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战略面向未来的理论观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际论文,理论论文,战略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追求民族自立和国家富强以及维护和平的世界秩序，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对外战略目标。中国在捍卫主权独立和民族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同时强调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原则与承担国际义务的道义原则。不少国外学者认识到，虽然中国正在尊奉发源于西方的主权原则，但中国所主张的建立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却并非与西方一致。（注：Samuel S.Kim,"Chinese Perspectives on World Order",David Jacobson ed,Old Nations,New World Conceptions of World Order,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Westview Press.P.41.）面向未来，中国如何看待当今由主权国家所构成的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如何在不断融入国际社会中保持自我特色，强大后的中国与“霸权”处于何种关系以及中国将持何种和平秩序主张等等，对这些问题的观照规定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发展取向。
一、关于国际关系体系与国际政治秩序
回顾历史，世界从长期的不同国际关系体系分割并存局面到长期的殖民体系演变和最终解体，国际社会向着民族独立的主权国家体系发展，国际社会中民族自由平等的民主成分在增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源于西欧民族国家国际关系体系的主权原则，虽然是每一个面向现代化的国家的国际向往，但由于国际关系一直处于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秩序之中，主权原则所标榜的国家独立、自主、平等一向被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所淹没。20世纪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和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潮的到来，虽然开拓了主权国家体系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新时代，但在短短数十年里，并未彻底消灭国际秩序的强权政治。而只要强权政治的影响还存在，任何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都有走向霸权的可能性，有可能在外交思想上沿着一条从认同于民族主义到认同于霸权主义的道路发展。比如，日本就曾将80年代的“新国家主义”战略思想概括为：一方面依凭“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谋求彻底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另一方面在军备、教育、思想上推进和增强国家控制，对外提倡西方阵营中“国际国家”的责任与义务，对内强化大国主义的、排外主义的“国粹国家”的体制与意识形态。（注：［日］吉田杰俊：《现代思想论》卞崇道等译，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序言第2页。）美国的政治思潮也这样规划了后冷战时代美国自己的外交战略：美国凭借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要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在全球推行现成的冷战时期的美国安全体系，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欧洲和日本要在适应美国的霸权下保留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这样可以保证西方大国之间无战事，因为美国体系将驯化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使它们之间的冲突能在一个扎实、稳定的政治秩序中得到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在全球范围内，美国的两大目标是避免全球无政府状态和阻止一个大国对手的出现，为此美国要重视全球力量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变化，而不是去考虑如何消除全球收入分配中普遍存在的不公、保护环境等问题。（注：［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39、279-280页。）
