情感，了解他们的需求，使父母真正在精神和情感层面上享受到家庭的和睦、心情的愉悦和精神的慰藉。具体来看，旧孝道中的尊亲、显亲、悦亲等特征得到强化，这与当下老龄事业所倡导的“老有所乐、老有所尊”的更高目标是非常契合的，充分体现了对精神赡养的重视。另一方面，由于现代老年人经济上的独立性，以及父母对子女的爱护、体谅之心，使物质赡养的要求在新孝道中成为辅助性要求，当父母自身具有较强的养老能力时，旧孝道所强调的养亲、侍亲的特征在新孝道中得到一定的弱化。上述改变促使新孝道在实践中回归到中国传统孝道思想的核心理念，基于对父母的尊敬和真挚的爱而“善待”父母，这使中国孝道中的普世价值得以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