由于与主权国家全球林立几乎同时而来的是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际经济分工的日益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的增强标志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经济与科技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因此突出。在紧张的国际经济与科技的竞争之下，各国都非常重视世界市场的作用，以促使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模式的形成。于是，在主权独立的政治取向和相互依赖的经济全球化两相并存发展的时代，新的思想和理论逻辑应运而生。有的强调了后者，竭力提倡一种建立在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理论。这种理论有利于对促进国家关系改变的解释，认为相互依赖决定了竞争双方的利益不再是零和，即国家之间的利益竞争不再是一胜一败的结局，而是双赢的结局，因此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对话将取代战争与对抗而成为国际关系的新选择。而且，这种理论与主权国家体系发展相违背的地方，是认为国家的主权地位要削弱，经济相互依赖将导致经济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一体化发展。
然而，对于20世纪才赢得主权独立的国家来说，民族自立与国家强盛都是必须争取的目标。为此，它们在国际关系中要同时坚守主权原则和寻求有利的发展环境，因而在强权政治与经济全球化并存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在反对霸权和对外合作之间做到平衡。在维护主权方面，所能依据的主要是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则对保障主权的约定。在发展民族经济的现代化道路上，发展中国家在积极吸取发达国家的市场经验和经济学理论，纷纷实行经济开放，并在自由制度等方面抱着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通过对话解决国际间纠纷的方式普遍被接受。所有这些做法的目的均是为了赢得一个有利于自我发展的良好国际秩序。
以对国际关系的性质判断和行为取舍为基础，当代关于国际秩序的思潮有这么几种：以沿袭过去权力政治认识为基础的霸权主义，要建立单极的霸权体系下的新秩序；以强调经济相互依赖下从制度、规则角度研究国家行为的自由制度主义，所要建立的是发挥社会功能而不是国家作用、以增进社会利益而不是国家利益的超越领土界限的世界秩序体系；（注：Samuel S.Kim,"Chinese Perspectives on World Order",DavidJacobson ed,Old Nations,New World Conceptions of World Order,Boulder/San Francisco/Oxford:Westview Press.p.56.）以坚守民族国家在国际上自主平等的主权原的，将希望多寄托在发挥联合国作用上，其目的是建立主权国家体系下的和平秩序；还有一种也将希望多寄托在发挥联合国作用上，旗帜是强调集体安全，但要发挥联合国类似世界政府的干预作用，建立超国家的世界秩序。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对上述一种思潮作出选择，也可以将几种思潮合为己用。随着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在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间的相互交合发展，西方大国政府的外交思想也不再是单一的一种主义的产物，比如，美国布什政府开始提出的“世界新秩序”战略，（注：Samuel S.Kim,"Chinese Perspectives on World Order",David Jacobson ed,OldNations,New World Conceptions of World Order,Boulder/SanFrancisco/Oxford:Westview Press.PP.38-39.）所宣扬的就是保障全球的集体安全，要建立的是泛美主义的世界秩序，所依仗的是霸权的单极格局，奉行的是霸权稳定论，最想捍卫的也是国家的主权利益，客观上则威胁了别国的主权地位。
在现实世界，不同类别的主权国家之间还存在差别、对立和利益冲突，即便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间也会发生摩擦和冲突。而且国家不仅在作为一个阶级统治的政治共同体而存在，而且在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象征而存在，这使得国际关系中争取民族国家利益的行为具有了合法性基础。因此，主权国家和民族利益是构成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核心要素，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依然是一个竞争性极强的体系，只是各国外交所依据的思想基础的上述不同，才使得国际关系表现为或冲突性竞争或合作性竞争的不同。
那么中国将作何取舍呢？中国外交思想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抛弃了传统的世界主义的天下观，接受了现代国际关系的主权观，实现了从中国中心的等级和平秩序观向主权国家独立自主的平等和平秩序观转变。在同国际社会的关系上，由于旧中国被迫长期处在牺牲自己民族利益的位置上，因此，反对旧的霸权秩序，建立一个国家自主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的即民主的国际新秩序，无疑就是中国人的理想。由于中华民族的解放是与世界反帝反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特别是在西方大国经济封锁的年代，中国接受并运用的主要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思想以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虽然不断吸收了西方思想中的主权国家观念，但最终并未接受其强权政治理论和极端民族利己主义的价值观。
中国外交思想切实转到对主权国家体系的观照是从70年代开始的，毛泽东同志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标志着中国在认识和对待国际关系体系上的转变，社会阶级和革命运动不再作为划分整个世界国家类别的标准，而是根据各主权国家的权力地位和外交思想导向，区分出三种有不同国际秩序主张的国家。80年代，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明确了主权国家思想，提出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将不根据制度模式和意识形态划线，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是专对哪一个国家，而是根据是非曲直，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中国的标准基于国家利益和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
当然，中国也面临前面所述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同样问题和战略抉择。首先，在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发展经济上之后，中国要调整与发达国家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机构的关系，在现有国际体制中增进自己的制度参与，通过合作发挥影响。但中国很难做到主观认同西方大国设计的“一体化”或“国际化”，即使中国融入现有的国际体制，也不会赞同在制度和文化模式上与西方完全统一，相反，中国将对国际社会出现的不公正、不合理的规则和制度等发出不同的变革声音，这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共同规定。其次，中国不会发出走霸权之路的声音，同样，中国也不会放弃反对霸权的口号。“霸权”是中国在接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现代化道路上最不愿认同的东西。客观上正是反对霸权为中国赢得了独特的国际信誉。第三，对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集体安全和主持正义的功能和行动，中国的战略已有所调整，已有认同并与之合作的外交举措。但是，中国更多强调的是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对主权国家地位和安全进行保障的初衷，因为国际关系中的主权独立与平等原则仍然是中国所坚守不变的国际准则。
二、关于霸权政治阴影与和平外交战略
如果根据权力理论研究历史上霸权兴衰的规律，人们看到的是，历史上有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美国等国都曾在世界舞台上显赫一时，其中发挥过相当长时期主导作用的国家则有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在关于后霸权国与前霸权国关系的问题上，也就是霸权转移和交接的规律问题上，流行着两种解释：一种观点认为，后来居上者（潜在霸主）向“领导者”（现霸主）挑战很难避免。历史上的霸主国之中，荷兰成功于向葡萄牙挑战，英国用自由贸易挑战了西班牙和荷兰的海上殖民垄断，美国19世纪用“门户开放”挑战了英国排他性的殖民霸权体系等，但挑战的成功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蕴储力量、等待时机的过程。另一种观点则是，新兴霸主都不是旧霸主的直接挑战者，反而是合作者。因为直接挑战者均会遭到失败，而合作者在霸权及其挑战者两败俱伤时则能够坐享其成。并举例说，19世纪至二战时期，德、法两国曾分别作过英国的直接挑战者，但后来都衰落了，而美国则是在与英国合作的基础上取代英国成为20世纪的霸主；二战后苏联成为美国的直接挑战者，现在也已经衰落。以上两种观点也都被人用来解释中国的外交战略，认为中国也遵循其所谓的规律，只是前者认定中国是一个挑战国，后者则要中国争取做一个霸权的合作者而不是挑战者。
上述基于权力理论的逻辑，忽略了历史上大国霸权兴衰的客观必然性因素，也忽视了国家关系上“挑战”与“合作”行为发生的历史基础及其深层的经济和社会动因。更为不可取的是，这种观点似乎预示了中国走向霸权的必然性。因此，这种依然承袭殖民主义时代霸权政治思想的逻辑解释，理论上已不足取，实践上无疑加剧了中国威胁论的份量。一方面，中国是否成为霸权国的挑战方或是合作者，都不是中国一厢情愿所能达成的。另一方面，中国无论采取合作还是对抗姿态，都不会是出于霸权的考虑，而是会以顺乎历史潮流为行为标准。历史上，所谓的挑战成功者，也都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英、荷两国打破葡、西两国的海上霸权和垄断，顺应了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19、20世纪美国反对以英国为中心的殖民垄断，以及苏联提出民族自决的外交主张，也都顺应了世界从殖民体系向主权国家体系变革的历史潮流；20世纪末苏联解体和东欧巨变，并非只因同美国对抗，没能顺应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潮流甚至逆潮流而行，乃是衰落的根本原因。
中国着力于国家的强大，并不追求霸主地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目的在于顺应历史潮流，忠实地推动国际社会的民族平等和民主参与体制的最终建立。
国际关系史上不同阶段和不同的体系之下，存在不同的解决战争和冲突以及维持和平的方式和手段，也有着不同的和平主义主张。在历史上有过的等级制国际关系体系下，有帝国一统下的和平主义，也有宗教一统下的和平主义；在殖民体系时代，垄断国际事务的强国依据其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来维持殖民体系的和平与稳定；而在西方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的是权力均衡制下的和平秩序论、霸权稳定论以及世界政府理论。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依然存在靠霸权威胁、核威慑获得集体安全的逻辑。
虽然古代中国长期维持过等级的国际关系秩序，但是，在近现代经历了惨痛教训之后，中国中心观已被彻底去除，留下的只是对和平的向往，而且现代化的和平思想既已不再是过去通过道德教化实施“王道”的和平主义，也更不会接受建立在西方权力政治基础上的“霸道”的和平主义。中国已经做出顺应形势发展的思想和行动转变，并在一些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比如在国家利益关系上，中国早已主张平等互利；在对已发生的冲突解决上，主张对话消除对抗；在解决自己与外国的领土争端上，做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资源共享、互利合作的举措，等等。中国也重视发挥国际舆论、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机构的作用。但中国坚持国际社会的干预要建立在维护双方权益，特别是要建立在弱小一方意愿的基础上。
在过去国家利益关系被界定为彼此“零和”的对立和排斥的时代，冲突双方在得与失之间抉择，权力往往成为决定因素。当今国际关系中经济、安全、环境保护、科技信息等彼此息息相关的制约因素正在改变过去的观念，面对或“双失”或“双赢”的选择，国家间合作与对话就成为解决冲突和摩擦的可能方式。即便在最为敏感的领土争端中，解决争端的方式也在改变。边界争端不再必然爆发战争或对抗，保持某种形式的边界和平与稳定秩序已经比边界本身显得重要。中国的上述和平外交思想在中国日益强盛和增进影响的道路上理应得到坚持和发展。中国还将进一步致力于促进一种防止冲突、维护和平的自制机制的形成，使冲突的平息也不再是那种依靠外来威慑的平息，而是在自主意愿基础之上的和平解决。为此，中国会积极参与制度革新的国际合作，特别是推动建立新的国际维和机制，为民主、繁荣的国际社会的到来而努力，为世界各民族的自立与和平做出贡献。
三、关于国际主义与国家利益
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总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只要前者存在，就必然有后者在起作用，因此，随着全球主权国家体系的形成，民族主义已成为全球性的旗帜。然而，现代民族主义无论作为思想还是作为行动其特点都在发生变化，旧的狭隘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封闭性、排外性、对抗性特点，正向着开放性、合作性的新的民族主义特点转化。
中国在走向主权国家的曲折历程中，中华民族的命运与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国革命的道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紧密相关，这就规定了中华民族不只是在关注自己民族的命运，还总是与世界人民整体命运相联系。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思想中一直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国际主义情结。然而中国所作的国际主义努力在方式上正发生着变化。认识到意识形态输出或革命输出虽是一种选择，但却只能是失败的选择。将国际主义旗帜举得过高，甚至为国际主义而长期牺牲本民族利益的选择也是不可取的。既然组成国际体系的主权国家有不同类型，相互之间又必须长期共存，那么，民族国家自身利益必然成为各主权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随着两极冷战格局结束，国际关系的对抗形势得以缓和，国际阵线的概念迅速淡化，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外交思想中的地位和影响骤降。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实际利益冲突凸现出来，那种长期被压抑或掩盖的民族主义开始形成新一轮的浪潮，但与过去在发展方向上不同的是，各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意识与世界经济依存关系增强所导致的国际合作取向，将逐步取代旧式的政治依附和武装冲突行为。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社会出现的许多重要国际条约和公约，都已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志，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增强，国际关系中少数大国主宰国际事务的寡头政治正向中小国家扩大参与的决策民主化发展。
在这样一个由具有新特点的民族主义所支撑的国际社会背景之下，中国将有自己适宜的国际主义和关于国家利益的战略取向。政治上，中国将顺应和支持国际事务的民主化潮流，在多种制度和类型并存的主权国家体系内，不会突出制度文化的影响；经济上，将认同民族主义的合理主张，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鼓励弱小国家发展经济，并坚持说公道话的做法。同时，中国将根据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选择最佳合作伙伴和最好的合作方式；文化上，中国将开掘本民族的精神资源，以此形成全民族的向心力，在不断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中保持民族自尊和自豪，实现民族自强。当然，中国自强后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只从事大国游戏，或奉行大国主义，中国不会作空想的国际主义，但会提防国际主义的虚无，不忘记自己的国际义务，确保强大之后的中国具有自己特色的良好的国际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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